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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重要范畴。近二十年以来，学界关于天人合一的理论言说已然不少。例如：中国文化是天人合一的文化，天人合一文化以整体思维为基础，天人合一文化包含了生态和谐的思想原则，天人合一文化是拯救中国乃至世界社会发展积弊的根本模式，等等。阅读诸如此类的文化宏论，我们的感觉总体上是信仰多于理性、情怀多于实证。需要提出的问题是：即使中国文化确为天人合一文化，如上续续相生的推论就都能成立吗?恐怕还是多一些实事求是的分析为好。
一、天人合一文化的历史背景与思想渊源
在交往不足的前全球化时代，世界各民族的文化进路确实存在种种不同。西方文化概念源于拉丁语中的耕作，也就是土里刨食的意思。中国先民当然也在土里刨食，考古材料证明已经刨了一万年。如果要作中西对比，土里刨食的时间长短不是问题，重要的是中西刨法各有不同。西方人似乎未遑多思，为刨食而刨食的成分较大。中国人则想得多一些，土里能刨出粮食，依据部分地存在于地下，部分地存在于天上，所以要用天文观测结合地理踏勘以指导土里刨食。也正因此，汉语语源中的文化不直接指向耕作，而直接指向纹身美化、娱情悦理、通神致用。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化不只是天人合一的文化，而更是天、地、人、物四合一的文化，相比之下，西方人主要在地上打转转。但彼时地广人稀，且互动不便，因而中国人这一可能贡献于世界的文化一则并非必需，二则理论上可行、实践上难成。
天人合一文化的系统完成可追溯至原易之学和易传之学。所谓易，“日月为易，象阴阳”，若转换成今天的语言，当谓日月相对运动变化之谓易，像时空。揆诸世界文明史，我们地球上的先民既有依太阳视运动变化轨迹作太阳历的，也有依月亮视运动变化轨迹作太阴历的，或者兼而用之也未尝不可。总之人类来到世间。客观世界的时空状况如何容当别论，重要的是人类应当依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需要制定一套主观性较强的时空系统，这在易传之学中就是“大衍之数”概念的提出。据马融等汉唐学者研究，“大衍之数”指太极之一、两仪之二、日月之二、四时之四、五行之五、十二月之十二、二十四节气之二十四等。很显然，这些数主要攸关东北半球黄淮间先民的文化生存经验，若移用至他处，中国之内可加权处理，中国之外就可能不很适用，甚至很不适用，直到完全失却理论解释力而后已。在这种言说方式中，天人合一的意义主要在于依可感知的自然时空的大节律以安排农业生产，并据生产方式的要求组织与之匹配的社会生活。如果说以农立国曾经是中国文化的强项，那么包含在其中的天人合一观念确实对世界做出过较大贡献，这在秦汉以来的东北亚、东南亚历史中能够找到无数证据。
二、天人合一文化的理论内涵与思维特征
在文化的历史进路和传承流变基本面上，中国文化确为天人合一文化，但断言这种文化以整体思维为特质、为胜场，则殊为可疑。且不必说分析探究与综合构拟乃是人类思维不可分割的两个基本向度，也不必说均质、散处的农耕民族本来互动微弱、因而对社会或国家事务的整体体认长期不足，更不必说古代农耕文化对自然资源的利用相对表浅、因而谈不上对自然物质世界内在统一性的深刻理解，即以作为天人合一文化核心观念的“大衍之数”为例，整体思维之说实难成立。如太极：太极的原型是极杆，先民用以测量日影的长度和方位，并据以推演出日、月、节、时、分、至、年诸周期，在转喻意义上，太极也指先民对浑沌未分世界的思辨抽象，这又涉及先民普遍信持的自然宗教观念及相关审美观念、科学观念。如两仪、日月：作为天文实体，日月及其视运动表象是先民认知世界的首选媒介，作为思维的概念抽象，阴阳及其相互关系是先民分析事物的主要工具，作为行为的效用支持；两仪指日月、阴阳可为仪则，其实质仍是客观的日月与主观的阴阳在确立世界初始秩序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如四时、五行：四时的意义在于春生、夏长、秋成、冬藏，这既是攸关人类生存的效用生物生长变化的主要节律，当然也同时是生产利用的主要节律，否则年时长的四等分对先民而言并无实际意义。五行的情况复杂一些，但其意义大体上不超出可感知且可支配的世界元素构成如金、木、水、火、土及其相互关系和世界空间构成如东、西、南、北、中及其相互关系，两者结合则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生活实体世界，过度衍绎并无必要。