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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80年广州粒子物理理论讨论会，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召开的第一个国际性科学会议，得到当时科学界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钱三强先生从1977年就开始构思并开展会议的前期准备工作——包括与杨振宁、李政道二位先生商讨邀请人名单、召开国内的物理会议摸清研究情况与水平等等。1979年，钱三强的想法成型，着手会议的正式筹备工作。1980年1月会议正式在广州召开，并取得了圆满成功，会后还出版了会议报告的英文论文集，进一步加强了会议的国际影响力。葛能全先生当时以钱三强先生专职秘书的身份全程参与了会议的设想、筹备、召开、出版论文集等一系列工作，因此对广州粒子物理理论会议的前因后果十分熟悉。在他看来，任何试图完全还原历史全貌的行为都是不可能的，不过，通过多维度切入去认识一件事，尽可能的了解历史事件的原貌，是有一定可行性的。
关键词 广州粒子物理会议 杨振宁 李政道 庐山会议
中图分类号 N092∶O4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2019 11 15
作者简介：葛能全，曾任中国科学院學部联合办公室副主任兼中国工程院筹建办公室主任，工程院原秘书长、党组成员。2019年11月15日，应中国科学院院史研究中心之邀，葛先生在中国科学院大学分享了他对此次会议的印象，并谈及科技史研究的一些想法。葛先生的开场白让人想起苏轼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对于葛先生来说，他希望以自己“山中人”的角度，对广州粒子物理会议进行多维度——横看、纵看、远看、近看——的观察与描述，将“庐山”真面目尽可能地呈现出来，从而使我们这些“山外人”能够对此有所了解。巧合的是，庐山与粒子会议也有不解之缘。高珺、刘晓整理。
一 横看：会议的认知背景
2020年正好是广州粒子物理会议召开40周年，想要把这个事讲清楚，要破译广州粒子物理会议的一系列的历史信息，就必须要涉及到人和事。而我的一个有利条件，就是比较知晓内情，从筹备到发邀请信，再到后来会议开幕、学术报告、总结、印制论文集，前后经历大概有将近5年，这些情况，我都比较了解。
我们先从大的背景来看这件事。大背景也是我们认识问题的背景。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科学界的实际情况是由封闭转向开放，窗户里突然透出了光亮。这个时候，中国的科学家真的有一种解放的感觉，充满感动。但是身为科学家，他们除了感动，更多的是着急，比如钱三强。应该说，钱三强当时在科学界不是一个完全封闭起来的人。1975年，胡耀邦整顿科学院的时候，就让他来主持了“百家争鸣”座谈会。
当时全国的整顿由邓小平挂帅，为什么邓小平要抓科学？因为科学和教育是紧密相联的。那时候教育还是由国务院科教小组领导，1975年邓小平恢复工作，才成立教育部，教育部长是从科学院调去的周荣鑫。周荣鑫之前担任科学院核心小组的第一副组长（组长是郭沫若）。周荣鑫调走之后，胡耀邦7月到科学院，任科学院小组第一副组长。那时，钱三强较早认识到科学和教育的问题，受命出面主持“百家争鸣”科学家座谈会。1975年9月1日，钱三强主持第一次会议，就是在胡耀邦来科学院以后。胡耀邦告诉他，每次最多请五、六位科学家来，每一位都要讲话，而且要把话讲完。钱三强一共开了9次座谈会，据统计，一共有四五十位科学家发了言，都是在一线的老、中、青科学家，有的名气很大，比如叶笃正、王绶琯、吴文俊。那是“文革”以后，这些人第一次在正式的会议上发言。
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四人帮”一经粉碎，钱三强就恢复了他在科学院的职务，不需要再度任命。1977年6月，他带着科学院的第一个代表团，出访澳大利亚，这也是广州粒子物理会议的一个直接背景。这个团很精干，只有4位科学家，钱三强当团长，团员有童第周、生物化学家王应睐、半导体学家王守武。除此之外，还有一位外事局翻译。
代表团参观了15个研究机构和6所大学，以及开发公司。参观结束后，钱三强就睡不好觉，他把所了解的这个二流发达国家的情况，跟中国一对比，发现中国简直是差得十万八千里。他们（澳大利亚）讲的好多学科，我们不仅没有研究，听都没听说过，而且传统的科学门类在他们那里已经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而我们还在最基础的阶段，所以钱三强着急得不得了。出于科学家的本能以及党员的责任——钱三强在返回的飞机上时，就设想我们中国该怎么办，他一下子就想到了理论物理。
回国以后，钱三强找到两个人，一位是北大校长周培源，他同时也是物理学会的秘书长，钱三强是副理事长。因为研究理论物理，只有科学院的人员是不行的，力量单薄，必须要依靠教育部系统的几所大学，但光以钱三强的名义又不够，物理学会必须得提出意见。另一位是理论物理界的标牌式人物——彭桓武。彭桓武跟钱三强的关系很好，周培源也和钱三强一拍即合，他们三位讨论之后达成了共同的认识，这件事是钱三强在后来起草文件时跟我讲的。
政府当时要启动理论物理的研究，科学院先行。因为，第一，它不要仪器设备，花钱少。1977年的时候，中国外汇紧缺。拿不到足够的钱，别的学科就启动不了。而理论物理，用钱三强的话就是，我们出点差旅费，把这些人召到一起开个会，讨论讨论就可能出成果、写文章。理论物理就是写文章，所以这是一个要害因素。
第二，理论物理又是当时我们国内各界科学家，包括毛主席认为的，三个前沿之一。毛主席让人找几本科普的东西给他看，有人给他（毛主席）推荐了三个领域，天体物理、人类进化和物质结构。当时全世界都认为这是三大学科前沿。（研究）物质结构就是（研究）高能物理——它包括实验和理论，是物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就是粒子物理的理论物理。所以钱三强要启动理论粒子物理学，这在科学院内、在社会都能够得到认可，在学界没有问题。钱三强讲，这件事的构想恰逢其时。
二 会议的酝酿与筹备
1977年5月30日钱三强访澳结束，6月初回到国内。8月就在黄山召开了全国的基本粒子物理会。这次会议是钱三强和周培源出面，以物理学会和科学院的名义召集的，系统的组织工作由钱三强负责，他们两个人以物理学会的名义邀请到了杨振宁。杨振宁1972年之后，几次到国内都是一般性的访问，谈不上科学交流。基本上是这次，才在黄山细致地做了三个报告，尤其是规范场理论的报告，使我们国内从事粒子物理理论研究的人员大开眼界，才知道国际上的粒子物理研究是什么水平，这三个报告使他们有了认识。粒子物理会开完后，周培源把杨振宁带下山，先到了南京，然后到北京访问。 有一个花絮，那时杨振宁一来，有两个《光明日报》的记者也跟着到场，把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写成简报，连夜向报社作报道。他们以《光明日报》记者的身份，想听听杨振宁对国内的这种新形势，有些什么言论、看法和观点。以往杨振宁来华是接触不到群众的，不是受毛泽东就是周恩来的接见，这是第一次接触这么多的群众，而且都是科学家。所以，这显示了中央领导层的重视。那个时候科学界，大家还不太注意这一点，但是所有的科学家，对杨振宁的报告是非常重视的。
杨振宁上山以后，钱三强就主持了两个座谈会，请国内的四五十个粒子物理专家、学者都来开会，让他们放开谈对杨振宁的三个报告的认识。那个时候我参加了会议，也知道情况。我们国内的理论物理学家，思想开放得很，对杨振宁不是一味的吹捧。有一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阮图南教授，在会上发言说，听了杨振宁这三个报告，有一个感觉，发现国外的这些科学家，一到年纪大了，一到取得成就了，获得了诺贝尔奖或者其它奖，人就老态了，不思进取了。他说，印象就是杨振宁的报告没有创新，还是按照原来的路子来谈他的研究。当时钱三强觉得把这样的话写到简报上比较敏感，就没有写。现在看来，阮图南的这种认识不无道理。而且在当时的会上就能讲出来，这是很不简单的。
