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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著名的镇江西津古渡石塔右侧，有一幢普通的清末建筑，门楣上镶嵌着三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救生会”，落款是：“光绪乙末冬重修”，令人肃然起敬。走进大门，是一座六角凉亭，一转弯便是一栋总面积不足二百平方米的两层建筑，楼对面则是三开门面的平房。整个大院没有曲径通幽的胜景，更没有雕梁画栋的豪华，倒像小富人家的寓所，这就是名扬四海的镇江西津古渡救生会旧址。
古渡老街的故事
初夏的一天，笔者有幸踏上了狭长的古渡老街，一睹古渡的庄严，去聆听历史老人深情的诉说。
老街上住着几十位知晓古渡历史的老人，如今已所剩无几。向导是老街的常客，找到了一位知情的老人。老人戴着老花镜正在读报，一副文化人的模样。他叫张秀根，今年72岁，背有点驼，听说是了解古渡历史的，忙招呼着进屋细谈。老人通晓长江历史，对古渡史料尤感兴趣，凡是有关镇江的历史书籍都会收藏。他告诉笔者，明清时，他现在的住屋就是“义渡码头”，那时的古渡是镇江最热闹的地方，沿街商店就有好几里路。自从有了救生会，江北过来的客人络绎不绝，当时的救生会在老百姓心目中是“救护神”。老人很关心镇江的建设，1994年退休以来，从未间断过写作，一篇题为《开一条镇江“苏伊士运河”》的文章获得“良策奖”。谈到获奖作品，老人显然有些激动：“是古渡救生会旧址给了我灵感啊!”
沿着老街行走，不久就到了古渡街52号，店主是一位中年人，名叫陈长生，正往锅里下面条。店主告诉笔者，这爿小店铺是原汁原味的老店，房屋是130年前建造的，店柜装潢也是130年前的模样，就连现在出售的鸡蛋饼也是130年前祖传的。小店虽小，名声可不小，中央电视台还采访过。陈老板文绉绉地说，早在三国时，这里就驻有东吴水师，民间相传周瑜和诸葛亮就是在西津古渡南面的蒜山谋定赤壁之战的。据《镇江志》记载，镇江西津古渡北对瓜洲，江面开阔达四十余里，“每遇疾风卷水，黑浪如山，樯倾楫摧，呼号之声惊天动地。”唐天宝十年(公元751年)，江面风浪大作，致使数十艘不及避让的渡江船倾覆于江中。到了唐代，润州已是江淮漕运重镇，每年从西津古渡经过的船舶数以百万计，镇江也由此已成为过往商贾访问之地。鉴于西津古渡水上交通和军事地位，唐代宰相李德裕在任江浙观察使时，便加强了对西津古渡的管理，曾派兵丁在渡口巡逻守护。听罢店主的一番讲述，笔者不由地惊讶老街市民如此深厚的文化底蕴，感叹救生文化的魅力。
的确，那时还在江中的金山寺见证了这个年代水上运输的盛况：“西津渡乃南北冲要之地，江浙闽海悉由此以达京师，使命客旅，络绎往回，日不暇给。”而如今的西津古渡离江边已有数百米之遥，也早已“名不副实”了。西津古渡老街浓缩唐、宋、元、明、清历史文化。不久前，考古学家在此发现了唐朝的街道，也为西津古渡增添了几分历史的凝重——
救生会的雏形
宋朝，镇江沿岸渡口已星如棋布，绵延数十里。然而，江上人命事故时有发生。到了乾道年间，渡船死人的事件还在延续，时任镇江镇守的蔡恍寝食不安，决意做一件好事。这一年，蔡郡守建造了5艘抗风能力很强的大型摆渡船，各船分别竖立“利、涉、大、川、吉”作为标志，并限定载客人数，摆渡船“身兼两职”，既渡人又救人，这就是首次见诸于史册的官渡和救生性质的渡船，也是后来救生会的雏形。从此以后，西津渡口很少发生人命事故，即便水上救急，百姓也不再担惊受怕了。