如十二月、二十四节气：十二月是四时观念的深化与致用，其依据是月象的盈亏变化，客观性较强，二十四节气是月观念的进一步深化与致用，其依据是风云雷电雨雪阴晴所致积温积湿变化及其与生产、生活的节律性关联，主观性较强，主客观间的差异则通过建正、置闰等手段解决。综合起来看，“大衍之数”包含了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方法、调适致用等元素，是一种系统性较强的生产、生活周期理论，这离不开先民长时段的经验观察、分析及其成果积累，也离不开某些杰出人物例如伏羲、周王等人的总结、提高，在不打破现象世界完整性层次上，这一理论仍然具有世界水平。
天人合一文化的系统完成与这种文化的背景化、常识化是同一问题的不同侧面。一方面，古人云：作易者其有忧患。即面对相对无常的自然现象及其变化，有忧患意识的圣人应当做出相对有常的文化及其制度安排，其结果自然是前述“大衍之数”理论的出现。另一方面，古人又云：一阴一阳之谓道，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即常识化的“大衍之数”理论已充分融入大众的日常生活，因而仁者、智者的历史使命是依托这一给定的文化背景接着讲，后来的儒者之学及诸子百家之学也自然就是仁智之见迭出的接续性成果。从中国历史文化大势来看，这些接续性成果主要包括老子的道学、庄子的德学、孔子的仁学、孟子-的义学、荀子的礼学、韩非子的法学，等等。比较而言，老庄之学近于天，这有利于保全中国文化的自然村落结构基础，荀韩之学偏于人，这有利于建构中国文化的社会与国家实体，孔孟之学则道兼天人，其胜场在于较全面地阐述了中国文化和文化中国的底线价值和终极价值，前者如仁、义、礼、智、信，后者如公、均、富、安、和。但不管怎样，所有这些次生性的思想、知识与学术都没有超出天人合一文化的大范畴，或者说这些都不过是天人合一文化在入学层面的深化与致用，因而随着天人合一文化自身矛盾的日益凸显，这些次生性文化还需要被接着讲。
三、当代语境中的天人合一文化及其合理继承
资本主义制度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双重进逼通过天人合一 文化的自身矛盾而起作用，其结果自然是人们早已看到的国家塌陷、乡村依旧。到现在，经过百余年来中华民族的集体努力，国家塌陷问题已获初步解决，但乡村依旧问题仍在很大面积上沿续。前述天人合一文化的自身矛盾主要是：其一，在生产力层面，生产力链条相对短小，因而无法充分搭载明清以来即趋过量增殖的中国人口，同时过量人口的持续存在，又反过来压迫生产力对世界已然形成的科技成果的吸收和转换，如此恶性循环不仅造成中国国内的诸多问题，也造成了世界体系中中国和世界相互关系方面的诸多问题。其二，在生产方式层面，社会分工在广度和深度方面均长期不足，因而无论是在卑弱的王权之于贫弱的乡村的历史时代，抑或是在强大的国家之于贫弱的乡村的历史时代，总之在社会的基础结构和上层建筑之间缺乏一个发育充分、功能完备的中间性社会结构，这导致国家无力有效庇荫乡村，反过来说则是乡村难于持久地积极支持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讲，乡村解体和国家塌陷的问题在中国仍然未获根本解决。其三，在生活方式层面，20世纪初，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国人主要依靠地缘、血缘等初级媒介参与社会生活，其中多数人的交往半径难以超出吾乡吾土范围，至21世纪初，仍有约百分之七十的中国人继续这一状况。换一种方式来表达，则中国虽已是世界制造中心，但至今仍主要是一个农民社会，这只要看一看地缘、血缘等初级关系对社会的支配性作用即可略知大概。所以对中国而言，最重要的问题是依靠农民，最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最麻烦的问题是解放农民，最紧迫的问题是富裕农民，最残酷的问题是消灭农民，等等，这些时相悖谬的问题简直压得中国喘不过气来，结合以上所述来看源自天人合一理论的儒家文化。应当说，儒家文化本身也是一种两截子文化，即底线价值充分、终极价值崇高、中间价值相对缺乏。在这里，中间价值是指超越了地缘、血缘的产业制度、职业制度、财产制度、金融制度、信用制度、保障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及其相关价值。当然，出现这样的价值空缺，责任并不在儒家文化，儒家文化不过是彼时彼地民众生存经验的概括和表达，以怨父情结来否定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及其价值实在是当代中华民族的极荒唐之举，但反过来讲，构建如上价值实体，儒家文化也不能成为责任主体或主要资源，否则的话，告别怨父的中华民族岂不是又走向了托祖的极端，更何况今天的民众意愿与世界格局也决不允许中国走回头路。
