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从1917年开始，至今已走过一百年，自然形成了一条宽阔而漫长的精神文化辙痕，有显性而饱满的灵魂驱动力，也有隐性的历史活塞意义。2017年百年新诗庆典时，不少研究者都做了相应的总结。批评家、诗人吴投文教授在大量研读新诗作品后，用五年时间为百年新诗作了一次精细的扫描，从中遴选出代表性的作品，并严肃认真地进行解读剖析，出版了学术专著《百年新诗经典解读》，书中收入了对七十二首新诗经典的解读。“百年新诗是一个视野，新诗经典是一个标准”，吴投文如是说。他力求二者的统一，在写作过程中花费了很大的精力，非常不容易。他在精心遴选作品的时候，兼顾文学史价值与文学价值的标准，都是选择在新诗史上有影响、有特色的作品，也选入了一些名头不大但颇具实力的诗人的代表性作品，基本呈现了新诗各阶段发展的关键性转变。该书本质上也是一部作品解读兼容理论概括的中国现当代新诗史。
　　吴投文的这部专著可以说是新诗解读的创新之作。他的解读力求紧贴作品说话，文字极具个性，表現出了不凡的艺术鉴赏力。他讲究以诗论诗，解读文字也如诗一样灵动而富有诗意。读他的解读就像读诗，优美舒服。他敢于剥离浸淫在传统文化体腹的人们心中庸常的思想认知，敢于袒露自己的观点，在选诗的时候严守艺术的“纪律”，力求摒弃诗意涣散的一般性作品。现下一些面面俱到的诗歌读本实际上隐含危机，它们可能使写作者形成认知上的迷障，难免不知所措，从而偏离诗歌艺术的真实内核。吴投文在该书前言中透露，原本打算解读一百首新诗经典，但因篇幅所限，未能完整编入，留待以后补充。笔者认为，这部没有满一百首的新诗经典解读著作，留给了我们一个清晰而带有启示性的空白。我们在空白的边缘，应向这段历史致敬，也应低头反思。
　　吴投文在著作中强调新诗解读应就诗论诗，以诗论诗，解读的文字应该达到这个要求，不能游离于文本之外。当然，根据诗人创作的个体情况，也可适当涉及诗人的个人性情和影响创作的生活场景。这是一种适度的延伸。他还暗示了诗歌解读的难度，在一首诗的含混处应如何用诗意的语言去处理。这恰恰是解读一首诗的精妙之处。读到此处，我眼睛一亮，这不正与我平时的所思所想吻合了吗？但要娴熟地运用这种解读方法，还是很有难度的，作者不光要有超常的审美感悟力，平时博采众长，还要有一种执着于探索艺术真谛的求实精神。诗人安琪读完该书后感叹道：“我真的不知道吴投文有如此漂亮的文笔，能把理论书写得如此诗意盎然，妙句迭出。他的文字中有藏也藏不住的真知灼见和性情才情，它们就像一个个文字的小太阳，处处发光。”吴投文的解读文字确实缜密漂亮，富有理论的诗意。书中启迪阅读与创作的特色语句非常之多，令人惊叹。正如安琪说的，“这些语句需要用横线划出，有些整段都要标记。能读到这样好的新诗解读著作，我心中充满吮吸知识的喜悦，可以说是一种机遇，一种幸运。”
　　吴投文在选择新月派代表诗人徐志摩的作品时，就有别于普通读者的习惯性视角，没有选择徐志摩广为人知的《再别康桥》，而是选择了他的另一首代表作《雪花的快乐》。实际上，此诗颇能代表徐志摩创作的独特追求，尤其在语言营造及意境铺展上，具有浓烈迂回的韵味与情致之美。吴投文解读此诗第一小节，“假若我是一朵雪花，/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飞飏，飞飏，飞飏——/”，似乎比志摩更具想象力，他用极其灵动的语言牵引出非常丰富的情感动作，“诗人化身为半空中一朵朵翩翩潇洒的雪花，闪动着迷人的魅影和火焰般深情款款的飞吻，却又凝滞于冷寂的氛围里。……雪花有着晶莹的美的外形，怀抱着宫殿里梦想般的光洁，却又类似于风中火焰的余烬，在慢慢冷却之后，变成一个人内心里凝固的月迹。”这种诗一样的解读出神入化，使读者心领神会，被理论的诗性魅力所感染。此诗题为《雪花的快乐》，在圆满的结果中却又露出一缕悲伤的痕迹，“爱的气息带着挣扎于人间的某种失落，雪花的快乐说到底还是悲伤的表现，深情中有孤寂，灵动中亦不乏犹豫和延滞。”吴投文强调了此诗内涵的多义性，认为徐志摩的爱情诗有主题上的复杂性，文字表面的情意仅仅是骨子里的一件外衣。这个评价很深刻，我感同身受。语言的外在表意貌似爱情诗，实际所要表达的是游离于爱情之外的某种微妙的情感与思绪。吴投文通过对徐志摩诗歌的解读分析，认为徐志摩的诗歌是“格律体新诗中符合一般读者趣味的理想标本”，体现了新月派“戴着镣铐跳舞”的格律诗信条使徐志摩的诗歌确实具有典范性、标杆性意义，深受读者的喜爱，吴投文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其诗中存在的缺点。
