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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着发财梦的人们在广东路上讨论股市行情，交换水道消息。经年累月，一小簇演变成一条街，一条街又恢复到一小簇……街上的人数随着大盘的起落而变，以至于人们常常将它视为股市的“晴雨表”。
就在这一次次的起伏中，这条街悄然改变了许多人生。关于人性、成败、财富和人生的意义，没有比这条街上发生的故事更生动的了。
马路股市沙龙
这是一条距离上海“外滩牛”仅1.4公里的马路。那座长5米、重6.8吨的雕塑，与华尔街铜牛享有共同的设计者，寓意是“只要铜牛在，股市就能永保牛市”。
当牛市真的来临时，整条街洋溢着一种节日般的喜庆氛围，人们背着手、仰着脸，略带得意地跟旁人讲述自己刚刚赚了多少钱。然而，一到熊市，失落的情绪开始在街上蔓延，零星出现在街上的人们个个垂头丧气。
这条路叫广东路，有人叫它“马路股市沙龙”，有人叫它“街头股吧”，它的诞生甚至比上海证券交易所还要早一些。
申银万国黄浦营业部附近，路边摆着几台电脑，周围总能围着不少股民。传闻当年的“中国股市第一人”杨百万就曾在这里出没过。股民们聚集在此，为的是获取只言片语，为自己的股市投资“指点迷津”。
上世纪90年代，位于广东路729号的万国黄浦营业部开始了早期的股票交易。门前排队的人们组成了马路股市沙龙最早的雏形。
人们常常将它视为股市的“晴雨表”——每逢牛市，人头攒动；熊市来临，应者寥寥。有人自此扬名立万，跻身富豪之列；有人一败涂地，落得个家破人亡；也有人在繁华之后又归于沉寂，回到了起点。
一个江湖
一个寻常的周末，人流逐渐在街头股吧聚集。这里通常以一个人为中心，扩散出十几人到几十人的圈子。
大大小小的圈子碰撞、重叠。刚吃过午饭的中年人穿着睡衣，拿着扇子走到这个圈子听听，又走到那个圈子瞧瞧；白发的退休老人颤巍巍地掏出眼镜，打开新出的研究报告一字一句地朗读起来；贩卖炒股机的人戴着鸭舌帽，用不容置疑的语气兜售着自己的产品。
每个圈子的中心都有个奋力的“演讲者”。声音洪亮，面色红润，脑门上冒着细密的汗珠，是“演讲者”们此时的共同特征。
大老李在25年前就是最出名的“演讲者”之一。他曾站在高处，拿着喇叭，告诉大家买哪只股票好。25年后的一个下午，当他再次来到广东路的时候，还是被人认了出来。
但他快认不出眼前这条街了。万国黄浦营业部的招牌已经换成了“申银万国证券”，一旁38层的海通大厦拔地而起，对面曾经的棚户区改头换面，化身精致的高档写字楼。天气好的时候，站在广东路上，能远远地看到对岸的东方明珠塔闪着光--25年前，那里还只是一片菜地，现在，浦东林立的摩天大厦和炫丽的霓虹，构成了全球最昂贵的夜景之一。
总有些东西是没变的。比如广东路729号的旧式洋房，比如洋房下卖了20年报纸的老宋。老宋自56岁退休后一直在周末出来卖证券类报纸，据点就是证券营业部门口。行情好时，周末两天能卖出四五百份；一遇大跌，卖出的数量立马减半甚至更少。
这些年，老宋在这条路上见识了不少人。他知道大老李的故事；他能跟上海财经大学的老师大谈道氏理论、江恩法则；他也偶尔为被套牢的新手支招。但老宋自己却从不炒股，他的解释是：好比挖金矿一样，有人选择挖金矿，有人选择在一旁卖茶。
“来这里的人有两种，一种夸夸其谈，做得好的时候，蛮高兴地跟你讲；另一种人闷声不响，要么是来看看市场的氛围怎么样，要么是什么都不懂，别人问时，在背后偷偷记下。”因为没了牙齿，老宋发出的声音有些奇怪。
在这条街上，除了老宋说的几种人外，还有另外一种。
陆缵明就属于这一种。他靠在营业部窗户下的台阶上，一旁的空调滴下的水溅湿了他的眼镜。他从一个破旧的购物袋里掏出塑料眼镜盒，一边擦眼镜，一边告诉记者：“我是股评家，我是杨百万的老师，我是上海最早的一批证券分析师……”他自称在90年代初，通过股市，一天就能赚上一个月的工资。
