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国家发改委拟启动新一轮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将于年底正式出台。日益突出的收入分配不公，已经积淀了许多社会矛盾，构成了巨大的社会张力，有些矛盾甚至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对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所以，对收入分配进行调整，实属情势所迫。
　　不过，这一改革的难度可想而知。报道称:“在记者同专家及发改委系统官员的接触中，大家普遍认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知易行难。”参与制定方案的专家、官员，对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来操作和落实改革方案颇感为难。为此，有人甚至建议成立“全国收入分配改革领导小组”来推动此项改革。
　　相关专家、官员们的为难可以理解。但这些方案、建议却似有过于“直接”之嫌，像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就当前而言，收入分配不公已经是一种严重的“综合症”，已渗透至社会肌体的方方面面。对这样的综合性问题，显然必须“辩证施治”，而不可“单独求解”。换言之，要解决收入分配不公，或许不能太过直接地就分配谈分配，而应寻根溯源，从根本着手。
　　收入分配不公，从浅层次看是经济问题，是由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种种问题所酿成，但从深层次看，则主要是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其主要成因是权力运作不规范，权利未能得到充分保障。所以，要有效解决这一问题，须从保障权利、规范权力入手。
　　权利得不到充分保障，是收入分配不公发展成为严重社会问题的重要原因。一方面，由于权利得不到保障，致使一部分人的收入长期在低位徘徊，譬如农民工工资被拖欠，已成为久治不愈的顽疾；在不少省市都存在着“最低工资标准”得不到落实，致使工资比“最低”还低的普遍现象。另一方面，当前的最大问题也许并不在于收入差距扩大本身，而在于许多低收入者失去了保障—甚至连大城市中收入不菲的白领也感到自己的生活是“易碎品”，深忧买不起一套房，看不起一场病。因此，当前的问题并不单单是收入水平的高低，而是低收入者的福利有无确实的社会保障。
　　权力失控，运作不规范，是促成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的另一主要因素。首先，权力的不规范，导致一些垄断迟迟“反不了”。而制造社会收入差距扩大的一大“罪魁祸首”就是某些垄断行业员工的畸高收入。这种状况之所以长期得不到改观，关键在于一些垄断集团在某种程度上掌控了公共政策。至于有些立法资源—“部门利益法制化”，早已不是一种稀奇的现象。所以，反垄断在相当程度上也是政治问题、法律问题，而不仅是经济问题。
　　其次，权力运作不规范，也导致一些有剥夺之嫌的公共政策不断出笼，致使贫富差距持续扩大。近日，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撰文强调: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前提、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这本是人所共知的道理。教育公平应该是教育改革追求的重要目标，但从越来越多的人上不起大学乃至中学、城乡教育差距越来越大、“高考移民”现象越来越突出等现象看，我们的教育改革有使不公平问题愈加严重之嫌。
　　再次，权力不规范，是导致“隐形收入”泛滥，从而进一步拉大了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当前收入差距过大，有许多并非显性收入所造成，而是由于隐形的灰色收入过多。有报道称：“业内人士保守估计，国企领导的职务消费额一般是其工资的一二十倍。”“在很多国有企业，包括住房、汽车、通信、勤务人员乃至公务宴请、出国考察、旅游、体检、疗养、办公室装修等，均可纳入职务消费范畴。”—国有企业如此，许多权力机关又何尝不是如此？可以说，许多人之所以对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十分反感，很大一个原因就在于此。
　　要改革收入分配，消除收入分配不公所导致的负面影响，必须从保障权利和规范权力入手。实际上，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收入差距拉大或许是难以避免的，市场经济的特点决定了收入分配可以追求合理，却难以追求平均。只要能够保障分配的相对合理，腐败受到惩治，垄断受到遏制，低收入者能够温饱，得到基本的医疗保障，子女接受得起教育，收入分配差距就不至于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