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罢苏洵之《六国论》，心中颇为其浑雄之辩所钦服。然秦之胜，盖以时运耶？吾以为，非也。
　　孙子之言，胜负者，“五事七计”。其“五事”即“一日道、二日天、三日地、四日将、五日法”，其“七计”即“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之所感，以“五事”为论也。
　　一日道，即人和也，君民齐心，则天下一也。秦之赢氏，多为明君，是以其民附之而未尝不顺之也。
　　二日天，即天之阴晴、时制也。秦所处者，陕晋之交也，其土沃，其日艳，其农兴，故秦之库税殷实而军备皆善，是以其天地之利，军心振也。
　　三日地，即地之势有其优劣也。黄河畔，函谷固，长城坚，汉水疾，故日秦之势，生即胜矣。顺关而下，可取魏齐韩赵；依秦岭而战，可降南楚。又如赵之富足，虽亦据其地利，然北无长城以御，无可谓易守也。况其北御匈奴，西牵强秦，何暇自顾？是以其地势之利，优于他国，甚也。
　　四日将，即良将谋臣也。秦，人才济济于一堂，赢更以礼待之，故才虽生于他国而附秦。是故秦计谋百出，天下之才尽为其用。范睢之远交近攻，张仪之六百里地，苏秦之连横妙策皆出其间，更有王翦、白起、蒙骜佐其左右，势不可当。夫赵之廉颇、李牧，亦非等闲之辈，然终以邯郸为郡，何哉？盖以其不识礼臣之道也。赵亡于长平之役，虽有廉颇之于帐中、纸上从容谈兵，李牧之于军里、马背率军操练，然王中离间之计，故牧“洎以谗诛”，其后再无良将，赵之亡，理固然。是以日秦尽用良将、识其人才也。
　　五日法，即官道，君臣民之律也。秦有商鞅之法，其民皆信之服之，是故秦先行封邦建國之道。以封建之军，击奴隶之士，岂不易乎？纵使六国习其制，其时己晚矣，可谓一步慢而步步慢，是以其得法以治国安邦，出六国远矣。
　　此为秦之所长，而六国之所短于何？
　　六国皆怖惧于秦，惧秦而图存，图存而赂秦，赂秦而力亏，力亏而秦盛，秦盛者再，六国之怖惧之情祗有增无减矣。况其君不识用人之道，守地之法，至于颠覆，不可谓非毁于己之短也。当使六国合纵，弃之胆怯，知秦之计，则韩魏谁得而国灭也？其之无知相较于秦之明智者，下秦亦远矣。
　　单以“五事”鉴之，便易辩秦胜而六国灭之理也，虽不述“七计”，亦足以有所得于其中。
　　秦之胜，时运使之耶？非也。
　　秦得民心，得天时，得地利，得良将，得轩法，凡所可据之势，其无不占之。“五事”既尽得之，吾恐其虽欲不胜，亦难如上青天矣！
　　掩卷而思，知苏洵之慧聪，知秦王之明知，知六国之无能。又如杜牧《阿房宫赋》之叹有言：“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此言得之矣！其间之训，望吾辈全然得也。
　　然则何不以其训应于事，使其善天下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