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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领导渣打银行全球研究中心184人团队的李籁思博士（Dr. Gerard Lyons），现在给伦敦市长约翰逊（Boris Johnson）当起了首席经济顾问。他的工作是帮助市长制定经济和金融战略，这个工作一点儿也不比以前轻松，因为伦敦经济占英国总产出的21.9%，伦敦的外汇交易量占全球的36.7%。
即便在制造业不断离开欧洲的背景下，伦敦仍凭借其在科技与金融领域的地位，在欧洲市场拔得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头筹，并在与巴黎和苏黎世的竞争中，成为继香港之后第二大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目前，伦敦单日人民币交易量达到50亿美元，较去年同比增长100%。而根据国际支付公司SWIFT的数据，在中国大陆和香港之外的人民币交易中，伦敦占了62%。
除了贸易需求的增长，上述交易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6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与英格兰银行签订的2000亿元人民币三年期双边货币互换协议（SWAP）：它给市场注入了信心。然而，与平均单日交易达5.3万亿美元的外汇市场盘子相比，“离岸人民币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市场”，李籁思博士对《财经》记者说。
随着上海自贸区的成立，以及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提出，中国政府对技术和制度创新的需求，同样刺激了伦敦的想象，让李籁思博士迫不及待地到中国一探究竟。与他同行的，除了伦敦市长约翰逊，还有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George Osborne）、大学与科技大臣维莱茨（David Willetts）。
后WTO时代，中国的经济制度创新显得有些乏力。尤其在世界投资与贸易规则等制度的制定过程中，中国因参与有限，很难释放其改革信号。
一方面，中国在与美国的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上，难就国有企业问题达成一致。美国贸易代表也多次就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问题，向中国发难。另一方面，日本、韩国相继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后，中国在亚太自由贸易的制度参与中落单。
“TPP的核心，是进一步推动东亚国家的市场化经济改革和市场开放，因为关税降低给跨国公司带来的边际效益已经大幅降低。” 彼得逊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肖特（Jeffrey Schott）对《财经》记者说。
此时此刻，内部制度创新就显得尤为必要了。此前，在通过吸引外资以发展加工贸易的时代，特殊的外汇留成政策曾经让中国经济进入了特区发展阶段。而随后的沿海经济开放，形成的开发区发展模式，使得政府为了吸引投资，降低要素价格、降低交易成本，在一定程度上给企业提供良好的经营环境。
但是，如何进一步推动可在全国复制的改革开放，在中国国内区域优惠政策所释放出来的能量消耗殆尽之时，就成为各方关注的命题。
上海提出自贸区建设，将成为中国经济改革新的试验田。“国务院和上海市一致确认中国（上海）自贸区是立足于体制创新而不是优惠政策。”国家税务总局前副局长、现任财经研究院院长许善达对《财经》记者说：“这既是国务院的要求，也是上海的承诺。”
很显然，实行政府职能转变、金融制度、贸易服务、外商投资和税收政策等多项改革措施，并大力推动上海市转口、离岸业务的发展将是上海自贸区发展的战略。制度创新，而不是简单地索要优惠，才是自贸区设立的重要目的。
在此背景下，“国务院批准上海成立自贸区和当年加入WTO一样，表明中国政府在制度发展方面的方向是很明确的。”许善达认为，虽然在包括负面清单等一系列具体的实施措施上，中国还缺少具体的政策储备，但这是中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信号。
很明显，这个信号很快就被英国接收，并做出伦敦式的反馈。
伦敦城人民币倡议指导委员会主席包默凯（Mark Boleat）认为，从中国监管当局7月确保协调性的新机制出台，到9月上海自贸区的设立，可以看出，“通过稳健的资本市场自由化，以实现现代化的意图已经非常明确，而人民币国际化与这个改革进程一脉相承，我也乐见伦敦成为主要的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
