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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7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發佈《社會心態藍皮書》，從總體上分析了當前社會心態的特點、發展態勢和存在的問題。其中調查顯示，社會的總體信任指標在2012年進一步下降，而在體現中國信任度總體態勢的指標中，有兩種現象尤其值得關注：
一是“疑官”。中國社會科學院發佈的《社會心態藍皮書》說，總體上2012年的調查中，44.7%的調查對象對生活狀況傾向於滿意，滿意均值為3.41分（總分5分），但低於2011年47%的滿意率和3.46分的均值……而且其調查顯示，社會的總體信任進一步下降。群體間的不信任加深和固化，表現為官民、警民、醫患、民商等社會關係的不信任，也表現在不同階層、群體之間的不信任。而在社科院在2011年發佈的藍皮書中，他們對北京、上海、廣州三市市民的調查結果表明，三市市民總體社會信任屬低度信任水平，市民對於官方機構的信任更是低下。
二是“仇富”。伴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中國的富豪數量也在不斷地擴張。然而，與此形成強烈反差的是，許多中國人不僅未以此為榮，進一步增加對富人的好感和尊重，反而滋生了對富人的絲絲仇恨。儘管包括茅於軾在內的許多經濟學家諄諄告誡大眾“我們要保護先富裕的人，因為只有富人得到保護，窮人才可能變富。如果打倒了先富的人，這個國家就會變成窮人國了”。可是，社會上的仇富之風非但沒有減弱，反而愈刮愈烈。許多富豪就在這種仇恨之風中香消玉殞，被人為殺害：山西億萬富翁李海倉被殺；浙江溫州富豪周祖豹被殺；甘肅地產大亨劉恩謙被殺；四川明達公司董事長葛君明被殺……這是一個長長的滴血的名單。
“疑官”和“仇富”對於一個國家的長遠健康發展來說，都是危害甚大的。一方面，導致社會的信任度下降，從而增加政府的治理成本；另一方面，也會降低人們的安全感，減少人們創造財富的積極性，進而阻礙經濟發展。試想，如果每一個富裕起來的人在致富方面都噤若寒蟬，那麼社會財富的增長就會受到影響；而社會財富的增長步伐如果減緩，最終深受其害的還是我們自己。然而，真正的問題不在於應不應該“疑官”和“仇富”，而在於為什麼當下的中國會發生“疑官”和“仇富”。
公平正義是人類的基本需求。當人們感覺自己受到公正對待時，他（她）就會感覺到幸福、安全、對社會充滿信心和希望，從而增加對制度的認同感和社會的信任度；而當人們覺得受到不公平對待時，就會感覺到委屈、失望和焦慮，懷疑制度的公正性甚至生出對社會和對他人的怨恨和仇視。然而，伴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推進，中國社會的公平正義卻並未與中國的經濟增長和物質富裕相伴而行，而是在許多領域和許多方面背離了人類發展應有的良性軌跡和人民的期盼。尤其是，在制度轉型的過程中，政府官員和富人的許多行為不僅未給社會增加公平正義，反而卻利用其所掌握的職權和資源，以不公平、不光明的競爭手段帶給了許多弱勢者以傷害和痛苦。也就是說，某些官僚和富人將其財富和權威的獲取建立在他人受損的基礎上，在增加自己財富和權力的同時，不僅未能帶領弱勢者走向共同富裕和幸福，而且使之走向更弱勢的地位和更無望的上升之路。
對政府而言，某些官員的行為不僅背離了執政黨的宗旨，也背離了人民的期望，因此，導致人們對其不信任。這些行為包括：
（1）腐敗。據透明國際組織的研究表明，中國的腐敗程度已高居世界前列，而且腐敗還在不斷蔓延和加劇。令民眾不滿的是，雖然我國每年都在反腐敗，可是，腐敗卻似乎越反越多、腐敗之風也越刮越猛。而且，民眾熱切期盼的一些反腐措施，如官員財產公開、約束政府權力、減少政府所控制的資源、推行實質民主等等卻宛如神話故事一樣美麗但遲遲不出現！