1978年8月，中国物理学会的年会在庐山召开，组织了4个分会，其中一个就是基本粒子会议，这次到会的人比黄山的更多，有100多人。除了邀请到杨振宁，还邀请了美籍华裔科学家林家翘。在庐山的会议中，尽管钱三强是物理学会的副理事长，但他一直关注粒子物理会议，听了每个人的报告，尤其是重要的报告，像周光召、戴元本。还有各个大学的报告，比如中山大学的李华钟，中国科技大学除了阮图南，还有尹鸿钧等。钱三强关注的是从1977年8月到1978年8月，这一年中大家的研究情况，他要知道底细。
同年10月，又在桂林召开了“微观物理学思想史讨论会”，实际上就是基本粒子会议的继续。不同的是，这一次请到了哲学家参加。因为根据毛主席说的哲学，一分为二，粒子无限可分的思想，所以请了社会科学院的几位著名的哲学家，又有几个人做了报告，讨论更活跃。钱三强在会议结束的那一天，作了系统的讲话，他说，我今天要宣布一件事儿，从去年和前年的会议来看，你们的研究工作有了相当的进展，我想，在适当的时候，要开一次国际性的粒子物理会议，同国际高水平同台讨论，看一看我们和国际差距多大。
国际粒子物理会议的设想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成型，但就在桂林物理会议上，钱三强把这个事做了预告，让大家要进一步地加紧工作，要达到国际上的水平。既然国际会议到我们这里开，我们和国际的水平就要不相上下，才能叫成功。这就是交个底。
到了1979年，钱三强的想法就比较成型了。正好3到6月份根据李政道的安排，定于3月21日到达北京，先去上海探亲，后回北京并顺道去合肥科大看看青少年班，4月2日至5月18日讲学、参观访问等，6月12日离京（参见[1]）。的时候，李政道来国内访问，停留时间比较长，钱三强跟他有过前后几次的讨论。在一次讨论当中，钱三强说，李先生，我有一个设想，我们想在中国开一次国际性的，像在1978年东京那种形式的基本粒子理论会议。李先生也非常赞同，不但答应出席会议，而且他还准备邀请一些国外的科学家来参加。
让钱三强出乎意料的是，李先生还讲，这件事可以和杨振宁先生再联系一下。钱三强听到这句話，马上给杨振宁写信，沟通建立起来了。李政道和杨振宁1957年获得诺贝尔奖，但两人的关系在1962年彻底破裂。此后两个人很少同时出席一个会议。李先生这次突然让钱三强给杨振宁通个气，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信息。这个信息的传递也很关键。钱三强马上给杨振宁写信，杨振宁同样答应了，他的态度跟李先生一样，不仅来参加会议，并且也要邀请一部分华裔科学家来。
杨、李分道扬镳以后，他们各自在华裔科学家当中都有一批支持者。有一批支持杨振宁，有一批支持李政道。但这样一个关键难题，一下子被突破了，使筹备会议的钱三强信心百倍。可话又说回来，国际性的会议不是那么容易召开的，除了老一辈的科学家，比如彭桓武、周培源、朱洪元、张文裕、钱三强这些人以外，包括周光召在内的50岁左右的科学家，不能用英语宣读论文。那时候不少人都还没有出过国，查文献、写东西都没有问题，但是口语交流不行，这是我们当年的一个现实情况，大家要正视这一点。
当年好多大学教师第一外语是俄语，不懂英语，不能讲英语。所以钱三强想，只邀请华裔科学家，会议语言使用中文，就解决了国际性会议需要说英语的问题。这个想法得到杨、李的认同，他们没有困难。而且这样还比较容易得到外交部的批准。请外国科学家来，有诸多不便。需要配同声翻译，这很难找;我们国内的科学家做报告时还要给外国科学家翻译，时间上也来不及，会议没有讨论的气氛，就不像国际会议。因此钱三强请华裔科学家来，他们都可以讲中文，虽然有些人讲得不好，但我们听得懂就可以，这就解决了语言问题。在我印象中，按照他们（杨、李）两个人推荐的名单，大概邀请了有五六十位，最后是50位答应了。开会那天，到会的有44位，有6位还没有到，这些人可能有的来了，有的没有来，也有多种原因，但起码到会的有44人广州粒子物理会议曾向七十来位海外华侨、华裔学者发出邀请，应邀到会的有50人（其中1人到京后因病住院，未出席会议），所以最后到会海外学者为49人（参见[2]）。。
会议收到的论文一共有150篇。会议的报告论文，包括大会报告和分组报告这两级，一共是128篇，其中有84篇是国内科学家的报告。这次会议的主办，中国科学院还拉到几个帮手。我们给国务院写报告时有外交部和中国科协来会签，除此之外，还有广东省（因为我们想在广东开这个会），以及港澳办、台办（因为除了国外科学家外，还有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科学家）。国务院很快就批了。特别是钱三强提出了邀请几个台湾科学家参会，我记得有五、六个人，但我后来知道的有两个根据参会名单，参加会议的有3位来自中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参见[3]）。。一位是吴大猷，吴大猷那时候在台湾有兼职，但他主要不在台湾，而在加拿大，他的夫人也在加拿大。那时候他在台湾兼了好多职务，后来当了台湾“科委”的主任，“中央研究院”的院长，是个敏感人物。钱三强就是因为这一点，所以才打算邀请吴大猷。关于此事，钱三强先跟李政道商量，因为李政道在中美关系发展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钱三强觉得把吴大猷请来了，就是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关系破冰的一个象征。而且他认为，吴大猷是一个老科学家，并没有受到洗脑，对祖国大陆科学家、科技界并不抱敌意。吴大猷有好几个学生在大陆，所以是有爱国情怀的。还有一位是台湾“清华大学”理学院的院长沈君山，他是理论物理学家，在台湾地区很活跃，经常发表文章。而且，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很喜爱，且水平很高，他的围棋水平跟聂卫平不相上下。
给吴大猷的信是钱先生经我的手寄给李政道的。李政道后来回了一封信，说吴先生这个时候不在台湾，也不在加拿大，这封信只好转交给吴夫人。吴大猷有没有收到这封信？什么时候收到的？就不得而知了。
只有沈君山对这件事产生了兴趣。临近开会的时候，他从东京给钱三强回了一封信，我是第一个打开这封信的人。信纸上写着“中华民国”，从邮票看是日本的邮票。信的开头很简单。第一段正文是，从目前情况看，不方便到广州参加粒子物理理论会议，无论如何，感谢你邀请我。他的意思是，这样一个由杨振宁带头参加，并且钱三强担任组织委员会主任的会议，他们不是代表科学院发出邀请，而是理论物理会议的组织委员会主任的邀请，这对他来讲也是一种荣幸，所以“无论如何感谢你的邀请”。这段话后面有一个说明，“注：我出差东京，就用了我手头带的这种信纸给你回信，有‘中华民国’字样，很抱歉，请理解”。这是沈君山的一个信息。
以上是广州粒子物理会议的认知情况。之所以当时召开的是“粒子物理”会，是因为粒子物理是科学界公认的研究物质结构的三大前沿之一，而钱三强正是抓住了这一点，促成了粒子物理理论讨论会议的召开。这个会议的全称是“广州从化粒子物理理论讨论会议”。不要忘了那个“从化”，这是全称。之后简称广州粒子物理会。
我认为，杨振宁在黄山粒子物理会议的贡献是很大的。他做的三个报告，可以说是像小学启蒙一样，对国内的理论物理学界进行了启蒙。因为当时不论是研究员，还是副研究员，都处在启蒙期，他们不知道国际上在这个领域研究些什么，所以杨振宁的报告很重要。由于这三个报告，一年之后，钱三强就拍板要开国际会议，他心里有底了。所以杨先生的这三个报告很起作用，这是一个认知方面的背景。
三 纵看：会议的时间节点
再一个是时间节点。从1977年开始的那一段时间里，邓小平、华国锋，尽量邀请几个国家著名高能加速器中心的科学家、权威人士到中国来访问。因为中国要建高能加速器，前前后后提出了不下四、五个方案，是建电子的还是质子的，建多大规模的，中型的大型的，还是先过渡再建大的？意见纷纭，定不下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请了好多著名的研究中心来讲建加速器的事，比如邀请了西德DESY研究中心的主任朔佩尔（H Schopper）、欧洲核子中心（CERN）的阿丹姆斯（J B Adams），还有费米实验室的华裔科学家邓昌黎，他们都是加速器方面的权威人士。那个时候，邓小平一个个跟他们谈，有的不止谈了一次，都由钱三强作陪。
高能加速器实际上就是粒子物理的实验，建一个大的高能加速器，就是找那个粒子。现在欧洲核子中心建的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几公里的套环的加速器就是为了找希格斯玻色子（Higgs boson）。前两年有一个信息说发现了这个粒子，后来又有争议欧洲核子中心斥资60亿欧元建设大型强子对撞机（Large Hadron Collider， LHC）寻找希格斯玻色子。2012年7月，2个探测组一起宣布发现了希格斯玻色子，两位物理学家彼得·希格斯（Peter Higgs）和弗朗索瓦·恩格勒（Francois Englert）因为希格斯玻色子被证实而在2013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但科学界一直对此存疑，争议不断。。
