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来宋史研究的特点与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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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宋史研究在研究格局、文献整理与研究、研究生培养方式、研究取向、研究问题和方法等方面展现出不同以往的新特点,值得关注。同时对宋代历史地位的重新认识和对日本唐宋变革论兴起的反思,以及呼吁研究"大宋史"的声音日益高涨,都表明宋史研究向纵深发展的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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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统"十六字心法"的核心内容是"道心""人心"之别,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与《尚书·大禹谟解》中提供了两种不同的判别思路。这两种思路的区别是对"知觉"的形成有不同的说法,而它们的共同点是强调"道心"与"人心"的区别仅仅在于认知的发生根源与不同的认知层级。如果说"道心""人心"之别类似于德性判断,那么这种判断建立于"知觉"这一认识论概念基础上。将认识论与德性论结合的关键点,又集中体现于朱熹对"心之虚灵知觉"与"人之知觉"命题的阐释上。产生"道心""人心"问题
历史学派只是19世纪盛行于德意志地区的历史主义在经济学界的一种反映。它对历史方法的浓厚兴趣,是与正在上升的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的,以此呼应德意志民族统一和成为世界列强的渴望。这种民族主义以国家主义为载体,迥然有别于英法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并成为历史学派重新界定自己在经济学界中位置的武器。其中,李斯特和历史学派的开创者们只带有温和的国家主义色彩,他们把自由主义视为为了实现民族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统一而进行改革的思想武器。但是,后继者们在思考"德国如何走向富强"和德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地位的问题时,游荡于自由主义
数字货币在获得社会广泛关注的同时,也引发了大众媒体与主流学界的观点分歧。文章通过对数字货币特征、运行逻辑和文化象征意义的概念性探讨来弥合不同视角的鸿沟。文章认为,数字货币的出现并没有对现有主流货币理论构成"新"的实质性挑战,但它确实揭示了反思传统概念框架并拓展其分析视角的必要性。我们应该将数字货币折射的各种冲突作为一条线索,来探索现代经济与社会运行的观念基础。
在经济思想史上,人们对技术进步影响收入分配效应的关注推动着技术进步分类的深化研究。文章追溯技术进步分类的源起,阐释各种技术进步类型的传承联结,勾勒技术进步影响要素收入份额的框架性图景。在技术进步外生阶段,对要素节约型技术进步的分类已从生产层面(要素投入多寡)转向收入分配层面(要素收入份额变动)。在技术进步内生阶段,与收入分配相关的技术进步研究兴趣从"后果"转向"前因",在生产和分配一体化格局下探讨技术进步偏向的形成机制。随着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来临,针对内外生冲击下形成的技术进步,相
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对西方规范伦理学的研究仍然侧重于德性论伦理学、功利主义伦理学和义务论伦理学。这三种学说的共性都是以伦理理性主义为基点,通过理性确证为人类行为寻找道德评判的基础。面对理性主义伦理学难以解释我们为什么负有道德义务、日常生活中的道德冷漠等现象,情感主义伦理学再次引发人们关注。当代情感德性论者斯洛特通过对英国情感主义伦理学的修正和发展,对移情作为道德基础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做出了系统论证,为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的复兴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思路,使情感德性论成为与义务论、功利论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美德德性论
西方哲学家普遍认为,理性包含着认知理性与实践理性两个相互分离的部分。然而,通过对自然自主性及相关品质的考察,可以发现认知理性和实践理性并非相互独立,而是同一种心智品质或属性。它们是同一事物即理性中互补的两面,重释的阴阳也是如此,认知理性涉及我们对世界的接受-"阴",实践理性涉及目的或冲动("阳")的指向。凡是有理性的地方,就有被理解为阳和阴的实践理性和认知理性。凡是有认识理性-阴的地方,就必然有实践理性-阳,反之亦然。理性自身比我们迄今所认识到的更为统一。这种统一性可以理解为阴阳实体,它可以帮助我
文章分析了四大经济体非常规货币政策对中国金融环境时变影响的异质性。研究发现:在共振阶段1和分化阶段2,即美联储基准利率处于正常区间时,美国非常规货币政策对中国FCI造成的冲击更大;发达经济体非常规货币政策对中国FCI的影响中,美国最强,欧元区次之,英国在四个时点处均对中国FCI带来正向冲击,日本多为负向冲击;中国FCI受到的多为中短期冲击,冲击的程度在长期有所缓和。文章建议央行密切关注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变化,建立科学合理的FCI,将金融稳定纳入货币政策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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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对人民币国际化具有重要影响。出口差异化程度高的产品与进口差异化程度低的产品对提升本国货币国际地位有促进作用,而初级产品贸易无益于本国货币国际化。文章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资本品与零部件以及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最终消费品都显著促进了人民币的交易使用,而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初级产品贸易及向其出口消费品则无益于人民币国际化。为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有必要积极推进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资本品、零部件出口与最终消费品进口。
宋代官府是防治瘟疫的核心力量,不仅将"疫灾"提升为"四大灾害"之首,而且建立了以各级官吏为主导、社会民众力量为辅助的疫病防治体系,采取了医疗统筹、民生安置、行政管控等措施加以应对。地方官吏是宋代防治瘟疫的基层力量,采取了赈济灾民、医疗救治和加强社会管理等措施。受官府的重视和引导,宋代社会对瘟疫的态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认识到医药知识是防治疫病的根本和关键,"按方剂以救民疾"和"依方用药"成为宋代社会防治瘟疫的新方向。这些措施的有效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住了疫情蔓延和疾病传播,促进了新医学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