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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过程中，经济增速呈现整体性放缓、外部风险的冲击和中心城市集聚效应的突显，以及经济和人口的“局部收缩”将成为区域经济发展中越来越普遍的社会现象。长江经济带城市收缩分为全域式、圈层式、沙漏式和二分式四种收缩类型。全域式收缩包括32个城市，占收缩城市总量的61.54%，主要集中在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且呈现连绵化发展趋势;圈层式收缩包括13个城市，占比为25.00%，形成非收缩区县被收缩区县所包围的格局;沙漏式收缩包括3个城市，占比为5.77%，形成人口收缩地区沿非收缩地区向外不断扩散的格局;二分式收缩包括4个城市，占比为7.69%，呈现出明显的对立分布特征。政策因素导向下的中心城市集聚现象突显，是长江经济带各中心城市出现非收缩的重要缘由，也是周围城市出现收缩的主要成因;经济因素导向下的产业就业吸纳能力不足、社会因素导向下的人口老龄化现象显著、环境因素导向下的居民对生活质量的追求等也构成长江经济带城市收缩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长江经济带;城市收缩;全域式收缩;圈层式收缩;沙漏式收缩;空间格局
中图分类号：F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1）05-0032-09
一、引言
作为多因素紧密联系的复杂系统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空间，城市本身也具备“产生—成长—衰落—死亡”的生命周期①，城市的衰亡和消退在发展现实中也并不少见，这既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也是城市运行所固有的内在机制。近代以来，尤其是二战之后，受制于工业化、郊区化、人口老龄化、政治体制转轨、全球化等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与影响，在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引发的快速城市化进程开始走向终结，部分地区已经发生了城市收缩的异常现象②。全球范围内人口超过100万的450个城市中，过去的半个世纪内流失接近1/10的城市人口，其中美国的“锈带”和东欧地区的城市收缩表现最为突出③。
什么是城市收缩？对于这一概念的内涵目前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西方学者对于城市收缩主要基于人口总量和人口结构并存的角度进行界定考量，认为城市收缩就是人口总量的持续降低和人口结构的不断退化④，而这种现象的出现并非是单一因素的作用结果，而是收入、环境、吸引力等多因素综合作用的体现⑤。收缩城市国际研究网络对于城市收缩给予了较为完整的界定，认为人口规模在1万人以上的城市区域、面临人口流失超过两年、经历结构性的经济危机即为城市收缩⑥。国内学者根据中国的现实状况也提出了三种关于城市收缩的界定标准：一是两次人口普查期间常住人口、户籍人口、总就业人口的减少⑦;二是人口密度下降⑧;三是5年以上人口年均增长率出现负值的城镇⑨。
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过程中，经济增速呈现整体性放缓、外部风险的冲击和中心城市集聚效应的突显，以及经济和人口的“局部收缩”将成为区域经济发展中越来越普遍的社会现象⑩。2000—2010年间，中国共有180个城市出现了人口下降的迹象，其中，26.71%的地级及以上城市、37.16%的县市（区）均发生了收缩{11};空心镇大量出现;中西部地区普遍存在城市人口增长和区域人口减少并存的现象{12};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黄河流域等诸多地区也衍生出不同水平的城市收缩{13}。
根据城市收缩的内在动因划分，我国城市收缩主要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1）工业化进程中资源型城市的资源枯竭引发的局部收缩，比如以伊春为代表的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部分城市;（2）传统工业城市中工业衰落所引起的城市收缩;（3）欠发达地区人口外流导致的城市收缩;（4）受行政区划影响的区域城市收缩。张京祥等（2017）将当前的城市收缩归纳总结为趋势型收缩、透支型收缩、调整型收缩三种不同的模式，其中透支型收缩和调整型收缩契合我国的发展实际，可以看作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收缩模式{14}。综合国内外已有的研究能够看出，如果单方面过度关注城市增长或城市扩张，忽视城市收缩所引发的资源配置低效、人力资源匮乏等背后的经济社会难题，城市发展就有可能濒临破产，甚至走向终结的边缘。
长江经济带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性和导向性的重点区域，其范围内资源丰富，农业、经济和技术基础雄厚，发展优势十分突出，发展意义非常重大，这是其他经济带所无法超越的{15}。但是，长江经济带的沿线城市和东北地区均处于整个大区域中收缩最为严重的区域，长江经济带的城市收缩问题也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张莉（2015）基于2000—2010年的人口数据，分析了四川省人口外流现象，并指出在这期间虽然城镇化率由27.00%提升到40.00%，全省户籍人口也增加了596万，但常住人口却减少了287万{16}。刘玉博和张学良（2017）测算了长江经济带中游的武汉城市圈的城市收缩程度，结果发现9个城市中，除武汉和鄂州外，其他的城市全部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收缩，其发展呈现显著的单极化集聚趋势;而且经过与土地蔓延的进一步比对发现，虽然人口规模整体出现下降的趋勢，但土地蔓延的增长速度相较于湖北省与全国平均水平明显偏高，这与土地利用效率的大幅度降低密切关联{17}。王振等（2016）分析长江经济带下游长三角城市群的中心城市上海的收缩情况，发现2015年末上海市常住人口总数为2415.27万人，比2014年末减少了10.41万，其中户籍人口数量与上年相比增长了4.36万人，减少的主要是外来人口，共计减少14.77万人，表现出明显的城市收缩现象{18}。
对于长江经济带而言，流域沿线的城市收缩现象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当前已有的研究仅是单纯基于单体城市收缩或城市圈内的城市收缩这两个微观层面，而对于长江经济带整体空间范畴内的城市收缩格局、空间分布规律却缺乏一个“宏观+微观”的系统性研究。同时，长江经济带城市收缩的异质性及其形成机制也需要进一步深入挖掘。未来的城市研究不应当单一地关注城市增长与扩张，而应当转变研究思路，更应关注城市收缩问题，重塑城市空间格局。 二、长江经济带城市收缩的空间格局
（一）地级及以上城市收缩的空间格局
从城市人口的变化和流动情况能够看出，与国外城市收缩有明显的区别，中国的城市收缩多表现为人口数量的减少。为此，本文参照刘玉博和张学良等（2017）的已有研究成果，认为城市收缩是城市化进程中所展现出来的全市范围内常住人口的持续下降{19}。同时，依据吴康等（2015）对城市收缩的衡量方法，将长江经济带城市收缩具体界定为：第五次人口普查（2000年）和第六次人口普查（2010年）期间人口增长率为负的城市{20}。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中国仍处在城市化快速上升阶段，与此同时所呈现出的城市人口流失现象还因增长的主流被忽视。由于行政区划调整带来数据处理的不统一，本文基于两次人口普查年间长江经济带流域城市区划变动信息调整后的数据，全面计算出11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人口增长率，有效观察城市收缩的基本情况（如表1）。
表1 长江经济带地级城市分类及数量
根据表1所示，长江经济带所辖的11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47.27%的城市出现了收缩现象，即52个出现了人口增长率为负;52.73%的城市出现了非收缩现象，即58个人口增长率为正。将长江经济带人口增长信息与地理信息匹配后可绘制图1。从人口增长情况可以看出：（1）人口增长率大致呈现出由南到北逐渐递减的空间分布特征，处于长江经济带南部的城市人口增长率普遍高于北部;且收缩城市大部分分布在长江经济带北部地区，其中北部边缘地区表现最为突出。（2）就非收缩城市的空间分布格局而言，作为长江经济带的“龙头”，下游的长三角地区城市人口仍在不断增加，其中“沪—宁—合—杭—甬”经济带城市人口增长率最高;作为上游成渝经济区的核心城市之一，成都的人口增长率也相对较高，展现出成都作为西部中心城市的人口集聚效应;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武汉城市圈的人口集聚效应明显，但相对于成都和“沪—宁—合—杭—甬”经济带城市来说，人口增长率略低。（3）收缩城市与非收缩城市并存发展，且有日益连绵化的发展动向，其中，中小城市的收缩较为严重，虽有个别大城市也出现了收缩现象，但是绝大多数的大城市并没有出现收缩，属于非收缩类型，这也能够折射出大城市人口集聚的相对优势。