到了元代，战事纷乱，污吏横行。西津渡口监渡官吏中有人滥用职权，敲诈勒索，致使渡江客取道私渡。然而，私船主大多为无业游民，索财更是心切，手法毒辣无比，载客船常常驶抵江心，故意停航，任凭水流漂移，威胁旅客交钱，一时间闹得人人自危，人心惶惶。延佑至泰定年间，镇江路总管段廷圭决心彻底改变现状，下令在西津渡新增救生渡船15艘，每船配备艄工1名，水手9名，要求竖立旗号，并标明艄工的姓名，实行“实名上岗”，接受老百姓的监督。段总管规定，路、县级正职官员必须每10天轮流一次亲自到渡口巡检，严查私渡小船。他还规定，各渡船摆渡费由官方统一收取。江面上还常年派出巡逻船监督，发现官方渡船不插旗号，严加处罚，对私渡船则予以坚决打击。泰定二年，段总管又果断地取消了历年来设在码头上的“监渡员”，根除了滋生渡口贪官的土壤。泰定三年十月，他又取消了西津渡官渡船的船票，受到了百姓的拥戴。
“红船”的诞生
西津渡口的发展在延续。明朝正统年间，巡抚侍郎周忱打造2艘救生专用船，并向社会招募水手30余人“济渡救生”。他还亲自率领民工修建西津渡石堤，使救生船直抵码头，大大方便了旅客登船。这是真正意义上的长江水域救助专业队伍。
民间救生慈善事业也随之涌现。明末崇祯年间，兴化绅士李长科、悯风涛自费在玉山下建造“避风馆”，由超岸寺僧长主持，江上旅客有了临时休息的地方。紧接着，他们又募捐款项建造了10艘“红船”。为了鼓励救人，还按所救者生死，分别予以奖励。就这样，由僧民结合的“避风馆”活跃了50年之久。当地的老人告诉笔者，到了明末清初，金山寺僧和邑中土绅集资建造了多艘救生红船。救生红船船体为鲜红色，船头有虎头雕刻。当时，江面多处设有关卡，红船的特殊标记，如同现代执行公务的警船，一路畅通无阻。红船出航救助时，船旗迎风飘扬，敲锣鸣号，十分威武壮观。康熙皇帝得知后，大为赞扬，又于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在金山寺立《御制操舟说》碑，以作颂扬。
红船的出现，促进了清朝官府对人命救生的重视。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清政府责令沿江官府关注过往船只安全，如遇到大风，江心船只不能靠岸的要给予救助，并动用银库打造10艘护航船，分布在沿江两岸，船只遇风，立即护航。
京口救生会的创立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镇江京口蒋元鼎、朱永载等15人“一拍即合”，捐白金若干，在西津渡观音阁成立了“京口救生会”。时值江上大风，有一艘船遭遇风浪倾覆，救生会闻讯后立即派出救生红船前往救助，救助人员勇猛无比，当即擒获难船，救活1人。京口救生会旗开得胜，一时成为街头巷尾的美谈。
京口救生会规定，对救助船论功行赏；对无家可归的被救人员留在会中收养；对有家者则发给路费；遇难而死者，由会中打捞沉尸，置棺装殓。京口救生会的诸多义举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纷纷捐资捐款。五年后，救生会购得西津渡韶关晏公庙旧址，建屋3间作为会址。会中祀晏公像，后又建楼祀文昌神。如果参加共创救生会的善士辞世，立牌位于楼西祭之。会员还公举公正者为救生会会首，具体负责金钱的收支。 京口救生会的善举感人肺腑。乾隆初年(公元1736年)，京口义士蒋豫召集乐善好施人士，全力振兴救生会。他们商定救生人员凡于江中救活一人给赏钱1200文，找到浮尸一具奖赏1150文。他和后人连续七代苦心经营京口救生会，时间长达140年，实属不易。
京口救生会的善举对沿江官府影响极大。丹徒县令冯咏把救生作为头等大事，经常在大风天气，亲自乘坐红船巡江。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江苏巡抚奏请皇上建造救生船12艘；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城壕又增设8艘救生船。镇江府则征集民船补充。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包良丞督造的大型救生船使镇江沿江的救生力量得到加强。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长江沿岸数省连遭水灾，他又在汉口倡导设立红船救生。嘉庆年间，仪征人阮元任江西巡抚时所督造的红船速度最快，各地纷纷效仿，一时间，江西、安徽以至大江南北到处都有救生红船的踪影。