（2）敗德。某些官員在利用其職權進行權錢交易的同時，還從事著包養情婦、參與豪賭、縱容子女等讓社會不恥的行為。據人民大學危機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唐鈞統計，在2012年被查處的貪官中，95%都有情婦，腐敗的領導幹部中60%以上與“包二奶”有關。此外，一些領導幹部在參與賭博、縱容子女作威作惡等方面的行為也屢被媒體曝光……
（3）卸責。一些“公僕”和組織的惡行在遭媒體曝光後，他們不但不出來主動承擔責任和坦白交代，而是想方設法地進行掩蓋、轉移視線，企圖推卸自己的責任。如2012年12月25日，山西南呂梁山隧道發生爆炸事故，導致作業工人中8人死亡、5人受傷，主要責任部門不是及時向社會公開事故真相和救治情況，而是想方設法瞞報和推卸責任。
（4）噤聲。為了維穩和掩蓋事故，一些官員不是給媒體以自由，用真相和真理來治國，而是控制媒體發聲，用高傲和冷漠來對待問題。如在河南“1214” “23名小學生被砍傷案”發生後，當地政府不是及時向社會報告該事件，而是想方設法掩蓋事件，並禁止媒體報道。而對於更多的暴力拆遷、強征土地、司法不公等事情，民眾往往也找不到可以表達他們訴求、維護他們利益的發聲渠道和發聲地方。
（5）壟斷。中國的壟斷不僅僅指國有企業的壟斷，而且也包括對上升機會的壟斷、優質教育資源、高薪工作崗位、質優價廉住房等等的壟斷。一些“公僕”和國企管理者就利用壟斷在這些有利可圖的領域中縱橫捭闔。正因為此，神州大地處處都有“官二代”光鮮耀眼的身影，人人都信奉：“窮爸爸、富爸爸，不如有個官爸爸”。
（6）背諾。一些政府和國企在與民眾打交道的時候，依仗自己的權力和對暴力的壟斷，常常背棄自己的承諾和違背契約，比如說到處可見的朝令夕改、“數字虛假”、“新官不認舊賬”、“打白條”和拖欠、克扣工程款等。
（7）結黑。為一己之私利，一些官員與商人甚至是黑社會組織相互勾結，在大肆收受來自商人和黑社會組織的賄賂的同時，利用職權為地產商和黑社會鳴鑼開道、暗地撐腰乃至擺平一切。江西宜黃上演的“暴力強拆”就是官商勾結的最好例證。
對中國富人群體而言，一些富人的所作所為也背離了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和社會大眾的期盼，讓人不自覺地感到其“面目可憎”。其行為包括： （1）致富的道義缺失。是的，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許多人是致富了，但其致富的手段和途徑卻不是合法經營、勤勞致富，而是通過坑蒙拐騙“搶財”、與政府官員勾結“訛財”、高額盤剝“榨財”來走向富裕的。也就是說，許多人的富裕是帶有原罪的。
（2）富後的為富不仁。一些人致富後，就開始走向吃喝嫖賭、五毒俱全。中國的許多富人不像比爾蓋茨和巴菲特，他們致富後不是想怎麼回饋社會，盡其所能做慈善、服務大眾，而是想怎麼炫耀、怎麼找樂子、怎麼瀟灑走一回。在吃喝嫖賭方面，中國的一些富豪是很大方的。但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中國富豪們在社會公益事業方面又是很小氣的：社會責任感不強，缺乏同情心、不熱衷慈善事業。尤其是，一些富人們有錢後還繼續貪婪和繼續為惡，還想方設法擠佔公共資源。為了讓富人們有玩的、有樂的，大片大片的農田被毀掉，建起了高檔別墅和高爾夫球場；富人們佔據著最好學校、最好的醫院、最好的地段，窮人卻上不起學、就不起醫、買不起房。
要弄清“社會仇富現象”的來龍去脈，首先弄清鬥爭哲學的理論基礎。鬥爭哲學的理論基礎就是“仇富”。也就是說：中國幾千年來都沒有的“社會仇富現象”來源於共產主義的鬥爭哲學，這也是近代中國一切社會亂源之本。
