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二流子”群体随着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瓦解而出现，又在随后的社会变革中几经变化。无论是“二流子”群体本身，还是对它的文学叙述，都深受土地这一生产要素的影响。传统土地关系的坍塌造成了“二流子”的出现，而“二流子”在新时代的演变则反映出土地改革运动中的种种问题。“二流子”的命运和这场关于土地的嬗变紧密相连。
　　关键词：“二流子” 传统土地关系 土地革命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对乡村的渗透，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逐渐解体，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新的群体“二流子”。20世纪50年代春明出版社出版的《新名词词典》中，“二流子”特指旧社会中受反动统治阶级压迫和剥削，失去土地和职业的一部分人。a与之相应，文学作品中也涌现了如阿Q、福贵等一大批“二流子”形象。在探究“二流子”的诞生及其命运的演变时，我们能够发现，无论是“二流子”本身还是对它的文学叙述，都深受由社会变革而产生的权力关系变化的牵引。而这权力关系的变化又集中于一个要素——土地，以及建立在土地之上的土地制度与生产关系。作为一个现代性事件，“二流子”的出现体现了中国传统封建土地关系的分崩离析，而对其进行的改造，又与新的土地制度密切相连。以“二流子”为观照，我们可以看到，在现代中国，社会变革、个人命运以及文学叙述，是如何围绕着这一场关于土地的嬗变，而被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一、危机
　　“二流子”并不是中国农村古已有之的东西，它是在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方式和生活方式侵入农村，而形成的新群体。赵树理的小说《福贵》中福贵一步步沦为“二流子”的过程，具有典型的示范意义。福贵本来是一个健壮的农村青年，家里有四亩地，能够勉强维持生活。然而福贵的娘因病去世，福贵只好向村里的王老万借钱，又向他借了粮。结果这一笔债就彻底压倒了福贵一家的生活。因为王老万放的是高利贷，福贵年年给他做长工，结果借的债一分没还上，欠的反而越滚越多，“福贵从此好像两腿插进沙窝里，越圪弹越深”b。福贵的生活没有了指望，破罐子破摔，整天要么赌博，要么偷鸡摸狗，从一个有为青年变成了“二流子”。福贵这一类“二流子”的出现，最直接的原因便是高利贷者的剥削。金融高利贷非常容易就使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倾家荡产。这种营利性经济模式，是资本主义经济形式侵入中国农村造成的。然而除了这一显性力量，高利贷得以在中国的现代农村流行，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土地”这一要素。中国农村传统的封建土地制度，不仅在帝国主义的冲击下摇摇欲坠，并且其自身的发展也走到了尽头，农村的富裕财主选择以高利贷的形式盈利，因为收益实在是太高了。在20世紀30年代，高利贷利率可达到年息20%以上。与之相比，一个精心经营的大农场，其最高收益也不过13%至14%。c如此高的利率足以使借贷人望而却步，任何能够维持基本生活的人都不会选择背上这样的债务。然而在中国农村，许多饥饿的农民别无选择。在风调雨顺的年份，他们还能通过辛勤劳动维持一家人的生活，然而一旦遇上变故——丧葬、疾病、春荒等——为了能够再捱上一年，他们只能选择向高利贷主借钱借粮。在韩丁的《翻身》一书中，他如此描述了中国农民岌岌可危的生活：“在许多地区，乡村人民的处境，就像一个人永远站在齐颈深的水里，一个小浪就足以把他淹死。”d许多农民被迫走上借高利贷的不归路，他们的生活面临着危机，而这危机在更深的层次上与土地和农业有关。
　　按照阶级划分，土地革命前大部分中国农民被划为贫下中农，他们只拥有极少的土地，靠着辛勤耕种以及给地主佣工，才能勉强维持家庭生活。要想提高收入，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劳动人口，但是增加劳动人口的收益是有限的，并且其边际收益不断趋向于零。然而只要增加劳动力还能够有一丁点儿的回报，中国的农民也就不会放弃这唯一能够改善生活的方法。长此以往，就造成了“农业内卷化”现象，即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方式，只是依靠不断投入人力才能够提高产量。这种方式依靠扩大耕地面积、修建水利工程、增加有机肥等，帮助中国农业前进，然而到了后期，“可供移民的边区开发净尽，集约化的道路也已走到尽头，到了面临危机的关头”e，中国农村面临着空前的人口压力，农民已经不能够从有限的土地中榨取更多东西，而同样多的土地却被要求供养更多的人口。因此，农民的生活变得更加拮据，总是在破产的边缘徘徊，遇到一点小的风浪，就不得不向高利贷寻求帮助。与此同时，那些敛财颇丰的高利贷主，在完成了自己的资本积累后，却无意于把金钱投入到扩大再生产中，造成农村的生产条件一直未能得到太大的改善。在“农业内卷化”的背景下，中国的农村拥有大批过剩的劳动力，却没有与之匹配的生产方式，越来越多的人脱离传统的租佃关系，变成了“无产”或是“半无产”的雇工，他们比起传统的农民，更容易向“二流子”转化。在阶级关系和人口压力的双重影响下，越来越多像福贵这样的农民，不得不向高利贷求援，从此失去了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二流子”。他们的出现，与中国传统的封建土地制度在现代中国遭遇的危机有着深层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二、变革