咸丰战乱后，救生会房屋全毁，船只荡然无存。同治三年(1864年)，蒋豫之后蒋宝在韶关建造两间房屋作为救生会会所。英国侵略者占领了镇江，洋人将救生会所强行当作领事馆。蒋宝力保会所拒绝领取租金，光绪二年，洋人只得将会所归还。
比起宋、元、明时期设立的官渡来说，清代的京口救生会的诞生是一个进步。官渡主要是政府负责南北客商和货物的渡江运输，有时兼做救生；而京口救生会则是民间士绅兴办的专业从事江中打捞沉船和救生的机构。
如火如荼的救生事业
京口救生会具有强大的辐射能力。据《镇江志》记载，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镇江附近的瓜洲江口和息浪庵就设有救生红船。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京都义士陈忠联感到西津渡救生船距离江北岸较远，红船出动救生受到时间限制，于是就创立了瓜洲救生分会，以与京口救生会形成南北呼应之势，会所设在瓜洲江神庙。当时已经拥有47艘救生渡船的扬州盐院决定调拨10艘船支援瓜洲，使江北的救生力量得到有效加强。后来，瓜洲救生分会会址几经搬迁，所需费用都来自民间。
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扬州张柘园、程封延捐地60亩，在焦山设立一艘救生红船；到了乾隆和嘉庆年间，又先后添置救生红船3艘。道光年间，焦山救生总局成立。同治初，常镇道观察赵吟蕉了解到长江船只失事频繁，决定筹款接济救生会。同治甲子，曾国藩任两江总督，训导徐国桢去南京拜见曾国藩，曾国藩便委任他接任焦山救生总局事务。徐国桢到任后，大力整顿，修订章程，杜绝了当时曾经出现的救生谋私的问题。徐国桢领导有方，管理严格，每日天明，即派船到江况险要的水域锚泊待命，“预防风浪，以便援救”，这样做法有点像当今海上锚泊待命救助。焦山救生总局还规定，冬季救活人，先换给棉衣，后用姜汤米去寒果腹，再发给路费；对已死者则用棺木掩埋；而对破损船舶则代为修理。由于章程周全，措施得力，焦山救生会十分兴旺。
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蒜山以东江面沙滩露出水面，救生会专门打造了木浮筏，以方便渡江旅客上下。两年后，救生会重修韶关会所。公元1923年，为了改善西津渡至瓜洲江面经常出事的状况，镇江和瓜洲士绅合力倡议开创轮渡。这样，在马隽卿等人的努力下，成立了普济轮渡局，购置了“普济号”轮渡船。这时，中国开始进入了资本工业初级时代，镇江的小火轮业逐渐发展，江上船舶航行管理得到进一步加强，至民国年间，京口救生会这才渐渐退出历史舞台。
救生会前的沉思
西津古渡救生会旧址是迄今为止国内保存得最为完整的中国救捞文物，是中国救捞最有说服力的历史见证。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也铺垫了救捞历史，中国救捞史应毫无疑问地追溯到一千年前的大宋年代。
一千年，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可谓“弹指一挥间”。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在草菅人命、欺压百姓的年代，有识志士力挽狂澜，先后通过官办、民办等形式使救生事业延续下来，其精神可嘉。镇江地处长江要塞，水上航运十分发达，正是航运的需要催生了救生事业。如今，英国等发达国家现存的救生协会就沿袭中国救生会历代的做法，可见中国救助历史的源远流长。