中國大陸一家微博曾發起一項調查，4個小時內就有5000多名網民參加，而調查的主題是：你仇富嗎？調查結果顯示，回答問題的5000多人中，4133（78.23%）人答“仇”；587（11.11%）人答“不仇”；563（10.66%）人答“有點仇”。一些網民同時留言表達對問題的看法，大多數人說不仇正義之財，但仇社會不公，更仇擁有財富的人造成的社會不公。網民“介錯”說：“中國富人80%以上都是利用不正當競爭手段暴富的，……在中國‘富人’一詞基本上與貪官、黑社會、流氓、卑鄙同義詞。”中國的貧富懸殊、社會不公、官民對立日趨惡化，中國人的怨氣越來越大，已構成嚴重的社會和政治危機。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嶸指出，仇官、仇富、仇警是今天中國最基本的社會心態，中國社會將來一定會發生非常大的動盪。于建嶸綜述了十年以來農民工人和市民維權的趨勢，他提到：甚至連河南省的黨校教師也罷課維權。他指出，各地層出不窮的“群體性事件”，顯示大陸政權失去了民眾的基本信任，星星之火就能輕易引發“群體性事件”甚至釀成騷亂：“我告訴你們一個到大陸吵架的方法，只要你和人家吵架，你實在吵不過他了，你只要講一句話你就贏了：‘你不就是個當官的麼？’講完之後，肯定好多老百姓圍過來，‘當官怎麼樣了。’為什麼？仇官、仇富、仇警是今天中國最基本的社會心態。”
《華爾街日報》引述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的獨立研究說，中國最富10%人口每年收入接近20200美元，是10%最窮人口的25倍。“美林”公佈的“2011全球財富報告”顯示，2010年中國擁有百萬美元以上資產的富豪達53.5萬人，位列全球第四。世界奢侈品協會的報告指出，2012年中國大陸取代日本成為全球第一大奢侈品消費國。中國有錢人狂購天價豪宅、鑽石、名車、名表等奢侈品，而在通貨膨脹的壓搾下，普通勞動者的收入應付生存所需的柴米油鹽和居住、醫療及子女教育，都捉襟見肘。
經濟學家郎咸平教授表示，中國工人的平均工資一小時只有0.8美元，比非洲還低，位列全球最後一名，而中國工人一年的工作時間卻是全世界最長的。歐美甚至巴西的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都在60-70%以上，而中國居民消費僅占GDP的29%，郎咸平歸因於普通中國人太貧窮。另一方面，大陸當局的財政收入卻年年大幅度增長，成為海內外學者同聲指責的“國富民窮”。
目前，當局用於暴力維穩的經費已超過軍費。于建嶸教授表示，當局為了“維穩”不惜犧牲民生和一切資源，甚至把文革那一套都拿出來了，實際上存在巨大的風險：“我們需要政治改革，而且我認為最關鍵的問題，今天要保障公民的言論自由。假如我們今天每一個人都把憲法法律當成草紙，我們都懷著一腔的仇恨，我認為中國社會將來一定會發生非常大的動盪。”
《炎黃春秋》雜誌副社長、原新華社高級記者楊繼繩指出，改革開放以來，“蛋糕”最大的部分被付出少卻有權的人佔有，付出最多而沒權的人只能得到剩餘，這就造成了社會的仇官仇富現象。貧富差距過大是當前比較突出的社會問題，由此產生的仇富心理值得有關當局警惕。生活壓力加重，貧富差距擴大，一定範圍內的社會公眾存在仇富心理，這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編撰的2010年北京社會藍皮書歸納的當前比較突出的社會問題。這份研究中國首都北京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指標的報告顯示，去年北京市人均地區生產總值為6萬8千788元人民幣，首次突破1萬美元大關。但報告的作者對北京市民的調查卻顯示，僅有30%的受訪者表示收入有提高，而40%的受訪者的收入沒有變化，另有30%的受訪者的收入甚至出現下降。與此同時，70%的受訪者感到生活壓力加重。90%的受訪者認為中國貧富差距的程度非常大。在貧富差距擴大的根源問題上，受訪者對“富人以不正當的方式牟利”這一項的選擇率最高。