但是经济效益也很重要。中国那个时候刚要拨乱反正，处于起步阶段，哪里有钱来建这样的加速器。国内的意见，尤其是上层的意见，绝大部分都不赞同建造高能加速器，而且这也不是中国目前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唯独邓小平决心很大，力排众议。没有他，中国的科技界、教育界不知道还要落后多少年。年轻朋友们，不要以为粉碎“四人帮”后，一切都是自然的，其实远远不是。从科学上来讲，1978年的科学大会才是标志性的。在这之前好多的行动，都是为它做准备。
1978年的科学大会，有两个最核心的问题，一个是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非常重要，现在实践证明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但它不简简单单是一个论述，而是一个论断，从认识上翻了历史的案，怎么估计它的意义都不为过。我作为工作人员也参加了1978年的科学大会。第二天，才是由华国锋作科学大会的主题报告，题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
第二点至关重要，即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所以科学的春天就是科学技术人员迎来的春天，他们终于甩掉了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说到这个帽子，众所周知又是很长一段历史。
这个时间节点是重要的，在此之前邓小平对于科学界的重视，就体现在下决心建高能加速器，研究最前沿的粒子物理。中国虽然落后，但我们总要抓到一个关键点来往前赶。如果高能加速器能够建成的话，一下子就超越了印度，超越了好多国家，亚洲那时候没有高能加速器，因此邓小平力主建造。尽管后来经历反复，但还是建了对撞机。通过建对撞机，我们积累了大工程的基础工程建设的经验，队伍也得到了锻炼，所以这是一個很重要的时间节点。
四 远近高低各不同：会议涉及的人物
接下来就从几个人物来看广州粒子物理会议。先讲科学家，前面提到了钱三强，还有一位是周光召。我在那本《入门与出道》中，讲了一节关于周光召的事情（[4]，页249—259），在《钱三强传》中，也有一些是讲广州粒子物理会的（[5]，页376—380），但没有详细地讲周光召。关于周光召，有几个要点。首先，周光召数学才华出众，而且不是一般的出众。他本科是清华物理系的，研究生专业是理论物理，导师是彭桓武。彭桓武是理论物理学家，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名气。 1952年，周光召在研究生阶段就入了党，但是因政审都不合格，他几次被推荐出国进修、学习，都没能如愿。1956年，12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苏联的杜布纳成立了联合核子研究所。中国是5个主要国家之一，出了1/5的经费，派过去的人也比较多，最多的时候中国派了140多个人，王淦昌还担任了副所长。
周光召是其中很突出的一位，他在研究中心工作了3年多，至1961年回来之前，发表了30多篇文章。好多文章是在那里发表的，因此有条件用外文发表，也得到了国际上的认可。中文发表的文章，国际上很多人不知道，比如说我们的层子模型。1980年粒子物理会议，周培源在做层子模型论工作的报告的时候，许多海外的物理学家认为，这个理论水平这么高，却没有看到文章。因为当时相关的文章是在《科学通报》上用中文发表的。所以，钱三强、周培源就采纳建议，把层子模型的文章再翻译成英文重新发表。
20世纪60年代，欧洲核子中心、美国物理学会都邀请周光召做访问学者，提出全部费用由他们承担。周光召是当时中国物理界唯一的一位论文得到国际认可，并被邀请做访问学者和做合作研究的科学家。但周光召已经向钱三强提出回国参与核武器研究，1961年成为了核武器研究所理论部的第一副主任。主任是邓稼先，他本来是原子能研究所的副研究员，也是由钱三强推荐去的。根据杨振宁先生后来的说法分析，单从理论物理学术方面讲，邓稼先的学术功底比不上周光召。杨振宁对邓稼先印象是，他（邓稼先）不是聪明人，但是一个很忠诚、很诚实的人，尤其是对国家的事情。我看了一些传记，很少有对邓稼先在这个时期的学术表现特别认可的。
那个时候国际学术界对周光召的邀请就像是石头扔到大海里，一点回应都没有，这是个反常现象，甚至被认为是不礼貌的现象。但没有办法，所有参加原子弹研究工作的，只要是涉及这个领域的人，都要断绝一切和国外的联系。有一种传说一直在美国流传得很广，说周光召飞机出事了。到广州粒子物理会议时，杨振宁和邹祖德合作的一个报告后，周光召做了报告按照会议日程安排，周光召的报告在1月7日上午，邹祖德的报告在1月10日下午。另外，会议日程表中没有现实邹祖德的报告是与杨振宁合作的（参见[3]）。不过，会议实际安排可能根据当时情况做过调整。，一下子令海外的华裔科学家感到吃惊，首先是因为周光召真人出来了，不是说周光召飞机出事了吗？怎么出来了？第二个吃惊的是他的研究水平，他的报告水平仍然处于世界前沿位置，这太不容易了。
周光召长期在保密的核武器研究部门任职，1979年8月才回到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在那样的环境中进行研究，能够写出这样水平的文章，让华裔科学家们感到吃惊。我写简报时就问钱三强，为什么他们（华裔科学家）对周光召的出现感到这么吃惊。钱三强说，大家传飞机出事，是因为他们知道周光召突然之间消失了，就猜测他肯定是到国防系统去了。但有人说国防系统中，搞核武器的郭永怀出事了，一个出事的飞机上不可能只有一位科学家，所以就传说周光召也出事了。
周光召的突然出现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尤其是杨、李听到周光召的报告，以及另外一批国内四五十岁科学家的学术报告以后，他们在顾问委员会最后的学术总结会议上，认为会议是国际一流的，完全不亚于前年在东京开的，有各个国家参加的粒子物理会议的水平指1978年8月在日本东京召开的第十九届国际高能物理大会，包括中国学者朱洪元、胡宁、戴元本、叶铭汉等在内一千余名科学家参会。。这是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代表顾问委员会做的工作总结，我们的最后结论也是这么写的。
广州粒子物理会的会议时间安排是10天，但是开会只有1月5—10日。接下来的5天则邀请华裔科学家在国内观光，由科学院精心安排行程，提供了风景最优美的、最吸引人的三个地点，由他们挑选。
15日会议在北京结束，华裔科学家们受到了国家领导人接见。这一天有两个重大活动，先是华国锋作为国家主席礼节性地接见了他们，最重头的则是邓小平副总理宴请。邓小平先听了周培源、钱三强的汇报。他讲求实事求是，希望汇报的人对会议的情况实说。钱三强主要汇报了学术会议的水平，提到杨先生等都给了很高的评价。除此之外，他还特别讲了一点，即我们这一次会议有一个重要的收获，杨、李坐到了一起开会，并且互相称了“先生”，李政道称杨振宁为杨先生，杨振宁称李政道为李先生，并且在会议期间有过对话。有一次是提出不同意见，但这是学术讨论，并没有涉及到别的方面。
当时不光是华裔科学家，整个科技界，特别是物理学界，都对杨李之间的多年恩怨百思不得其解，甚至还有人往中国人的特性方面分析。两人能够共同回国出席会议，真是太了不得了。所以，我作为简报组的一员，在文章中就写到：“会议还没有开始，就进入高潮。”海内外的学者对杨、李能够同时出席会议，并且同时坐一辆车，感到震惊，这是重大新闻。谈到坐车，也有一个花絮。1月4日下午，要從广州流花宾馆转到会议召开地的从化温泉宾馆，这里也是最好的疗养地。那里的房子除了一栋楼以外，其他都是别墅，一个人一个房。当时，会务组安排了好多车，给杨振宁、李政道两对夫妇分别安排了车辆，并由周培源夫妇、钱三强夫妇，分别陪同他们坐小车从广州到从化。
后来理论物理所几个思想活跃的年轻人跟我说，让我向钱三强建议，让杨、李坐一辆车一起去，我马上就跟钱三强作了汇报。他们年轻人有这种想法，当然是好意，钱三强就马上跟周培源商量这个事。他们两个人的共同意见是，杨和李能够同时出席此次会议，对我们来说已是很大的荣幸，这是会议成功的标志。不管会议的其它方面怎么样，就凭这一点，就足可以说这个会议是成功的了。