如果在网络上搜索陆缵明，确实能找到一些行情分析文章，时间集中在2004年。10年过去了，陆缵明站在积了一滩空调水的马路旁，伸出5根手指：“在我这上8次课，只要500元，16个小时。”
大老李是不屑与这些人为伍的，他走过他们身旁，却发现这些“吹牛皮”的人周围聚了许多人，虽不及当初围在自己身旁的人数，但也足够令他吃惊。
只要花10元钱就能从那些人手上换来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未来一周“必会涨”的股票。还有人卖炒股机，人们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上起起伏伏的柱形图，更为上面贴着的宣传语着迷：一分钟看懂，一分钟学会，当场试一试，富翁到手中。
这条街就是一个江湖。人们面对财富蠢蠢欲动，混合着人性的弱点以及世态炎凉，在空气中升腾。
“火”是如何“烧”起来的
这一种复杂的气息在广东路的上空已经飘荡了25年。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市的锣声敲响。那时，歌曲《冬天里的一把火》传遍大街小巷，同样也传到了广东路上。在财富的驱使下，原本羞涩的人们开始肆无忌惮地涌向街头。
虽然“老八股”（上海最早发行的八只股票）的总市值加在一起也不及今日的一家小公司，但在当时，它们是真正的星星之火。
谢荣兴是万国黄浦营业部的第一任经理，见证了这把“火”是如何在广东路上“烧”起来的。
证券市场的闸门刚刚打开，市场异常火爆，万人争相入市。排队的人通宵达旦，最高峰时得排上5个通宵，才能拿上一张委托单。专业排队赚取“序位费”者有之，冲乱队伍抢档插队者有之。更有甚者，从营业部所在的建筑三楼攀援而下，再从二楼奋勇跃入排队人海。
谢荣兴担心，再这样下去，恐怕要“出乱子”。为此，他们不得不规定每笔委托必须超过5万元、10万元、15万元，最终提高到每笔20万元。但人潮依然没有散去。 投资本是智力活儿，但在股市刚刚兴起的时候，确实也是一场体力的比拼。
谢荣兴记得，在万国增发申华股票（老八股之一）的预约单时，发放处人山人海，公安出动。当天上海是阴雨天气，特别寒冷，晚上8点多钟，铁栅栏大门一打开，潮水般的人群冲向发号处。穿着制服维持秩序的人也只能双手抓住铁栅栏，大呼：“不要拥挤，不要拥挤，要出人命啦！”
这样火爆的场面在最初的广东路上几乎天天上演，排队疯抢的人甚至被那栋古老洋建筑粗糙的墙面磨破了衣服。
排队的人们在抢完委托单之后，仍然不肯离去。“人们来广东路好像上班一样，到时间就来。”老股民钱竹林回忆起25年前的光景，感叹着那条路散发的吸引人的魔力。收盘之后，他们开始聊天、分享信息。
那时的资讯并不发达，而信息对股市中的决策又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广东路充当了信息的集散地。谢荣兴脑筋一转，出了份《股市大哥大》，每天闭市后总结当天的股市行情，一度成为广东路最火的资料。当时还需要手写，营业部里字写得最好的人完成后，胶印机复印，工作人员私底下叫它印钞机。这份资料卖8角，在黑市里被哄抬到1.2元。
报纸更是稀缺资源和跑在别人之前的利器。有人为了能看到第二天的报纸，在前一天晚上进印厂“偷”出30份，凌晨拿到广东路上售卖，标价1元能卖到10元。那时人们似乎都不需要睡眠，广东路也因此没有了夜晚。
股疯
大老李就是那个时候出名的。他早期是上海染化七厂的锅炉工，怀揣4000块进入股市，买的第一只是“电真空”。“赚了一点就套住，一直放着。后来涨得不得了。”这只股票由750元跌到480元，最后涨到2000元。此后，倒卖认购券又给他送来了“超额大红包”。大老李一战成名，赚得第一桶金。