　　旧有的土地制度走到尽头，就需要建立新的土地制度。1947年，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发表了彻底实行土地改革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废除封建半封建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f。比起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对地主较为宽容的“减租减息”政策，新一轮的土地改革直接规定“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昔日贫苦的农民，无论男女老少，都按照“平均分配”的原则分到了土地。封建的土地制度一去不复返，随之一同消失的还有传统的租佃关系和地主的剥削。解放区的广大农民，就如《翻身》一书所描述的那样，感到自己“翻身”了：“许多贫农放弃了过去见面时挂在嘴上的一句客套话——‘老乡，吃了吗？’——而互相问道：‘同志，翻身了吗？’对于这个问话，大多数人都会回答说：‘翻身了。’”g
　　土地改革对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不仅鼓舞了革命队伍，使得人民解放军一举解放了全国，它还涉及一场大规模的社会根本结构的改造。这个改造是指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将农民动员起来，在新型的劳动组织中，用集体劳动取代个人劳动。而新的劳动形式“不仅增加了效率，而且通过劳动建立了一种新的人与人的关系。也只有在这样的劳动共同体中，劳动观念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h。 　　通过土地改革，中国旧有的土地制度得到了根本的颠覆，新的劳动组织和劳动观念得以建立。在崭新的劳动共同体中，旧时的“二流子”，无论是阿Q还是福贵，不再受到压迫和剥削，而是成为可以掌握自己命运的人。但是，这些“二流子”并没有立刻摇身一变，成为热爱劳动的积极分子，虽然他们存在的物质基础已经没有了，但需要对他们进行观念上的改造。“二流子”形象在文学作品中的意义也由此发生了变化，他们的产生曾经代表着封建土地制度的衰败和危机，而对他们的改造，则是出于发展生产、树立新的劳动观念的需求。这个时期的“二流子”已经与旧社会中的“二流子”有了截然不同的性质，他们不是被迫失去土地，而是好逸恶劳，依旧想过不劳而获的生活。孙晓忠教授在《当代文学中的“二流子”改造》中总结了土改时期“二流子”的危害：一是“二流子”只消费不劳动，催生了一种不合理的生产关系；二是“二流子”们“不仅自己不生产，逃避公税，而且说怪话，破坏别人的生产情绪，不利于调动其他人的生产热情”；三是“二流子”搬弄是非，败坏社会风气，不利于社会的移风易俗。i
　　因此，对改造“二流子”的关注，不再是为了破除旧社会封建体系，寻求新的土地制度和生产关系，而是为了配合新时期的社会主义革命，帮助建立新的劳动共同体。這个时期的有关“二流子”的文艺作品，比如《刘二起家》《兄妹开荒》《二流子搬事非》等，起到的都是这个作用。
　　除了那些积重难返、不肯劳动的“二流子”，解放区还有另一类“二流子”。他们由于土地政策未能在自己的乡村得到贯彻实行，还处在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只好继续维持自己的“二流子”身份。在赵树理小说《李有才板话》中，位于解放区的阎家山虽然推行了土地改革政策，但由于权力依旧把持在村中大户手中，所以所谓的“减租”“丈地”都靠着他们上欺下瞒、编造数据糊弄过去了，贫困农民的生活依旧没有得到改善。而没有自己土地，靠着放牛、看庄稼为生的李有才，还因为敢于说话而被赶出了村庄。这一类“二流子”的存在体现了国家与地方之间的冲突，许多地方干部没有能够实行国家政策，反而作威作福，让“当干部的骑到了人民头上”。总之，文学作品中的“二流子”形象，既是传统封建土地制度式微的表征，又是体现新的土地制度和生产关系的一个侧面，还是考察社会主义革命在地方推行情况的“晴雨表”。“二流子”命运的转变，紧扣着发生在现代中国的这一场关于土地的嬗变，而这场嬗变又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根本结构，并且不断地在文学作品中显露出自己的深远影响。
　　a 孙晓忠：《延安时期改造二流子运动》，《中华读书报》2010年第013版。
　　b 赵树理：《赵树理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8页。
　　ce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98页，第9页。
　　dfg 韩丁：《翻身》，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49页，第6页，第177页。
　　hi 孙晓忠：《当代文学中的“二流子”改造》，《文学评论》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