钱三强、周培源后来跟我讲，他们准备了两个方案，不要太冒失，万一适得其反，后果不堪设想，如果有一方提出来，不到从化去，不参加会议，中途退场了，我们这会该怎么开？这是钱三强他们认为的，年轻的科学家想不到这一点，只图一个痛快。
我们的两个方案，其中一个是，安排两辆大客车停在宾馆门口，参会者在大厅里休息，然后出门乘车，车门都是开着的。国内的几对物理学家夫妇，赵忠尧夫妇、张文裕夫妇、钱三强夫妇、周培源夫妇，他们陆陆续续地上了大客车，后面跟着的杨、李夫妇开始也跟着上了大客车。我想这是因为张文裕、赵忠尧都是杨、李的老师。张文裕、赵忠尧要比杨、李大二三十岁，他们能够坐大轿子车，杨、李就认为自己为什么要坐小车，所以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他们在无意识中，没有指令，也没有暗示，就跟着自然而然地上去了。这样就成全了这些年轻的人期望。后来到了从化宾馆，先到达的国内外代表，一看到他们两个人从同一辆车下来，简直炸锅了。那时候宾馆里的人到处讲，杨振宁、李政道坐一辆车了。 新华社的记者杨荣荣，还有《人民日报》的记者，他们都认识我，就来质问我，说为什么这么重大的事，不通知他们。我就反复解释，说这是突发的，事先没有人通知的，你们先到从化了，但这件事是突然在广州出现的，大家事先都不知道，车上没有一个人带相机，所以没有照片。他们就说，为什么不通知他们，结果没留下照片。好多华裔科学家就讲，如果有杨、李一起坐车的照片，都能登在《纽约时报》的头版了。
他们是知底细的，但我们听到这个话觉得有点夸张。但这就说明，杨、李的矛盾，在美国物理界也是一个难题，所有包括美国物理学会的理事长马夏克（R E Marshak），就算是开一个物理学的小会，也会出现这个会请杨先生，那个会就请李先生的情况。写文件、会议报道时，如果两个人都出现的话，这一次先把杨放在前面，因为杨大几岁，而把李放到后面，下一次就把李放在前面，杨放在后面，这已经成为惯例。所以，美国的华裔对“照片”就有这样的期待。钱三强跟邓小平汇报这件事，邓小平也感到非常欣喜。我相信，那些以记者身份出现的某些单位的人，给上面报道，给外交部写汇报时，也会认为这是个出乎意料的喜事。
所以邓小平很兴奋，他就说，好！今天吃国宴、喝国酒。邓小平就在人民大会堂宴请科学家们，这个规格是不一般的。主要是国外的科学家参加宴会，国内的科学家中挑了一部分骨干参加，我记得好像钱学森也来了，还有一些科学院的领导，比如方毅、李昌，以及其他一些人。在主桌，邓小平旁边是杨振宁、李政道，然后是钱三强、周培源。最有趣的是，邓小平问杨、李，希望实事求是地讲，对会议怎么看，对国内的科研水平怎么看。虽然邓小平听过钱三强、周培源的汇报，但他不太放心。杨振宁回答的是，这次的粒子物理会议的水平没有问题，是很高的！而且不亚于东京的国际物理会议的水平。李政道讲，是国际一流水平的。杨振宁又讲，尤其是一批四五十岁的中年科学家、理论物理学者，很有潜力。听到他们的话，邓小平就放心了。
邓小平又接着问钱三强，说，国内科学家来了多少？在哪儿呢？钱三强答了，说来了大约半数。三强很机灵，马上到另外几桌，请了几位中年科学家，尤其是找来周光召，把他放在前面介绍。对别的科学家的介绍，只是见个面，介绍名字，比如说哪个大学，哪个学院，什么教授。周光召不一样，因为在此前，给邓小平做小范围汇报的时候，钱三强就讲到周光召，说周光召的出现，使海外学者感到很吃惊，周光召过去研究原子弹理论，隐姓埋名，这时候突然出现了，而且学术水平一流。钱三强跟邓小平讲，周光召过去在苏联发表了几十篇研究文章，在国际上很受重视，后来从事实际工作（指研制原子弹），做了很重要的贡献。
因为钱三强事先给邓小平讲了周光召，所以钱三强一介绍，邓小平就知道。钱三强说周光召是国内的佼佼者，李政道马上补充说，不仅在国内，包括我们在内，在整个粒子物理理论领域里面，他也是佼佼者。我相信这个话，因为钱三强不是脱离实际的吹捧，而且原子弹领域的设计外人不知道，但钱三强对情况很了解。李政道的评价，“包括我们”，无非多了杨和李两个人。杨、李虽然得了诺贝尔奖，但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研究领域，正如阮图南讲的，因为年龄的关系，没有创造力了。但周光召不一样，他还在前沿。这个时候，邓小平就举着杯子很高兴地站起来，而且和周光召握了手。周光召不仅在原子弹方面作出贡献，而且又是这样一个学术水平很高的人。这时邓小平就讲到，感谢大家，我希望大家要争取时间，把耽误的时间夺回来，为国家作出贡献，为中华民族争气。邓小平就举着杯子讲这几句话，很带劲。
邓小平在1月15日那一天讲过这个话以后，我相信，一直到宴会后他都很兴奋，他觉得我们国内不仅有一个周光召，而是有一批有能力的科学家。邓小平是亲自听到两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讲的，而且是实事求是的讲的，所以他感到很兴奋。
第二天，在党、政、军干部会议中，邓小平发表了一个长篇讲话，后来登在《邓小平文选》的第二卷第239页，题目叫做《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这段话太重要了，他是这样讲的，“我们需要更多的等待，是不是说我们现在就没有人呢？不是，是我们各级党委，特别是一些老同志在这里面注意不够，没有去有意识地发现、选拔、培养、帮助一批专业人才。前几天，在广州开了一个粒子物理理论讨论会，有个消息很值得高兴，我们的粒子物理理论水平，大体上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就是说，我们已经有相当的先进的水平，而且有一批由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取得了成就年轻人，只是人数比一些先进国家少得多。这就说明我们并不是没有人，好多人才没有被发现，他们的工作条件太差，待遇太低，他们的作用不能充分的发挥出来”。后面还有一段，我认为是至关重要的，是这样写的：“我看还是要开明一点，要从大局着眼，要从我们事业的前途着眼，有能干的人要积极的去发现，发现了就要认真帮，我们要逐渐做到，包括各级党委在内，各级业务机构都要有专业知识的人来担任领导。”（[6]，页239）
我认为，这是邓小平高兴心情之上的一个认识升华。这段话使我想起内行和外行的问题。改革开放以前，科学院一直是以外行领导内行，这不仅是一个政策，还被认为是一个规律，认为只有外行才能领导内行。可以联想到，在1979年的11月1日，中国科学院院庆30周年时，人民大会堂举办了院庆的茶话会，邓小平、李先念、邓颖超、胡耀邦到场了。那天严济慈代表科学院发言，他讲了两点意见，我当时听了，认为是很不一般的。按照我的理解，第一点概括起来是，“要让科学家加强学术科学技术的领导”。第二点，“要按科学规律领导科学”。散会后我说，严老今天讲得太好了，这就是外行内行的关系认识，按科学规律引导科学，改变了过去的看法。邓小平听后带头鼓掌，接着全场鼓掌。所以邓小平1980年在干部会上的讲话，不是突然想到的，他可能一直在思考、在琢磨这个问题，所以他这段话讲的很明确。
接下来有一个新鲜事，科学界里别的机构我没有统计，就中國科学院系统，有4个人成为了中央委员，或者进入中央纪委的班子。其中，物理界的是周光召，化学界的是严东生、地学界的是曾庆存、生物学界的是梁栋材。邓小平的话不仅是一个宣言，而是马上就成为了实际行动！他们是进到中委班子的，但如果翻一翻各个部门的大事记，就会发现，从这段时间开始，还有很多科学技术专家或者总工程师被提到了领导岗位。我知道宋健就是在邓小平讲过那段话以后，被提为七机部的副部长。 因此，把人和時间结合到一起，将这些信息密码解读出来，我想对我们研究这个题目，大致上是很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1] 一九七九年李政道来华专卷（二）[R]. 北京： 中国科学院机关档案馆， 1979 04 0090.
[2] 广州粒子物理理论讨论会《简报》（第12期）[R]. 北京： 中国科学院机关档案馆， 1980 36 0012.
[3] 一九八〇年“广州粒子物理理论讨论会”重要文件及综合情况[R]. 北京： 中国科学院机关档案馆1980 04 0203.
[4] 葛能全. 入门与出道——科学院、工程院亲历札记及我的早年[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9.
[5] 葛能全. 魂牵心系原子梦 钱三强传[M].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3.
