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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3日4点43分，曾彦修先生仙逝，享年96岁。虽也是高寿了，但仍不免垂泪。远在南方的我，不能亲去送他远行，惜矣。因为，前不久还得曾老《平生六记》一书，而我也快递了一册拙著《绝版诗话》给他，以作他茶余饭后的消遣。那时，得他儿子发来短信：“父亲正住在协和医院，说他看了这本小书，很高兴。他很快会出院，只是有点重感冒而已。”
上次那回，果无大羔，但是，曾老后来听觉极差，当我与他通电话，他总提高嗓音说话，尔后只能由人代听了或由小凉转告。但当他给我写信、或赠书签名时，字迹却没多大变化，还那么老辣有力。
想不到不多久，他又住进协和医院，开始只是肺感染，后发展成严重肺心病，医治无效，终回不了家，真可谓“一叶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
我赞同朱正先生所云：“读罢《平生六记》，深深感到：这，是一部奇书；作者曾彦修老前辈，是一位奇人。”这话说到点子上。朱先生还说“他是出版界排名第一的右派分子；他是第一个上《人民日报》的党内右派分子，1957年7月13日《人民日报》刊出批判他的文章，引题特别提出‘党内也有右派分子’，这就有一点特殊性了。不过最为奇特的是，这时他是人民出版社五人小组的组长，正在主持本单位的反右派斗争。他这右派分子是他自己决定要划的。”
但我认为，令人更奇的是，曾老在回忆这右派20年生活时，却并不沉重，也毫无怨言，反有些智者的幽默。他曾说：“身而为一个负责人，在1957年能够免于去打他人为‘右派’，这不是大幸是什么呢？在‘打人’与‘被打’之间，无意中得到了后者，这不是大幸是什么呢？”
是大幸吗？也许是，也许不是。因为，对于别人是大幸，但对曾彦修自已却是大不幸。他打成右派，发落至上海劳动后，由于政治压力及多种原因，他在上海过的，是妻离子散、漂泊无依的生活。有关这方面的事儿，他鲜少对人提起，在个人著作中，也未着一字。余生也晚，但对曾老那段时期的生活，略知一二。因他曾经是我的姨夫，我的阿姨周宁霞曾是他相伴多年的妻子。曾彦修先生被带上右派帽子，流配到上海后，我在上海见过几面。那时，他似已经与我阿姨周宁霞分居而住，只身一人在《辞海》编辑部里。
曾彦修作为右派，已有三个子女，至上海后那段生活，今天的人们，大致是可以设想的，坎坷、苦难，政治与各种压力都很大，物质与精神均是匮乏。曾虽未进入“鬓有丝”的年龄，但物质的匮乏，精神上困厄，是免不了的。“梦里依稀慈母泪”也是常有的事。这从曾彦修晚年的口述中，有说一二。当年作为右派状元，人民日报当时有标题为“曾彦修腐化变质”的消息刊出。1964年他回四川万县，看望他母亲和哥哥，他走在街上，有些人就马上认出这位大右派。这不就是他“梦里慈母泪”的一个象征。
但是，就在这么的一种生活状况下，曾彦修却置之度外，怡然自得。他自已戏谑为“半饥半饱，强作风流”。他是怎么来对待呢？大右派曾彦修在上海的生活：一是逛旧书店，在旧书店买线装书，或是《四库备要》《四库丛刊》，也买《西廂记》之类的书。二是逛旧货店、古董店。买些价不高的小玩意儿，有竹的、有玉的有花梨木的。三是听音乐，那是1963年，饥饿有所缓解之时，可去上海音乐厅一坐。再则，坐公交车逛郊区，他从小生长于四川宜宾，对大自然格外热爱。以上略举几例，你看他在如此困境中，还怡然自得。这些在上海之事，他晚年总喜欢谈起，我每次去北京，都会听他讲这些在上海的生活。