　　在中国当代诗人当中，海子是一个传奇，是中国当代诗坛最具影响力的诗人之一，人们称他为“天才诗人”。吴投文解读了他的代表作之一《亚洲铜》，他从海子自杀之处“山海关”这一具有象征意味的意象切入，对此诗进行了新颖独到的解读。吴投文说，“亚洲铜中有一个痛苦的质问者，每节都以此意象开头，并连续出现，既是急切的倾诉，也是痛苦的吁告，在峻急的情感中有一种舍身趋赴死亡以求永生的强烈冲动。诗中的质问者充盈着东方神秘文化的诗性人格。”他别具慧眼地指出了海子诗中的文化忧患意识，也暗示了海子内心隐秘的忧伤。海子创作《亚洲铜》时还很年轻，只有二十岁，他当时的创作有一种站位于边缘地带的独立意识，与主流写作的拘囿有所疏离，体现了独特的创作个性与敏锐的艺术直觉。吴投文肯定了海子诗歌中那种天才诗人的孤独意识和与生俱来的抑郁质心理，海子诗中超出年龄的成熟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此。长期以来，《亚洲铜》中核心意象的象征意义众说纷纭，吴投文找到了诗中的意象聚焦点，领悟了诗人的本心所在。亚洲铜既可以理解为黄土地，也可以理解为一个死亡意象，暗示诗人的自我悼念。吴投文认为《亚洲铜》“负载着诗人对神秘命运的感应，诗中隐藏着海子趋赴死亡的心理暗影”，诗中以屈原的高洁形象暗示了对自我命运的悼怀，海子的死亡是一个天才诗人的“完成”和“未完成”。吴投文用内蕴深厚的诗性语言解读海子，情感真挚而悲怆，把海子内心的孤独影像剖析得淋漓尽致。
　　吴投文在解读李少君的诗歌《抒怀》时说，“此诗的命意是在呼唤一种清洁的自然精神，李少君显然是很清醒的，他的这种呼唤并不是纯粹生态主义的，而是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变异怀着某种忧虑，试图在人的身上恢复一种诗性的自然气质。”这是解读此诗的核心文字，几乎对李少君的所有“自然诗”作了一个精短的概括。李少君的“自然诗”表达了自身对自然的独特认知，体现了人与自然期望达成和谐统一的纯粹自然精神，也包含着对人类精神世界圆满自适的憧憬。吴投文发现了李少君诗歌的精神密码，认为作为抒怀对象的自然关联着其创作的基本取向，自然在其诗中代表一种和谐的价值，对人类的某些痼疾发挥着“药性”作用。读到这里，读者不免陷入沉思。在对马启代诗歌《那么多的疼酿成一滴蜜》的解读中，吴投文精确地分析了马启代创作此诗时的心理背景，认为作者找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切入创作的角度，文字表达新颖别致。蜜蜂在诗中戴着象征与隐喻的面具，具有反讽意味，它与人类合谋，把花蕊刺穿，抢占山坡，成了名副其实的掠夺者，诗人由此瓦解了蜜蜂的传统象征寓意。这是诗人“反常规思维”的表现，也是此诗成功的关键。在解读安琪的诗歌《极地之境》时，吴投文的见解也透彻而精辟，“极地之境是一种想象性的生存体验，是生命的荣耀，也是冒险;是一种出走的动力，也是一种归来的慰藉。……当我们试图打开这首诗的时候，倒是我们被这首诗瞬间打开和照亮。”实际上，这是把诗人追梦的一路光辉与艰辛都告诉了读者，还乡迎来的是一份淡定与宁静。读到这里，我们结合自身的感受，不禁豁然开朗，于是心里多了一份慰藉与安宁。吴投文认为《极地之境》是一首“还乡之诗、皈依之诗、救赎之诗”，他把这首诗遴选进来，对我们的当下处境有一种特别的启示意义。
　　我注意到，吴投文在肯定百年新诗的历史价值与艺术绩效的同时，也指出了新诗创作的一些局限。胡适作为中国新诗的开山人物，功不可没，他有敏锐的头脑，有很强的文化理性意识和挑战传统的勇气，敢于大胆创新，但也给早期新诗留下了一些后遗症。吴投文指出，胡适的诗歌《老鸦》“写得硬板，没有灵气。新诗选择胡适作为开山人物，带有很大的偶然性，胡适实际上并无多少诗才。” 这个偶然性似乎印证了新生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必然性。早期新诗的创构必须要以文化勇气来支撑，吴投文肯定了胡适的创新勇气，也指出早期新诗由于背离中国的诗歌传统，也带来了人们对新诗历史合法性的某些质疑。鲁迅的主要成就是小说和杂文，吴投文选入了他的一首诗《梦》，肯定了鲁迅在新诗早期“打边鼓”的作用。他认为鲁迅有一种惊人的领受诗意的能力，他的全部创作都“遍布深刻的诗意”，《梦》也是早期新诗中的上乘之作。这一判断应该符合新诗史的实际情形。另外，冰心的诗大都朴素温馨，有自然纯粹的美与慈祥之气，吴投文也指出了其诗的不足，显示了艺术观察的辩证眼光。
　　在近年来的新诗研究中，吴投文的《百年新诗经典解读》是一个可喜的收获，他出色的解读深得诗歌艺术的精妙，能深深地吸引读者，既启示读者如何鉴赏新诗、如何理解新诗，也为新诗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参照标准。吴投文教授长期在湖南科技大学任教，在人文学院讲授“新诗鉴赏与写作”，又在全校讲授“中外现代诗鉴赏”，他的新诗解读体现了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所形成的专业视角。他在教学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学方法，要求学生多阅读、勤创作、重鉴赏，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作品甄别能力。《百年新诗经典解读》是吴投文结合自己的教学体验编写完成的，达到了预期的目标，“既可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选修课教材，也可作为高等院校文化素质教育的公选课教材，也适合社会上一般新诗爱好者阅读使用。”该书扫描百年新诗的精神图谱，体现了新诗研究中的问题意识，也注入了自觉的学术个性意识，为新诗解读提供了有效的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