[6] 邓小平. 目前的形势和任务[A]. 邓小平文选[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Wishing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Lushan
Guangzhou Particle Physics Conference in memory
GE Nengquan
Abstract： The Guangzhou Particle Physics Symposium in 1980 was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nference held after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was highly valued by the scientific and national leaders at that time Qian Sanqiang had been planning and preparing for the conference since 1977， including discussing the invitee list with Yang Zhenning and Li Zhengdao， and holding domestic physics conferences to understand the research status and level， etc In 1979， Qian Sanqiang’s idea took shape and the formal preparations for the conference began In January 1980， the conference was officially held in Guangzhou and achieved great success After the meeting， the English 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report were published， which further strengthened th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of the conference As the full time secretary of Qian Sanqiang， Ge Nengquan was fully involved in the planning， preparation， convening and publication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so he was very familiar with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conference In Ge Nengquan’s opinion， it is impossible to completely restore the complete picture of history However， it is feasible to understand an event through multi dimensional approach and understand the original appearance of historical events as much as possible
Keywords：Guangzhou Particle Physics Conference， Yang Zhenning， Li Zhengdao， Lushan Conference
关键词 广州粒子物理会议 杨振宁 李政道 庐山会议
中图分类号 N092∶O4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2019 11 15
作者简介：葛能全，曾任中国科学院學部联合办公室副主任兼中国工程院筹建办公室主任，工程院原秘书长、党组成员。2019年11月15日，应中国科学院院史研究中心之邀，葛先生在中国科学院大学分享了他对此次会议的印象，并谈及科技史研究的一些想法。葛先生的开场白让人想起苏轼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对于葛先生来说，他希望以自己“山中人”的角度，对广州粒子物理会议进行多维度——横看、纵看、远看、近看——的观察与描述，将“庐山”真面目尽可能地呈现出来，从而使我们这些“山外人”能够对此有所了解。巧合的是，庐山与粒子会议也有不解之缘。高珺、刘晓整理。
一 横看：会议的认知背景
2020年正好是广州粒子物理会议召开40周年，想要把这个事讲清楚，要破译广州粒子物理会议的一系列的历史信息，就必须要涉及到人和事。而我的一个有利条件，就是比较知晓内情，从筹备到发邀请信，再到后来会议开幕、学术报告、总结、印制论文集，前后经历大概有将近5年，这些情况，我都比较了解。
我们先从大的背景来看这件事。大背景也是我们认识问题的背景。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科学界的实际情况是由封闭转向开放，窗户里突然透出了光亮。这个时候，中国的科学家真的有一种解放的感觉，充满感动。但是身为科学家，他们除了感动，更多的是着急，比如钱三强。应该说，钱三强当时在科学界不是一个完全封闭起来的人。1975年，胡耀邦整顿科学院的时候，就让他来主持了“百家争鸣”座谈会。
当时全国的整顿由邓小平挂帅，为什么邓小平要抓科学？因为科学和教育是紧密相联的。那时候教育还是由国务院科教小组领导，1975年邓小平恢复工作，才成立教育部，教育部长是从科学院调去的周荣鑫。周荣鑫之前担任科学院核心小组的第一副组长（组长是郭沫若）。周荣鑫调走之后，胡耀邦7月到科学院，任科学院小组第一副组长。那时，钱三强较早认识到科学和教育的问题，受命出面主持“百家争鸣”科学家座谈会。1975年9月1日，钱三强主持第一次会议，就是在胡耀邦来科学院以后。胡耀邦告诉他，每次最多请五、六位科学家来，每一位都要讲话，而且要把话讲完。钱三强一共开了9次座谈会，据统计，一共有四五十位科学家发了言，都是在一线的老、中、青科学家，有的名气很大，比如叶笃正、王绶琯、吴文俊。那是“文革”以后，这些人第一次在正式的会议上发言。
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四人帮”一经粉碎，钱三强就恢复了他在科学院的职务，不需要再度任命。1977年6月，他带着科学院的第一个代表团，出访澳大利亚，这也是广州粒子物理会议的一个直接背景。这个团很精干，只有4位科学家，钱三强当团长，团员有童第周、生物化学家王应睐、半导体学家王守武。除此之外，还有一位外事局翻译。
代表团参观了15个研究机构和6所大学，以及开发公司。参观结束后，钱三强就睡不好觉，他把所了解的这个二流发达国家的情况，跟中国一对比，发现中国简直是差得十万八千里。他们（澳大利亚）讲的好多学科，我们不仅没有研究，听都没听说过，而且传统的科学门类在他们那里已经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而我们还在最基础的阶段，所以钱三强着急得不得了。出于科学家的本能以及党员的责任——钱三强在返回的飞机上时，就设想我们中国该怎么办，他一下子就想到了理论物理。
回国以后，钱三强找到两个人，一位是北大校长周培源，他同时也是物理学会的秘书长，钱三强是副理事长。因为研究理论物理，只有科学院的人员是不行的，力量单薄，必须要依靠教育部系统的几所大学，但光以钱三强的名义又不够，物理学会必须得提出意见。另一位是理论物理界的标牌式人物——彭桓武。彭桓武跟钱三强的关系很好，周培源也和钱三强一拍即合，他们三位讨论之后达成了共同的认识，这件事是钱三强在后来起草文件时跟我讲的。
政府当时要启动理论物理的研究，科学院先行。因为，第一，它不要仪器设备，花钱少。1977年的时候，中国外汇紧缺。拿不到足够的钱，别的学科就启动不了。而理论物理，用钱三强的话就是，我们出点差旅费，把这些人召到一起开个会，讨论讨论就可能出成果、写文章。理论物理就是写文章，所以这是一个要害因素。
第二，理论物理又是当时我们国内各界科学家，包括毛主席认为的，三个前沿之一。毛主席让人找几本科普的东西给他看，有人给他（毛主席）推荐了三个领域，天体物理、人类进化和物质结构。当时全世界都认为这是三大学科前沿。（研究）物质结构就是（研究）高能物理——它包括实验和理论，是物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就是粒子物理的理论物理。所以钱三强要启动理论粒子物理学，这在科学院内、在社会都能够得到认可，在学界没有问题。钱三强讲，这件事的构想恰逢其时。
二 会议的酝酿与筹备
1977年5月30日钱三强访澳结束，6月初回到国内。8月就在黄山召开了全国的基本粒子物理会。这次会议是钱三强和周培源出面，以物理学会和科学院的名义召集的，系统的组织工作由钱三强负责，他们两个人以物理学会的名义邀请到了杨振宁。杨振宁1972年之后，几次到国内都是一般性的访问，谈不上科学交流。基本上是这次，才在黄山细致地做了三个报告，尤其是规范场理论的报告，使我们国内从事粒子物理理论研究的人员大开眼界，才知道国际上的粒子物理研究是什么水平，这三个报告使他们有了认识。粒子物理会开完后，周培源把杨振宁带下山，先到了南京，然后到北京访问。 有一个花絮，那时杨振宁一来，有两个《光明日报》的记者也跟着到场，把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写成简报，连夜向报社作报道。他们以《光明日报》记者的身份，想听听杨振宁对国内的这种新形势，有些什么言论、看法和观点。以往杨振宁来华是接触不到群众的，不是受毛泽东就是周恩来的接见，这是第一次接触这么多的群众，而且都是科学家。所以，这显示了中央领导层的重视。那个时候科学界，大家还不太注意这一点，但是所有的科学家，对杨振宁的报告是非常重视的。
