最近，围绕作家韩寒与批评家白烨在博客上所展开了一场论战，成为文化界关注的热点。韩寒就白烨的一篇有关“80后”作家的评论做出强烈反应，在自己的博客上贴出了一篇火药味浓甚至极为过分的文字。韩寒以为，作品的价值应该由市场和读者来决定，而不是由批评家来决定，当下被批评家所推崇的作品大都很平庸，而当代批评家对“80后”作品有一种不应该的漠视，甚至不读作品就胡乱批评。这些观点首先在韩寒的读者中引起了共鸣，他们大都站在韩寒一边指责甚至辱骂白烨，乃至借题发挥否定当今文坛。其后在不到一个星期里出现了400多个跟帖，点击率就更是难以计数，最终演变为一个在文化界引起轰动的文化事件。在上面那场争论中除了王晓玉、陆天明等几位作家站出来批评韩寒及其拥趸，却未见到有批评家及时出来表态，引导争论走向文学论争的轨道。只是在此争论成为文化热点后，才陆续在传媒的策划下出来讨论这一事件的“意义”，而不是探讨“80后”文学的价值及其问题之所在。
　　在新的传媒环境下，作家能够对批评及时地做出自己的回应，批评也变得似乎比以往更强大，可是文学批评在上述文学事件中又一次在应该发言之时却出现失语。这一现象确实耐人寻味。它其实昭示了当代文学批评的一个深层次问题：文学批评缺少自己应有的责任担当。归结起来，它主要涉及到三个方面：文学批评的主要对象是文学作品还是文化事件；文学作品的价值是由市场决定还是另有衡量标准；批评是否要有自己的价值坚持。这一问题的解决对发展文学批评和推进文学创作均有重要意义，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地探讨。
　　
　　文学批评的主要对象：文学作品VS文学事件
　　
　　当今是一个“眼球经济”的时代。文学活动的文化背景中有一个突出的要素就是传播媒介的作用。文化市场对文学的交流传播活动过程以及社会影响的关注超过了对作品本身的品质和价值的关注。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批评、舆论和传播活动正在逐渐取代创作而占据文学活动的中心位置。
　　在这个越来越商业化和媒体化的社会文化环境，作家和批评家生活、写作容易受到市场化的左右和时尚化的影响。这就导致了一种怪现象：不少批评家热衷于文学事件的讨论，而对有关事件当事人的作品却一无所知。
　　在一次作家作品研讨会上，从参会的不少批评家的发言来看，他们根本就没有读过这些作家的作品，更不用说长期关注这些作家的创作了。有的批评家甚至公开声称，他没有读过某个作品也照样可以批评。可见，这些批评家所关注的不是作品的性质或价值，而是围绕在作品周围的事件。以文学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文学批评更多地是介入到文化事件的争论而不是进入作品进行分析。而这正是批评为公众所诟病的重要原因。
　　文化环境出现的这种关注重心的转移，并不代表它对于文学批评而言也是一种必然的或正确的取向。批评家只有认真地阅读“80后”作家们的作品，才会真正发现他们给文学带来的新元素和发展的可能性，也才会宽容他们在创作上的缺陷，进而影响他们的创作。也许韩寒们激愤的就是这种对其作品的漠视和反应，如果有批评家能真诚地指出其作品哪里好，哪些还有待改进和提高，这样对他们的创作和成长益处多多。
　　“80后”作家们在多个场合都表达过自己对文学的追求和信念，对写作的虔诚，希望能创作出有分量的作品。事实上，他们中的一些人取得了很可观的创作实绩，有不少值得称道的作品，像张悦然的(葵花走失在1890)、周嘉宁的(合欢街上的悲欢离合)、范继祖的(一个普通的早晨)、蒋峰的《冻》、苏德的《钢轨上的爱情》，都是很有自己的特色，颇具文学价值的作品。
　　在他们的作品中，基于他们独生子女的生活经历和体验，他们强调这种经历和经验的表面差异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并以极力表现他们世界的这种封闭特性。在不少人看来，这是一种狂热地追求差异而限于差异的文学。确实，个性化写作及其个人经验在其作品中占有一种突出的位置，但他们那种对兄弟手足般情感的珍惜和极其理想化的描写，令人震撼。他们对生活的理解和对孤独感的刻骨记忆，不仅与其他时代的作家不同，而且描写独到。他们写的其实是这个时代的人看待世界的视角和对生活的提问方式。我们首先必须理解这代人，才能理解他们的作品；只有阅读他们的作品，才能帮助我们进一步地理解这代人的生活和思想。