（二）市辖区（县）收缩的空间格局
为更加全面地识别城市收缩的差异化特质，了解城市内部的收缩格局和动向，本文在前文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分析各市辖区（县）的人口增长变动情况，深入了解城市收缩的基本状态。如表2所示：（1）在318个市辖区中，84个出现收缩，234个出现非收缩，分别约占市辖区总量的26.42%和73.58%，这意味着2000—2010年间绝大多数市辖区人口增长率均为正，彰显出中心城市强劲的集聚效应。（2）在756个市辖县中，393个出现收缩，363个出现非收缩，分别约占市辖县总量的51.98%和48.02%，这表明一半以上的市辖县在2000—2010年间仍经历着收缩的历程。（3）总体来看，由于中心城市的相对集聚优势，长江经济带所辖城市的中心区域对于周边人口存在着较为明显的“虹吸”效应，又由于长江经济带“一轴、两翼、三极、多点”的发展新格局以及经济重心的不断东移，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发展逐渐以下游长三角地区为主导，由此所形成的空间格局具有两极化的发展倾向，抱团发展、零星发展表现突出，而且在这样的实际进程中，区域经济的核心地带和节点城市并没有展现出较为显著的辐射效应来带动周边地区发展，更多的是集聚经济引导下的发展模式{21}。
表2 长江经济带市辖区（县）分类及数量
从图2的空间分布格局能够看出，处于收缩状态的区（县）主要集中在长江中游城市群地区，如兰溪、寿县、南漳等，且呈现出抱团状、连片、零星分布的具体特性;而非收缩的区（县）主要分布在上游成渝城市群以及下游部分地区，如宣威、腾冲、永丰等，且呈现出集聚、扩散式发展的具体特性。从人口增长情况来看，人口流失最严重的是马鞍山市金家庄区，流失率为49.82%，增长最快的是温州龙湾区，增长率为265.63%;人口增长率呈现出显著的中心集聚、带状扩张的特征，即人口极为明显的流向以上海—南京—杭州为中心的长三角城市群、以武汉—长沙—南昌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城市群、以重庆—成都为中心的成渝城市群、以昆明为中心的滇中城市群这四个城市密集区以及一个次级城市群，即黔中城市群，同时呈现出向外扩散的趋势。人口增长较快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市的市辖区（县），尤其是省会城市和城市群中心城市所辖区（县），人口增长较为显著，体现出中心城市的集聚效应和向心力优势;而人口减少较快的区域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市的周边，绝大多数是距离中心地区较远的县域，如芜湖县、荣县、岳池县等。以上分析也表明，长江经济带内部存在着较为频繁的人口流动，根据DMSP/OLS夜间灯光影像数据{22}，长江经济带城市分布以“巫山—雪峰山”为界，明显分为长江中下游平原城市群和四川盆地—云贵高原城市群这两大城市空间分布区域，在城市群、各大城市发展不平衡的同时，引发城市内部人口由周边区（县）逐渐向城市中心流动，而且不同城市空间范围内与城市群落间的人口流动也在发生。总体而言，长江经济带主要以城市群和中心城市为主，但由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以及经济体量不足，尚未带动周围地区的快速发展，相反却吸引了周边地区人口的不断流入，进而引发局部城市出现收缩现象。
三、长江经济带城市收缩的异质性特征
为进一步了解城市收缩的异质性，本文依据人口增长率的测算结果，将收缩城市分为全域式、圈层式、沙漏式和二分式四种收缩类型，并从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社会结构两大维度考察其異质性特征。
（一）全域式收缩
本文将城市内部市辖区（县）人口增长率均为负的城市定义为全域式收缩城市。长江经济带全域式收缩城市有32个，主要包括安顺、宜宾、宜昌、随州等。从图3a可以看出，全域式收缩城市呈现连绵化的发展趋势，且均位于中心城市的周边地区，这主要缘自中心城市作为“增长极”首先获得了发展的机会和权利，集聚效应较为显现，然而并未对周边区域产生足够强的辐射和扩散效应，使其成为发展核心的同时，拉大了与周边地区的发展差距，引发人口流入现象。各中心城市附近的市辖县人口下降较为缓慢，而距离中心城区较远的地区人口流失现象较为严重，主要是因为中心城区具备完善的基础设施和生活环境，吸引了人口的快速流入。达州市下属的达县人口下降率为1.31%，远低于渠县的24.05%;六安市寿县人口下降率为9.39%，远低于舒城县的17.39%。资源投入的倾向性以及政策的便利性，促进了中心城区的快速发展，虽然人口呈现外流趋势，但中心城区仍然吸引了一部分本地人口的流入，从而降低了人口外流的速度。 由人口年龄结构特征可知，除个别城市外，全域式收缩城市的人口增长率基本在9.00%左右，面临着严重的社会抚养压力。在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期间，全域式收缩城市的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正以高于40%的速度递增，而0—14岁青少年人口占比急剧下滑，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是荆州，为40.50%;15—64岁的劳动人口数量均出现了小幅度的上涨，但远低于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以及青少年人口占比的下降速度。由人口社会结构特征可知，全域式收缩城市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重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同时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比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涨，表明该地区的工业化水平以及服务业、旅游业的发展正处于提升阶段。全域型收缩城市并没有伴随着高学历人口的流失而发展缓慢，反而出现了较快的增长，虽然所占的比例依然很小，但是其上升的趋势符合中国义务教育的推进以及高校扩招的现实。
（二）圈层式收缩
本文将非收缩地区被收缩地区包围分布的城市定义为圈层式收缩城市。长江经济带圈层式收缩城市有13个，主要包括连云港、丽水、永州等。从图3b可以看出，圈层式收缩城市的非收缩市辖区（县）被收缩地区所包围，形成圈層向外逐渐发散的局面。永州的双牌县属于非收缩的地区，其周围的道县、蓝山等人口向此地流入，这主要是由城市资源的集中分布所导致，城市内存在少数几个不同的发展中心，资源、政策、产业等优势明显，城市的向心力明显偏强，吸引着周围地区人口的进一步流入，形成圈层式收缩格局。
由人口年龄结构特征可知，2000—2010年间，0—14岁青少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均有不同程度下降，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占比均有大幅度增长，且这些城市均已进入严重老龄化社会，说明圈层式收缩城市同样面临较大抚养压力。与全域式收缩城市基本一致，圈层式收缩城市15—64岁劳动人口增长也较为缓慢，永州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城市未来发展将面临严峻的人力资源缺失问题。由人口社会结构特征可知，2000年，圈层式收缩城市中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均占比较大，永州表现最为明显，达到了84.89%，而到了2010年，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比却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口比例迅速提升，连云港表现尤为突出，占比分别为31.34%和32.38%，说明当地结合自身情况进行了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第二、三产业，吸纳了较多就业人口，这也符合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发展趋势;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均大幅增加，但占比最高的重庆市也仅有3.71%，表明该类地区教育资源相对缺乏，高学历人口增加数量仍难以满足人才需求。
（三）沙漏式收缩
本文将中心地区人口减少而其他市辖区（县）人口均增加的城市定义为沙漏式收缩城市。长江经济带沙漏式收缩城市主要有3个，分别为保定、毕节和巴中。从图3c可以看出，沙漏式收缩城市均存在小部分地区人口流出现象，这些地区多位于城市的中心区域或政策指向地;而其他地区均发生着人口流入。人口流失区域呈现出由点状集中并逐渐缩小的趋势，这得益于完善的基础设施、健全的公共服务以及经济、社会环境和政策的扶持作用，人口流入地具有天然的向心力，而这也是周边其他地区发生人口流入现象的主要原因。