北京獨立學者和評論人士鞏勝利認為，貧富差距過大不僅僅是北京的現象，它也是全國範圍內的一個嚴重社會問題，並且還會進一步加劇。他說：“一個百分之90，一個百分之70，這基本上應該說是中國的現狀，而不是北京一個地區的情況。這種狀況在若干年之後可能還會繼續惡化。這種惡化主要是由於中國的壟斷企業，包括國有壟斷企業造成的結果。”
中國社會問題專家、北京理工大學教授胡星斗進一步分析了中國貧富差距的現狀以及造成中國貧乏差距不斷擴大的根源。他在接受採訪時說：“基尼系數一般認為，我們達到了零點47以上，實際上許多民間學者認為，早就突破了零點5。一般來說，超過零點4貧富差距就非常大了。這就說明我們存在許多體制方面的問題，金融稅收體制等各方面的不合理也造成了貧富差距的拉大。”胡星斗說，中國社會目前缺乏對財富分配不合理擴大的趨勢進行矯正的機制，因此無法像許多先進國家那樣通過對財富的二次分配來縮小貧富差距。他舉例說：“有學者研究認為，我們工薪階層平均納稅在百分之25左右，而富人平均納稅卻只有百分之16。富人納稅率低，而工薪階層，甚至窮人的納稅率反而要高一些，這樣就不可能有所謂‘矯正的正義’。” 胡星斗表示，仇富現象作為一種思潮，在目前的中國社會有其存在的基礎：“一方面，有些富人的“第一桶金”的來路不正，缺乏所謂“獲得的正義”。另外可能有些富人在富裕了之後沒有回報社會，甚至恰恰相反，其行為引起公眾的不滿。另一方面，也不是某些富人自身有多大的問題。我們現在許多體制問題不利於縮小貧富差距，容易造成民眾的不滿。”
仇富心理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道德義憤型仇視，主要是指對於以非法或不道德方式致富者，或致富之後為富不仁者所表現出的不滿；另一種是個人情緒型仇視，主要是指出於個人心理不平衡或情緒反應而對於一切富人所表現出的不滿態度，甚至行為中的偏激反應。當前公眾中存在的仇富心理主要屬於第一種類型，有其正當性。專家建議，要妥善解決和處理發展與公平之間的關係，從體制層面上入手，解決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
于建嶸說，前一個階段它靠的是改革開放、什麼政績、GDP、什麼發展的效率；最近一個階段開始有人重回革命、要把原來革命的合法性又拿回來，這是共產黨今天遇到的一個很大的問題。所以它今天很困擾，什麼教育都沒有用，你講所有的理論提出來，都在老百姓那裡變成了笑話。
在社會的轉型時期，由於多種原因，社會的貧富差距和不公平本身就會變得很嚴峻。但如果我們的官員是正直的、清廉的，我們的富人是勤勞的、合法致富的，富後是充滿愛、道義和奉獻的，那善良的中國老百姓對於貧富差距和某些不公平是可以接受的，他們並不會“疑官”也不會“仇富”。可問題在於，在權力失衡下，某些“公僕”和國企幹部與一些惡商沆瀣一氣、相互勾結，想方設法利用轉型期體制漏洞來攫取大眾的財富，甚至通過人為的製造管制和不公正來尋找權力租金，從而使自己成為“先富起來的那一部分人”。而且，在致富後，不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而是變本加厲地繼續為所欲為、繼續作惡多端。尤其是，怎麼從制度上抑制“壞官”和“奸商”隊伍的蔓延和擴大，當前的改革並沒有取得大的突破，而且與人民群眾的期盼似乎越來越遠，收入差距和社會斷裂的鴻溝也在越拉越大。當今社會，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接近噩夢！