杨振宁上山以后，钱三强就主持了两个座谈会，请国内的四五十个粒子物理专家、学者都来开会，让他们放开谈对杨振宁的三个报告的认识。那个时候我参加了会议，也知道情况。我们国内的理论物理学家，思想开放得很，对杨振宁不是一味的吹捧。有一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阮图南教授，在会上发言说，听了杨振宁这三个报告，有一个感觉，发现国外的这些科学家，一到年纪大了，一到取得成就了，获得了诺贝尔奖或者其它奖，人就老态了，不思进取了。他说，印象就是杨振宁的报告没有创新，还是按照原来的路子来谈他的研究。当时钱三强觉得把这样的话写到简报上比较敏感，就没有写。现在看来，阮图南的这种认识不无道理。而且在当时的会上就能讲出来，这是很不简单的。
1978年8月，中国物理学会的年会在庐山召开，组织了4个分会，其中一个就是基本粒子会议，这次到会的人比黄山的更多，有100多人。除了邀请到杨振宁，还邀请了美籍华裔科学家林家翘。在庐山的会议中，尽管钱三强是物理学会的副理事长，但他一直关注粒子物理会议，听了每个人的报告，尤其是重要的报告，像周光召、戴元本。还有各个大学的报告，比如中山大学的李华钟，中国科技大学除了阮图南，还有尹鸿钧等。钱三强关注的是从1977年8月到1978年8月，这一年中大家的研究情况，他要知道底细。
同年10月，又在桂林召开了“微观物理学思想史讨论会”，实际上就是基本粒子会议的继续。不同的是，这一次请到了哲学家参加。因为根据毛主席说的哲学，一分为二，粒子无限可分的思想，所以请了社会科学院的几位著名的哲学家，又有几个人做了报告，讨论更活跃。钱三强在会议结束的那一天，作了系统的讲话，他说，我今天要宣布一件事儿，从去年和前年的会议来看，你们的研究工作有了相当的进展，我想，在适当的时候，要开一次国际性的粒子物理会议，同国际高水平同台讨论，看一看我们和国际差距多大。
国际粒子物理会议的设想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成型，但就在桂林物理会议上，钱三强把这个事做了预告，让大家要进一步地加紧工作，要达到国际上的水平。既然国际会议到我们这里开，我们和国际的水平就要不相上下，才能叫成功。这就是交个底。
到了1979年，钱三强的想法就比较成型了。正好3到6月份根据李政道的安排，定于3月21日到达北京，先去上海探亲，后回北京并顺道去合肥科大看看青少年班，4月2日至5月18日讲学、参观访问等，6月12日离京（参见[1]）。的时候，李政道来国内访问，停留时间比较长，钱三强跟他有过前后几次的讨论。在一次讨论当中，钱三强说，李先生，我有一个设想，我们想在中国开一次国际性的，像在1978年东京那种形式的基本粒子理论会议。李先生也非常赞同，不但答应出席会议，而且他还准备邀请一些国外的科学家来参加。
让钱三强出乎意料的是，李先生还讲，这件事可以和杨振宁先生再联系一下。钱三强听到这句話，马上给杨振宁写信，沟通建立起来了。李政道和杨振宁1957年获得诺贝尔奖，但两人的关系在1962年彻底破裂。此后两个人很少同时出席一个会议。李先生这次突然让钱三强给杨振宁通个气，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信息。这个信息的传递也很关键。钱三强马上给杨振宁写信，杨振宁同样答应了，他的态度跟李先生一样，不仅来参加会议，并且也要邀请一部分华裔科学家来。
杨、李分道扬镳以后，他们各自在华裔科学家当中都有一批支持者。有一批支持杨振宁，有一批支持李政道。但这样一个关键难题，一下子被突破了，使筹备会议的钱三强信心百倍。可话又说回来，国际性的会议不是那么容易召开的，除了老一辈的科学家，比如彭桓武、周培源、朱洪元、张文裕、钱三强这些人以外，包括周光召在内的50岁左右的科学家，不能用英语宣读论文。那时候不少人都还没有出过国，查文献、写东西都没有问题，但是口语交流不行，这是我们当年的一个现实情况，大家要正视这一点。
当年好多大学教师第一外语是俄语，不懂英语，不能讲英语。所以钱三强想，只邀请华裔科学家，会议语言使用中文，就解决了国际性会议需要说英语的问题。这个想法得到杨、李的认同，他们没有困难。而且这样还比较容易得到外交部的批准。请外国科学家来，有诸多不便。需要配同声翻译，这很难找;我们国内的科学家做报告时还要给外国科学家翻译，时间上也来不及，会议没有讨论的气氛，就不像国际会议。因此钱三强请华裔科学家来，他们都可以讲中文，虽然有些人讲得不好，但我们听得懂就可以，这就解决了语言问题。在我印象中，按照他们（杨、李）两个人推荐的名单，大概邀请了有五六十位，最后是50位答应了。开会那天，到会的有44位，有6位还没有到，这些人可能有的来了，有的没有来，也有多种原因，但起码到会的有44人广州粒子物理会议曾向七十来位海外华侨、华裔学者发出邀请，应邀到会的有50人（其中1人到京后因病住院，未出席会议），所以最后到会海外学者为49人（参见[2]）。。
会议收到的论文一共有150篇。会议的报告论文，包括大会报告和分组报告这两级，一共是128篇，其中有84篇是国内科学家的报告。这次会议的主办，中国科学院还拉到几个帮手。我们给国务院写报告时有外交部和中国科协来会签，除此之外，还有广东省（因为我们想在广东开这个会），以及港澳办、台办（因为除了国外科学家外，还有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科学家）。国务院很快就批了。特别是钱三强提出了邀请几个台湾科学家参会，我记得有五、六个人，但我后来知道的有两个根据参会名单，参加会议的有3位来自中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参见[3]）。。一位是吴大猷，吴大猷那时候在台湾有兼职，但他主要不在台湾，而在加拿大，他的夫人也在加拿大。那时候他在台湾兼了好多职务，后来当了台湾“科委”的主任，“中央研究院”的院长，是个敏感人物。钱三强就是因为这一点，所以才打算邀请吴大猷。关于此事，钱三强先跟李政道商量，因为李政道在中美关系发展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钱三强觉得把吴大猷请来了，就是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关系破冰的一个象征。而且他认为，吴大猷是一个老科学家，并没有受到洗脑，对祖国大陆科学家、科技界并不抱敌意。吴大猷有好几个学生在大陆，所以是有爱国情怀的。还有一位是台湾“清华大学”理学院的院长沈君山，他是理论物理学家，在台湾地区很活跃，经常发表文章。而且，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很喜爱，且水平很高，他的围棋水平跟聂卫平不相上下。
给吴大猷的信是钱先生经我的手寄给李政道的。李政道后来回了一封信，说吴先生这个时候不在台湾，也不在加拿大，这封信只好转交给吴夫人。吴大猷有没有收到这封信？什么时候收到的？就不得而知了。
只有沈君山对这件事产生了兴趣。临近开会的时候，他从东京给钱三强回了一封信，我是第一个打开这封信的人。信纸上写着“中华民国”，从邮票看是日本的邮票。信的开头很简单。第一段正文是，从目前情况看，不方便到广州参加粒子物理理论会议，无论如何，感谢你邀请我。他的意思是，这样一个由杨振宁带头参加，并且钱三强担任组织委员会主任的会议，他们不是代表科学院发出邀请，而是理论物理会议的组织委员会主任的邀请，这对他来讲也是一种荣幸，所以“无论如何感谢你的邀请”。这段话后面有一个说明，“注：我出差东京，就用了我手头带的这种信纸给你回信，有‘中华民国’字样，很抱歉，请理解”。这是沈君山的一个信息。
以上是广州粒子物理会议的认知情况。之所以当时召开的是“粒子物理”会，是因为粒子物理是科学界公认的研究物质结构的三大前沿之一，而钱三强正是抓住了这一点，促成了粒子物理理论讨论会议的召开。这个会议的全称是“广州从化粒子物理理论讨论会议”。不要忘了那个“从化”，这是全称。之后简称广州粒子物理会。
我认为，杨振宁在黄山粒子物理会议的贡献是很大的。他做的三个报告，可以说是像小学启蒙一样，对国内的理论物理学界进行了启蒙。因为当时不论是研究员，还是副研究员，都处在启蒙期，他们不知道国际上在这个领域研究些什么，所以杨振宁的报告很重要。由于这三个报告，一年之后，钱三强就拍板要开国际会议，他心里有底了。所以杨先生的这三个报告很起作用，这是一个认知方面的背景。
三 纵看：会议的时间节点
再一个是时间节点。从1977年开始的那一段时间里，邓小平、华国锋，尽量邀请几个国家著名高能加速器中心的科学家、权威人士到中国来访问。因为中国要建高能加速器，前前后后提出了不下四、五个方案，是建电子的还是质子的，建多大规模的，中型的大型的，还是先过渡再建大的？意见纷纭，定不下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请了好多著名的研究中心来讲建加速器的事，比如邀请了西德DESY研究中心的主任朔佩尔（H Schopper）、欧洲核子中心（CERN）的阿丹姆斯（J B Adams），还有费米实验室的华裔科学家邓昌黎，他们都是加速器方面的权威人士。那个时候，邓小平一个个跟他们谈，有的不止谈了一次，都由钱三强作陪。
高能加速器实际上就是粒子物理的实验，建一个大的高能加速器，就是找那个粒子。现在欧洲核子中心建的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几公里的套环的加速器就是为了找希格斯玻色子（Higgs boson）。前两年有一个信息说发现了这个粒子，后来又有争议欧洲核子中心斥资60亿欧元建设大型强子对撞机（Large Hadron Collider， LHC）寻找希格斯玻色子。2012年7月，2个探测组一起宣布发现了希格斯玻色子，两位物理学家彼得·希格斯（Peter Higgs）和弗朗索瓦·恩格勒（Francois Englert）因为希格斯玻色子被证实而在2013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但科学界一直对此存疑，争议不断。。
但是经济效益也很重要。中国那个时候刚要拨乱反正，处于起步阶段，哪里有钱来建这样的加速器。国内的意见，尤其是上层的意见，绝大部分都不赞同建造高能加速器，而且这也不是中国目前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唯独邓小平决心很大，力排众议。没有他，中国的科技界、教育界不知道还要落后多少年。年轻朋友们，不要以为粉碎“四人帮”后，一切都是自然的，其实远远不是。从科学上来讲，1978年的科学大会才是标志性的。在这之前好多的行动，都是为它做准备。