有时总想，曾老为何能在逆境中如此洒脱？包括他后在奉贤的劳动。我认为主要原因，还是他在《九十自励》诗中，自已所道：“碌碌庸庸度此生，八千里路月和云。夜半扪心曾问否？微觉此生未整人。”一个扪心无愧的人，才能具有这样的精神境界。也如黄一龙、曾伯炎先生在《悼曾彦修》联中所云：“坚拒整人自划右派入苦海，苦心诲世甘为孺子做老牛。”一个在世大写的人，才能有此气度。
曾彦修老，作为一个新闻出版界资深出版家，为我们留下的血与火的史料，以及那些他亲历之国事，已有人谈及，将来还会有人作研究。以上我谈的只是作为他是我姨夫的家事。另则，我想再谈谈二三小事。
姨夫曾彦修，1978年8月离开上海，结束了他的右派生涯后返京赴任，隔了十多年，后经王春瑜先生打电话给我，说曾老在杭州开会，欲买湖笔写字，于此，我们在杭晤面叙旧。他对毛笔，可谓嗜笔为命。他为振兴地方笔业，曾写了达十多张纸的信给我。并且他在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要无私捐几万元给笔庄。此事虽未成，但这钱是他多年稿费之积畜，就当年来说也是个大数目，事虽小，足见他对文化事业之看重，也见证了他的良知和心胸，见证了他的人品和性格。
曾老的生活一直是保持艰苦朴素的，只要有书读、有文写，他什么也不在乎。记得，有一天下午，我们到曾先生原在方庄的家，一进入他家的客厅，真有点似到了延安时期那模样，见一只破长桌上，披了一块白布，他手边是一堆零乱的稿纸，瓶瓶罐罐，到处堆放。甫坐下，我就问他，“曾先生近在写什么？”他说了一个莫名的书名，由于听不懂他含糊的四川话，更一时不解他说些啥，所以直到我们泡了带去的“碧螺春”茶后，一边喝茶一边聊天，他才给我们用纸写了书名，方知名为《白头宫女说玄宗》，当时一听这书名，真不太懂，他老究竟要写什么？他只是说要写一部前苏联的事。
的确，那时期在《随笔》上，差不多每期都能读到他写苏联的事。为此，我也曾问他，怎么能积累这么多前苏联的资料。他告说，当年在四川读小学时，就关心起苏联，后来在他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时（那时还没社长）因看不惯有些左的冒牌马列主义者，就大量注意收集苏联历史资料。当时没时间写，之后，反右开始，他“自评”了右派，更没机会。
那日下午，坐在他家咯吱咯吱发响、破旧不堪的板凳上，真疑惑不解，一个部长级干部，怎么家中的桌椅板凳，都破成这样还在用，也同时对他写这部书，有点儿吃不准。 忽忽，几年过去，他写的书，终于出版问世了。但是书名改了，是上下两册，书名叫《天堂往事略》。为何改了书名，曾先生没有说明，也不便去问他。但该书闻世后，我即收到他的来信。现把信录之以下：
建智同志：
你好！
久未通信，拙作久未奉上，希谅。现寄上三册书请收。拙作《天堂往事略》，是我自费印行赠人。浙江一带目前已无熟人，因此，我恳请你替我推荐若干人，喜欢读书的人，能否告我详细地址，由我处秘书直接寄发。大致是杭州一二人，宁波一二人，其它温州也可。赠书对象当然是喜读书有影响的开明人士，极左者不送。江苏省尚未赠书，因我不知该赠谁，故请你也推荐几位，我会嘱人民出版社老干处直接寄送邮寄。麻烦了，谢谢！
曾彦修上
2010年12，20
之后，曾老又寄我《略觉平生未整人》，这也是一部坦诚心灵之书，没有丝毫的掩饰，没有华丽的辞句。把一颗心掏给了世人。当各种运动横生叠出时，当其他部门，纷纷汇报肃反运动成果的时候，曾彦修所领导的肃反或其它运动，他不但没有增加一个有问题的人，反而给一批人解除了问题。他曾坦诚地说：“我以衰败之年，……还写着这些书，当然无异于自寻早死。但《诗》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真的，90岁已过，求什么？但我们切不能如此看，当历史已成为过去时，人们再回头细想、推敲，那可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事。