不是中國人天生就喜歡“疑官”“仇富”，就其根本，“疑官”“仇富”的本質是“仇腐”和一種對社會不公正的鞭撻。也因此，中國要真正走向和諧，一方面是通過權力制衡和制度改進，官員要自覺約束自己的那雙“貪婪之眼”和“掠奪之手”；另一方面富人需要為自己營造一個享受自由的社會環境，通過持續不斷的捐贈，兌現對窮人的人權承諾，獲得窮人的尊重和平等對待，消除社會對富人嫉妒和仇恨的種子，他們才能真正享受財富帶來的自由。
一是“疑官”。中國社會科學院發佈的《社會心態藍皮書》說，總體上2012年的調查中，44.7%的調查對象對生活狀況傾向於滿意，滿意均值為3.41分（總分5分），但低於2011年47%的滿意率和3.46分的均值……而且其調查顯示，社會的總體信任進一步下降。群體間的不信任加深和固化，表現為官民、警民、醫患、民商等社會關係的不信任，也表現在不同階層、群體之間的不信任。而在社科院在2011年發佈的藍皮書中，他們對北京、上海、廣州三市市民的調查結果表明，三市市民總體社會信任屬低度信任水平，市民對於官方機構的信任更是低下。
二是“仇富”。伴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中國的富豪數量也在不斷地擴張。然而，與此形成強烈反差的是，許多中國人不僅未以此為榮，進一步增加對富人的好感和尊重，反而滋生了對富人的絲絲仇恨。儘管包括茅於軾在內的許多經濟學家諄諄告誡大眾“我們要保護先富裕的人，因為只有富人得到保護，窮人才可能變富。如果打倒了先富的人，這個國家就會變成窮人國了”。可是，社會上的仇富之風非但沒有減弱，反而愈刮愈烈。許多富豪就在這種仇恨之風中香消玉殞，被人為殺害：山西億萬富翁李海倉被殺；浙江溫州富豪周祖豹被殺；甘肅地產大亨劉恩謙被殺；四川明達公司董事長葛君明被殺……這是一個長長的滴血的名單。
“疑官”和“仇富”對於一個國家的長遠健康發展來說，都是危害甚大的。一方面，導致社會的信任度下降，從而增加政府的治理成本；另一方面，也會降低人們的安全感，減少人們創造財富的積極性，進而阻礙經濟發展。試想，如果每一個富裕起來的人在致富方面都噤若寒蟬，那麼社會財富的增長就會受到影響；而社會財富的增長步伐如果減緩，最終深受其害的還是我們自己。然而，真正的問題不在於應不應該“疑官”和“仇富”，而在於為什麼當下的中國會發生“疑官”和“仇富”。
公平正義是人類的基本需求。當人們感覺自己受到公正對待時，他（她）就會感覺到幸福、安全、對社會充滿信心和希望，從而增加對制度的認同感和社會的信任度；而當人們覺得受到不公平對待時，就會感覺到委屈、失望和焦慮，懷疑制度的公正性甚至生出對社會和對他人的怨恨和仇視。然而，伴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推進，中國社會的公平正義卻並未與中國的經濟增長和物質富裕相伴而行，而是在許多領域和許多方面背離了人類發展應有的良性軌跡和人民的期盼。尤其是，在制度轉型的過程中，政府官員和富人的許多行為不僅未給社會增加公平正義，反而卻利用其所掌握的職權和資源，以不公平、不光明的競爭手段帶給了許多弱勢者以傷害和痛苦。也就是說，某些官僚和富人將其財富和權威的獲取建立在他人受損的基礎上，在增加自己財富和權力的同時，不僅未能帶領弱勢者走向共同富裕和幸福，而且使之走向更弱勢的地位和更無望的上升之路。
對政府而言，某些官員的行為不僅背離了執政黨的宗旨，也背離了人民的期望，因此，導致人們對其不信任。這些行為包括：
（1）腐敗。據透明國際組織的研究表明，中國的腐敗程度已高居世界前列，而且腐敗還在不斷蔓延和加劇。令民眾不滿的是，雖然我國每年都在反腐敗，可是，腐敗卻似乎越反越多、腐敗之風也越刮越猛。而且，民眾熱切期盼的一些反腐措施，如官員財產公開、約束政府權力、減少政府所控制的資源、推行實質民主等等卻宛如神話故事一樣美麗但遲遲不出現！
（2）敗德。某些官員在利用其職權進行權錢交易的同時，還從事著包養情婦、參與豪賭、縱容子女等讓社會不恥的行為。據人民大學危機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唐鈞統計，在2012年被查處的貪官中，95%都有情婦，腐敗的領導幹部中60%以上與“包二奶”有關。此外，一些領導幹部在參與賭博、縱容子女作威作惡等方面的行為也屢被媒體曝光……