他当时是信息“集大成者”，每天在广东路上“讲股票、讲信息、讲基本面”。谢荣兴说他是这条路上出过的最有名的人之一， “嗓子讲哑掉了还要讲”。人们关注他的一举一动，听说大老李抛了哪只股票，“不出一个小时，整个上海滩就都知道了”。
钱竹林是早期的倾听者之一，但他很快就变成了“演讲者”。“当时股民都看不到书，我托朋友从台湾带回来炒股的书。”他迅速成为广东路上一个辐射的热点，钱竹林说，当时的散户们单纯、简单，非常容易相信演讲者的话，就像现在痴迷于游戏的年轻人，几天几夜不睡觉。“他们累吗？不累啊！”钱竹林的头发已经全白了，牙齿也不再整齐，但一提起股市，脸上马上爬满兴奋的表情。
广东路的兴盛之景很快就惊动了决策者。1990年，时任上海市市长朱镕基的轿车停在了广东路729号门口。谢荣兴回忆，时任万国证券总经理管金生汇报完后，朱镕基既严肃又认真地讲：“这是有风险的事（指股票买卖），要跟老百姓讲清楚风险。”
当年有一部电影叫《股疯》，由那个时代最当红的影星潘虹主演。渴望财富的人们在营业部里盯着指数，睁大眼睛，嘴里喊着“涨了涨了”，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这可以说是广东路的真实写照。那两年，沪指从95. 79点暴涨至1429. 01点，涨幅达1391.8%，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
随着1990年到1992年第一个牛市到来，马路股市沙龙迎来了它的一个顶点。即便20年后沪市攀上了6124点的最高峰，广东路也再未复现昔日的盛况。
汇集。离散；再汇集，再离散
广东路的人数随着大盘指数起起伏伏。一批老的倒下了，又有一批新的进来，也有人再也不会出现。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王竝红接替谢荣兴担任黄浦营业部的经理，她刚到万国时，正好赶上上海股市的第一个大熊市，5个月的时间里，指数从1429点下跌到386点，跌幅高达73%。
有人在街上痛苦地摇头，有人大吵大嚷，有人忙着寻找下一个接盘侠。王竝红和同事下班后甚至不敢从正门离开，害怕情绪激动的股民找麻烦。
后来证明，此种担心实在多余。因为没过多久，广东路上的人流就减少了。人们猫在家里，不愿提及这个伤心地。
当时广东路上的人们都很“脆弱”，在电视里看见领袖的手抖了抖，就担心他的健康出了问题，股市立马应声下跌。而最惨痛的一次大跌发生在1996年“十二道金牌”之后。“辛辛苦苦几年赚的钱，都没有了。”钱竹林说。
“十二道金牌”是政府连续发布的12个文件。最后一道撒手锏，是在《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这段时间股市的暴涨是不正常、非理性的。
此文刊发的当天是个星期一，开盘仅仅4分钟后，沪市跌停，深市满盘皆绿。1200亿元的纸上财富蒸发了。
这样的“惨重损失”在大老李的人生中曾有三次。第一次几百万元输得只剩几十万元；第二次1000万元输到二十几万元；第三次，融资的3亿多元全部输掉了。
他曾离钱很近。他说自己这辈子看得最准的就是创业板。他曾买了55万股，却在创业板开始火爆之前用光了所有钱。
这位刚过70岁的老人如今多数时间是闷闷的，看不出什么情绪变化。说到这里，他却突然拍拍胸、跺了跺脚： “只剩四个字——捶胸顿足。”
广东路的街头像是延时镜头里的画面：人流汇集，离散；再汇集，再离散。有人像大老李一样，经历了过山车般的人生。也有人赚得盆满钵满，传说花2.8亿港元买一个杯子喝茶的刘益谦也出自这条街。更多的人，在这条街上混迹了25年，如果用财富多寡来衡量成功与否的话，他们看上去默默无闻。
当大老李再回到广东路上的时候，729号的老建筑仍在，只是门前多了道栏杆，曾经蜂拥到马路上的人们退居到一角，老股民们继续谈论着他们谈论了25年的股市。