10月15日至17日，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访华。奥斯本不但宣布中国建工集团开发曼彻斯特机场附近商业区的协议，甚至还表示欢迎中国投资英国核电站，以展示英国加强与中国经贸关系的政治姿态。
“除了完善的监管系统、稳定的政策、专业的金融服务，以及自身在外汇交易市场中的地位等优势外，伦敦之所以能够继香港之后发展成为第二大人民币离岸中心，还要追溯到2011年王岐山对英国的访问。”伦敦副市长马特豪斯（Kit Malthouse）对《财经》记者说。
2011年9月8日，时任副总理王岐山赴伦敦，出席“中英经济财金对话”。在与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的正式会谈中，王岐山表示支持伦敦成为人民币离岸中心，并且加强双边以及与其他组织的对话，以支持该市场的进一步发展。
很快，这一政策主张得到私营部门的积极互动。
2012年4月18日，汇丰银行以3%的利率，在伦敦发行三年期债务工具——“点心债”，共融资20亿元人民币，从而给汇丰不断扩大的人民币资产提供资金。首只在中国大陆和香港以外发行的人民币债券问世后，受到包括对冲基金、银行以及公司在内的欧洲投资者的青睐。
当天，英国央行与三家战略性中资银行，以及其他几家国际投资银行共同发起“伦敦城人民币倡议”机构，旨在把伦敦发展成为人民币交易中心。该机构不但为伦敦金融市场在人民币产品的技术、基础建设和监管上提供领导力，还为英国财政部和其他英国当局就金融稳定性提出建议，同时也同中国内地和香港的金融监管者保持沟通。
在倡议协调下，中国建设银行于11月在伦敦发行人民币“点心债”，成为首个在中国内地和香港以外地区发行人民币债券的中资机构。
2013年“两会”过后，中国金融当局放松管制，人民币国际化步调进一步加快，也吊起了欧洲投资人的胃口。一方面，证监会在3月6日公布《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试点办法》和相关规定，扩大试点机构类型并放宽投资范围限制，从而允许机构根据市场情况自主决定产品类型；另一方面，中国人民银行在3月26日与巴西央行签署为期三年、规模达1900亿元人民币的SWAP，并且在4月10日启动人民币与澳元直接交易。 在此背景下，6月22日中英签署的SWAP，成为中国与欧洲国家的第一个双边货币互换协议。
与伦敦成熟的外汇交易市场相比，人民币市场的参与者和产品还比较少，但是其增长势头很快。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数据，人民币在全球外汇交易量的比重从2010年的0.9%，激增到2013年的2.2%。
但欧洲投资者对当局的政策稳定性，也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虽然伦敦的金融业是完全靠私营部门力量来推动发展起来的，政府也没有什么政策来支持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发展，但是私营部门还是需要双边央行的SWAP，尽管它和实际交易量相比实在很小，但是它能够给市场带来信心。” 李籁思博士对《财经》记者说。
与制造业立国的德国相比，英国在对华制造业出口上乏善可陈。因此，它试图别出蹊径。“英国有很好的科学和设计，而中国擅长于技术的商业化。因此，我们关注中国本土科技创新能力，希望通过合作来实现互利互赢。” 英国大学与科技大臣维莱茨对《财经》记者说。
维莱茨访华期间，英国国家科技艺术基金会发布了一项关于中国创新现状的最新报告，认为特别在尖端制造、电子产业中，中国“山寨”式的产品创新模式正在吸引全球的目光，但它并不是被简单地模仿，而是一种增加产品附加值的“隐藏创新”。
与此同时，维莱茨还会见了中国科技部副部长曹健林，双方同意将共同出资300万英镑，以支持在可持续制造业领域的研究与创新合作，以及共同的商业开发。
虽然金额不大，但这却代表着英国对早前中国企业从欧美国家“剽窃”技术和知识产权的质疑，正在逐渐转变。特别是在中国大量科研资金用于支持应用性技术研究甚至技术商业化开发的情况下，英国与中国的技术创新合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相互的短板。
“我们都在做3D打印，一拍即合。”上海材料研究所在9月26日的“中英未来制造业”对接会上，与金属过滤器生产商Croft Filters达成合作意向，所长鄢国强显得十分兴奋。他们之间的合作就属于中英两国此次科技合作的支持范围。
“对于这种全新的制造技术，我们先从粉体研究开始合作，然后是通过3D打印设备进行制造，最后才是性能评定。”鄢国强告诉《财经》记者，“说不定未来走到产品开发那一步。”
虽然该所从2012年底才开始对3D打印技术进行研究，但是在国家和上海市科技扶持政策下，将在未来几年投入1000万元科研经费专门对3D打印技术进行研究。相比之下，Croft Filters就没有那么幸运，因为英国政府在应用型科研上的投入并不多。
英国先进的制造企业可以利用中国相对廉价的实验室和科研能力，解决技术开发到市场化之间的过渡问题，而中国科研机构也可以通过联合研发提高自身的应用性研发实力。但是这种机制创新是否能够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还有赖于专利与利益共享机制的设计，以保障市场环境下的激励机制，还在摸索之中。