由人口年龄结构特征可知，与全域式收缩城市的表现有所类似，沙漏式收缩城市也存在着0—14岁青少年人口下降与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增加并存的现象，但青少年人口下降幅度相对较小，尤其是毕节，下降率仅为3.79%，且下降速度低于老龄人口增加速度;2000年，巴中、毕节还未达到老龄化阶段，2010年均已进入老龄化社会，15—64岁劳动人口增长幅度较小，毕节甚至出现了负增长，未来该地区可能面临着劳动力短缺的问题。由人口社会结构特征可知，2000—2010年间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比持续降低，而第二、三产业人口占比不断增加，尤其是第二产业表现突出。2010年，保山、巴中、毕节的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比仍在60%以上，其中毕节高达81.59%，意味着农业仍然是劳动的主要方式;第二产业就业人口占比在2010年仍未达到20%，表明工业所能容纳的就业人口极为有限，在本身工业较弱的情况下，无法吸引新型工业和现代化工业来此集聚，逐步拉大了区域间的发展差距，形成了人口的单向流动格局。保山、巴中和毕节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尽管仍然较小，但已呈现出显著提升的态势，这不但有利于强化人力资本的积累，而且能够为整个社会的发展提供人才保障，进而带动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四）二分式收缩
本文将收缩的市辖区（县）集中在城市某个区位而其他地区均不收缩的城市定义为二分式收缩城市。长江经济带二分式收缩城市主要有4个，分别是昆明、临沧、荆门、黄石。从图3d可以看出，二分式收缩城市中非收缩的市辖区（县）多集中在城市中心区域，而其他地区均经历着人口流失，且收缩地区与非收缩地区相当，表明该类型的城市收缩现象具有明显的地域效应。这主要是由于政策、资源的优先投入引起了发展的不均衡，从而造成某些地区集中发展出现层次分明的收缩特征。
由人口年龄结构特征可知，与以上收缩类型相似，二分式收缩城市也出现了0—14岁青少年人口下降和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增加的现象，且青少年人口下降速度慢于老龄人口增长速度。2000年，昆明、临沧、荆门和黄石均未达到老龄化社会，2010年，老龄化现象虽表现较为严重，但老龄人口比例远低于其他几种收缩类型。由人口社会结构特征可知，10年间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均出现了不同幅度下降，而第二产业就业人口占比除昆明外均出现大幅度上涨，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比持续增加。2010年，临沧市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比仍在80%以上，意味着该地区依然严重依赖农业、养殖业等，工业化生产严重不足，无法拉动地区经济增长;昆明、黄石的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比均在30%以上，说明这些地区因为较为发达的旅游资源和服务行业，吸纳了一部分劳动人口。昆明、临沧、荆门和黄石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均有显著提高，其中以临沧最为显著，增幅为628.57%。 四、长江经济带城市收缩的形成机制
长江经济带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性和导向性的重点区域，其范围内资源丰富，农业、经济和技术基础雄厚，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但由于覆盖范围广，整个区域的发展难以平衡，造成部分城市出现收缩现象，且呈现出明显的内在规律以及异质性。
（一）政策因素导向下的中心城市集聚现象突显
政策因素导向下的中心城市集聚现象突显是长江经济带城市收缩的首要原因，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集聚型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中，由于中心城市的区位和资源优势表现明显，外围区域人口会向中心城市不断靠拢，出现中心城市人口增多与外围区域人口减少并存的空间格局。相对于外围区域而言，中心城市在资源投入和政策制定上均有比较优势，中心城市的战略地位逐步提高，其所对应的产业发展、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及公共服务等也日渐完善，由此会对周围地区形成虹吸效应，吸引着外围区域人口向中心城市集聚，引发中心城市的非收缩与外围区域收缩现象的出现。武汉、长沙、南昌、成都等作为区域发展的中心城市，由于虹吸效应均未出现收缩，而其周围地区的诸多城市大都经历着人口流失现象，成渝城市群表现尤为突出。
二是政策實施的指向性为中心城市的人口集聚贡献力量。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和推进，多数是以中心城市为指引来带动外围区域的发展。当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实施后，由于发展环境、经济基础以及政策保障等层面的支撑，投资商、金融机构多会倾向于此类区域，这必然为中心城市的发展带来正能量，促进中心城市经济社会高质量运行。在中心城市扩散效应不足以带动外围区域发展的背景下，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依旧有限，必然导致外围区域人口的持续流入。重庆市辖区虽然发展较为突出，但也引起了边缘县域人口的流失现象;湖北的单核心发展模式，其中心城市武汉的经济体量相对较小，无法形成对周围地区的正向辐射，反而形成了对资源的抢夺，成为黄冈、襄阳等外围地区的人口流入地，引发了当地严重的城市收缩现象。正是由于政策因素导向下的中心城市集聚现象突显，导致部分人口发生区域间的流动，呈现出以下游长三角地区为主导、空间格局呈两极化的发展趋势，这也是导致整个长江经济带城市收缩的主要原因。
（二）经济因素导向下的产业就业吸纳能力不足
经济因素导向下的产业就业吸纳能力不足也是长江经济带城市收缩的重要原因，这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
一是相对于农业、养殖业而言，第二、三产业更符合经济发展需求和产业结构调整的一般趋势，既能够提供充分的就业岗位和丰厚的经济收入，也不会耗费巨大的人力资源。长江经济带中的绝大多数城市均面临着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的压力，但由于各个地区的经济体量、产业发展程度并不相同，导致人口发生理性的流动，流向产业更为发达、就业机会较多和待遇更为丰厚的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由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较快，就业机会增多，引发诸多的外围区域人口流入此地;珠三角地区由于有着更为光明的产业发展前景和规模化的经济体量，也吸引着湖北、湖南等周边区域人口的持续流入，同时引发后者较为严重的城市收缩现象。
二是相对于第一产业而言，第二、三产业的现代化进程较为超前，具有比较成熟的发展模式以及配套设施，在转型阶段，第二、三产业所能吸纳的劳动力远远低于第一产业转型的就业需求，导致城市收缩现象的发生。对于部分具备专业技能和高学历的人口来说，大多数更倾向于流入经济社会较为发达和就业机会更多的地区，而非继续滞留在原有地区工作生活，由于第二、三产业所能承载的劳动力人口有限，只有少部分人口可以获得工作机会，其他人则面临着严重的工作压力。另外，由传统产业向现代化工业转变的进程中，知识密集型产业所吸纳的劳动力严重不足，导致原先从事第一产业或传统工业的就业人员面临着外出务工的可能，由此引发城市人口的收缩。这种现象在成渝城市群表现较为显著。总体来看，经济因素导向下的产业就业吸纳能力不足对长江经济带城市收缩具有直接的影响，不论是产业转型还是经济发展，即便当地正在推进工业化进程，出台各种利好的经济增长政策，但人口还是会选择流入经济基础更好、产业更为发达的地区，从而引发城市收缩。
（三）社会因素导向下的人口老龄化现象显著
社会因素导向下的人口老龄化现象显著也构成长江经济带城市收缩的重要缘由，这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
一是人口老龄化加剧大大降低了劳动人口比重，使城市劳动人口相对减少。相对于收缩城市而言，非收缩城市一般具有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社会政策，能够起到稳定人口的作用。长江经济带收缩城市虽然均面临着严重的老龄化现象，但这类地区的养老政策、生活保障措施并不完善，劳动人口面临着巨大的生活压力以及抚养压力，这些短板要素不仅推动了人口的持续外流，同时引发生育率的下降，造成收缩现象的进一步加剧。长江经济带65周岁以上人口增长率呈现由东向西、由南向北递增的趋势，且呈块状分布，其中下游长三角城市群的65周岁以上人口增长率处于最低区间范围，但也基本维持在20.00%左右;上游成渝城市群和中游武汉城市圈则处于较高区间范围。就单体城市来说，攀枝花、广元、广安、巴中、黄冈等65周岁以上人口增长速度最快，达到50.00%以上，从而导致城市劳动人口相对减少。
