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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最关注的十七大议题中前四位依次为：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深入反腐败斗争、扩大就业并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公正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首列之两项均系政改核心内容，另两项与政改直接相关
本期《财经》杂志10月15日面世之日，恰逢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如本刊今年春节前夕对新一年中国各领域的走势预测时所概括，“2007：等待之年”——所等待者，正是这一天。
毋庸讳言，海内外广泛关注此次大会，焦点之一就是新一轮人事安排，亦即新一届中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的选举结果。这关乎中国未来的执政格局。不过，中国广大业界人士、普通公众以及真诚希望中国更好的海外人士，对十七大还有一层更殷切的期望，就是期望大会能够提出富于变革意义的新方针，特别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能有所突破。官方新华网正在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公众最关注的十七大议题中前四位依次为：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深入反腐败斗争、扩大就业并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公正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首列之两项均系政改核心内容，另两项与政改直接相关。民意昭昭，是为明证。
当然，自1978年底算起，中国改革近30年，政治体制改革也在推进中。从实行领导干部职务的任期制和退休制到部分实现党政职能分工，从基层的民主选举试点到依法治国的主张，中国政治体制已经有很大进步。然而，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中整体渐进与局部推进相结合的劈波斩浪之势，政治体制改革力度不足、整体滞后，确为不争的事实。由于改革滞后，政治体制中旧疾未除，新患再生，后果也相当严重：当前民间积怨最大者莫过于官场腐败蔓延，权力缺乏制衡；而识者所忧之处，还包括涉及垄断利益的经济改革难以推进，公共权力部门化、垄断化势头明显，等等，不一而足。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即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他还得出结论说：“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邓小平的这些话至今被反复征引，但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相互依赖，相互配合”的局面尚未出现。中国改革走到今天，经济成就举世瞩目，转轨经验众所公认，然而，政治体制改革仍长路漫漫，关隘未过，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和忧虑。
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固然与是项改革本身的复杂性和敏感性密不可分，但一些利益集团刻意阻挠也不应轻视。此外，某些不应有的误解和顾虑也是政改不畅的重要原因。
例如，有些论者总是担心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将导致社会不稳定，殊不知政改裹足不前才会成为动荡的温床；有些论者仍习惯于将“民主”“宪政”看做资本主义特有的属性，殊不知这本是人类文明的共有成果，亦为中国履行联合国人权公约应尽职责；还有些论者认为，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宜“只做不说”，殊不知此种封闭方式，潜意识中仍是“替民做主”，与民主“保护少数人正当利益的多数人治理”的属性背道而驰。
在种种自设障碍面前，政治体制改革一时间甚至成了敏感词汇；一些本属政改范畴的改革举措，也被冠以其他概念以“避重就轻”，直接影响了公众参与改革，更难形成政改的整体统筹观。当前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消除误区、更新观念、申明目标，实属必然。
政治体制改革百端待举，中心还是推进民主。恰如经济体制改革绕不开市场，政治体制改革也绕不开民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近年来对民主有大量阐述，他明确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强调“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并提出“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以民主的制度、民主的形式、民主的手段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做主”。在今年的“625讲话”中，他再次申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奋斗目标。事实上，中共新一代领导人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施政纲领之所以深得人心，正是因为这些理念得以聚合民主政治的内涵。
当然，政治体制改革可称“知难行更难”；在中国推进民主离不开“文化合理性”的中国特色，又是“难上加难”。虽然繁荣的经济提供了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政改作为空前复杂的浩大工程，仍然要求政治家有高度智慧，要求成本最小化的周密设计，要求经历不断试错的渐进式经验过程。以民心论，现在可谓既求改亦企稳，有愿望也能面对现实。不过，民间的期待之火确实在熠然跃动，这对领导者会是挑战、机遇和考验。
本期《财经》杂志10月15日面世之日，恰逢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如本刊今年春节前夕对新一年中国各领域的走势预测时所概括，“2007：等待之年”——所等待者，正是这一天。
毋庸讳言，海内外广泛关注此次大会，焦点之一就是新一轮人事安排，亦即新一届中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的选举结果。这关乎中国未来的执政格局。不过，中国广大业界人士、普通公众以及真诚希望中国更好的海外人士，对十七大还有一层更殷切的期望，就是期望大会能够提出富于变革意义的新方针，特别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能有所突破。官方新华网正在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公众最关注的十七大议题中前四位依次为：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深入反腐败斗争、扩大就业并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公正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首列之两项均系政改核心内容，另两项与政改直接相关。民意昭昭，是为明证。
当然，自1978年底算起，中国改革近30年，政治体制改革也在推进中。从实行领导干部职务的任期制和退休制到部分实现党政职能分工，从基层的民主选举试点到依法治国的主张，中国政治体制已经有很大进步。然而，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中整体渐进与局部推进相结合的劈波斩浪之势，政治体制改革力度不足、整体滞后，确为不争的事实。由于改革滞后，政治体制中旧疾未除，新患再生，后果也相当严重：当前民间积怨最大者莫过于官场腐败蔓延，权力缺乏制衡；而识者所忧之处，还包括涉及垄断利益的经济改革难以推进，公共权力部门化、垄断化势头明显，等等，不一而足。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即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他还得出结论说：“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邓小平的这些话至今被反复征引，但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相互依赖，相互配合”的局面尚未出现。中国改革走到今天，经济成就举世瞩目，转轨经验众所公认，然而，政治体制改革仍长路漫漫，关隘未过，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和忧虑。
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固然与是项改革本身的复杂性和敏感性密不可分，但一些利益集团刻意阻挠也不应轻视。此外，某些不应有的误解和顾虑也是政改不畅的重要原因。
例如，有些论者总是担心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将导致社会不稳定，殊不知政改裹足不前才会成为动荡的温床；有些论者仍习惯于将“民主”“宪政”看做资本主义特有的属性，殊不知这本是人类文明的共有成果，亦为中国履行联合国人权公约应尽职责；还有些论者认为，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宜“只做不说”，殊不知此种封闭方式，潜意识中仍是“替民做主”，与民主“保护少数人正当利益的多数人治理”的属性背道而驰。
在种种自设障碍面前，政治体制改革一时间甚至成了敏感词汇；一些本属政改范畴的改革举措，也被冠以其他概念以“避重就轻”，直接影响了公众参与改革，更难形成政改的整体统筹观。当前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消除误区、更新观念、申明目标，实属必然。
政治体制改革百端待举，中心还是推进民主。恰如经济体制改革绕不开市场，政治体制改革也绕不开民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近年来对民主有大量阐述，他明确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强调“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并提出“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以民主的制度、民主的形式、民主的手段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做主”。在今年的“625讲话”中，他再次申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奋斗目标。事实上，中共新一代领导人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施政纲领之所以深得人心，正是因为这些理念得以聚合民主政治的内涵。
当然，政治体制改革可称“知难行更难”；在中国推进民主离不开“文化合理性”的中国特色，又是“难上加难”。虽然繁荣的经济提供了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政改作为空前复杂的浩大工程，仍然要求政治家有高度智慧，要求成本最小化的周密设计，要求经历不断试错的渐进式经验过程。以民心论，现在可谓既求改亦企稳，有愿望也能面对现实。不过，民间的期待之火确实在熠然跃动，这对领导者会是挑战、机遇和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