虽然并不清楚上海自贸区的设立会促使中英经贸发展会走到何种程度，但是很显然，商业和外汇结算方面的中英互动，将为中英经贸往来辟出一条独特的蹊径。
即便在制造业不断离开欧洲的背景下，伦敦仍凭借其在科技与金融领域的地位，在欧洲市场拔得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头筹，并在与巴黎和苏黎世的竞争中，成为继香港之后第二大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目前，伦敦单日人民币交易量达到50亿美元，较去年同比增长100%。而根据国际支付公司SWIFT的数据，在中国大陆和香港之外的人民币交易中，伦敦占了62%。
除了贸易需求的增长，上述交易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6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与英格兰银行签订的2000亿元人民币三年期双边货币互换协议（SWAP）：它给市场注入了信心。然而，与平均单日交易达5.3万亿美元的外汇市场盘子相比，“离岸人民币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市场”，李籁思博士对《财经》记者说。
随着上海自贸区的成立，以及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提出，中国政府对技术和制度创新的需求，同样刺激了伦敦的想象，让李籁思博士迫不及待地到中国一探究竟。与他同行的，除了伦敦市长约翰逊，还有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George Osborne）、大学与科技大臣维莱茨（David Willetts）。
来自中国的信号
后WTO时代，中国的经济制度创新显得有些乏力。尤其在世界投资与贸易规则等制度的制定过程中，中国因参与有限，很难释放其改革信号。
一方面，中国在与美国的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上，难就国有企业问题达成一致。美国贸易代表也多次就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问题，向中国发难。另一方面，日本、韩国相继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后，中国在亚太自由贸易的制度参与中落单。
“TPP的核心，是进一步推动东亚国家的市场化经济改革和市场开放，因为关税降低给跨国公司带来的边际效益已经大幅降低。” 彼得逊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肖特（Jeffrey Schott）对《财经》记者说。
此时此刻，内部制度创新就显得尤为必要了。此前，在通过吸引外资以发展加工贸易的时代，特殊的外汇留成政策曾经让中国经济进入了特区发展阶段。而随后的沿海经济开放，形成的开发区发展模式，使得政府为了吸引投资，降低要素价格、降低交易成本，在一定程度上给企业提供良好的经营环境。
但是，如何进一步推动可在全国复制的改革开放，在中国国内区域优惠政策所释放出来的能量消耗殆尽之时，就成为各方关注的命题。
上海提出自贸区建设，将成为中国经济改革新的试验田。“国务院和上海市一致确认中国（上海）自贸区是立足于体制创新而不是优惠政策。”国家税务总局前副局长、现任财经研究院院长许善达对《财经》记者说：“这既是国务院的要求，也是上海的承诺。”
很显然，实行政府职能转变、金融制度、贸易服务、外商投资和税收政策等多项改革措施，并大力推动上海市转口、离岸业务的发展将是上海自贸区发展的战略。制度创新，而不是简单地索要优惠，才是自贸区设立的重要目的。
在此背景下，“国务院批准上海成立自贸区和当年加入WTO一样，表明中国政府在制度发展方面的方向是很明确的。”许善达认为，虽然在包括负面清单等一系列具体的实施措施上，中国还缺少具体的政策储备，但这是中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信号。
很明显，这个信号很快就被英国接收，并做出伦敦式的反馈。
伦敦城人民币倡议指导委员会主席包默凯（Mark Boleat）认为，从中国监管当局7月确保协调性的新机制出台，到9月上海自贸区的设立，可以看出，“通过稳健的资本市场自由化，以实现现代化的意图已经非常明确，而人民币国际化与这个改革进程一脉相承，我也乐见伦敦成为主要的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
10月15日至17日，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访华。奥斯本不但宣布中国建工集团开发曼彻斯特机场附近商业区的协议，甚至还表示欢迎中国投资英国核电站，以展示英国加强与中国经贸关系的政治姿态。
伦敦在行动
“除了完善的监管系统、稳定的政策、专业的金融服务，以及自身在外汇交易市场中的地位等优势外，伦敦之所以能够继香港之后发展成为第二大人民币离岸中心，还要追溯到2011年王岐山对英国的访问。”伦敦副市长马特豪斯（Kit Malthouse）对《财经》记者说。