　　“80后”作家们在自己的作品里还进行了一些可贵的形式探索，如唐一斌的《关于一次温和的行为艺术表演》、陶磊的《获奖小说》、张佳玮的《出租车司机以及预定路线》、苏德的《次马路上我要说的故事》以及周嘉宁的《赎》，它们叙事角度、结构和语言方面都进行了自己的探索和试验。如果有批评家好好地开掘这些作品给文学注入的新元素，是会有不少发现的。
　　可见，他们中的不少人并不是没有文学的追求和信念。只不过，他们是以自己的方式来强调和追求这种信念。当然，我们更要看到这样一个事实：虽然“80后”作家有了不少值得肯定的作品和影响，有的创作经验甚至值得总结和提升，但难以否认的是，其创作还不很成熟，取得的创作实绩离他们所声称的追求目标还有不小距离。这就需要有批评家关注他们的创作，并敢于真诚地指出其创作的成绩与缺陷，与他们一道推动“80后”文学创作的前进。
　　我们现在不是缺乏批评家，而是缺少出于关怀的真诚的批评家。文学批评要获得尊重和产生应有的影响，不能只关注文学事件的讨论，更要注重对有关文学作品的深入研究。因为，批评只有“建立在彻底理解艺术家或作家在其作品中所遵循的规则、深入研究典范作品和积极观察当代的突出现象的基础上”，才能发现创怍中那些新颖和独创的质素，并推动文学创作的发展。
　　因此，文学批评家不要放弃对文学事件和文化事件的发言，更要认真研析文学作品，才能增进批评的现实阐释力。批评家不仅要有个人的真诚，更应该有文学的真诚。
　　
　　作品的价值与市场需求
　　
　　对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做出自己的评判是批评家的职责，但这也最容易引起纷争。不要说对同一篇作品的评价批评家与作家本人会有分歧，就是不同的批评家也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和评判。这不仅仅是因为作品的丰富性和批评家的艺术修养差异造成了解读的不同，而且更可能是各自对艺术的见解和不同的评判标准使之然。
　　撇开一些复杂的非文学因素，“韩白之争”的争论焦点也主要在于文学作品的价值是否由市场决定，其实是种文学观之争。白烨认为：“‘80后’作者和他们的作品，进入了市场，尚未进入文坛……”而韩寒却声称：“卖的好，是因为写的好。”
　　在白烨看来，“80后”的一些明星作家的作品在市场上买得非常火爆，其作品的文学价值并不高，这些作家 只满足于在市场上的已有成功而缺少更高的文学追求。虽然白烨说得有点过分，我们也暂且不去探究其中有否更复杂因素，但对文学事业本身而言，其对上述“80后”的偶像型作家发出警示和提出要求的用意还是好的，希望“80后”作家能不断前进，创作更上一个台阶。
　　韩寒的逻辑是，作品在市场卖得好，就是写得好，他们的作品在市场上销量惊人，就证明他们创作的作品价值高。这是一种市场决定论。对韩寒个人而言，我们仍愿相信，这种观点最主要是用一种极端的手法来反击对手，为“80后”创作群体赢得文学界的更多关注。可是，在当今文化界抱持这种市场决定论的却大有人在，这不能不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其实，市场化与文学价值并不天然地矛盾。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有的优秀作品在市场上照样买得好，获得丰厚回报。但我们并不能就此得出“市场上买得好的作品就是优秀作品”这个结论。卖得好的作品自有其卖得好的原因，但并不必然就是写得好。只有在上述意义上，韩寒在博客上说的“书卖得好不好，和文学不文学没多大关系”这句话才具有建设性价值。
　　可以说，文化建设的根本核心主要不在于市场，而在于其精神价值。文化如此，作为文化中的更偏重于精神性的文学更是如此。确实，文学不仅仅是一种商品，它还有更厚重和可宝贵的精神属性和审美价值。文学没有贵贱之分，但文学价值却有高低之别。文学与赛车不一样，获得市场并不一定代表文学的成功。娱乐作用也远不是文学的全部功能，如果文学只是娱乐，只为让读者觉得更高兴，更个性化，而没有其应有的审美价值，那就和卡拉OK没有什么区别，那这种文学离它的末日就不远了。
　　那么，文学作品的价值既然不是由市场表现所决定，哪到底有没有其他的衡量的标准呢?