作为背景化的常识，儒家文化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当然前提之一。一个民族不光要有点志气，更为重要的是还要多一点文气。在这里，文气就是文化品格、文化操守、文化担当。底线价值方面，仁、义、礼、智、信不可斯须去诸身，相似的提法还有恭、宽、信、敏、惠，或温、良、恭、俭、让，或君子有九思，即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等。在这个方面，儒家心性之学经验丰富，同时主要依靠个体自觉，值得以适当方式传承普及，惟其如此，我们的日常社会生活才会充满仁爱、智慧、秩序与和谐。终极价值方面，公、均、富、安、和不可斯须去诸国家，或者说这些价值就是有中国特色的政府公共责任，惟其如此，中国政府才会是一个能够持续唤起归属感并转化为自身动员力的真正意义上的合法政府。至于中间价值方面，实际情况当然非常复杂，需要个体与国家的全面而持久的合作，但核心问题还是建立在产业和科技发展基础上的公民权利。从历史上看，父祖权利、国家权利、政党权利等发育充分，一些特定历史时期甚至过度膨胀，唯独公民权利发育相对滞后。公民权利既包括生存权、发展权，也包括人格权、财产权，还包括政治权、文化权，以及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其它派生性权利，总之没有公民权利的人不会有属于自己的国家，因而社会共识、爱国主义等均无从谈起，所谓社会的基础结构和上层建筑之间的中间结构缺位即坐实于此，而这也正是包括儒学在内的当代中国文化接着讲的主要理论空间所在。如果套用儒学术语，这条文化路径可以概括为存内圣、扬民权、开外王，时下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治国之道也应当与此不悖。还需补充的是，天人合一是古代类型的科技文化，此后儒学的继承发展却偏重人文、社会一路。这个生动的文化史案例告诉我们，离开了一个时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总体水平，任何这样或那样的文化言说都只能是向壁虚谈。
(责任编辑：洪 明)
一、天人合一文化的历史背景与思想渊源
在交往不足的前全球化时代，世界各民族的文化进路确实存在种种不同。西方文化概念源于拉丁语中的耕作，也就是土里刨食的意思。中国先民当然也在土里刨食，考古材料证明已经刨了一万年。如果要作中西对比，土里刨食的时间长短不是问题，重要的是中西刨法各有不同。西方人似乎未遑多思，为刨食而刨食的成分较大。中国人则想得多一些，土里能刨出粮食，依据部分地存在于地下，部分地存在于天上，所以要用天文观测结合地理踏勘以指导土里刨食。也正因此，汉语语源中的文化不直接指向耕作，而直接指向纹身美化、娱情悦理、通神致用。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化不只是天人合一的文化，而更是天、地、人、物四合一的文化，相比之下，西方人主要在地上打转转。但彼时地广人稀，且互动不便，因而中国人这一可能贡献于世界的文化一则并非必需，二则理论上可行、实践上难成。
天人合一文化的系统完成可追溯至原易之学和易传之学。所谓易，“日月为易，象阴阳”，若转换成今天的语言，当谓日月相对运动变化之谓易，像时空。揆诸世界文明史，我们地球上的先民既有依太阳视运动变化轨迹作太阳历的，也有依月亮视运动变化轨迹作太阴历的，或者兼而用之也未尝不可。总之人类来到世间。客观世界的时空状况如何容当别论，重要的是人类应当依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需要制定一套主观性较强的时空系统，这在易传之学中就是“大衍之数”概念的提出。据马融等汉唐学者研究，“大衍之数”指太极之一、两仪之二、日月之二、四时之四、五行之五、十二月之十二、二十四节气之二十四等。很显然，这些数主要攸关东北半球黄淮间先民的文化生存经验，若移用至他处，中国之内可加权处理，中国之外就可能不很适用，甚至很不适用，直到完全失却理论解释力而后已。在这种言说方式中，天人合一的意义主要在于依可感知的自然时空的大节律以安排农业生产，并据生产方式的要求组织与之匹配的社会生活。如果说以农立国曾经是中国文化的强项，那么包含在其中的天人合一观念确实对世界做出过较大贡献，这在秦汉以来的东北亚、东南亚历史中能够找到无数证据。