（3）卸責。一些“公僕”和組織的惡行在遭媒體曝光後，他們不但不出來主動承擔責任和坦白交代，而是想方設法地進行掩蓋、轉移視線，企圖推卸自己的責任。如2012年12月25日，山西南呂梁山隧道發生爆炸事故，導致作業工人中8人死亡、5人受傷，主要責任部門不是及時向社會公開事故真相和救治情況，而是想方設法瞞報和推卸責任。
（4）噤聲。為了維穩和掩蓋事故，一些官員不是給媒體以自由，用真相和真理來治國，而是控制媒體發聲，用高傲和冷漠來對待問題。如在河南“1214” “23名小學生被砍傷案”發生後，當地政府不是及時向社會報告該事件，而是想方設法掩蓋事件，並禁止媒體報道。而對於更多的暴力拆遷、強征土地、司法不公等事情，民眾往往也找不到可以表達他們訴求、維護他們利益的發聲渠道和發聲地方。
（5）壟斷。中國的壟斷不僅僅指國有企業的壟斷，而且也包括對上升機會的壟斷、優質教育資源、高薪工作崗位、質優價廉住房等等的壟斷。一些“公僕”和國企管理者就利用壟斷在這些有利可圖的領域中縱橫捭闔。正因為此，神州大地處處都有“官二代”光鮮耀眼的身影，人人都信奉：“窮爸爸、富爸爸，不如有個官爸爸”。
（6）背諾。一些政府和國企在與民眾打交道的時候，依仗自己的權力和對暴力的壟斷，常常背棄自己的承諾和違背契約，比如說到處可見的朝令夕改、“數字虛假”、“新官不認舊賬”、“打白條”和拖欠、克扣工程款等。
（7）結黑。為一己之私利，一些官員與商人甚至是黑社會組織相互勾結，在大肆收受來自商人和黑社會組織的賄賂的同時，利用職權為地產商和黑社會鳴鑼開道、暗地撐腰乃至擺平一切。江西宜黃上演的“暴力強拆”就是官商勾結的最好例證。
對中國富人群體而言，一些富人的所作所為也背離了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和社會大眾的期盼，讓人不自覺地感到其“面目可憎”。其行為包括： （1）致富的道義缺失。是的，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許多人是致富了，但其致富的手段和途徑卻不是合法經營、勤勞致富，而是通過坑蒙拐騙“搶財”、與政府官員勾結“訛財”、高額盤剝“榨財”來走向富裕的。也就是說，許多人的富裕是帶有原罪的。
（2）富後的為富不仁。一些人致富後，就開始走向吃喝嫖賭、五毒俱全。中國的許多富人不像比爾蓋茨和巴菲特，他們致富後不是想怎麼回饋社會，盡其所能做慈善、服務大眾，而是想怎麼炫耀、怎麼找樂子、怎麼瀟灑走一回。在吃喝嫖賭方面，中國的一些富豪是很大方的。但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中國富豪們在社會公益事業方面又是很小氣的：社會責任感不強，缺乏同情心、不熱衷慈善事業。尤其是，一些富人們有錢後還繼續貪婪和繼續為惡，還想方設法擠佔公共資源。為了讓富人們有玩的、有樂的，大片大片的農田被毀掉，建起了高檔別墅和高爾夫球場；富人們佔據著最好學校、最好的醫院、最好的地段，窮人卻上不起學、就不起醫、買不起房。
要弄清“社會仇富現象”的來龍去脈，首先弄清鬥爭哲學的理論基礎。鬥爭哲學的理論基礎就是“仇富”。也就是說：中國幾千年來都沒有的“社會仇富現象”來源於共產主義的鬥爭哲學，這也是近代中國一切社會亂源之本。