二是人口老龄化现象加剧引发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由于抚养系数的上升，劳动人口中的生育人口比重也会下降;鉴于抚养压力增强及劳动压力的剧增，生育意愿自然也会下降，而这带来了新生儿数量的急剧缩减，进而造成城市人口的减少。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还有居民受教育水平的整体性提升，对于个性化、独立化的追求及个人发展意愿完全超出了家族人口的意愿，同时受教育年限的提高，使得平均生育年龄上升，晚婚晚育现象更是普遍，这也是造成城市人口减少的原因之一。另外，独生子女的计划生育政策所衍生的一对夫妇赡养四位老人的事实，赡养老人的压力过大和抚养子女的成本过高，导致部分家庭不愿生育，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出现大幅度下降。2016年成渝城市群16个城市中有9个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人口自然增长率的降低势必进一步加剧城市收缩程度，对城市发展带来诸多的负向效应，甚至是惨重的代价。 （四）环境因素导向下居民对生活质量的追求
新时代背景下，伴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对于生活质量的追求越来越成为社会居民实现其美好生活的重要步骤。環境因素导向下的居民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也已成为长江经济带城市收缩的关键性成因，这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
一是产业发展中的高能耗、高污染行业导致环境质量低下。在大力推进工业化的政策背景下，长江经济带诸多地区引入了相当一部分以钢铁、石化、有色金属、建材、船舶等为代表的重工业以及污染型产业，由此带来的污染问题严重影响了居民的生活质量以及工作质量，逃避环境污染的不利影响引发了人口流动现象。长江经济带聚集着全国30%的石化产业和40%的水泥产业，空气污染程度较为严重，且有日渐加深的趋向。四川、贵州、云南等地，由于资源禀赋约束和受限于实际的发展机制，对采矿业依赖性相对偏高，而采矿业及与此密切相关的上下游产业多属于高能耗、高污染行业，必然会对生态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大大降低城市环境的吸引力。与此同时，长江经济带流域沿线密集分布着诸多重化工产业，尤其是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化工和电力等能耗高、污染重的产业，降低了沿线城市的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质量;外加粗放的生产方式和传统的生产工艺，导致工业能耗、物耗和污染水平居高不下，不利于外来人口的流入{23}。
二是自然灾害的多发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长江经济带的部分地区属于自然灾害的多发区域，为了规避由自然灾害所引发的生活危机，人们更倾向于安全稳定的生活区域，无形中也会造成城市收缩现象的发生。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由于地形复杂、地势险峻，外加新构造活动强烈，成为地震、滑坡、崩塌等灾害多发地;中游地区的鄱阳湖也出现了萎缩的现象，由原有的5200平方公里减少至现在的2399平方公里，而这带来了生物多样性削减，以及可能随之出现的滑坡、泥石流等等自然灾害，引发较为严重的水土流失{24}。因此，为了避免自然灾害，人口会选择一些平原地区定居，这也是人口减少的重要原因。
（五）规划因素导向下的城市共享发展受限
规划作为城市建设中的重要环节，对于城市未来的高质量运行以及区域的协同发展不可或缺，合理地构建城市规划、完善城市规划体系，实现城市的共享式发展成为新时代城市规划关注的重点。而规划因素导向下的城市共享发展受限已成为长江经济带城市收缩的重要成因，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城市规划内容缺乏弹性，城市发展模式比较单一，没有形成参与主体的多元化以及组成结构的多样化。尤其是长江经济带中的部分资源型城市，在发展进程中没有做到理性地规划城市发展，不仅对城市环境和资源消耗带来了大量的负面影响，而且城市经济竞争力每况愈下，无法与周边城市形成联动。铜陵市经历长期大规模开采之后面临着“资源诅咒”的问题，在2009年被列为国家第二批资源枯竭型城市，也正是因为资源的过度消耗以及刚性的规划模式，使得经济发展遭遇瓶颈，产业转型滞后，引发了较为严重的人口流失现象。
二是规划的割裂化导致城市之间、地区之间的发展缺乏联动性，各自为政的发展局面使得城市内部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资源浪费现象极为严重。湖北省的发展以武汉为龙头城市，其铁路、航空、水路以及高速公路均围绕武汉而展开，公共资源的过度集中拉大了和周围地区的差距，造成周围地区人口流失现象的发生。规划的不完善同时引发的还有资源共享的问题，长江经济带覆盖湖南、江西、云南等文化大省，丰富的人文景观以及历史古迹本应促进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但由于缺乏旅游资源的合理规划，较为发达的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比也仅有30%左右;其交通线路的设计也多围绕中心城市或是工业城市展开，造成了人口在产业间不合理的流动。未来如何突破规划因素导向下的城市共享发展受限的尴尬局面，成为缓解长江经济带城市收缩矛盾的重要议题。
五、结语
由扩张型向收缩型转变已成为新时代城市发展的新动向与新趋势，在城市经济发展的大语境下，中国的城市收缩有别于国外的成因和机制，这恰恰也是中国城市发展所呈现出的一种独特现象，这就迫使我们思考为何集聚型城市化的发展阶段也会出现城市收缩？本文利用第五次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长江经济带地级及以上城市行政单元为研究空间，对其110个城市的收缩格局、异质性特征及形成机制进行了多维度的测算与探讨。其结果显示：
第一，11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47.27%的城市出现了收缩，52.73%的城市出现了非收缩;26.42%的市辖区出现了收缩，51.98%的市辖县出现了收缩。收缩城市大部分位于长江经济带北部地区，尤其是北部边缘地区更为显著;收缩城市与非收缩城市并存发展，且有日益连绵化的发展趋势。其中，中小城市的收缩较为严重，绝大多数的大城市并没有出现收缩，属于非收缩类型，这也能够折射出大城市人口集聚的相对优势。
第二，把收缩城市总体划分为全域式、圈层式、沙漏式以及二分式四种收缩类型。其中，全域式收缩包括32个城市，占收缩城市总量的61.54%，主要集中在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并呈现出连绵化的发展状态;圈层式收缩包括13个城市，占收缩城市总量的25.00%，形成非收缩区（县）被收缩区（县）所包围的格局特征;沙漏式收缩包括3个城市，占收缩城市总量的5.77%，形成人口收缩地区沿非收缩地区向外不断扩散的格局，且人口增长率由非收缩地区向周边呈递减趋势;二分式收缩包括4个城市，占收缩城市总量的7.69%，呈现出明显的对立分布特征。
第三，政策因素导向下的中心城市集聚现象突显，是各中心城市出现非收缩的重要缘由，也是周围城市出现收缩的主要成因;经济因素导向下的产业就业吸纳能力不足、社会因素导向下的人口老龄化现象显著、环境因素导向下的居民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以及规划因素导向下的城市共享发展受限，也构成长江经济带城市收缩的重要原因。
注释：
① 周恺、钱芳芳：《收缩城市：逆增长情景下的城市发展路径研究进展》，《现代城市研究》2015年第9期。 ② 李翔、陈可石、郭新：《增长主义价值观转变背景下的收缩城市复兴策略比较——以美国与德国为例》，《国际城市规划》2015年第2期。
③ O. Philipp， Shrinking Cities， Volume 1： International Research， Ostfildern： Hatje Cantz Publishers， 2006， pp.219-385.
④ I. Tarok， V. Myklmenko， The Trajectories of European Cities， 1960-2005， Cities， 2007， 24（3）， pp.165-182.
⑤ K. Pallagst， Shrinking C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ree Cases， Three Planning Stories， The Future of Shrinking Cities， 2009， 1， pp.81-88; T. Wiechmann， K. M. Pallags， Urban Shrinkage in Germany and the USA： A Comparison of Transformation Patterns and Local Strateg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12， 36（2）， pp.261-280.