寻找我国海上“人命救助”的源头，和京口救生会进行历史“对话”，在中国救捞事业发展的今天，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古渡老街的故事
初夏的一天，笔者有幸踏上了狭长的古渡老街，一睹古渡的庄严，去聆听历史老人深情的诉说。
老街上住着几十位知晓古渡历史的老人，如今已所剩无几。向导是老街的常客，找到了一位知情的老人。老人戴着老花镜正在读报，一副文化人的模样。他叫张秀根，今年72岁，背有点驼，听说是了解古渡历史的，忙招呼着进屋细谈。老人通晓长江历史，对古渡史料尤感兴趣，凡是有关镇江的历史书籍都会收藏。他告诉笔者，明清时，他现在的住屋就是“义渡码头”，那时的古渡是镇江最热闹的地方，沿街商店就有好几里路。自从有了救生会，江北过来的客人络绎不绝，当时的救生会在老百姓心目中是“救护神”。老人很关心镇江的建设，1994年退休以来，从未间断过写作，一篇题为《开一条镇江“苏伊士运河”》的文章获得“良策奖”。谈到获奖作品，老人显然有些激动：“是古渡救生会旧址给了我灵感啊!”
沿着老街行走，不久就到了古渡街52号，店主是一位中年人，名叫陈长生，正往锅里下面条。店主告诉笔者，这爿小店铺是原汁原味的老店，房屋是130年前建造的，店柜装潢也是130年前的模样，就连现在出售的鸡蛋饼也是130年前祖传的。小店虽小，名声可不小，中央电视台还采访过。陈老板文绉绉地说，早在三国时，这里就驻有东吴水师，民间相传周瑜和诸葛亮就是在西津古渡南面的蒜山谋定赤壁之战的。据《镇江志》记载，镇江西津古渡北对瓜洲，江面开阔达四十余里，“每遇疾风卷水，黑浪如山，樯倾楫摧，呼号之声惊天动地。”唐天宝十年(公元751年)，江面风浪大作，致使数十艘不及避让的渡江船倾覆于江中。到了唐代，润州已是江淮漕运重镇，每年从西津古渡经过的船舶数以百万计，镇江也由此已成为过往商贾访问之地。鉴于西津古渡水上交通和军事地位，唐代宰相李德裕在任江浙观察使时，便加强了对西津古渡的管理，曾派兵丁在渡口巡逻守护。听罢店主的一番讲述，笔者不由地惊讶老街市民如此深厚的文化底蕴，感叹救生文化的魅力。
的确，那时还在江中的金山寺见证了这个年代水上运输的盛况：“西津渡乃南北冲要之地，江浙闽海悉由此以达京师，使命客旅，络绎往回，日不暇给。”而如今的西津古渡离江边已有数百米之遥，也早已“名不副实”了。西津古渡老街浓缩唐、宋、元、明、清历史文化。不久前，考古学家在此发现了唐朝的街道，也为西津古渡增添了几分历史的凝重——
救生会的雏形
宋朝，镇江沿岸渡口已星如棋布，绵延数十里。然而，江上人命事故时有发生。到了乾道年间，渡船死人的事件还在延续，时任镇江镇守的蔡恍寝食不安，决意做一件好事。这一年，蔡郡守建造了5艘抗风能力很强的大型摆渡船，各船分别竖立“利、涉、大、川、吉”作为标志，并限定载客人数，摆渡船“身兼两职”，既渡人又救人，这就是首次见诸于史册的官渡和救生性质的渡船，也是后来救生会的雏形。从此以后，西津渡口很少发生人命事故，即便水上救急，百姓也不再担惊受怕了。
到了元代，战事纷乱，污吏横行。西津渡口监渡官吏中有人滥用职权，敲诈勒索，致使渡江客取道私渡。然而，私船主大多为无业游民，索财更是心切，手法毒辣无比，载客船常常驶抵江心，故意停航，任凭水流漂移，威胁旅客交钱，一时间闹得人人自危，人心惶惶。延佑至泰定年间，镇江路总管段廷圭决心彻底改变现状，下令在西津渡新增救生渡船15艘，每船配备艄工1名，水手9名，要求竖立旗号，并标明艄工的姓名，实行“实名上岗”，接受老百姓的监督。段总管规定，路、县级正职官员必须每10天轮流一次亲自到渡口巡检，严查私渡小船。他还规定，各渡船摆渡费由官方统一收取。江面上还常年派出巡逻船监督，发现官方渡船不插旗号，严加处罚，对私渡船则予以坚决打击。泰定二年，段总管又果断地取消了历年来设在码头上的“监渡员”，根除了滋生渡口贪官的土壤。泰定三年十月，他又取消了西津渡官渡船的船票，受到了百姓的拥戴。