中國大陸一家微博曾發起一項調查，4個小時內就有5000多名網民參加，而調查的主題是：你仇富嗎？調查結果顯示，回答問題的5000多人中，4133（78.23%）人答“仇”；587（11.11%）人答“不仇”；563（10.66%）人答“有點仇”。一些網民同時留言表達對問題的看法，大多數人說不仇正義之財，但仇社會不公，更仇擁有財富的人造成的社會不公。網民“介錯”說：“中國富人80%以上都是利用不正當競爭手段暴富的，……在中國‘富人’一詞基本上與貪官、黑社會、流氓、卑鄙同義詞。”中國的貧富懸殊、社會不公、官民對立日趨惡化，中國人的怨氣越來越大，已構成嚴重的社會和政治危機。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嶸指出，仇官、仇富、仇警是今天中國最基本的社會心態，中國社會將來一定會發生非常大的動盪。于建嶸綜述了十年以來農民工人和市民維權的趨勢，他提到：甚至連河南省的黨校教師也罷課維權。他指出，各地層出不窮的“群體性事件”，顯示大陸政權失去了民眾的基本信任，星星之火就能輕易引發“群體性事件”甚至釀成騷亂：“我告訴你們一個到大陸吵架的方法，只要你和人家吵架，你實在吵不過他了，你只要講一句話你就贏了：‘你不就是個當官的麼？’講完之後，肯定好多老百姓圍過來，‘當官怎麼樣了。’為什麼？仇官、仇富、仇警是今天中國最基本的社會心態。”
《華爾街日報》引述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的獨立研究說，中國最富10%人口每年收入接近20200美元，是10%最窮人口的25倍。“美林”公佈的“2011全球財富報告”顯示，2010年中國擁有百萬美元以上資產的富豪達53.5萬人，位列全球第四。世界奢侈品協會的報告指出，2012年中國大陸取代日本成為全球第一大奢侈品消費國。中國有錢人狂購天價豪宅、鑽石、名車、名表等奢侈品，而在通貨膨脹的壓搾下，普通勞動者的收入應付生存所需的柴米油鹽和居住、醫療及子女教育，都捉襟見肘。
經濟學家郎咸平教授表示，中國工人的平均工資一小時只有0.8美元，比非洲還低，位列全球最後一名，而中國工人一年的工作時間卻是全世界最長的。歐美甚至巴西的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都在60-70%以上，而中國居民消費僅占GDP的29%，郎咸平歸因於普通中國人太貧窮。另一方面，大陸當局的財政收入卻年年大幅度增長，成為海內外學者同聲指責的“國富民窮”。
目前，當局用於暴力維穩的經費已超過軍費。于建嶸教授表示，當局為了“維穩”不惜犧牲民生和一切資源，甚至把文革那一套都拿出來了，實際上存在巨大的風險：“我們需要政治改革，而且我認為最關鍵的問題，今天要保障公民的言論自由。假如我們今天每一個人都把憲法法律當成草紙，我們都懷著一腔的仇恨，我認為中國社會將來一定會發生非常大的動盪。”
《炎黃春秋》雜誌副社長、原新華社高級記者楊繼繩指出，改革開放以來，“蛋糕”最大的部分被付出少卻有權的人佔有，付出最多而沒權的人只能得到剩餘，這就造成了社會的仇官仇富現象。貧富差距過大是當前比較突出的社會問題，由此產生的仇富心理值得有關當局警惕。生活壓力加重，貧富差距擴大，一定範圍內的社會公眾存在仇富心理，這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編撰的2010年北京社會藍皮書歸納的當前比較突出的社會問題。這份研究中國首都北京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指標的報告顯示，去年北京市人均地區生產總值為6萬8千788元人民幣，首次突破1萬美元大關。但報告的作者對北京市民的調查卻顯示，僅有30%的受訪者表示收入有提高，而40%的受訪者的收入沒有變化，另有30%的受訪者的收入甚至出現下降。與此同時，70%的受訪者感到生活壓力加重。90%的受訪者認為中國貧富差距的程度非常大。在貧富差距擴大的根源問題上，受訪者對“富人以不正當的方式牟利”這一項的選擇率最高。
北京獨立學者和評論人士鞏勝利認為，貧富差距過大不僅僅是北京的現象，它也是全國範圍內的一個嚴重社會問題，並且還會進一步加劇。他說：“一個百分之90，一個百分之70，這基本上應該說是中國的現狀，而不是北京一個地區的情況。這種狀況在若干年之後可能還會繼續惡化。這種惡化主要是由於中國的壟斷企業，包括國有壟斷企業造成的結果。”