⑦{16} 張莉：《增长的城市与收缩的区域：我国中西部地区人口空间重构——以四川省与河南省信阳市为例》，《城市发展研究》2015年第9期。
⑧{20} 吴康、龙瀛、杨宇：《京津冀与长江三角洲的局部收缩：格局、类型与影响因素识别》，《现代城市研究》2015年第9期。
⑨ 龙瀛、李珣：《收缩城市——国际经验和中国现实》，《现代城市研究》2015年第9期。
⑩ 毛其智、龙瀛、吴康：《中国人口密度时空演变与城镇化空间格局初探——从2000年到2010年》，《城市规划》2015年第2期。
{11} 李郇、杜志威、李先锋：《珠江三角洲城镇收缩的空间分布与机制》，《现代城市研究》2015年第9期。
{12} 高舒琦、龙瀛：《东北地区收缩城市的识别分析及规划应对》，《规划师》2017年第1期。
{13} 赵家辉、李诚固、马佐澎、胡述聚：《城市精明收缩与我国老工业基地转型》，《城市发展研究》2017年第1期。
{14} 张京祥、冯灿芳、陈浩：《城市收缩的国际研究与中国本土化探索》，《国际城市规划》2017年第5期。
{15} 陆大道：《建设经济带是经济发展布局的最佳选择——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地理科学》2014年第7期。
{17}{19} 刘玉博、张学良：《武汉城市圈城市收缩现象研究》，《规划师》2017年第1期。
{18} 王振、周海旺、周冯琦、薛艳杰、王晓娟：《长江经济带经济社会的发展（2011—2015）》，《上海经济》2016年第6期。
{21} 白永亮、郭珊：《长江经济带经济实力的时空差异：沿线城市比较》，《改革》2015年第1期。
{22} 张超、王春杨、吕永强、沈体雁：《长江经济带城市体系空间结构——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研究》，《城市发展研究》2015年第3期。
{23} 成长春：《以产业绿色转型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经济日报》2018年3月1日。
{24} 罗来军、宋杨：《共抓大保护促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中国环境报》2018年8月7日。
作者简介：张明斗，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辽宁大连，116025;王亚男，东北财经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辽宁大连，116025。
（责任编辑 陈孝兵）
关键词：长江经济带;城市收缩;全域式收缩;圈层式收缩;沙漏式收缩;空间格局
中图分类号：F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1）05-0032-09
一、引言
作为多因素紧密联系的复杂系统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空间，城市本身也具备“产生—成长—衰落—死亡”的生命周期①，城市的衰亡和消退在发展现实中也并不少见，这既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也是城市运行所固有的内在机制。近代以来，尤其是二战之后，受制于工业化、郊区化、人口老龄化、政治体制转轨、全球化等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与影响，在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引发的快速城市化进程开始走向终结，部分地区已经发生了城市收缩的异常现象②。全球范围内人口超过100万的450个城市中，过去的半个世纪内流失接近1/10的城市人口，其中美国的“锈带”和东欧地区的城市收缩表现最为突出③。
什么是城市收缩？对于这一概念的内涵目前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西方学者对于城市收缩主要基于人口总量和人口结构并存的角度进行界定考量，认为城市收缩就是人口总量的持续降低和人口结构的不断退化④，而这种现象的出现并非是单一因素的作用结果，而是收入、环境、吸引力等多因素综合作用的体现⑤。收缩城市国际研究网络对于城市收缩给予了较为完整的界定，认为人口规模在1万人以上的城市区域、面临人口流失超过两年、经历结构性的经济危机即为城市收缩⑥。国内学者根据中国的现实状况也提出了三种关于城市收缩的界定标准：一是两次人口普查期间常住人口、户籍人口、总就业人口的减少⑦;二是人口密度下降⑧;三是5年以上人口年均增长率出现负值的城镇⑨。
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过程中，经济增速呈现整体性放缓、外部风险的冲击和中心城市集聚效应的突显，以及经济和人口的“局部收缩”将成为区域经济发展中越来越普遍的社会现象⑩。2000—2010年间，中国共有180个城市出现了人口下降的迹象，其中，26.71%的地级及以上城市、37.16%的县市（区）均发生了收缩{11};空心镇大量出现;中西部地区普遍存在城市人口增长和区域人口减少并存的现象{12};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黄河流域等诸多地区也衍生出不同水平的城市收缩{13}。
根据城市收缩的内在动因划分，我国城市收缩主要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1）工业化进程中资源型城市的资源枯竭引发的局部收缩，比如以伊春为代表的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部分城市;（2）传统工业城市中工业衰落所引起的城市收缩;（3）欠发达地区人口外流导致的城市收缩;（4）受行政区划影响的区域城市收缩。张京祥等（2017）将当前的城市收缩归纳总结为趋势型收缩、透支型收缩、调整型收缩三种不同的模式，其中透支型收缩和调整型收缩契合我国的发展实际，可以看作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收缩模式{14}。综合国内外已有的研究能够看出，如果单方面过度关注城市增长或城市扩张，忽视城市收缩所引发的资源配置低效、人力资源匮乏等背后的经济社会难题，城市发展就有可能濒临破产，甚至走向终结的边缘。
长江经济带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性和导向性的重点区域，其范围内资源丰富，农业、经济和技术基础雄厚，发展优势十分突出，发展意义非常重大，这是其他经济带所无法超越的{15}。但是，长江经济带的沿线城市和东北地区均处于整个大区域中收缩最为严重的区域，长江经济带的城市收缩问题也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张莉（2015）基于2000—2010年的人口数据，分析了四川省人口外流现象，并指出在这期间虽然城镇化率由27.00%提升到40.00%，全省户籍人口也增加了596万，但常住人口却减少了287万{16}。刘玉博和张学良（2017）测算了长江经济带中游的武汉城市圈的城市收缩程度，结果发现9个城市中，除武汉和鄂州外，其他的城市全部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收缩，其发展呈现显著的单极化集聚趋势;而且经过与土地蔓延的进一步比对发现，虽然人口规模整体出现下降的趋勢，但土地蔓延的增长速度相较于湖北省与全国平均水平明显偏高，这与土地利用效率的大幅度降低密切关联{17}。王振等（2016）分析长江经济带下游长三角城市群的中心城市上海的收缩情况，发现2015年末上海市常住人口总数为2415.27万人，比2014年末减少了10.41万，其中户籍人口数量与上年相比增长了4.36万人，减少的主要是外来人口，共计减少14.77万人，表现出明显的城市收缩现象{18}。
对于长江经济带而言，流域沿线的城市收缩现象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当前已有的研究仅是单纯基于单体城市收缩或城市圈内的城市收缩这两个微观层面，而对于长江经济带整体空间范畴内的城市收缩格局、空间分布规律却缺乏一个“宏观+微观”的系统性研究。同时，长江经济带城市收缩的异质性及其形成机制也需要进一步深入挖掘。未来的城市研究不应当单一地关注城市增长与扩张，而应当转变研究思路，更应关注城市收缩问题，重塑城市空间格局。 二、长江经济带城市收缩的空间格局
（一）地级及以上城市收缩的空间格局
从城市人口的变化和流动情况能够看出，与国外城市收缩有明显的区别，中国的城市收缩多表现为人口数量的减少。为此，本文参照刘玉博和张学良等（2017）的已有研究成果，认为城市收缩是城市化进程中所展现出来的全市范围内常住人口的持续下降{19}。同时，依据吴康等（2015）对城市收缩的衡量方法，将长江经济带城市收缩具体界定为：第五次人口普查（2000年）和第六次人口普查（2010年）期间人口增长率为负的城市{20}。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中国仍处在城市化快速上升阶段，与此同时所呈现出的城市人口流失现象还因增长的主流被忽视。由于行政区划调整带来数据处理的不统一，本文基于两次人口普查年间长江经济带流域城市区划变动信息调整后的数据，全面计算出11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人口增长率，有效观察城市收缩的基本情况（如表1）。
表1 长江经济带地级城市分类及数量
根据表1所示，长江经济带所辖的11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47.27%的城市出现了收缩现象，即52个出现了人口增长率为负;52.73%的城市出现了非收缩现象，即58个人口增长率为正。将长江经济带人口增长信息与地理信息匹配后可绘制图1。从人口增长情况可以看出：（1）人口增长率大致呈现出由南到北逐渐递减的空间分布特征，处于长江经济带南部的城市人口增长率普遍高于北部;且收缩城市大部分分布在长江经济带北部地区，其中北部边缘地区表现最为突出。（2）就非收缩城市的空间分布格局而言，作为长江经济带的“龙头”，下游的长三角地区城市人口仍在不断增加，其中“沪—宁—合—杭—甬”经济带城市人口增长率最高;作为上游成渝经济区的核心城市之一，成都的人口增长率也相对较高，展现出成都作为西部中心城市的人口集聚效应;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武汉城市圈的人口集聚效应明显，但相对于成都和“沪—宁—合—杭—甬”经济带城市来说，人口增长率略低。（3）收缩城市与非收缩城市并存发展，且有日益连绵化的发展动向，其中，中小城市的收缩较为严重，虽有个别大城市也出现了收缩现象，但是绝大多数的大城市并没有出现收缩，属于非收缩类型，这也能够折射出大城市人口集聚的相对优势。
