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的不同,是在感觉的深处。这种不同,反映着人这种动物的聪明与神奇的两极。互相学习是需要的,但没必要一定要将我变成你,或将你变成我。要变,恐怕就像程大利说西方人学国画,须下五千年的功夫不可
　　前不久,翻译家杨宪益先生去世了。他给我们一些人留下的印象,突出的不是他翻译的英文版《红楼梦》,而是他与他的那位一听就会令人肃然起敬的英国夫人戴乃迭。
　　
　　两位文化老人,一中一西,白头偕老。
　　杨先生本人是极中国的。他写的打油诗,不是五言便是七律,然后与一帮自甘寂寞的文人诗酒往还、嘻笑怒骂,喝最便宜的酒,抽最便宜的烟,洒脱无羁,浑身无处不透射着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那种落拓名士的风韵与气节。
　　近日读了一些知情者、友人回忆他的文章,联想到他的夫人,那位金发碧眼的英国女人。她年轻时的照片,看上去绝对是一个异域美人。这俩人生活在一起,在那些日常的细节里,诸如一嗯一啊的瞬间,又是多么的不同于我们。
　　戴乃迭如不来中国,大概会嫁一个英国男人,那种极绅士又极条理的老派文人,像小说家亨利•詹姆斯,或散文家查尔斯•兰姆那样的。譬如兰姆,写《论烤猪》,不惜洋洋千言,将那种体面的英国绅士于美食面前,既垂涎欲滴又彬彬有礼的样子,描写得惟妙惟肖。
　　这事儿在杨先生这里大概是不屑的。尽管北京全聚德烤鸭的味道绝不在伦敦小烤猪之下。对于戴乃迭这位英国女士,如与兰姆这样的英国老派文人在一起,不管吃不吃小烤猪,大概都会使她的生活以至于命运完全不同。——不说多么幸福,有更多的熨帖和安适,却是可以肯定的。但这就是命运。杨宪益与戴乃迭,通过一段浪漫的跨国姻缘,创造了中西合璧的奇迹。
　　我想,东西方的不同,是在感觉的深处。这种不同,从文化上思考,其实都极伟大、极本质,反映着人这种动物的聪明与神奇的两极。
　　拿绘画说,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精确与真实感,是我们先人万不能及的。即便不是感觉的不同,拿工具说,也截然两样。油画的材料,是工业的结果。而宣纸和毛笔,则来自乡间作坊。材料决定了绘画的两个不同方向。不同的方向居然又与各自的哲学和文学相辅相成,严丝合缝。
　　前些日子翻阅一个资料,看到半个世纪以来一些艺术家欲将东西方绘画结合在一起的努力,其中不乏一些大家的手笔。但给人的感觉,总不能说有多成功。
　　我想,生拉硬拽凑成的姻缘,肯定是有问题的。我们绘画讲究写意。几年前曾看到一个外国人的中国画作展览。笔墨中规中矩,但总觉缺少点什么。当代国画大家程大利先生,在我亦师亦友。有人问他,西方人学画国画须几年时间?他开玩笑说,五千年。
　　这玩笑听来唐突,细想是有道理的。不过我联想到梵高画的那双破旧不堪的皮靴,他的《吃土豆的人们》,心想我们在意趣上并没独享。艺术到了顶端,许多地方是接近的,相通的。亲见程大利先生画山水,笔触犹如油画的画笔,一遍遍地往纸上画,色彩极浑厚,层次极丰富。我说他,像在画油画。他默笑认可。
　　是啊,这不又证明了这个道理?西方人所追求的真,或者我们所说的“道”,在优秀的文人艺术家那里,做到顶端,其实是无分别的。像杨宪益和戴乃迭二位相濡以沫的夫妇,日常生活里还有东西之别吗?
　　看来互相学习是需要的,但没必要一定要将我变成你,或将你变成我。要变,竟真如程先生所言,须得下五千年的工夫不可了。
　　(作者为作家、画人,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