曾老非但是一个资深出版家，一个有良知的杂文家，他还是位严谨的科学工作者。但最重要的是：在多灾多难的20世纪中，曾彦老，宁可自已受难吃苦改造，但居中高位上的他，却具有正义感，去解放别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无愧地吟出如此之诗：碌碌庸庸度此生，八千里路月和云。夜半扪心曾问否，微觉此生未整人。
贺李锐88岁米寿时，曾老写了一贺诗。对于这诗他改了又改，直寄我几信，还征求我意见。我算老几呵，曾老是大家，还用得着我置喙？但大家往往谦虚，他特地用宣纸写了送我。还附信说：“附上贺李锐同志八八米寿句一纸。谈不上诗，一无含蓄蕴藉，二音意俱太急切，犯了诗作大忌，不过一种变相口号而已，寄上仅供一笑。曾彦修拜 零四年，五、一日，在此顺录其诗，以飨读者，也为此文作结。《贺李锐同志八八米寿》：
湖湘风物好，南粤莽芲芲。
斑竹秆秆涙，芙蓉阵阵香。
维新小开放，嵩焘粤海梁。
流血谭黄始，悲歌慨以慷。
东方天欲晓，湘潭出凤凰。
润之千载客，仗剑平八荒。
戎元真有德，志圆行更方。
浏阳双岳峙，长歌哭耀邦。
汩江流不尽，屈子自芬芳。
青史凭谁问，直笔在平江。
今日，曾先生已化鹤而去，但他给我们留下的榜样尚在，多册著作还在。有《诗》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他自已曾说，90岁已过，求什么？我想，作为一个老布尔什克，作为一个大杂文家，他追求的是一种境界，虽路漫漫其修远兮，他的一生，永在上下而求索。这一种精神，是一种超然之思想。若仔细读他留下的文章，以及上录之诗，曾老是在寻求、乃或求索着一个大历史的答案。求诸方家，不知然乎？
上次那回，果无大羔，但是，曾老后来听觉极差，当我与他通电话，他总提高嗓音说话，尔后只能由人代听了或由小凉转告。但当他给我写信、或赠书签名时，字迹却没多大变化，还那么老辣有力。
想不到不多久，他又住进协和医院，开始只是肺感染，后发展成严重肺心病，医治无效，终回不了家，真可谓“一叶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
我赞同朱正先生所云：“读罢《平生六记》，深深感到：这，是一部奇书；作者曾彦修老前辈，是一位奇人。”这话说到点子上。朱先生还说“他是出版界排名第一的右派分子；他是第一个上《人民日报》的党内右派分子，1957年7月13日《人民日报》刊出批判他的文章，引题特别提出‘党内也有右派分子’，这就有一点特殊性了。不过最为奇特的是，这时他是人民出版社五人小组的组长，正在主持本单位的反右派斗争。他这右派分子是他自己决定要划的。”
但我认为，令人更奇的是，曾老在回忆这右派20年生活时，却并不沉重，也毫无怨言，反有些智者的幽默。他曾说：“身而为一个负责人，在1957年能够免于去打他人为‘右派’，这不是大幸是什么呢？在‘打人’与‘被打’之间，无意中得到了后者，这不是大幸是什么呢？”
是大幸吗？也许是，也许不是。因为，对于别人是大幸，但对曾彦修自已却是大不幸。他打成右派，发落至上海劳动后，由于政治压力及多种原因，他在上海过的，是妻离子散、漂泊无依的生活。有关这方面的事儿，他鲜少对人提起，在个人著作中，也未着一字。余生也晚，但对曾老那段时期的生活，略知一二。因他曾经是我的姨夫，我的阿姨周宁霞曾是他相伴多年的妻子。曾彦修先生被带上右派帽子，流配到上海后，我在上海见过几面。那时，他似已经与我阿姨周宁霞分居而住，只身一人在《辞海》编辑部里。