（二）市辖区（县）收缩的空间格局
为更加全面地识别城市收缩的差异化特质，了解城市内部的收缩格局和动向，本文在前文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分析各市辖区（县）的人口增长变动情况，深入了解城市收缩的基本状态。如表2所示：（1）在318个市辖区中，84个出现收缩，234个出现非收缩，分别约占市辖区总量的26.42%和73.58%，这意味着2000—2010年间绝大多数市辖区人口增长率均为正，彰显出中心城市强劲的集聚效应。（2）在756个市辖县中，393个出现收缩，363个出现非收缩，分别约占市辖县总量的51.98%和48.02%，这表明一半以上的市辖县在2000—2010年间仍经历着收缩的历程。（3）总体来看，由于中心城市的相对集聚优势，长江经济带所辖城市的中心区域对于周边人口存在着较为明显的“虹吸”效应，又由于长江经济带“一轴、两翼、三极、多点”的发展新格局以及经济重心的不断东移，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发展逐渐以下游长三角地区为主导，由此所形成的空间格局具有两极化的发展倾向，抱团发展、零星发展表现突出，而且在这样的实际进程中，区域经济的核心地带和节点城市并没有展现出较为显著的辐射效应来带动周边地区发展，更多的是集聚经济引导下的发展模式{21}。
表2 长江经济带市辖区（县）分类及数量
从图2的空间分布格局能够看出，处于收缩状态的区（县）主要集中在长江中游城市群地区，如兰溪、寿县、南漳等，且呈现出抱团状、连片、零星分布的具体特性;而非收缩的区（县）主要分布在上游成渝城市群以及下游部分地区，如宣威、腾冲、永丰等，且呈现出集聚、扩散式发展的具体特性。从人口增长情况来看，人口流失最严重的是马鞍山市金家庄区，流失率为49.82%，增长最快的是温州龙湾区，增长率为265.63%;人口增长率呈现出显著的中心集聚、带状扩张的特征，即人口极为明显的流向以上海—南京—杭州为中心的长三角城市群、以武汉—长沙—南昌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城市群、以重庆—成都为中心的成渝城市群、以昆明为中心的滇中城市群这四个城市密集区以及一个次级城市群，即黔中城市群，同时呈现出向外扩散的趋势。人口增长较快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市的市辖区（县），尤其是省会城市和城市群中心城市所辖区（县），人口增长较为显著，体现出中心城市的集聚效应和向心力优势;而人口减少较快的区域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市的周边，绝大多数是距离中心地区较远的县域，如芜湖县、荣县、岳池县等。以上分析也表明，长江经济带内部存在着较为频繁的人口流动，根据DMSP/OLS夜间灯光影像数据{22}，长江经济带城市分布以“巫山—雪峰山”为界，明显分为长江中下游平原城市群和四川盆地—云贵高原城市群这两大城市空间分布区域，在城市群、各大城市发展不平衡的同时，引发城市内部人口由周边区（县）逐渐向城市中心流动，而且不同城市空间范围内与城市群落间的人口流动也在发生。总体而言，长江经济带主要以城市群和中心城市为主，但由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以及经济体量不足，尚未带动周围地区的快速发展，相反却吸引了周边地区人口的不断流入，进而引发局部城市出现收缩现象。
三、长江经济带城市收缩的异质性特征
为进一步了解城市收缩的异质性，本文依据人口增长率的测算结果，将收缩城市分为全域式、圈层式、沙漏式和二分式四种收缩类型，并从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社会结构两大维度考察其異质性特征。
（一）全域式收缩
本文将城市内部市辖区（县）人口增长率均为负的城市定义为全域式收缩城市。长江经济带全域式收缩城市有32个，主要包括安顺、宜宾、宜昌、随州等。从图3a可以看出，全域式收缩城市呈现连绵化的发展趋势，且均位于中心城市的周边地区，这主要缘自中心城市作为“增长极”首先获得了发展的机会和权利，集聚效应较为显现，然而并未对周边区域产生足够强的辐射和扩散效应，使其成为发展核心的同时，拉大了与周边地区的发展差距，引发人口流入现象。各中心城市附近的市辖县人口下降较为缓慢，而距离中心城区较远的地区人口流失现象较为严重，主要是因为中心城区具备完善的基础设施和生活环境，吸引了人口的快速流入。达州市下属的达县人口下降率为1.31%，远低于渠县的24.05%;六安市寿县人口下降率为9.39%，远低于舒城县的17.39%。资源投入的倾向性以及政策的便利性，促进了中心城区的快速发展，虽然人口呈现外流趋势，但中心城区仍然吸引了一部分本地人口的流入，从而降低了人口外流的速度。 由人口年龄结构特征可知，除个别城市外，全域式收缩城市的人口增长率基本在9.00%左右，面临着严重的社会抚养压力。在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期间，全域式收缩城市的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正以高于40%的速度递增，而0—14岁青少年人口占比急剧下滑，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是荆州，为40.50%;15—64岁的劳动人口数量均出现了小幅度的上涨，但远低于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以及青少年人口占比的下降速度。由人口社会结构特征可知，全域式收缩城市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重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同时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比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涨，表明该地区的工业化水平以及服务业、旅游业的发展正处于提升阶段。全域型收缩城市并没有伴随着高学历人口的流失而发展缓慢，反而出现了较快的增长，虽然所占的比例依然很小，但是其上升的趋势符合中国义务教育的推进以及高校扩招的现实。
（二）圈层式收缩
本文将非收缩地区被收缩地区包围分布的城市定义为圈层式收缩城市。长江经济带圈层式收缩城市有13个，主要包括连云港、丽水、永州等。从图3b可以看出，圈层式收缩城市的非收缩市辖区（县）被收缩地区所包围，形成圈層向外逐渐发散的局面。永州的双牌县属于非收缩的地区，其周围的道县、蓝山等人口向此地流入，这主要是由城市资源的集中分布所导致，城市内存在少数几个不同的发展中心，资源、政策、产业等优势明显，城市的向心力明显偏强，吸引着周围地区人口的进一步流入，形成圈层式收缩格局。
由人口年龄结构特征可知，2000—2010年间，0—14岁青少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均有不同程度下降，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占比均有大幅度增长，且这些城市均已进入严重老龄化社会，说明圈层式收缩城市同样面临较大抚养压力。与全域式收缩城市基本一致，圈层式收缩城市15—64岁劳动人口增长也较为缓慢，永州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城市未来发展将面临严峻的人力资源缺失问题。由人口社会结构特征可知，2000年，圈层式收缩城市中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均占比较大，永州表现最为明显，达到了84.89%，而到了2010年，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比却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口比例迅速提升，连云港表现尤为突出，占比分别为31.34%和32.38%，说明当地结合自身情况进行了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第二、三产业，吸纳了较多就业人口，这也符合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发展趋势;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均大幅增加，但占比最高的重庆市也仅有3.71%，表明该类地区教育资源相对缺乏，高学历人口增加数量仍难以满足人才需求。
（三）沙漏式收缩
本文将中心地区人口减少而其他市辖区（县）人口均增加的城市定义为沙漏式收缩城市。长江经济带沙漏式收缩城市主要有3个，分别为保定、毕节和巴中。从图3c可以看出，沙漏式收缩城市均存在小部分地区人口流出现象，这些地区多位于城市的中心区域或政策指向地;而其他地区均发生着人口流入。人口流失区域呈现出由点状集中并逐渐缩小的趋势，这得益于完善的基础设施、健全的公共服务以及经济、社会环境和政策的扶持作用，人口流入地具有天然的向心力，而这也是周边其他地区发生人口流入现象的主要原因。
由人口年龄结构特征可知，与全域式收缩城市的表现有所类似，沙漏式收缩城市也存在着0—14岁青少年人口下降与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增加并存的现象，但青少年人口下降幅度相对较小，尤其是毕节，下降率仅为3.79%，且下降速度低于老龄人口增加速度;2000年，巴中、毕节还未达到老龄化阶段，2010年均已进入老龄化社会，15—64岁劳动人口增长幅度较小，毕节甚至出现了负增长，未来该地区可能面临着劳动力短缺的问题。由人口社会结构特征可知，2000—2010年间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比持续降低，而第二、三产业人口占比不断增加，尤其是第二产业表现突出。2010年，保山、巴中、毕节的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比仍在60%以上，其中毕节高达81.59%，意味着农业仍然是劳动的主要方式;第二产业就业人口占比在2010年仍未达到20%，表明工业所能容纳的就业人口极为有限，在本身工业较弱的情况下，无法吸引新型工业和现代化工业来此集聚，逐步拉大了区域间的发展差距，形成了人口的单向流动格局。保山、巴中和毕节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尽管仍然较小，但已呈现出显著提升的态势，这不但有利于强化人力资本的积累，而且能够为整个社会的发展提供人才保障，进而带动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四）二分式收缩
