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朝阳门、东直门、安定门、德胜门、西直门、阜成门、永定门、左安门、右安门、广渠门、东便门、西便门、广安门、天安门、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中华门、长安左门、长安右门——内城外城皇城二十三座城门，如今仅存正阳门、天安门以及德胜门之箭楼。
　　前门外五牌楼、东交民巷牌楼、西交民巷牌楼、东公安街牌楼、司法部街牌楼、东长安街牌楼、西长安街牌楼、东单牌楼、西单牌楼、东四牌楼、西四牌楼、帝王庙牌楼、大高玄殿牌楼、北海桥牌楼、成贤街牌楼、国子监牌楼——十六处跨街牌楼，如今仅存成贤街和国子监两处。
　　39.75公里的内外城墙，如今只在崇文门至东南角箭楼之间以及内城西城墙南端残存两段，而护城河、太平湖及莲花池的三分之一在拆墙运动中同遭填平。
　　大小胡同原有七千余条，20世纪80年代只剩三千九百条；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旧城改造加速，胡同以每年六百条的速度消失。遍布旧城的四合院，大多先沦为大杂院，然后在危旧房改造中被成片推平。
　　这就是1949年后的北京，一个幸免于炮火破坏的古都，却在和平建设年代面目全非。“古都风貌”已无可挽回，“大城市病”又如疽附骨：人口膨胀，资源紧张，交通拥堵，环境污染……
　　其实我们本可拥有另一个北京：旧城整体作为一个大博物院保留下来，城墙、城门、牌楼、宫苑、坛庙、街坊、胡同、四合院等保持固有风貌，而在月坛以西、公主坟以东地区建设首都的行政中心区，转移旧城功能，发展新兴市区，如此则旧城保持古都格局，新城展示现代风范，“古今兼顾，新旧两利”——这就是著名的“梁（思成）陈（占祥）方案”。然而这一方案即使具备充分的经济、技术、文化上的合理性，也只能遭到无情批判，而半个多世纪以来北京一直致力于改造旧城，以旧城为单一中心，以新区包围旧城，同心同轴向外蔓延，二环、三环、四环、五环、六环，以“摊大饼”的方式向外扩张，“面多加水，水多加面”，中心区功能越来越密集，旧城聚焦作用越来越强，“大城市病”日益严重，古都气象日渐凋零，几近“古今俱失，新旧两害”。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王军的《城记》从故纸旧闻、未刊手稿、官方档案、私人访谈、史籍专著中搜剔爬梳、抉隐发微，以北京五十余年来历次营城之争为主线，再现了首都空间演化的沧桑历程，并配以三百余幅精美插图，勾勒出这座城市的前世今生。本书不惟记载城市的历史，也记录营城之人的命运，透过北京城市规划沿革变迁，梁思成、林徽因、陈占祥、华揽洪等建筑师规划师荣辱浮沉的岁月，毛泽东、周恩来、彭真、吴晗等领导人物挥斥方遒的身影，朱自清、沈从文、郑振铎、俞平伯等文化名流超拔卓异的姿态，一一跃然纸上。
　　梁思成无疑是本书的中心人物，这位大匠在新中国却总是处于困惑之中：他曾经真诚向往苏联，认为土地私有制妨碍城市规划，坚信只有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城市才能按最科学、最合理的方式实施总体规划、总体建设，却不曾预见现实中的条块分割、单位所有，只能对自成天下的一个个大院徒唤奈何；他不理解天安门广场为何要建成世界上最大的广场，认为“这不符合人的尺度，是人掉到沙漠里去了”，也不欣赏人民大会堂的宏伟体量，以为“这是为了追求伟大、庄严、隆重而在尺度上犯了简单放大的错误，使人进去之后似乎变小”，却不知此类公共建筑追求的政治效果正是使人如一滴水投进海洋，感受自身的渺小的同时折服于海洋的壮阔。疏于政治哲学思考而又生活于一个泛政治化时代的梁思成，注定只能是悲剧人物。
　　本书也记录了一些喜剧场景，如1955年何祚庥的高论，“北京市当中放上一个大故宫，以致行人都要绕道而行，交通十分不便。”而1958年“大跃进”时有关方面果然规划“改建故宫”，“把天安门广场、故宫、中山公园、文化宫、景山、北海、什刹海、积水潭、前三门护城河等地组织起来，拆除部分房屋，扩大绿地面积，使成为市中心的一个大花园，在节日作为百万群众尽情欢乐的地方。”幸而这个超级大花园终未建成，我们今天还有故宫可供绕行。
　　《城 记》
　　作者 王军
　　出版 三联书店
　　2003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价：5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