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鉴于自粤贤许之衡《引流斋说瓷》视“中和堂”为内府堂名与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长耿宝昌先生主张此类器物系御窑为圆明园康熙行宫特制以来，误将“中和堂”款器当作官窑的成说一直无人廓清，拙文《鉴藏界一桩民窑误为官窑的百年积案——故宫博物院及上海博物馆藏清康熙“中和堂”款瓷器考辨》（以下简称《百年积案》）不揣冒昧，续篇《“中和堂”及“漱玉亭”诸事考——兼与迈克尔·巴特勒爵士并张东先生交流》（以下简称《诸事考》）亦不掩谫陋，根据内府并无“中和堂”，署“中和堂”八字款器，康熙十年已经开始烧造而圆明园是康熙四十八年才兴建，以及面款落有匠师“瞻公”与其画室“漱玉亭”即应非官窑等事实，力主各色“中和堂”款器都是民窑。稿件在《文物鉴定与鉴赏》杂志2010年11月与2011年4月相继发表后，读者或来信表示嘉许，或撰文广为推荐，或热心提供新证，或慷慨借观秘藏，让人深切体会到古今奉行的“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语确为至理名言。尤为难得的是，2011年12月23日，在景德镇宋元青白瓷研究所王尚宾所长为欢迎东南大学出版社文科分社刘庆楚社长和九江收藏家吴忠信先生一行假座青花主题酒店的晚宴上，景德镇市原文联主席胡元麟先生特向叨陪绮筵的笔者出示了自己收藏多年的一款珍稀瓷片。上述两篇文章举证均囿于底款为“中和堂”，面款署“瞻公”，且后者仅为画款，还只是玺印形式。而这片稀世珍瓷是“中和堂”与“瞻公制”连署，典型的康熙早期青花款，其史料价值便不可小觑了。为不没玉成之大德，现详作介绍。
　　瓷片为白釉酒盅残底，形制精美，材良艺佳。片残长4.4厘米，宽2.8厘米，底足径2.7厘米。落“中和堂瞻公制”双行六字青花款，加双圈。书法颇见功力，笔致与常见的八字款无二（图1）。据告，多年前出土于景德镇市政府迁让发掘的明清御窑厂遗址，被人拾得。当时共有5块，统统为“中和堂瞻公制”双行六字青花款。
　　非官窑瓷片之所以会在官窑次品毁弃后的瘗埋地出现，有其历史原因。2002-2004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的考古队在对珠山一带明清御窑厂遗址进行发掘时，便于掩埋落选御用瓷器地层中发现不少民窑青花瓷片。发掘报告对此做了说明：“从文献记载和出土资料观察，御窑不止一次进行过修整或改建，修整或改建时，有的地方需要垫平或垫高地面，其所需要的垫土往往是从御窑外运进来的民窑的窑业堆积。例如，03JYIT0403⑨就是明代宣德至成化初期从御窑外运来的宋元时期（主要是元代）的窑业堆积垫成的；04JYIIT2305⑤是清代早期从御窑外运进来的明代晚期至清代康熙早期的窑业堆积铺垫成的，等等。这样在御窑遗址内往往会发现较多的民窑瓷片、窑具等遗物。”“中和堂瞻公制”一类瓷片应该正是这样作为御窑修整或改建所需垫土随着外面民窑的窑业堆积带进来的。
　　“中和堂瞻公制”珍稀款识的发现，不仅填补了“中和堂”款瓷器研究的一项重要空白，还在以下方面有着重大意义：
　　首先，它能直接证明“中和堂制”款器是民窑，对署该款器的民窑性质有一锤定音作用。因为无论是陶瓷语汇所凸现的特征，还是艺术语言所释放的信息，抑或是窑场语境所显示的坐标，瓷片自身都已告诉我们：烧造“中和堂”款器的并不是“官窑”，更不是“御窑”，而是“瞻公窑”。“中和堂瞻公制” 既可说是“中和堂制”，也可说是“瞻公制”。以此衡之， 带“瞻公”和“漱玉亭”的“康熙辛亥、壬子、癸丑”三种“中和堂制”八字款与“中和堂瞻公制”六字款实为一事。作为清代民窑个案研究中极少见的传奇式人物，除了亦是其名下的“球琳珍玩”款外，既制“中和堂”器也绘“中和堂”器有时又只制不绘的“瞻公”与“中和堂”款组合方式大致有三种：一种是底款书“中和堂”，面款署“瞻公”和“漱玉亭”，所见都为青花釉里红山水，系瞻公本人绘制。此类器底款一律为八字款，如“康熙辛亥中和堂制”（图2）、“康熙壬子中和堂制”、“康熙癸丑中和堂制”（图3）。第二种是底款既书“中和堂”也署“瞻公”，这种情况多为单色釉，落图1“中和堂瞻公制”六字款。第三种是底款书“中和堂”，面款空缺，既没署“瞻公”也不署其他人，纹饰有青花釉里红人物（图4）、花卉（图5）、鳞蚧（图6），还有青花山水（图7），从风格迥然不同来推断应是所聘画师绘。属这种情况的，既有上举带干支八字款，也有“中和堂制”四字款。最具代表性的当是第二种即“中和堂瞻公制”，为标品牌。民窑在器物上署匠师堂名者有之，如崇祯“可竹居”，康熙“慎德堂”；署匠师姓名者有之，如嘉靖“陈守贵”，同治“王炳荣”等。像“中和堂瞻公制”这样堂号与名号连署则百难逢一。款识间流露出的强烈品牌意识，也正是其为民窑的有力佐证。翻开中国陶瓷史，在高手如云的景德镇这样既能制器，又能绘器，还能器成天下走者，明清数百年间也仅见瞻公一人。这在很大程度上应是行业竞争和官民竞市的结果。因为，官窑靠的是王牌，民窑靠的是品牌。