二、天人合一文化的理论内涵与思维特征
在文化的历史进路和传承流变基本面上，中国文化确为天人合一文化，但断言这种文化以整体思维为特质、为胜场，则殊为可疑。且不必说分析探究与综合构拟乃是人类思维不可分割的两个基本向度，也不必说均质、散处的农耕民族本来互动微弱、因而对社会或国家事务的整体体认长期不足，更不必说古代农耕文化对自然资源的利用相对表浅、因而谈不上对自然物质世界内在统一性的深刻理解，即以作为天人合一文化核心观念的“大衍之数”为例，整体思维之说实难成立。如太极：太极的原型是极杆，先民用以测量日影的长度和方位，并据以推演出日、月、节、时、分、至、年诸周期，在转喻意义上，太极也指先民对浑沌未分世界的思辨抽象，这又涉及先民普遍信持的自然宗教观念及相关审美观念、科学观念。如两仪、日月：作为天文实体，日月及其视运动表象是先民认知世界的首选媒介，作为思维的概念抽象，阴阳及其相互关系是先民分析事物的主要工具，作为行为的效用支持；两仪指日月、阴阳可为仪则，其实质仍是客观的日月与主观的阴阳在确立世界初始秩序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如四时、五行：四时的意义在于春生、夏长、秋成、冬藏，这既是攸关人类生存的效用生物生长变化的主要节律，当然也同时是生产利用的主要节律，否则年时长的四等分对先民而言并无实际意义。五行的情况复杂一些，但其意义大体上不超出可感知且可支配的世界元素构成如金、木、水、火、土及其相互关系和世界空间构成如东、西、南、北、中及其相互关系，两者结合则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生活实体世界，过度衍绎并无必要。如十二月、二十四节气：十二月是四时观念的深化与致用，其依据是月象的盈亏变化，客观性较强，二十四节气是月观念的进一步深化与致用，其依据是风云雷电雨雪阴晴所致积温积湿变化及其与生产、生活的节律性关联，主观性较强，主客观间的差异则通过建正、置闰等手段解决。综合起来看，“大衍之数”包含了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方法、调适致用等元素，是一种系统性较强的生产、生活周期理论，这离不开先民长时段的经验观察、分析及其成果积累，也离不开某些杰出人物例如伏羲、周王等人的总结、提高，在不打破现象世界完整性层次上，这一理论仍然具有世界水平。
天人合一文化的系统完成与这种文化的背景化、常识化是同一问题的不同侧面。一方面，古人云：作易者其有忧患。即面对相对无常的自然现象及其变化，有忧患意识的圣人应当做出相对有常的文化及其制度安排，其结果自然是前述“大衍之数”理论的出现。另一方面，古人又云：一阴一阳之谓道，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即常识化的“大衍之数”理论已充分融入大众的日常生活，因而仁者、智者的历史使命是依托这一给定的文化背景接着讲，后来的儒者之学及诸子百家之学也自然就是仁智之见迭出的接续性成果。从中国历史文化大势来看，这些接续性成果主要包括老子的道学、庄子的德学、孔子的仁学、孟子-的义学、荀子的礼学、韩非子的法学，等等。比较而言，老庄之学近于天，这有利于保全中国文化的自然村落结构基础，荀韩之学偏于人，这有利于建构中国文化的社会与国家实体，孔孟之学则道兼天人，其胜场在于较全面地阐述了中国文化和文化中国的底线价值和终极价值，前者如仁、义、礼、智、信，后者如公、均、富、安、和。但不管怎样，所有这些次生性的思想、知识与学术都没有超出天人合一文化的大范畴，或者说这些都不过是天人合一文化在入学层面的深化与致用，因而随着天人合一文化自身矛盾的日益凸显，这些次生性文化还需要被接着讲。
三、当代语境中的天人合一文化及其合理继承