中國社會問題專家、北京理工大學教授胡星斗進一步分析了中國貧富差距的現狀以及造成中國貧乏差距不斷擴大的根源。他在接受採訪時說：“基尼系數一般認為，我們達到了零點47以上，實際上許多民間學者認為，早就突破了零點5。一般來說，超過零點4貧富差距就非常大了。這就說明我們存在許多體制方面的問題，金融稅收體制等各方面的不合理也造成了貧富差距的拉大。”胡星斗說，中國社會目前缺乏對財富分配不合理擴大的趨勢進行矯正的機制，因此無法像許多先進國家那樣通過對財富的二次分配來縮小貧富差距。他舉例說：“有學者研究認為，我們工薪階層平均納稅在百分之25左右，而富人平均納稅卻只有百分之16。富人納稅率低，而工薪階層，甚至窮人的納稅率反而要高一些，這樣就不可能有所謂‘矯正的正義’。” 胡星斗表示，仇富現象作為一種思潮，在目前的中國社會有其存在的基礎：“一方面，有些富人的“第一桶金”的來路不正，缺乏所謂“獲得的正義”。另外可能有些富人在富裕了之後沒有回報社會，甚至恰恰相反，其行為引起公眾的不滿。另一方面，也不是某些富人自身有多大的問題。我們現在許多體制問題不利於縮小貧富差距，容易造成民眾的不滿。”
仇富心理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道德義憤型仇視，主要是指對於以非法或不道德方式致富者，或致富之後為富不仁者所表現出的不滿；另一種是個人情緒型仇視，主要是指出於個人心理不平衡或情緒反應而對於一切富人所表現出的不滿態度，甚至行為中的偏激反應。當前公眾中存在的仇富心理主要屬於第一種類型，有其正當性。專家建議，要妥善解決和處理發展與公平之間的關係，從體制層面上入手，解決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
于建嶸說，前一個階段它靠的是改革開放、什麼政績、GDP、什麼發展的效率；最近一個階段開始有人重回革命、要把原來革命的合法性又拿回來，這是共產黨今天遇到的一個很大的問題。所以它今天很困擾，什麼教育都沒有用，你講所有的理論提出來，都在老百姓那裡變成了笑話。
在社會的轉型時期，由於多種原因，社會的貧富差距和不公平本身就會變得很嚴峻。但如果我們的官員是正直的、清廉的，我們的富人是勤勞的、合法致富的，富後是充滿愛、道義和奉獻的，那善良的中國老百姓對於貧富差距和某些不公平是可以接受的，他們並不會“疑官”也不會“仇富”。可問題在於，在權力失衡下，某些“公僕”和國企幹部與一些惡商沆瀣一氣、相互勾結，想方設法利用轉型期體制漏洞來攫取大眾的財富，甚至通過人為的製造管制和不公正來尋找權力租金，從而使自己成為“先富起來的那一部分人”。而且，在致富後，不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而是變本加厲地繼續為所欲為、繼續作惡多端。尤其是，怎麼從制度上抑制“壞官”和“奸商”隊伍的蔓延和擴大，當前的改革並沒有取得大的突破，而且與人民群眾的期盼似乎越來越遠，收入差距和社會斷裂的鴻溝也在越拉越大。當今社會，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接近噩夢！
不是中國人天生就喜歡“疑官”“仇富”，就其根本，“疑官”“仇富”的本質是“仇腐”和一種對社會不公正的鞭撻。也因此，中國要真正走向和諧，一方面是通過權力制衡和制度改進，官員要自覺約束自己的那雙“貪婪之眼”和“掠奪之手”；另一方面富人需要為自己營造一個享受自由的社會環境，通過持續不斷的捐贈，兌現對窮人的人權承諾，獲得窮人的尊重和平等對待，消除社會對富人嫉妒和仇恨的種子，他們才能真正享受財富帶來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