本文将收缩的市辖区（县）集中在城市某个区位而其他地区均不收缩的城市定义为二分式收缩城市。长江经济带二分式收缩城市主要有4个，分别是昆明、临沧、荆门、黄石。从图3d可以看出，二分式收缩城市中非收缩的市辖区（县）多集中在城市中心区域，而其他地区均经历着人口流失，且收缩地区与非收缩地区相当，表明该类型的城市收缩现象具有明显的地域效应。这主要是由于政策、资源的优先投入引起了发展的不均衡，从而造成某些地区集中发展出现层次分明的收缩特征。
由人口年龄结构特征可知，与以上收缩类型相似，二分式收缩城市也出现了0—14岁青少年人口下降和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增加的现象，且青少年人口下降速度慢于老龄人口增长速度。2000年，昆明、临沧、荆门和黄石均未达到老龄化社会，2010年，老龄化现象虽表现较为严重，但老龄人口比例远低于其他几种收缩类型。由人口社会结构特征可知，10年间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均出现了不同幅度下降，而第二产业就业人口占比除昆明外均出现大幅度上涨，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比持续增加。2010年，临沧市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比仍在80%以上，意味着该地区依然严重依赖农业、养殖业等，工业化生产严重不足，无法拉动地区经济增长;昆明、黄石的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比均在30%以上，说明这些地区因为较为发达的旅游资源和服务行业，吸纳了一部分劳动人口。昆明、临沧、荆门和黄石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均有显著提高，其中以临沧最为显著，增幅为628.57%。 四、长江经济带城市收缩的形成机制
长江经济带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性和导向性的重点区域，其范围内资源丰富，农业、经济和技术基础雄厚，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但由于覆盖范围广，整个区域的发展难以平衡，造成部分城市出现收缩现象，且呈现出明显的内在规律以及异质性。
（一）政策因素导向下的中心城市集聚现象突显
政策因素导向下的中心城市集聚现象突显是长江经济带城市收缩的首要原因，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集聚型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中，由于中心城市的区位和资源优势表现明显，外围区域人口会向中心城市不断靠拢，出现中心城市人口增多与外围区域人口减少并存的空间格局。相对于外围区域而言，中心城市在资源投入和政策制定上均有比较优势，中心城市的战略地位逐步提高，其所对应的产业发展、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及公共服务等也日渐完善，由此会对周围地区形成虹吸效应，吸引着外围区域人口向中心城市集聚，引发中心城市的非收缩与外围区域收缩现象的出现。武汉、长沙、南昌、成都等作为区域发展的中心城市，由于虹吸效应均未出现收缩，而其周围地区的诸多城市大都经历着人口流失现象，成渝城市群表现尤为突出。
二是政策實施的指向性为中心城市的人口集聚贡献力量。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和推进，多数是以中心城市为指引来带动外围区域的发展。当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实施后，由于发展环境、经济基础以及政策保障等层面的支撑，投资商、金融机构多会倾向于此类区域，这必然为中心城市的发展带来正能量，促进中心城市经济社会高质量运行。在中心城市扩散效应不足以带动外围区域发展的背景下，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依旧有限，必然导致外围区域人口的持续流入。重庆市辖区虽然发展较为突出，但也引起了边缘县域人口的流失现象;湖北的单核心发展模式，其中心城市武汉的经济体量相对较小，无法形成对周围地区的正向辐射，反而形成了对资源的抢夺，成为黄冈、襄阳等外围地区的人口流入地，引发了当地严重的城市收缩现象。正是由于政策因素导向下的中心城市集聚现象突显，导致部分人口发生区域间的流动，呈现出以下游长三角地区为主导、空间格局呈两极化的发展趋势，这也是导致整个长江经济带城市收缩的主要原因。
（二）经济因素导向下的产业就业吸纳能力不足
经济因素导向下的产业就业吸纳能力不足也是长江经济带城市收缩的重要原因，这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
一是相对于农业、养殖业而言，第二、三产业更符合经济发展需求和产业结构调整的一般趋势，既能够提供充分的就业岗位和丰厚的经济收入，也不会耗费巨大的人力资源。长江经济带中的绝大多数城市均面临着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的压力，但由于各个地区的经济体量、产业发展程度并不相同，导致人口发生理性的流动，流向产业更为发达、就业机会较多和待遇更为丰厚的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由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较快，就业机会增多，引发诸多的外围区域人口流入此地;珠三角地区由于有着更为光明的产业发展前景和规模化的经济体量，也吸引着湖北、湖南等周边区域人口的持续流入，同时引发后者较为严重的城市收缩现象。
二是相对于第一产业而言，第二、三产业的现代化进程较为超前，具有比较成熟的发展模式以及配套设施，在转型阶段，第二、三产业所能吸纳的劳动力远远低于第一产业转型的就业需求，导致城市收缩现象的发生。对于部分具备专业技能和高学历的人口来说，大多数更倾向于流入经济社会较为发达和就业机会更多的地区，而非继续滞留在原有地区工作生活，由于第二、三产业所能承载的劳动力人口有限，只有少部分人口可以获得工作机会，其他人则面临着严重的工作压力。另外，由传统产业向现代化工业转变的进程中，知识密集型产业所吸纳的劳动力严重不足，导致原先从事第一产业或传统工业的就业人员面临着外出务工的可能，由此引发城市人口的收缩。这种现象在成渝城市群表现较为显著。总体来看，经济因素导向下的产业就业吸纳能力不足对长江经济带城市收缩具有直接的影响，不论是产业转型还是经济发展，即便当地正在推进工业化进程，出台各种利好的经济增长政策，但人口还是会选择流入经济基础更好、产业更为发达的地区，从而引发城市收缩。
（三）社会因素导向下的人口老龄化现象显著
社会因素导向下的人口老龄化现象显著也构成长江经济带城市收缩的重要缘由，这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
一是人口老龄化加剧大大降低了劳动人口比重，使城市劳动人口相对减少。相对于收缩城市而言，非收缩城市一般具有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社会政策，能够起到稳定人口的作用。长江经济带收缩城市虽然均面临着严重的老龄化现象，但这类地区的养老政策、生活保障措施并不完善，劳动人口面临着巨大的生活压力以及抚养压力，这些短板要素不仅推动了人口的持续外流，同时引发生育率的下降，造成收缩现象的进一步加剧。长江经济带65周岁以上人口增长率呈现由东向西、由南向北递增的趋势，且呈块状分布，其中下游长三角城市群的65周岁以上人口增长率处于最低区间范围，但也基本维持在20.00%左右;上游成渝城市群和中游武汉城市圈则处于较高区间范围。就单体城市来说，攀枝花、广元、广安、巴中、黄冈等65周岁以上人口增长速度最快，达到50.00%以上，从而导致城市劳动人口相对减少。
二是人口老龄化现象加剧引发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由于抚养系数的上升，劳动人口中的生育人口比重也会下降;鉴于抚养压力增强及劳动压力的剧增，生育意愿自然也会下降，而这带来了新生儿数量的急剧缩减，进而造成城市人口的减少。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还有居民受教育水平的整体性提升，对于个性化、独立化的追求及个人发展意愿完全超出了家族人口的意愿，同时受教育年限的提高，使得平均生育年龄上升，晚婚晚育现象更是普遍，这也是造成城市人口减少的原因之一。另外，独生子女的计划生育政策所衍生的一对夫妇赡养四位老人的事实，赡养老人的压力过大和抚养子女的成本过高，导致部分家庭不愿生育，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出现大幅度下降。2016年成渝城市群16个城市中有9个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人口自然增长率的降低势必进一步加剧城市收缩程度，对城市发展带来诸多的负向效应，甚至是惨重的代价。 （四）环境因素导向下居民对生活质量的追求
新时代背景下，伴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对于生活质量的追求越来越成为社会居民实现其美好生活的重要步骤。環境因素导向下的居民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也已成为长江经济带城市收缩的关键性成因，这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