曾彦修作为右派，已有三个子女，至上海后那段生活，今天的人们，大致是可以设想的，坎坷、苦难，政治与各种压力都很大，物质与精神均是匮乏。曾虽未进入“鬓有丝”的年龄，但物质的匮乏，精神上困厄，是免不了的。“梦里依稀慈母泪”也是常有的事。这从曾彦修晚年的口述中，有说一二。当年作为右派状元，人民日报当时有标题为“曾彦修腐化变质”的消息刊出。1964年他回四川万县，看望他母亲和哥哥，他走在街上，有些人就马上认出这位大右派。这不就是他“梦里慈母泪”的一个象征。
但是，就在这么的一种生活状况下，曾彦修却置之度外，怡然自得。他自已戏谑为“半饥半饱，强作风流”。他是怎么来对待呢？大右派曾彦修在上海的生活：一是逛旧书店，在旧书店买线装书，或是《四库备要》《四库丛刊》，也买《西廂记》之类的书。二是逛旧货店、古董店。买些价不高的小玩意儿，有竹的、有玉的有花梨木的。三是听音乐，那是1963年，饥饿有所缓解之时，可去上海音乐厅一坐。再则，坐公交车逛郊区，他从小生长于四川宜宾，对大自然格外热爱。以上略举几例，你看他在如此困境中，还怡然自得。这些在上海之事，他晚年总喜欢谈起，我每次去北京，都会听他讲这些在上海的生活。
有时总想，曾老为何能在逆境中如此洒脱？包括他后在奉贤的劳动。我认为主要原因，还是他在《九十自励》诗中，自已所道：“碌碌庸庸度此生，八千里路月和云。夜半扪心曾问否？微觉此生未整人。”一个扪心无愧的人，才能具有这样的精神境界。也如黄一龙、曾伯炎先生在《悼曾彦修》联中所云：“坚拒整人自划右派入苦海，苦心诲世甘为孺子做老牛。”一个在世大写的人，才能有此气度。
曾彦修老，作为一个新闻出版界资深出版家，为我们留下的血与火的史料，以及那些他亲历之国事，已有人谈及，将来还会有人作研究。以上我谈的只是作为他是我姨夫的家事。另则，我想再谈谈二三小事。
姨夫曾彦修，1978年8月离开上海，结束了他的右派生涯后返京赴任，隔了十多年，后经王春瑜先生打电话给我，说曾老在杭州开会，欲买湖笔写字，于此，我们在杭晤面叙旧。他对毛笔，可谓嗜笔为命。他为振兴地方笔业，曾写了达十多张纸的信给我。并且他在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要无私捐几万元给笔庄。此事虽未成，但这钱是他多年稿费之积畜，就当年来说也是个大数目，事虽小，足见他对文化事业之看重，也见证了他的良知和心胸，见证了他的人品和性格。
曾老的生活一直是保持艰苦朴素的，只要有书读、有文写，他什么也不在乎。记得，有一天下午，我们到曾先生原在方庄的家，一进入他家的客厅，真有点似到了延安时期那模样，见一只破长桌上，披了一块白布，他手边是一堆零乱的稿纸，瓶瓶罐罐，到处堆放。甫坐下，我就问他，“曾先生近在写什么？”他说了一个莫名的书名，由于听不懂他含糊的四川话，更一时不解他说些啥，所以直到我们泡了带去的“碧螺春”茶后，一边喝茶一边聊天，他才给我们用纸写了书名，方知名为《白头宫女说玄宗》，当时一听这书名，真不太懂，他老究竟要写什么？他只是说要写一部前苏联的事。
的确，那时期在《随笔》上，差不多每期都能读到他写苏联的事。为此，我也曾问他，怎么能积累这么多前苏联的资料。他告说，当年在四川读小学时，就关心起苏联，后来在他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时（那时还没社长）因看不惯有些左的冒牌马列主义者，就大量注意收集苏联历史资料。当时没时间写，之后，反右开始，他“自评”了右派，更没机会。