1978年的科学大会，有两个最核心的问题，一个是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非常重要，现在实践证明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但它不简简单单是一个论述，而是一个论断，从认识上翻了历史的案，怎么估计它的意义都不为过。我作为工作人员也参加了1978年的科学大会。第二天，才是由华国锋作科学大会的主题报告，题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
第二点至关重要，即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所以科学的春天就是科学技术人员迎来的春天，他们终于甩掉了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说到这个帽子，众所周知又是很长一段历史。
这个时间节点是重要的，在此之前邓小平对于科学界的重视，就体现在下决心建高能加速器，研究最前沿的粒子物理。中国虽然落后，但我们总要抓到一个关键点来往前赶。如果高能加速器能够建成的话，一下子就超越了印度，超越了好多国家，亚洲那时候没有高能加速器，因此邓小平力主建造。尽管后来经历反复，但还是建了对撞机。通过建对撞机，我们积累了大工程的基础工程建设的经验，队伍也得到了锻炼，所以这是一個很重要的时间节点。
四 远近高低各不同：会议涉及的人物
接下来就从几个人物来看广州粒子物理会议。先讲科学家，前面提到了钱三强，还有一位是周光召。我在那本《入门与出道》中，讲了一节关于周光召的事情（[4]，页249—259），在《钱三强传》中，也有一些是讲广州粒子物理会的（[5]，页376—380），但没有详细地讲周光召。关于周光召，有几个要点。首先，周光召数学才华出众，而且不是一般的出众。他本科是清华物理系的，研究生专业是理论物理，导师是彭桓武。彭桓武是理论物理学家，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名气。 1952年，周光召在研究生阶段就入了党，但是因政审都不合格，他几次被推荐出国进修、学习，都没能如愿。1956年，12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苏联的杜布纳成立了联合核子研究所。中国是5个主要国家之一，出了1/5的经费，派过去的人也比较多，最多的时候中国派了140多个人，王淦昌还担任了副所长。
周光召是其中很突出的一位，他在研究中心工作了3年多，至1961年回来之前，发表了30多篇文章。好多文章是在那里发表的，因此有条件用外文发表，也得到了国际上的认可。中文发表的文章，国际上很多人不知道，比如说我们的层子模型。1980年粒子物理会议，周培源在做层子模型论工作的报告的时候，许多海外的物理学家认为，这个理论水平这么高，却没有看到文章。因为当时相关的文章是在《科学通报》上用中文发表的。所以，钱三强、周培源就采纳建议，把层子模型的文章再翻译成英文重新发表。
20世纪60年代，欧洲核子中心、美国物理学会都邀请周光召做访问学者，提出全部费用由他们承担。周光召是当时中国物理界唯一的一位论文得到国际认可，并被邀请做访问学者和做合作研究的科学家。但周光召已经向钱三强提出回国参与核武器研究，1961年成为了核武器研究所理论部的第一副主任。主任是邓稼先，他本来是原子能研究所的副研究员，也是由钱三强推荐去的。根据杨振宁先生后来的说法分析，单从理论物理学术方面讲，邓稼先的学术功底比不上周光召。杨振宁对邓稼先印象是，他（邓稼先）不是聪明人，但是一个很忠诚、很诚实的人，尤其是对国家的事情。我看了一些传记，很少有对邓稼先在这个时期的学术表现特别认可的。
那个时候国际学术界对周光召的邀请就像是石头扔到大海里，一点回应都没有，这是个反常现象，甚至被认为是不礼貌的现象。但没有办法，所有参加原子弹研究工作的，只要是涉及这个领域的人，都要断绝一切和国外的联系。有一种传说一直在美国流传得很广，说周光召飞机出事了。到广州粒子物理会议时，杨振宁和邹祖德合作的一个报告后，周光召做了报告按照会议日程安排，周光召的报告在1月7日上午，邹祖德的报告在1月10日下午。另外，会议日程表中没有现实邹祖德的报告是与杨振宁合作的（参见[3]）。不过，会议实际安排可能根据当时情况做过调整。，一下子令海外的华裔科学家感到吃惊，首先是因为周光召真人出来了，不是说周光召飞机出事了吗？怎么出来了？第二个吃惊的是他的研究水平，他的报告水平仍然处于世界前沿位置，这太不容易了。
周光召长期在保密的核武器研究部门任职，1979年8月才回到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在那样的环境中进行研究，能够写出这样水平的文章，让华裔科学家们感到吃惊。我写简报时就问钱三强，为什么他们（华裔科学家）对周光召的出现感到这么吃惊。钱三强说，大家传飞机出事，是因为他们知道周光召突然之间消失了，就猜测他肯定是到国防系统去了。但有人说国防系统中，搞核武器的郭永怀出事了，一个出事的飞机上不可能只有一位科学家，所以就传说周光召也出事了。
周光召的突然出现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尤其是杨、李听到周光召的报告，以及另外一批国内四五十岁科学家的学术报告以后，他们在顾问委员会最后的学术总结会议上，认为会议是国际一流的，完全不亚于前年在东京开的，有各个国家参加的粒子物理会议的水平指1978年8月在日本东京召开的第十九届国际高能物理大会，包括中国学者朱洪元、胡宁、戴元本、叶铭汉等在内一千余名科学家参会。。这是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代表顾问委员会做的工作总结，我们的最后结论也是这么写的。
广州粒子物理会的会议时间安排是10天，但是开会只有1月5—10日。接下来的5天则邀请华裔科学家在国内观光，由科学院精心安排行程，提供了风景最优美的、最吸引人的三个地点，由他们挑选。
15日会议在北京结束，华裔科学家们受到了国家领导人接见。这一天有两个重大活动，先是华国锋作为国家主席礼节性地接见了他们，最重头的则是邓小平副总理宴请。邓小平先听了周培源、钱三强的汇报。他讲求实事求是，希望汇报的人对会议的情况实说。钱三强主要汇报了学术会议的水平，提到杨先生等都给了很高的评价。除此之外，他还特别讲了一点，即我们这一次会议有一个重要的收获，杨、李坐到了一起开会，并且互相称了“先生”，李政道称杨振宁为杨先生，杨振宁称李政道为李先生，并且在会议期间有过对话。有一次是提出不同意见，但这是学术讨论，并没有涉及到别的方面。
当时不光是华裔科学家，整个科技界，特别是物理学界，都对杨李之间的多年恩怨百思不得其解，甚至还有人往中国人的特性方面分析。两人能够共同回国出席会议，真是太了不得了。所以，我作为简报组的一员，在文章中就写到：“会议还没有开始，就进入高潮。”海内外的学者对杨、李能够同时出席会议，并且同时坐一辆车，感到震惊，这是重大新闻。谈到坐车，也有一个花絮。1月4日下午，要從广州流花宾馆转到会议召开地的从化温泉宾馆，这里也是最好的疗养地。那里的房子除了一栋楼以外，其他都是别墅，一个人一个房。当时，会务组安排了好多车，给杨振宁、李政道两对夫妇分别安排了车辆，并由周培源夫妇、钱三强夫妇，分别陪同他们坐小车从广州到从化。
后来理论物理所几个思想活跃的年轻人跟我说，让我向钱三强建议，让杨、李坐一辆车一起去，我马上就跟钱三强作了汇报。他们年轻人有这种想法，当然是好意，钱三强就马上跟周培源商量这个事。他们两个人的共同意见是，杨和李能够同时出席此次会议，对我们来说已是很大的荣幸，这是会议成功的标志。不管会议的其它方面怎么样，就凭这一点，就足可以说这个会议是成功的了。
钱三强、周培源后来跟我讲，他们准备了两个方案，不要太冒失，万一适得其反，后果不堪设想，如果有一方提出来，不到从化去，不参加会议，中途退场了，我们这会该怎么开？这是钱三强他们认为的，年轻的科学家想不到这一点，只图一个痛快。
我们的两个方案，其中一个是，安排两辆大客车停在宾馆门口，参会者在大厅里休息，然后出门乘车，车门都是开着的。国内的几对物理学家夫妇，赵忠尧夫妇、张文裕夫妇、钱三强夫妇、周培源夫妇，他们陆陆续续地上了大客车，后面跟着的杨、李夫妇开始也跟着上了大客车。我想这是因为张文裕、赵忠尧都是杨、李的老师。张文裕、赵忠尧要比杨、李大二三十岁，他们能够坐大轿子车，杨、李就认为自己为什么要坐小车，所以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他们在无意识中，没有指令，也没有暗示，就跟着自然而然地上去了。这样就成全了这些年轻的人期望。后来到了从化宾馆，先到达的国内外代表，一看到他们两个人从同一辆车下来，简直炸锅了。那时候宾馆里的人到处讲，杨振宁、李政道坐一辆车了。 新华社的记者杨荣荣，还有《人民日报》的记者，他们都认识我，就来质问我，说为什么这么重大的事，不通知他们。我就反复解释，说这是突发的，事先没有人通知的，你们先到从化了，但这件事是突然在广州出现的，大家事先都不知道，车上没有一个人带相机，所以没有照片。他们就说，为什么不通知他们，结果没留下照片。好多华裔科学家就讲，如果有杨、李一起坐车的照片，都能登在《纽约时报》的头版了。
他们是知底细的，但我们听到这个话觉得有点夸张。但这就说明，杨、李的矛盾，在美国物理界也是一个难题，所有包括美国物理学会的理事长马夏克（R E Marshak），就算是开一个物理学的小会，也会出现这个会请杨先生，那个会就请李先生的情况。写文件、会议报道时，如果两个人都出现的话，这一次先把杨放在前面，因为杨大几岁，而把李放到后面，下一次就把李放在前面，杨放在后面，这已经成为惯例。所以，美国的华裔对“照片”就有这样的期待。钱三强跟邓小平汇报这件事，邓小平也感到非常欣喜。我相信，那些以记者身份出现的某些单位的人，给上面报道，给外交部写汇报时，也会认为这是个出乎意料的喜事。
