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一个人从香港回京，没有化妆、头发蓬乱、戴着帽子，一路推着行李车低头狂走。靠近出口的时候，我前面一个同样推车的短发女生很不高兴地转身冲我嚷嚷：“你能慢点推吗？你撞到我了！”我当时窘迫地愣在那儿，连忙道歉。那个女孩根本没正眼看我，只是特不高兴地冲我的方向翻了好几个白眼，推车就走了。我涨红了脸，心里一片愧疚。
　　其实多大点事啊，我居然脸红心跳了半天。因为它触及了我生活中的某个底线，关于边界——尊重自己和他人的边界，任何时候都保持分寸感。这是我为人的方式，也是我和这个世界发生交集时的生存法则，它让我觉得安全、得体、愉悦。
　　2018年2月的《名利场》杂志，一篇署名莫尼卡·莱温斯基的文章让我唏嘘不已，甚至有些震惊。莱温斯基这个名字熟吧？文章开头第一句话：我怎么认识这个人的？我在哪儿见过他？那个戴帽子的男人看起来特面熟。读到后来，我才意识到这句话的分量——因为这个男人不是别人，正是当年几乎一手毁了莱温斯基和克林顿总统任期的肯尼思·斯塔尔。
　　换作是我，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我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做出过激的事，但我一定不会像莱温斯基那样，过去和他握手，还耐心地听那个一手摧毁了自己的人不断地询问“你好吗”。我好不好关你什么事？莱温斯基居然淡定有礼地说：“我真希望当年的我做了其他选择，当然，希望你们检方也是。”莱温斯基说她在给肯尼思·斯塔尔找一个台阶，让他向自己道歉。但他没有道歉，只是平静地说：“我知道，可惜，很不幸。”

　　讀到这儿，我下巴都要惊掉了，他们也太有理有节了。这不是教养好、修养好、有分寸感，而是已经超越正常人的喜怒哀乐了。所以，有分寸到极致，常人的味道和温度就会少很多。就像某国，几年前经历了海啸，我看电视上每一个接受采访的灾民都隐忍、平静，没有一个人哭天抢地，那份克制，令我不知该肃然起敬还是浑身发冷。
　　分寸感，源于人们的边界意识。我们在自己家中，总是感到无比自在、随意，因为我们会假设没有人不经许可随意地冲进来。那扇房门，那道围墙，院子四周的篱笆、栅栏，让我们在各自的私人空间里有着最大的安全感。那道看得见、看不见的边界线，就是我们对待他人，并且希望获得相同对待的叫“分寸感”的东西。
　　所以，当半生不熟，甚至根本不认识的人当着我的面打着关心的旗号说“你太瘦了”；当女朋友把我跟她说的秘密转述给别人；当饭桌上本来无伤大雅、宾主尽欢的闲聊扯到某个我认识或者采访过的明星身上，并且话锋迅速转向八卦绯闻的时候；当听到一个人有意无意地说出让他人难堪的话语的时候……我的边界，就被碰触了。
　　我一直在尝试，希望自己的边界和四周的边界尽可能同步，否则，我将永远封闭在自己狭小的世界里。可是，扩大边界，意味着也许我要降低自己的分寸感，这段过程并不愉悦，甚至有些痛苦。所以，在自己和世界的分寸感之间，永远寻找最大公约数，是我们既保持体面、尊严，又能维系人情的唯一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