那日下午，坐在他家咯吱咯吱发响、破旧不堪的板凳上，真疑惑不解，一个部长级干部，怎么家中的桌椅板凳，都破成这样还在用，也同时对他写这部书，有点儿吃不准。 忽忽，几年过去，他写的书，终于出版问世了。但是书名改了，是上下两册，书名叫《天堂往事略》。为何改了书名，曾先生没有说明，也不便去问他。但该书闻世后，我即收到他的来信。现把信录之以下：
建智同志：
你好！
久未通信，拙作久未奉上，希谅。现寄上三册书请收。拙作《天堂往事略》，是我自费印行赠人。浙江一带目前已无熟人，因此，我恳请你替我推荐若干人，喜欢读书的人，能否告我详细地址，由我处秘书直接寄发。大致是杭州一二人，宁波一二人，其它温州也可。赠书对象当然是喜读书有影响的开明人士，极左者不送。江苏省尚未赠书，因我不知该赠谁，故请你也推荐几位，我会嘱人民出版社老干处直接寄送邮寄。麻烦了，谢谢！
曾彦修上
2010年12，20
之后，曾老又寄我《略觉平生未整人》，这也是一部坦诚心灵之书，没有丝毫的掩饰，没有华丽的辞句。把一颗心掏给了世人。当各种运动横生叠出时，当其他部门，纷纷汇报肃反运动成果的时候，曾彦修所领导的肃反或其它运动，他不但没有增加一个有问题的人，反而给一批人解除了问题。他曾坦诚地说：“我以衰败之年，……还写着这些书，当然无异于自寻早死。但《诗》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真的，90岁已过，求什么？但我们切不能如此看，当历史已成为过去时，人们再回头细想、推敲，那可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事。
曾老非但是一个资深出版家，一个有良知的杂文家，他还是位严谨的科学工作者。但最重要的是：在多灾多难的20世纪中，曾彦老，宁可自已受难吃苦改造，但居中高位上的他，却具有正义感，去解放别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无愧地吟出如此之诗：碌碌庸庸度此生，八千里路月和云。夜半扪心曾问否，微觉此生未整人。
贺李锐88岁米寿时，曾老写了一贺诗。对于这诗他改了又改，直寄我几信，还征求我意见。我算老几呵，曾老是大家，还用得着我置喙？但大家往往谦虚，他特地用宣纸写了送我。还附信说：“附上贺李锐同志八八米寿句一纸。谈不上诗，一无含蓄蕴藉，二音意俱太急切，犯了诗作大忌，不过一种变相口号而已，寄上仅供一笑。曾彦修拜 零四年，五、一日，在此顺录其诗，以飨读者，也为此文作结。《贺李锐同志八八米寿》：
湖湘风物好，南粤莽芲芲。
斑竹秆秆涙，芙蓉阵阵香。
维新小开放，嵩焘粤海梁。
流血谭黄始，悲歌慨以慷。
东方天欲晓，湘潭出凤凰。
润之千载客，仗剑平八荒。
戎元真有德，志圆行更方。
浏阳双岳峙，长歌哭耀邦。
汩江流不尽，屈子自芬芳。
青史凭谁问，直笔在平江。
今日，曾先生已化鹤而去，但他给我们留下的榜样尚在，多册著作还在。有《诗》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他自已曾说，90岁已过，求什么？我想，作为一个老布尔什克，作为一个大杂文家，他追求的是一种境界，虽路漫漫其修远兮，他的一生，永在上下而求索。这一种精神，是一种超然之思想。若仔细读他留下的文章，以及上录之诗，曾老是在寻求、乃或求索着一个大历史的答案。求诸方家，不知然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