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人格塑造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点，这一现象的直接反映就是知识分子形象一直活跃在各类文学作品中。但对中学语文中知识分子形象的审视与分析一直显得较为单薄。其中绝大部分是一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对《祝福》《故乡》《一件小事》等经典课文中的知识分子形象进行的个案解读，从社会历史学的角度对近现代知识分子的软弱性进行了批判。如何红霞在《冲突与困顿——关于〈祝福〉中的新旧两代知识分子》中从知识接受、理想和价值观取向等方面将“我”与鲁四老爷两代知识分子进行对比，揭示了两代人陷入失败与困顿的必然性。王明科和柴平从儒家的“士人”观出发，指出作为传统价值信仰殉道者的孔乙己，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并在此基础上概括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特质。
　　 而对于教材中作为作者的知识分子形象研究则较为缺乏，有关的论文更是少之又少，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徐晓华在对语文教材中的古代士人群像进行研究后，认为中国古代的士兼道、佛、儒三家思想之上发展出了审美诗意的人格境界。程然通过对高中语文教材收录的陶渊明、王维、苏轼的作品进行梳理分析，从历时性的角度对徘徊于官与隐的古代知识分子进行类型学解读。张毅则从语文学科“育人”的本质出发，指出无论是教材中的作者还是作者笔下的人物，其知识分子形象都具有文化示范和人格导向作用，鼓励教师和学生从现代人格建构的角度对语文教材中知识分子进行多维解读。
　　 一、中学语文知识分子形象研究的不足
　　 在新课标人教版的中学语文教材中，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形象占大多数，近代现当代知识分子次之，而外国知识分子多以作家、科学家的身份出现，如托尔斯泰、藤野先生等，总数不超过十人。由此可见，我国的中学语文教材中的知识分子仍然是以古代的传统知识分子为主体。固然古代知识分子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但当下不多的关于语文教材中的知识分子研究对象绝大部分都是古代知识分子，我们的研究范围应进一步扩大，延及现代知识分子及外国知识分子。
　　 在现阶段，知识分子形象的研究陷入了模式化的怪圈。最为突出的问题是过度地社会化解读课文中的人物，滥用“知人论世”，如烛之武是一个虔诚的爱国主义者，在国家的危难时刻挺身而出救万民于水火之中;李白的《蜀道难》表达了作者对祖国壮美河山的热爱;戴望舒的《雨巷》反映了知识分子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幻灭，并把知识分子的形象与社会大背景捆绑在一起，过度阐释。特别对于近代的知识分子群体，二元对立普遍存在于我们的语文课堂中，接受儒家教育的传统知识分子就一定是反动的、落后的，反之接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就一定是先进的、革命的。其次就是教材选编的国外的知识分子形象科学家占绝大多数，这就让学生造成了外国的知识分子多是专业技术人员的呆板印象——他们拥有严谨、高效、惜时以及高度自觉的治学精神，但却缺乏一种对世界的普遍关怀。
　　 当下学界对教材中的知识分子形象研究的种种论述虽不乏精辟之处，但存在的问题也显而易见。总的来说，一是以批判为主，破而不立，陷入了重解构轻建构的怪圈;二是流于个别解读而缺乏系统的研究，没有在中学语文课堂中建立起较为完整的知识分子形象谱系;三是对知识分子的研究大部分还局限于文本中的人物，较少外延至文本创作者本人。
　　 二、语文教学应通过知识分子形象研究构建理想的人格范式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指出“应增进课程内容与学生成长的联系，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实践活动，学习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认识自我、规划人生，实现本课程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方面的价值追求”，这种“认识自我、规划人生”与促进“价值追求”的倾向恰好说明了语文教育是以人的自我完善与发展为最终旨归的，通过对教材中的知识分子形象进行解读，为学生构建理想人格的范例也就成为每一位语文教育者当仁不让的责任与义务。
　　 1.扩充谱系——外国知识分子形象的异质补充
　　 现代意义下的知识分子概念多半来自于俄罗斯，在西方文学史上，从歌德的《浮士德》、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到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描写知识分子在痛苦中上下求索的作品不在少数，讴歌知识分子的英雄形象成为了西方小说中的一个常见主题，到了后期即使知识分子群像由英雄向零余和虚空者转变，以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作家通过自我剖析与自我忏悔却从另一个角度挖掘出知识分子的灵魂深度。西方文化把超验世界看作人的终极目的，与此同时，西方知识分子对形而上的内在精神世界深刻的反省、忏悔，勇于向灵魂进行严酷拷问等精神，都是中国知识分子所欠缺的。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形象正处于拆解与重塑的今天，我们更需要借助西方文学的“伟大的传统”为学生做出人格指引。在语文课堂上教师可以将西方文学中的知识分子作为异质补充，进一步丰富语文教材中的知识分子谱系，以更广阔的知识分子视野鼓励学生对形而上的精神世界进行探索，让知识分子的高尚人格成为引领学生心灵世界的指路明灯。
　　 2.摒弃偏见——对复杂人格构成进行多维解读
　　 2007年“该不该把《出师表》删除出中学课本”一度成为了甚嚣尘上的文化话题，支持删除者指出诸葛亮是“愚忠”，而且《出师表》与现代社会的反战意识是相悖的。正如中国历史上的很多知识分子一样，诸葛亮并非完人，他固然有“愚忠”的一面，也有对皇权的高度依附，但我们也不能忽略他与刘备之间英雄惺惺相惜的一面，诸葛亮的身上依旧流淌着“士为知己者死”的澎湃血液，以及“亲贤臣，远小人”的浩然之气。在建构主义已走入中学课堂的今天，教师更应该引导学生摒弃偏见，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对知识分子的人格有着全面而深刻的体认，进行多维的个性化解读。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历史语境，对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的身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时代的局限性，但我们不能就此因噎废食，将这些知识分子身上的人格闪光点一概抹杀。另一方面，教师也应尽量避免用模式、精准的知性分析取代学生对教材人物的生动感受，鼓励他们在自身已有的知识经验基础上把握知识分子人格构成的复杂性，深入探索知识分子的精神内核，为个人的人格建构寻找有益借鉴。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奠定了我们对知识分子认知的文化基因，他们是意气风发的社会责任主体，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人生本职。正如学者许纪霖所说，中国的士大夫通常把价值实现和国家改造看作是“少数人的责任”，从孔子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再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这种优良传统使得他们考虑的问题不再是个人，更多的是自己能给予天下人的福祉。同时这种精英身份又使得知识分子的独立主体意识异常强烈，一旦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受到政治裹挟时，“流亡”就成为他们必然的选择。在语文教材中知识分子，为了维护价值理想与人格独立，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自我放逐。知识有其自由意志，知识分子亦然，正如孟子所言，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屈原的蹈死不顾、苏轼流放时所作的诗篇，甚至是鲁迅的荷戟彷徨，他们承受了一个民族在历史裂变中的巨大疼痛，在俗世的流亡中艰难跋涉，砥砺人格，成为了知识分子群体中的殉节者。
　　 语文教育工作者们更需要拓宽自身的知识面，借鉴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引导学生对语文教材中的知识分子形象进行多维解读，突破当下的价值界限，将知识分子人格价值置于历史发展的长河当中，获取其超越性价值。唯其如此，我们的语文教育才能为学生构建理想的人格范型，促进学生健康的人格发展，在漫漫的育人之路上负轭前行。
　　苏婉谊，教师，现居广东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