6月末7月初，股市上演高台跳水，“外滩牛”的牛尾依然卷曲上扬，呈螺旋状指向天空。上海飘起了小雨，广东路上车来车往，只是少了许多人。
就在这一次次的起伏中，这条街悄然改变了许多人生。关于人性、成败、财富和人生的意义，没有比这条街上发生的故事更生动的了。
马路股市沙龙
这是一条距离上海“外滩牛”仅1.4公里的马路。那座长5米、重6.8吨的雕塑，与华尔街铜牛享有共同的设计者，寓意是“只要铜牛在，股市就能永保牛市”。
当牛市真的来临时，整条街洋溢着一种节日般的喜庆氛围，人们背着手、仰着脸，略带得意地跟旁人讲述自己刚刚赚了多少钱。然而，一到熊市，失落的情绪开始在街上蔓延，零星出现在街上的人们个个垂头丧气。
这条路叫广东路，有人叫它“马路股市沙龙”，有人叫它“街头股吧”，它的诞生甚至比上海证券交易所还要早一些。
申银万国黄浦营业部附近，路边摆着几台电脑，周围总能围着不少股民。传闻当年的“中国股市第一人”杨百万就曾在这里出没过。股民们聚集在此，为的是获取只言片语，为自己的股市投资“指点迷津”。
上世纪90年代，位于广东路729号的万国黄浦营业部开始了早期的股票交易。门前排队的人们组成了马路股市沙龙最早的雏形。
人们常常将它视为股市的“晴雨表”——每逢牛市，人头攒动；熊市来临，应者寥寥。有人自此扬名立万，跻身富豪之列；有人一败涂地，落得个家破人亡；也有人在繁华之后又归于沉寂，回到了起点。
一个江湖
一个寻常的周末，人流逐渐在街头股吧聚集。这里通常以一个人为中心，扩散出十几人到几十人的圈子。
大大小小的圈子碰撞、重叠。刚吃过午饭的中年人穿着睡衣，拿着扇子走到这个圈子听听，又走到那个圈子瞧瞧；白发的退休老人颤巍巍地掏出眼镜，打开新出的研究报告一字一句地朗读起来；贩卖炒股机的人戴着鸭舌帽，用不容置疑的语气兜售着自己的产品。
每个圈子的中心都有个奋力的“演讲者”。声音洪亮，面色红润，脑门上冒着细密的汗珠，是“演讲者”们此时的共同特征。
大老李在25年前就是最出名的“演讲者”之一。他曾站在高处，拿着喇叭，告诉大家买哪只股票好。25年后的一个下午，当他再次来到广东路的时候，还是被人认了出来。
但他快认不出眼前这条街了。万国黄浦营业部的招牌已经换成了“申银万国证券”，一旁38层的海通大厦拔地而起，对面曾经的棚户区改头换面，化身精致的高档写字楼。天气好的时候，站在广东路上，能远远地看到对岸的东方明珠塔闪着光--25年前，那里还只是一片菜地，现在，浦东林立的摩天大厦和炫丽的霓虹，构成了全球最昂贵的夜景之一。
总有些东西是没变的。比如广东路729号的旧式洋房，比如洋房下卖了20年报纸的老宋。老宋自56岁退休后一直在周末出来卖证券类报纸，据点就是证券营业部门口。行情好时，周末两天能卖出四五百份；一遇大跌，卖出的数量立马减半甚至更少。
这些年，老宋在这条路上见识了不少人。他知道大老李的故事；他能跟上海财经大学的老师大谈道氏理论、江恩法则；他也偶尔为被套牢的新手支招。但老宋自己却从不炒股，他的解释是：好比挖金矿一样，有人选择挖金矿，有人选择在一旁卖茶。
“来这里的人有两种，一种夸夸其谈，做得好的时候，蛮高兴地跟你讲；另一种人闷声不响，要么是来看看市场的氛围怎么样，要么是什么都不懂，别人问时，在背后偷偷记下。”因为没了牙齿，老宋发出的声音有些奇怪。
在这条街上，除了老宋说的几种人外，还有另外一种。
陆缵明就属于这一种。他靠在营业部窗户下的台阶上，一旁的空调滴下的水溅湿了他的眼镜。他从一个破旧的购物袋里掏出塑料眼镜盒，一边擦眼镜，一边告诉记者：“我是股评家，我是杨百万的老师，我是上海最早的一批证券分析师……”他自称在90年代初，通过股市，一天就能赚上一个月的工资。
如果在网络上搜索陆缵明，确实能找到一些行情分析文章，时间集中在2004年。10年过去了，陆缵明站在积了一滩空调水的马路旁，伸出5根手指：“在我这上8次课，只要500元，16个小时。”