所以邓小平很兴奋，他就说，好！今天吃国宴、喝国酒。邓小平就在人民大会堂宴请科学家们，这个规格是不一般的。主要是国外的科学家参加宴会，国内的科学家中挑了一部分骨干参加，我记得好像钱学森也来了，还有一些科学院的领导，比如方毅、李昌，以及其他一些人。在主桌，邓小平旁边是杨振宁、李政道，然后是钱三强、周培源。最有趣的是，邓小平问杨、李，希望实事求是地讲，对会议怎么看，对国内的科研水平怎么看。虽然邓小平听过钱三强、周培源的汇报，但他不太放心。杨振宁回答的是，这次的粒子物理会议的水平没有问题，是很高的！而且不亚于东京的国际物理会议的水平。李政道讲，是国际一流水平的。杨振宁又讲，尤其是一批四五十岁的中年科学家、理论物理学者，很有潜力。听到他们的话，邓小平就放心了。
邓小平又接着问钱三强，说，国内科学家来了多少？在哪儿呢？钱三强答了，说来了大约半数。三强很机灵，马上到另外几桌，请了几位中年科学家，尤其是找来周光召，把他放在前面介绍。对别的科学家的介绍，只是见个面，介绍名字，比如说哪个大学，哪个学院，什么教授。周光召不一样，因为在此前，给邓小平做小范围汇报的时候，钱三强就讲到周光召，说周光召的出现，使海外学者感到很吃惊，周光召过去研究原子弹理论，隐姓埋名，这时候突然出现了，而且学术水平一流。钱三强跟邓小平讲，周光召过去在苏联发表了几十篇研究文章，在国际上很受重视，后来从事实际工作（指研制原子弹），做了很重要的贡献。
因为钱三强事先给邓小平讲了周光召，所以钱三强一介绍，邓小平就知道。钱三强说周光召是国内的佼佼者，李政道马上补充说，不仅在国内，包括我们在内，在整个粒子物理理论领域里面，他也是佼佼者。我相信这个话，因为钱三强不是脱离实际的吹捧，而且原子弹领域的设计外人不知道，但钱三强对情况很了解。李政道的评价，“包括我们”，无非多了杨和李两个人。杨、李虽然得了诺贝尔奖，但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研究领域，正如阮图南讲的，因为年龄的关系，没有创造力了。但周光召不一样，他还在前沿。这个时候，邓小平就举着杯子很高兴地站起来，而且和周光召握了手。周光召不仅在原子弹方面作出贡献，而且又是这样一个学术水平很高的人。这时邓小平就讲到，感谢大家，我希望大家要争取时间，把耽误的时间夺回来，为国家作出贡献，为中华民族争气。邓小平就举着杯子讲这几句话，很带劲。
邓小平在1月15日那一天讲过这个话以后，我相信，一直到宴会后他都很兴奋，他觉得我们国内不仅有一个周光召，而是有一批有能力的科学家。邓小平是亲自听到两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讲的，而且是实事求是的讲的，所以他感到很兴奋。
第二天，在党、政、军干部会议中，邓小平发表了一个长篇讲话，后来登在《邓小平文选》的第二卷第239页，题目叫做《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这段话太重要了，他是这样讲的，“我们需要更多的等待，是不是说我们现在就没有人呢？不是，是我们各级党委，特别是一些老同志在这里面注意不够，没有去有意识地发现、选拔、培养、帮助一批专业人才。前几天，在广州开了一个粒子物理理论讨论会，有个消息很值得高兴，我们的粒子物理理论水平，大体上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就是说，我们已经有相当的先进的水平，而且有一批由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取得了成就年轻人，只是人数比一些先进国家少得多。这就说明我们并不是没有人，好多人才没有被发现，他们的工作条件太差，待遇太低，他们的作用不能充分的发挥出来”。后面还有一段，我认为是至关重要的，是这样写的：“我看还是要开明一点，要从大局着眼，要从我们事业的前途着眼，有能干的人要积极的去发现，发现了就要认真帮，我们要逐渐做到，包括各级党委在内，各级业务机构都要有专业知识的人来担任领导。”（[6]，页239）
我认为，这是邓小平高兴心情之上的一个认识升华。这段话使我想起内行和外行的问题。改革开放以前，科学院一直是以外行领导内行，这不仅是一个政策，还被认为是一个规律，认为只有外行才能领导内行。可以联想到，在1979年的11月1日，中国科学院院庆30周年时，人民大会堂举办了院庆的茶话会，邓小平、李先念、邓颖超、胡耀邦到场了。那天严济慈代表科学院发言，他讲了两点意见，我当时听了，认为是很不一般的。按照我的理解，第一点概括起来是，“要让科学家加强学术科学技术的领导”。第二点，“要按科学规律领导科学”。散会后我说，严老今天讲得太好了，这就是外行内行的关系认识，按科学规律引导科学，改变了过去的看法。邓小平听后带头鼓掌，接着全场鼓掌。所以邓小平1980年在干部会上的讲话，不是突然想到的，他可能一直在思考、在琢磨这个问题，所以他这段话讲的很明确。
接下来有一个新鲜事，科学界里别的机构我没有统计，就中國科学院系统，有4个人成为了中央委员，或者进入中央纪委的班子。其中，物理界的是周光召，化学界的是严东生、地学界的是曾庆存、生物学界的是梁栋材。邓小平的话不仅是一个宣言，而是马上就成为了实际行动！他们是进到中委班子的，但如果翻一翻各个部门的大事记，就会发现，从这段时间开始，还有很多科学技术专家或者总工程师被提到了领导岗位。我知道宋健就是在邓小平讲过那段话以后，被提为七机部的副部长。 因此，把人和時间结合到一起，将这些信息密码解读出来，我想对我们研究这个题目，大致上是很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1] 一九七九年李政道来华专卷（二）[R]. 北京： 中国科学院机关档案馆， 1979 04 0090.
[2] 广州粒子物理理论讨论会《简报》（第12期）[R]. 北京： 中国科学院机关档案馆， 1980 36 0012.
[3] 一九八〇年“广州粒子物理理论讨论会”重要文件及综合情况[R]. 北京： 中国科学院机关档案馆1980 04 0203.
[4] 葛能全. 入门与出道——科学院、工程院亲历札记及我的早年[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9.
[5] 葛能全. 魂牵心系原子梦 钱三强传[M].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3.
[6] 邓小平. 目前的形势和任务[A]. 邓小平文选[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Wishing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Lushan
Guangzhou Particle Physics Conference in memory
GE Nengquan
Abstract： The Guangzhou Particle Physics Symposium in 1980 was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nference held after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was highly valued by the scientific and national leaders at that time Qian Sanqiang had been planning and preparing for the conference since 1977， including discussing the invitee list with Yang Zhenning and Li Zhengdao， and holding domestic physics conferences to understand the research status and level， etc In 1979， Qian Sanqiang’s idea took shape and the formal preparations for the conference began In January 1980， the conference was officially held in Guangzhou and achieved great success After the meeting， the English 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report were published， which further strengthened th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of the conference As the full time secretary of Qian Sanqiang， Ge Nengquan was fully involved in the planning， preparation， convening and publication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so he was very familiar with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conference In Ge Nengquan’s opinion， it is impossible to completely restore the complete picture of history However， it is feasible to understand an event through multi dimensional approach and understand the original appearance of historical events as much as possible
Keywords：Guangzhou Particle Physics Conference， Yang Zhenning， Li Zhengdao， Lushan Confer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