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在匹兹堡大学的时间不长，我们之间的交往也只是在我研究室中每周一次在工作后的谈话。但是，这一段交往在我数十年教学生涯中，确是相当特殊的记忆。
　　小波的妻子李银河在匹大读博士学位。她的导师是杨庆垄先生，我则在历史学系执教，还有一个社会学系合聘的职务，于是，我也列名在银河的学位导师小组之中。那时候，中国大陆留美学生为数不多，对于台湾来的教授及同学，颇存疑心。小波夫妇对我却全无芥蒂。我一向对学生一视同仁，只要找我问问题，从来大叩大鸣，小叩小鸣，不找我，我也不会追着学生盘问。
　　银河有社会学专业进修的程序，小波却苦了。匹大是有一个东亚语文学系，而其功能则是训练洋孩子学华语，文学部分相当单薄，小波已是具有一定水准的作家，在东亚系实在没有值得他修习的课程。匹大有项“独立学习”的功课，还有一项“个别指导学习”的课程，等于学生与老师之间一对一地“吃小灶”。小波得到我的同意后，挂在我的名下注册上课。
　　我自己的研究专业是古代史及社会史，文学不是我的本行。只是研究社會史，本来就不能自我设限;再则我生性好奇，东抓一把、西找一把，确有杂乱之弊。小波每周三下午上课，照章办事，应是两小时讨论，我们二人其实都不在乎规定，有时一拖就会谈一个下午。有时也会因事停一次，下周补足，再加上一个下午。我们讨论也不完全有教材，即使指定了阅读资料，一谈就跳到别的题目，又派他一些其他资料研读。总之，这是一堂相当自由的讨论课。欧洲大陆的大学，这种师生交谈的课程，其实是研究生上课的常态。美国大学上课，有大纲，有进程，有报告……一板一眼，反而呆板了。
　　我们也讨论他的文字。第一次检讨时，我特别提醒他，文字是矿砂，是铁坯？是绸料，是利剑？全看有没有炼字的淬炼功夫。我想，这一番话，他是听进去了。他后期的文字精当洗练，确是花了功夫推敲过。
　　另一部分谈论的主题则是中国文化的转变脉络，尤其近代一百多年的变化，我记得曾经建议他阅读1930年代及抗战时期的文学作品。他也介绍大陆1950年代以后数十年文学界的大致情形。我因此得益不少。
　　他对于传统文学中的传奇，相当熟悉，我只是帮他理清从南北朝志怪小说、唐代佛教故事，到宋明街坊民间说唱脚本及三言二拍——这一系列的长期演变，现在回想，小波是文学的创作者，不是历史学家，这些过去的资料其实都是触发灵感的素材。编排成串，还是罗列眼前？其实未必有什么大差别。我以自己专业的思考方式，凡事都要查考来龙去脉，也许反而将活泼的灵感泉源，弄成繁琐的谱系，于创作灵感竟可能有负面的作用。
　　二十年了，我不时怀念王小波，也珍惜我们之间的这一段缘。四十年的教学生涯中，我教过在专业上有了成就的学生，总是彼此启沃，帮助了我学术生命的不断更新。王小波不在我的专业领域之内，他却是一位情深义重、好奇心切、求知若渴、领悟力强的青年人。我也难得有一位学生不受专业课题的拘束，东提一问，西提一问，从四面八方“突袭”。我因此十分感激他的刺戟，也十分怀念那些问答中埋伏的机会与对人间的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