2011年9月8日，时任副总理王岐山赴伦敦，出席“中英经济财金对话”。在与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的正式会谈中，王岐山表示支持伦敦成为人民币离岸中心，并且加强双边以及与其他组织的对话，以支持该市场的进一步发展。
很快，这一政策主张得到私营部门的积极互动。
2012年4月18日，汇丰银行以3%的利率，在伦敦发行三年期债务工具——“点心债”，共融资20亿元人民币，从而给汇丰不断扩大的人民币资产提供资金。首只在中国大陆和香港以外发行的人民币债券问世后，受到包括对冲基金、银行以及公司在内的欧洲投资者的青睐。
当天，英国央行与三家战略性中资银行，以及其他几家国际投资银行共同发起“伦敦城人民币倡议”机构，旨在把伦敦发展成为人民币交易中心。该机构不但为伦敦金融市场在人民币产品的技术、基础建设和监管上提供领导力，还为英国财政部和其他英国当局就金融稳定性提出建议，同时也同中国内地和香港的金融监管者保持沟通。
在倡议协调下，中国建设银行于11月在伦敦发行人民币“点心债”，成为首个在中国内地和香港以外地区发行人民币债券的中资机构。
2013年“两会”过后，中国金融当局放松管制，人民币国际化步调进一步加快，也吊起了欧洲投资人的胃口。一方面，证监会在3月6日公布《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试点办法》和相关规定，扩大试点机构类型并放宽投资范围限制，从而允许机构根据市场情况自主决定产品类型；另一方面，中国人民银行在3月26日与巴西央行签署为期三年、规模达1900亿元人民币的SWAP，并且在4月10日启动人民币与澳元直接交易。 在此背景下，6月22日中英签署的SWAP，成为中国与欧洲国家的第一个双边货币互换协议。
与伦敦成熟的外汇交易市场相比，人民币市场的参与者和产品还比较少，但是其增长势头很快。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数据，人民币在全球外汇交易量的比重从2010年的0.9%，激增到2013年的2.2%。
但欧洲投资者对当局的政策稳定性，也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虽然伦敦的金融业是完全靠私营部门力量来推动发展起来的，政府也没有什么政策来支持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发展，但是私营部门还是需要双边央行的SWAP，尽管它和实际交易量相比实在很小，但是它能够给市场带来信心。” 李籁思博士对《财经》记者说。
制造业协动
与制造业立国的德国相比，英国在对华制造业出口上乏善可陈。因此，它试图别出蹊径。“英国有很好的科学和设计，而中国擅长于技术的商业化。因此，我们关注中国本土科技创新能力，希望通过合作来实现互利互赢。” 英国大学与科技大臣维莱茨对《财经》记者说。
维莱茨访华期间，英国国家科技艺术基金会发布了一项关于中国创新现状的最新报告，认为特别在尖端制造、电子产业中，中国“山寨”式的产品创新模式正在吸引全球的目光，但它并不是被简单地模仿，而是一种增加产品附加值的“隐藏创新”。
与此同时，维莱茨还会见了中国科技部副部长曹健林，双方同意将共同出资300万英镑，以支持在可持续制造业领域的研究与创新合作，以及共同的商业开发。
虽然金额不大，但这却代表着英国对早前中国企业从欧美国家“剽窃”技术和知识产权的质疑，正在逐渐转变。特别是在中国大量科研资金用于支持应用性技术研究甚至技术商业化开发的情况下，英国与中国的技术创新合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相互的短板。
“我们都在做3D打印，一拍即合。”上海材料研究所在9月26日的“中英未来制造业”对接会上，与金属过滤器生产商Croft Filters达成合作意向，所长鄢国强显得十分兴奋。他们之间的合作就属于中英两国此次科技合作的支持范围。
“对于这种全新的制造技术，我们先从粉体研究开始合作，然后是通过3D打印设备进行制造，最后才是性能评定。”鄢国强告诉《财经》记者，“说不定未来走到产品开发那一步。”
虽然该所从2012年底才开始对3D打印技术进行研究，但是在国家和上海市科技扶持政策下，将在未来几年投入1000万元科研经费专门对3D打印技术进行研究。相比之下，Croft Filters就没有那么幸运，因为英国政府在应用型科研上的投入并不多。
英国先进的制造企业可以利用中国相对廉价的实验室和科研能力，解决技术开发到市场化之间的过渡问题，而中国科研机构也可以通过联合研发提高自身的应用性研发实力。但是这种机制创新是否能够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还有赖于专利与利益共享机制的设计，以保障市场环境下的激励机制，还在摸索之中。
虽然并不清楚上海自贸区的设立会促使中英经贸发展会走到何种程度，但是很显然，商业和外汇结算方面的中英互动，将为中英经贸往来辟出一条独特的蹊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