“红船”的诞生
西津渡口的发展在延续。明朝正统年间，巡抚侍郎周忱打造2艘救生专用船，并向社会招募水手30余人“济渡救生”。他还亲自率领民工修建西津渡石堤，使救生船直抵码头，大大方便了旅客登船。这是真正意义上的长江水域救助专业队伍。
民间救生慈善事业也随之涌现。明末崇祯年间，兴化绅士李长科、悯风涛自费在玉山下建造“避风馆”，由超岸寺僧长主持，江上旅客有了临时休息的地方。紧接着，他们又募捐款项建造了10艘“红船”。为了鼓励救人，还按所救者生死，分别予以奖励。就这样，由僧民结合的“避风馆”活跃了50年之久。当地的老人告诉笔者，到了明末清初，金山寺僧和邑中土绅集资建造了多艘救生红船。救生红船船体为鲜红色，船头有虎头雕刻。当时，江面多处设有关卡，红船的特殊标记，如同现代执行公务的警船，一路畅通无阻。红船出航救助时，船旗迎风飘扬，敲锣鸣号，十分威武壮观。康熙皇帝得知后，大为赞扬，又于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在金山寺立《御制操舟说》碑，以作颂扬。
红船的出现，促进了清朝官府对人命救生的重视。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清政府责令沿江官府关注过往船只安全，如遇到大风，江心船只不能靠岸的要给予救助，并动用银库打造10艘护航船，分布在沿江两岸，船只遇风，立即护航。
京口救生会的创立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镇江京口蒋元鼎、朱永载等15人“一拍即合”，捐白金若干，在西津渡观音阁成立了“京口救生会”。时值江上大风，有一艘船遭遇风浪倾覆，救生会闻讯后立即派出救生红船前往救助，救助人员勇猛无比，当即擒获难船，救活1人。京口救生会旗开得胜，一时成为街头巷尾的美谈。
京口救生会规定，对救助船论功行赏；对无家可归的被救人员留在会中收养；对有家者则发给路费；遇难而死者，由会中打捞沉尸，置棺装殓。京口救生会的诸多义举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纷纷捐资捐款。五年后，救生会购得西津渡韶关晏公庙旧址，建屋3间作为会址。会中祀晏公像，后又建楼祀文昌神。如果参加共创救生会的善士辞世，立牌位于楼西祭之。会员还公举公正者为救生会会首，具体负责金钱的收支。 京口救生会的善举感人肺腑。乾隆初年(公元1736年)，京口义士蒋豫召集乐善好施人士，全力振兴救生会。他们商定救生人员凡于江中救活一人给赏钱1200文，找到浮尸一具奖赏1150文。他和后人连续七代苦心经营京口救生会，时间长达140年，实属不易。
京口救生会的善举对沿江官府影响极大。丹徒县令冯咏把救生作为头等大事，经常在大风天气，亲自乘坐红船巡江。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江苏巡抚奏请皇上建造救生船12艘；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城壕又增设8艘救生船。镇江府则征集民船补充。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包良丞督造的大型救生船使镇江沿江的救生力量得到加强。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长江沿岸数省连遭水灾，他又在汉口倡导设立红船救生。嘉庆年间，仪征人阮元任江西巡抚时所督造的红船速度最快，各地纷纷效仿，一时间，江西、安徽以至大江南北到处都有救生红船的踪影。