大老李是不屑与这些人为伍的，他走过他们身旁，却发现这些“吹牛皮”的人周围聚了许多人，虽不及当初围在自己身旁的人数，但也足够令他吃惊。
只要花10元钱就能从那些人手上换来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未来一周“必会涨”的股票。还有人卖炒股机，人们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上起起伏伏的柱形图，更为上面贴着的宣传语着迷：一分钟看懂，一分钟学会，当场试一试，富翁到手中。
这条街就是一个江湖。人们面对财富蠢蠢欲动，混合着人性的弱点以及世态炎凉，在空气中升腾。
“火”是如何“烧”起来的
这一种复杂的气息在广东路的上空已经飘荡了25年。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市的锣声敲响。那时，歌曲《冬天里的一把火》传遍大街小巷，同样也传到了广东路上。在财富的驱使下，原本羞涩的人们开始肆无忌惮地涌向街头。
虽然“老八股”（上海最早发行的八只股票）的总市值加在一起也不及今日的一家小公司，但在当时，它们是真正的星星之火。
谢荣兴是万国黄浦营业部的第一任经理，见证了这把“火”是如何在广东路上“烧”起来的。
证券市场的闸门刚刚打开，市场异常火爆，万人争相入市。排队的人通宵达旦，最高峰时得排上5个通宵，才能拿上一张委托单。专业排队赚取“序位费”者有之，冲乱队伍抢档插队者有之。更有甚者，从营业部所在的建筑三楼攀援而下，再从二楼奋勇跃入排队人海。
谢荣兴担心，再这样下去，恐怕要“出乱子”。为此，他们不得不规定每笔委托必须超过5万元、10万元、15万元，最终提高到每笔20万元。但人潮依然没有散去。 投资本是智力活儿，但在股市刚刚兴起的时候，确实也是一场体力的比拼。
谢荣兴记得，在万国增发申华股票（老八股之一）的预约单时，发放处人山人海，公安出动。当天上海是阴雨天气，特别寒冷，晚上8点多钟，铁栅栏大门一打开，潮水般的人群冲向发号处。穿着制服维持秩序的人也只能双手抓住铁栅栏，大呼：“不要拥挤，不要拥挤，要出人命啦！”
这样火爆的场面在最初的广东路上几乎天天上演，排队疯抢的人甚至被那栋古老洋建筑粗糙的墙面磨破了衣服。
排队的人们在抢完委托单之后，仍然不肯离去。“人们来广东路好像上班一样，到时间就来。”老股民钱竹林回忆起25年前的光景，感叹着那条路散发的吸引人的魔力。收盘之后，他们开始聊天、分享信息。
那时的资讯并不发达，而信息对股市中的决策又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广东路充当了信息的集散地。谢荣兴脑筋一转，出了份《股市大哥大》，每天闭市后总结当天的股市行情，一度成为广东路最火的资料。当时还需要手写，营业部里字写得最好的人完成后，胶印机复印，工作人员私底下叫它印钞机。这份资料卖8角，在黑市里被哄抬到1.2元。
报纸更是稀缺资源和跑在别人之前的利器。有人为了能看到第二天的报纸，在前一天晚上进印厂“偷”出30份，凌晨拿到广东路上售卖，标价1元能卖到10元。那时人们似乎都不需要睡眠，广东路也因此没有了夜晚。
股疯
大老李就是那个时候出名的。他早期是上海染化七厂的锅炉工，怀揣4000块进入股市，买的第一只是“电真空”。“赚了一点就套住，一直放着。后来涨得不得了。”这只股票由750元跌到480元，最后涨到2000元。此后，倒卖认购券又给他送来了“超额大红包”。大老李一战成名，赚得第一桶金。
他当时是信息“集大成者”，每天在广东路上“讲股票、讲信息、讲基本面”。谢荣兴说他是这条路上出过的最有名的人之一， “嗓子讲哑掉了还要讲”。人们关注他的一举一动，听说大老李抛了哪只股票，“不出一个小时，整个上海滩就都知道了”。