一是产业发展中的高能耗、高污染行业导致环境质量低下。在大力推进工业化的政策背景下，长江经济带诸多地区引入了相当一部分以钢铁、石化、有色金属、建材、船舶等为代表的重工业以及污染型产业，由此带来的污染问题严重影响了居民的生活质量以及工作质量，逃避环境污染的不利影响引发了人口流动现象。长江经济带聚集着全国30%的石化产业和40%的水泥产业，空气污染程度较为严重，且有日渐加深的趋向。四川、贵州、云南等地，由于资源禀赋约束和受限于实际的发展机制，对采矿业依赖性相对偏高，而采矿业及与此密切相关的上下游产业多属于高能耗、高污染行业，必然会对生态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大大降低城市环境的吸引力。与此同时，长江经济带流域沿线密集分布着诸多重化工产业，尤其是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化工和电力等能耗高、污染重的产业，降低了沿线城市的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质量;外加粗放的生产方式和传统的生产工艺，导致工业能耗、物耗和污染水平居高不下，不利于外来人口的流入{23}。
二是自然灾害的多发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长江经济带的部分地区属于自然灾害的多发区域，为了规避由自然灾害所引发的生活危机，人们更倾向于安全稳定的生活区域，无形中也会造成城市收缩现象的发生。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由于地形复杂、地势险峻，外加新构造活动强烈，成为地震、滑坡、崩塌等灾害多发地;中游地区的鄱阳湖也出现了萎缩的现象，由原有的5200平方公里减少至现在的2399平方公里，而这带来了生物多样性削减，以及可能随之出现的滑坡、泥石流等等自然灾害，引发较为严重的水土流失{24}。因此，为了避免自然灾害，人口会选择一些平原地区定居，这也是人口减少的重要原因。
（五）规划因素导向下的城市共享发展受限
规划作为城市建设中的重要环节，对于城市未来的高质量运行以及区域的协同发展不可或缺，合理地构建城市规划、完善城市规划体系，实现城市的共享式发展成为新时代城市规划关注的重点。而规划因素导向下的城市共享发展受限已成为长江经济带城市收缩的重要成因，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城市规划内容缺乏弹性，城市发展模式比较单一，没有形成参与主体的多元化以及组成结构的多样化。尤其是长江经济带中的部分资源型城市，在发展进程中没有做到理性地规划城市发展，不仅对城市环境和资源消耗带来了大量的负面影响，而且城市经济竞争力每况愈下，无法与周边城市形成联动。铜陵市经历长期大规模开采之后面临着“资源诅咒”的问题，在2009年被列为国家第二批资源枯竭型城市，也正是因为资源的过度消耗以及刚性的规划模式，使得经济发展遭遇瓶颈，产业转型滞后，引发了较为严重的人口流失现象。
二是规划的割裂化导致城市之间、地区之间的发展缺乏联动性，各自为政的发展局面使得城市内部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资源浪费现象极为严重。湖北省的发展以武汉为龙头城市，其铁路、航空、水路以及高速公路均围绕武汉而展开，公共资源的过度集中拉大了和周围地区的差距，造成周围地区人口流失现象的发生。规划的不完善同时引发的还有资源共享的问题，长江经济带覆盖湖南、江西、云南等文化大省，丰富的人文景观以及历史古迹本应促进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但由于缺乏旅游资源的合理规划，较为发达的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比也仅有30%左右;其交通线路的设计也多围绕中心城市或是工业城市展开，造成了人口在产业间不合理的流动。未来如何突破规划因素导向下的城市共享发展受限的尴尬局面，成为缓解长江经济带城市收缩矛盾的重要议题。
五、结语
由扩张型向收缩型转变已成为新时代城市发展的新动向与新趋势，在城市经济发展的大语境下，中国的城市收缩有别于国外的成因和机制，这恰恰也是中国城市发展所呈现出的一种独特现象，这就迫使我们思考为何集聚型城市化的发展阶段也会出现城市收缩？本文利用第五次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长江经济带地级及以上城市行政单元为研究空间，对其110个城市的收缩格局、异质性特征及形成机制进行了多维度的测算与探讨。其结果显示：
第一，11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47.27%的城市出现了收缩，52.73%的城市出现了非收缩;26.42%的市辖区出现了收缩，51.98%的市辖县出现了收缩。收缩城市大部分位于长江经济带北部地区，尤其是北部边缘地区更为显著;收缩城市与非收缩城市并存发展，且有日益连绵化的发展趋势。其中，中小城市的收缩较为严重，绝大多数的大城市并没有出现收缩，属于非收缩类型，这也能够折射出大城市人口集聚的相对优势。
第二，把收缩城市总体划分为全域式、圈层式、沙漏式以及二分式四种收缩类型。其中，全域式收缩包括32个城市，占收缩城市总量的61.54%，主要集中在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并呈现出连绵化的发展状态;圈层式收缩包括13个城市，占收缩城市总量的25.00%，形成非收缩区（县）被收缩区（县）所包围的格局特征;沙漏式收缩包括3个城市，占收缩城市总量的5.77%，形成人口收缩地区沿非收缩地区向外不断扩散的格局，且人口增长率由非收缩地区向周边呈递减趋势;二分式收缩包括4个城市，占收缩城市总量的7.69%，呈现出明显的对立分布特征。
第三，政策因素导向下的中心城市集聚现象突显，是各中心城市出现非收缩的重要缘由，也是周围城市出现收缩的主要成因;经济因素导向下的产业就业吸纳能力不足、社会因素导向下的人口老龄化现象显著、环境因素导向下的居民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以及规划因素导向下的城市共享发展受限，也构成长江经济带城市收缩的重要原因。
注释：
① 周恺、钱芳芳：《收缩城市：逆增长情景下的城市发展路径研究进展》，《现代城市研究》2015年第9期。 ② 李翔、陈可石、郭新：《增长主义价值观转变背景下的收缩城市复兴策略比较——以美国与德国为例》，《国际城市规划》2015年第2期。
③ O. Philipp， Shrinking Cities， Volume 1： International Research， Ostfildern： Hatje Cantz Publishers， 2006， pp.219-385.
④ I. Tarok， V. Myklmenko， The Trajectories of European Cities， 1960-2005， Cities， 2007， 24（3）， pp.165-182.
⑤ K. Pallagst， Shrinking C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ree Cases， Three Planning Stories， The Future of Shrinking Cities， 2009， 1， pp.81-88; T. Wiechmann， K. M. Pallags， Urban Shrinkage in Germany and the USA： A Comparison of Transformation Patterns and Local Strateg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12， 36（2）， pp.261-280.
⑦{16} 張莉：《增长的城市与收缩的区域：我国中西部地区人口空间重构——以四川省与河南省信阳市为例》，《城市发展研究》2015年第9期。
⑧{20} 吴康、龙瀛、杨宇：《京津冀与长江三角洲的局部收缩：格局、类型与影响因素识别》，《现代城市研究》2015年第9期。
⑨ 龙瀛、李珣：《收缩城市——国际经验和中国现实》，《现代城市研究》2015年第9期。
⑩ 毛其智、龙瀛、吴康：《中国人口密度时空演变与城镇化空间格局初探——从2000年到2010年》，《城市规划》2015年第2期。
{11} 李郇、杜志威、李先锋：《珠江三角洲城镇收缩的空间分布与机制》，《现代城市研究》2015年第9期。
{12} 高舒琦、龙瀛：《东北地区收缩城市的识别分析及规划应对》，《规划师》2017年第1期。
{13} 赵家辉、李诚固、马佐澎、胡述聚：《城市精明收缩与我国老工业基地转型》，《城市发展研究》2017年第1期。
{14} 张京祥、冯灿芳、陈浩：《城市收缩的国际研究与中国本土化探索》，《国际城市规划》2017年第5期。
{15} 陆大道：《建设经济带是经济发展布局的最佳选择——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地理科学》2014年第7期。
{17}{19} 刘玉博、张学良：《武汉城市圈城市收缩现象研究》，《规划师》2017年第1期。
{18} 王振、周海旺、周冯琦、薛艳杰、王晓娟：《长江经济带经济社会的发展（2011—2015）》，《上海经济》2016年第6期。
{21} 白永亮、郭珊：《长江经济带经济实力的时空差异：沿线城市比较》，《改革》2015年第1期。
{22} 张超、王春杨、吕永强、沈体雁：《长江经济带城市体系空间结构——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研究》，《城市发展研究》2015年第3期。
{23} 成长春：《以产业绿色转型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经济日报》2018年3月1日。
{24} 罗来军、宋杨：《共抓大保护促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中国环境报》2018年8月7日。
作者简介：张明斗，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辽宁大连，116025;王亚男，东北财经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辽宁大连，116025。
（责任编辑 陈孝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