资本主义制度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双重进逼通过天人合一 文化的自身矛盾而起作用，其结果自然是人们早已看到的国家塌陷、乡村依旧。到现在，经过百余年来中华民族的集体努力，国家塌陷问题已获初步解决，但乡村依旧问题仍在很大面积上沿续。前述天人合一文化的自身矛盾主要是：其一，在生产力层面，生产力链条相对短小，因而无法充分搭载明清以来即趋过量增殖的中国人口，同时过量人口的持续存在，又反过来压迫生产力对世界已然形成的科技成果的吸收和转换，如此恶性循环不仅造成中国国内的诸多问题，也造成了世界体系中中国和世界相互关系方面的诸多问题。其二，在生产方式层面，社会分工在广度和深度方面均长期不足，因而无论是在卑弱的王权之于贫弱的乡村的历史时代，抑或是在强大的国家之于贫弱的乡村的历史时代，总之在社会的基础结构和上层建筑之间缺乏一个发育充分、功能完备的中间性社会结构，这导致国家无力有效庇荫乡村，反过来说则是乡村难于持久地积极支持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讲，乡村解体和国家塌陷的问题在中国仍然未获根本解决。其三，在生活方式层面，20世纪初，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国人主要依靠地缘、血缘等初级媒介参与社会生活，其中多数人的交往半径难以超出吾乡吾土范围，至21世纪初，仍有约百分之七十的中国人继续这一状况。换一种方式来表达，则中国虽已是世界制造中心，但至今仍主要是一个农民社会，这只要看一看地缘、血缘等初级关系对社会的支配性作用即可略知大概。所以对中国而言，最重要的问题是依靠农民，最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最麻烦的问题是解放农民，最紧迫的问题是富裕农民，最残酷的问题是消灭农民，等等，这些时相悖谬的问题简直压得中国喘不过气来，结合以上所述来看源自天人合一理论的儒家文化。应当说，儒家文化本身也是一种两截子文化，即底线价值充分、终极价值崇高、中间价值相对缺乏。在这里，中间价值是指超越了地缘、血缘的产业制度、职业制度、财产制度、金融制度、信用制度、保障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及其相关价值。当然，出现这样的价值空缺，责任并不在儒家文化，儒家文化不过是彼时彼地民众生存经验的概括和表达，以怨父情结来否定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及其价值实在是当代中华民族的极荒唐之举，但反过来讲，构建如上价值实体，儒家文化也不能成为责任主体或主要资源，否则的话，告别怨父的中华民族岂不是又走向了托祖的极端，更何况今天的民众意愿与世界格局也决不允许中国走回头路。
作为背景化的常识，儒家文化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当然前提之一。一个民族不光要有点志气，更为重要的是还要多一点文气。在这里，文气就是文化品格、文化操守、文化担当。底线价值方面，仁、义、礼、智、信不可斯须去诸身，相似的提法还有恭、宽、信、敏、惠，或温、良、恭、俭、让，或君子有九思，即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等。在这个方面，儒家心性之学经验丰富，同时主要依靠个体自觉，值得以适当方式传承普及，惟其如此，我们的日常社会生活才会充满仁爱、智慧、秩序与和谐。终极价值方面，公、均、富、安、和不可斯须去诸国家，或者说这些价值就是有中国特色的政府公共责任，惟其如此，中国政府才会是一个能够持续唤起归属感并转化为自身动员力的真正意义上的合法政府。至于中间价值方面，实际情况当然非常复杂，需要个体与国家的全面而持久的合作，但核心问题还是建立在产业和科技发展基础上的公民权利。从历史上看，父祖权利、国家权利、政党权利等发育充分，一些特定历史时期甚至过度膨胀，唯独公民权利发育相对滞后。公民权利既包括生存权、发展权，也包括人格权、财产权，还包括政治权、文化权，以及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其它派生性权利，总之没有公民权利的人不会有属于自己的国家，因而社会共识、爱国主义等均无从谈起，所谓社会的基础结构和上层建筑之间的中间结构缺位即坐实于此，而这也正是包括儒学在内的当代中国文化接着讲的主要理论空间所在。如果套用儒学术语，这条文化路径可以概括为存内圣、扬民权、开外王，时下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治国之道也应当与此不悖。还需补充的是，天人合一是古代类型的科技文化，此后儒学的继承发展却偏重人文、社会一路。这个生动的文化史案例告诉我们，离开了一个时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总体水平，任何这样或那样的文化言说都只能是向壁虚谈。
(责任编辑：洪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