钱竹林是早期的倾听者之一，但他很快就变成了“演讲者”。“当时股民都看不到书，我托朋友从台湾带回来炒股的书。”他迅速成为广东路上一个辐射的热点，钱竹林说，当时的散户们单纯、简单，非常容易相信演讲者的话，就像现在痴迷于游戏的年轻人，几天几夜不睡觉。“他们累吗？不累啊！”钱竹林的头发已经全白了，牙齿也不再整齐，但一提起股市，脸上马上爬满兴奋的表情。
广东路的兴盛之景很快就惊动了决策者。1990年，时任上海市市长朱镕基的轿车停在了广东路729号门口。谢荣兴回忆，时任万国证券总经理管金生汇报完后，朱镕基既严肃又认真地讲：“这是有风险的事（指股票买卖），要跟老百姓讲清楚风险。”
当年有一部电影叫《股疯》，由那个时代最当红的影星潘虹主演。渴望财富的人们在营业部里盯着指数，睁大眼睛，嘴里喊着“涨了涨了”，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这可以说是广东路的真实写照。那两年，沪指从95. 79点暴涨至1429. 01点，涨幅达1391.8%，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
随着1990年到1992年第一个牛市到来，马路股市沙龙迎来了它的一个顶点。即便20年后沪市攀上了6124点的最高峰，广东路也再未复现昔日的盛况。
汇集。离散；再汇集，再离散
广东路的人数随着大盘指数起起伏伏。一批老的倒下了，又有一批新的进来，也有人再也不会出现。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王竝红接替谢荣兴担任黄浦营业部的经理，她刚到万国时，正好赶上上海股市的第一个大熊市，5个月的时间里，指数从1429点下跌到386点，跌幅高达73%。
有人在街上痛苦地摇头，有人大吵大嚷，有人忙着寻找下一个接盘侠。王竝红和同事下班后甚至不敢从正门离开，害怕情绪激动的股民找麻烦。
后来证明，此种担心实在多余。因为没过多久，广东路上的人流就减少了。人们猫在家里，不愿提及这个伤心地。
当时广东路上的人们都很“脆弱”，在电视里看见领袖的手抖了抖，就担心他的健康出了问题，股市立马应声下跌。而最惨痛的一次大跌发生在1996年“十二道金牌”之后。“辛辛苦苦几年赚的钱，都没有了。”钱竹林说。
“十二道金牌”是政府连续发布的12个文件。最后一道撒手锏，是在《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这段时间股市的暴涨是不正常、非理性的。
此文刊发的当天是个星期一，开盘仅仅4分钟后，沪市跌停，深市满盘皆绿。1200亿元的纸上财富蒸发了。
这样的“惨重损失”在大老李的人生中曾有三次。第一次几百万元输得只剩几十万元；第二次1000万元输到二十几万元；第三次，融资的3亿多元全部输掉了。
他曾离钱很近。他说自己这辈子看得最准的就是创业板。他曾买了55万股，却在创业板开始火爆之前用光了所有钱。
这位刚过70岁的老人如今多数时间是闷闷的，看不出什么情绪变化。说到这里，他却突然拍拍胸、跺了跺脚： “只剩四个字——捶胸顿足。”
广东路的街头像是延时镜头里的画面：人流汇集，离散；再汇集，再离散。有人像大老李一样，经历了过山车般的人生。也有人赚得盆满钵满，传说花2.8亿港元买一个杯子喝茶的刘益谦也出自这条街。更多的人，在这条街上混迹了25年，如果用财富多寡来衡量成功与否的话，他们看上去默默无闻。
当大老李再回到广东路上的时候，729号的老建筑仍在，只是门前多了道栏杆，曾经蜂拥到马路上的人们退居到一角，老股民们继续谈论着他们谈论了25年的股市。
6月末7月初，股市上演高台跳水，“外滩牛”的牛尾依然卷曲上扬，呈螺旋状指向天空。上海飘起了小雨，广东路上车来车往，只是少了许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