　　其次，“瞻公”乃康熙民窑“中和堂制”品牌创始人的身份得到了确认。《百年积案》与《诸事考》判断“瞻公”为“中和堂”画师只是根据面款，故不好肯定其与“中和堂”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关系，因而瞻公是否为“中和堂制”品牌创始人也无法最终确定。现在，有了“中和堂”与“瞻公制”合而为一的赫赫铭款，不但百年积案尘埃落定，进清后景德镇瓷业是如何仰慕明代隆庆、万历年间“崔公窑”、“壶公窑”风范并极力弘扬前贤品牌意识的兴盛景象亦可窥见。毋庸讳言，自号“瞻公”当有与“崔公”、“壶公”比肩意，其目的还在藉“中和堂”品牌进一步打造“瞻公窑”。 记得读了拙文后，深圳考古研究所黄清华先生与从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学者归来的景德镇陶瓷学院黄薇女士在他们家“西畦书屋”接连向笔者出示十数件纹饰三三两两相同，面款均为“漱玉亭”加“瞻公”押印，底款分署“康熙辛亥中和堂制”、“康熙壬子中和堂制”、“康熙癸丑中和堂制”的小碟修复件。并告，所有碟底都出自浮梁古县衙翻修工程，当时共有100多块。窃以为，说这批“中和堂”款器是给县衙的进献物也好，是浮梁县衙按照《大清会典》所载清制到市场购买也好，都是极力创品牌的“瞻公窑”曾经名噪一时的证明。有次黄清华先生还说，他也在景德镇一藏家手上见过署“中和堂瞻公制”的瓷片，惜久未谋面，不知在否。为求确证，笔者亦多方委托打听，然终杳如黄鹤。幸好胡元麟先生胸有文澜，手握天杼，能于浩瀚史海留浮光掠影，使“瞻公窑”得以迹存后世。看来抓紧时间多收集这方面的资料，对于研究景德镇陶瓷商业史和中国陶瓷思想史来说应是当务之急。
　　再次，窑址内对号入座的本朝实物出土，也昭示了“瞻公”、“漱玉亭”、“中和堂”三者之间的文脉理路。品牌创始人选“中和堂”为商用款无疑是源于儒家学说及《诸事考》已引证的苏东坡《忆中和堂》，画室名“漱玉亭”之寓意主要当在藉苏轼曾有《青玉峡漱玉亭》诗赞美庐山漱玉亭瀑布来彰显文化底蕴，而号“瞻公”显然系慕字“子瞻”的苏学士之才情器成把盏自况。“中和堂制”品牌在这种高雅的学术氛围中凭借阳春白雪般的书卷气以“瞻公”之号来与“崔公”、“壶公”等前朝巨擘论剑珠山，应已先胜一筹。只可惜，或由于遭兵燹意冷，或由于已老病年衰，康熙癸丑之后再未见多少器物有署“瞻公”者，致使“中和堂瞻公制”成了又一曲遗恨绵绵的广陵散，彗星耀天般的“瞻公窑”也化为向往之烟霞。时光流转，人事代谢，仅留下“中和堂制”四字款残片在古窑遗址的斜阳余晖里与天涯过客默默邂逅（图8）。
　　最后，“瞻公”之号由与“漱玉亭”连署到与“中和堂”连署，还理顺了款谱研究领域早期的“康熙辛亥中和堂制”、“康熙壬子中和堂制”、“康熙癸丑中和堂制”八字款（见图2、图3故宫博物院与上海博物馆藏青花釉里红山水盘）与中晚期“中和堂制”四字款（见前举笔者瓦缶居所藏瓷片）的谱系问题。据《国朝御窑厂恭纪》，由于“康熙十年奉造祭器等项”，顺治十七年后一度停烧的御窑重新点火。为随喜，景德镇民窑纷纷烧造纪年款器物。于是，便有了带 “康熙”年号的“辛亥”、“壬子”、“癸丑”三种“中和堂制”八字款。康熙癸丑后数年间为避三藩之乱，民窑不便再署清朝年号，开始出现“中和堂制”四字款。接着是邑令严禁厂外器物仿写官款，举凡涉及帝王年号圣贤名字皆在其列。故尔以八字款肇始的“中和堂”器，到后期无不以四字款形式出现。但从八字款到四字款中间有无过渡，此前不敢妄言。“中和堂瞻公制”六字款发现后，谱系清楚了：联接八字款与四字款的是六字款。“康熙辛亥中和堂制”、“康熙壬子中和堂制”、“康熙癸丑中和堂制”——“中和堂瞻公制”——“中和堂制”，一页有来龙有去脉的民窑珍瓷款谱历历在目。遗憾的是，像这样一座器物为《引流斋说瓷》著录，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长期当作官窑展示，甚至被以英国迈克尔·巴特勒爵士为代表的世界各地名门望族金屋递藏的煌煌大窑，不知何年何月竟已苍凉地坍塌在人们记忆荒原的夕烟残照中。史海钩沉，刻不容缓。为此，笔者特借《文物鉴定与鉴赏》这一国内外知名鉴古平台，呼吁文博部门、高等院校、专家学者、达人儒商共同努力，专题性地开展“瞻公窑”研究。
　　先哲有言：瓷虽小道，却关乎国运。“中和堂”器八字款——六字款——四字款的变迁史，“瞻公窑”的沉寂与重提，再度从侧面阐述了这一瓷学原理。
　　参考文献：
　　权奎山：《2002-2004年景德镇出土明代御窑瓷器概说》，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编著《景德镇出土明代御窑瓷器》，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