咸丰战乱后，救生会房屋全毁，船只荡然无存。同治三年(1864年)，蒋豫之后蒋宝在韶关建造两间房屋作为救生会会所。英国侵略者占领了镇江，洋人将救生会所强行当作领事馆。蒋宝力保会所拒绝领取租金，光绪二年，洋人只得将会所归还。
比起宋、元、明时期设立的官渡来说，清代的京口救生会的诞生是一个进步。官渡主要是政府负责南北客商和货物的渡江运输，有时兼做救生；而京口救生会则是民间士绅兴办的专业从事江中打捞沉船和救生的机构。
如火如荼的救生事业
京口救生会具有强大的辐射能力。据《镇江志》记载，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镇江附近的瓜洲江口和息浪庵就设有救生红船。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京都义士陈忠联感到西津渡救生船距离江北岸较远，红船出动救生受到时间限制，于是就创立了瓜洲救生分会，以与京口救生会形成南北呼应之势，会所设在瓜洲江神庙。当时已经拥有47艘救生渡船的扬州盐院决定调拨10艘船支援瓜洲，使江北的救生力量得到有效加强。后来，瓜洲救生分会会址几经搬迁，所需费用都来自民间。
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扬州张柘园、程封延捐地60亩，在焦山设立一艘救生红船；到了乾隆和嘉庆年间，又先后添置救生红船3艘。道光年间，焦山救生总局成立。同治初，常镇道观察赵吟蕉了解到长江船只失事频繁，决定筹款接济救生会。同治甲子，曾国藩任两江总督，训导徐国桢去南京拜见曾国藩，曾国藩便委任他接任焦山救生总局事务。徐国桢到任后，大力整顿，修订章程，杜绝了当时曾经出现的救生谋私的问题。徐国桢领导有方，管理严格，每日天明，即派船到江况险要的水域锚泊待命，“预防风浪，以便援救”，这样做法有点像当今海上锚泊待命救助。焦山救生总局还规定，冬季救活人，先换给棉衣，后用姜汤米去寒果腹，再发给路费；对已死者则用棺木掩埋；而对破损船舶则代为修理。由于章程周全，措施得力，焦山救生会十分兴旺。
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蒜山以东江面沙滩露出水面，救生会专门打造了木浮筏，以方便渡江旅客上下。两年后，救生会重修韶关会所。公元1923年，为了改善西津渡至瓜洲江面经常出事的状况，镇江和瓜洲士绅合力倡议开创轮渡。这样，在马隽卿等人的努力下，成立了普济轮渡局，购置了“普济号”轮渡船。这时，中国开始进入了资本工业初级时代，镇江的小火轮业逐渐发展，江上船舶航行管理得到进一步加强，至民国年间，京口救生会这才渐渐退出历史舞台。
救生会前的沉思
西津古渡救生会旧址是迄今为止国内保存得最为完整的中国救捞文物，是中国救捞最有说服力的历史见证。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也铺垫了救捞历史，中国救捞史应毫无疑问地追溯到一千年前的大宋年代。
一千年，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可谓“弹指一挥间”。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在草菅人命、欺压百姓的年代，有识志士力挽狂澜，先后通过官办、民办等形式使救生事业延续下来，其精神可嘉。镇江地处长江要塞，水上航运十分发达，正是航运的需要催生了救生事业。如今，英国等发达国家现存的救生协会就沿袭中国救生会历代的做法，可见中国救助历史的源远流长。
寻找我国海上“人命救助”的源头，和京口救生会进行历史“对话”，在中国救捞事业发展的今天，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