　　前不久，作家余华出版了长篇小说《兄弟》，批评家对这部作品评价不高，遭到了对其寄予厚望的批评家的强烈批评，余华也进行了有力的反批评。但有意思的是，这部作品虽然遭到批评家的强攻，在市场上却卖得特好。
　　那么，到底是市场对，还是余华抑或批评家站在真理的一边呢?对文学作品的价值的评判者主要有三种：让读者和市场做出选择，批评家来评判，历史淘选。
　　对文学作品这样一种精神产品而言，让读者和市场来评判不仅有民粹主义对信息产生搅动从而影响判断之弊端，且市场的逐利性，会想方设法来刺激和创造需求，市场表现好并不一定是种真实的精神需求，不一定能反映出作品的价值。因为，社会群体中的个人大都有一种舆论协从心理倾向，其易受为传播媒介所主导的舆论之影响。
　　那么，以批评家的评判为标准呢?且不说它自古以来就常常伴随着作家的质疑，在当今这个受到解构主义思想冲击的时代，就更容易招致批判。再说，批评家的评判比起读者和作家来虽往往较理性、客观、到位，可批评家也并不总是站在真理的一边。历史和时间无疑可以淘选出优秀的作品，但我们不能光坐在这里等待历史的裁决，何况我们现在正在建构历史，我们不能借口在文学价值的判断上的困难，就推脱、放弃自己的历史责任与使命。
　　虽然要对一篇文学作品的价值作出准确评判是件很复杂、很困难的事情，但是，大家对一部优秀的作品并不是没有相对的标准。从历史经验和现实观察出发，我们会发现，一部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大致具有以下特征：一、适应时代需要、反映时代精神；二、具有文学上的自觉；三、有美学上的创造与追求。
　　如果上面这种看法大致成立的话，那我们就能解释为何“80后”作家的一些作品卖得火，也就能回答令作家对此感到莫名其妙的疑惑。“80后”作家的一些作品之所以赢得很多读者，是有其必然原因的。首先，其不少走红作家是通过作文竞赛挑选出来，头上有天才少年的光环，是年轻读者崇拜的偶像和明星作家。这些作品在市场上受到追捧就是自然而然的了。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品中有契合八九十年代出生的读者所熟悉的那种生活经验和体验，其中有他们渴望的那种纯真情爱和对世界的理解和想象，还有一种固有的反叛精神，其作品能引起他们的强烈共鸣。
　　可见，我们要更进一步准确的评价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就必须了解这代年轻人的心理和精神生活，深入研究这些作品给当代文学注入的新元素。
　　
　　批评家的价值选择
　　
　　从“韩白之争”这一文化事件来看，文学的讨论有从“经典的时代”转向“相对论的时代”的迹象。
　　首先，“80后”作家在倡导一种新的文学观念。在“80后”这个文学场中，作家被冠以一个别称——“写手”，这个称呼其实含藏着他们对文学创作的认识和理解。在他们眼里，文学创作成了人人都能做到的事情，文学发展的各种可能性在这个背景下能得以展开和生长。创作固有的那种神圣意义被他们消解了，市场化操作也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留下了深深的刻痕。
　　这种观念的变化给“80后”作家的创作带来了重大影响，市场的追捧成了他们创作的重要动力。有作家曾公开承认过自己的这种无奈：“可以说，是书商推着我们走。”在当代文坛上，有不少作品就是商业化运作而产生的结果。文学的商业化成为推动文学创作的重要力量，这导致了文学创作的急功近利、浮躁和喧嚣。
　　其次，由于媒介的新变及其提供的方便，使得任何人批评任何作品有了可能。以往文学批评是通过口头和借助于出版的力量而得以传播。这种传播往往是单向的且容易受到控制。当下，由于新兴媒体尤其是互联网的兴起，文学批评传播的环境、渠道和方式与以往相比发生了嬗变。不仅文学作品可以在网上得到传播，文学批评也同样可以在网上进行并得到实时的传播和回应。比如，作家博客的出现对文学批评活动具有深远的影响，无论是批评的环节、程序、时间，还是批评的媒介、主体、读者、范围、层次都出现了新的建构。韩寒和白烨的争论就是在博客上得以快速传播的，经过传媒的炒作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在这个新传媒环境中，不仅使得蒂博代的“人人都是批评家”有了现实上的意义，而且传媒批评具有了惊人的能量，能够做到那些为以往批评所梦寐以求的事情。
　　在这样一个时代，更有理由要求批评家坚持正确的文学立场，以一颗对文学忠诚的心来从事批评活动，并做出自己的价值选择。
　　一个真正的批评家应该告诉作家，一部真正有生命力的文学作品应该具有哪些特征。在批评实践中，既要促成文学创作上的万马奔腾、百花齐放局面的实现，更要强调文学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和应该负载的社会功能。因此，批评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和更好地对重大文学问题发言时需要实施某种策划，但如果批评光是一种策划，就容易沦为一种时尚。这种批评的力量貌似强大，其实走得不会太远。
　　一句话，批评家不仅要成为观点的提供者，还要成为观点的引导者，为文学事业的发展和主流文化的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