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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江西书法生态显现出广阔的盎然景象，权威奖项和展览成为检验成果的重要标准，前沿的书法家们在汪洋面前各取法器。诸多书法精英在私人情感和艺术信仰的鼓舞下，以地理、年龄或是风格印记的标贴实现了一种结盟，浮动着历史的遗痕。他们过从甚密，带着自发性质和学术概念。在各种书法流派的激烈对撞中，彼此解惑，自我刷洗与超越，有的提出了自我的学术立场，有的是沙龙化的松散组织，隐藏着交流、共存的艺术策略及集体塑造。在进取意志和精神陪伴中，这些生动的群落镶嵌出江西书法发展进程的一份宝贵图样。
—邓涛（南昌市文艺评论家协会）
21世纪以来，江西书坛有几个书法团体颇为引人瞩目，较早的有“江西书坛三剑客”（近年来集体展览扩充为“南昌八俊”），稍后的以“鄱湖三友”为代表，近几年又冒出了“万载三友”，加上昌东瑶湖的书法博士群体，共同演绎着地方书坛佳话。
我们有较长时间不是很能接受各种书法集体称谓，总觉得那里面带有浓重的“江湖”气息。其实，各种文人、艺术家的团体称谓，自古就有。稍有不同的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文人、艺术家团体称谓，大都是时人或后人追加的，如“建安七子”“竹林七贤”“唐宋八大家”“元四家”“明四家”“清初四僧”“扬州八怪”等，都是某一时期或某一地域某些人在某一领域有着“别于常人”的、足可代表一时一类文艺成就的集体现象。这其中带有浓重的褒扬、赞誉，甚至是历史定位色彩，是对某些人、某些现象的高度认可。也有很多自我命名的团体，那主要是“结社”性质的，闻名遐迩的如文徵明时期的“东庄十友”（文徵明、吴次明、吴奕、蔡羽、钱同爱、陈淳、汤珍、王守、王宠、张灵等），晚清民国时期的“西泠印社”，现当下的“沧浪书社”等。这类团体主要是相互陶染，交流切磋，共同进步，带有“异轨齐尚，黼黻并丽”的色彩。
无论是时人或后人追加的团体称谓，还是自我命名的“團”“社”，其主流都是传递“正能量”的。如果说前者显得“高大上”的话，那么，后者则更接地气，更能营造带有生活趣味的良好风气。明代何良俊感慨：“吾松江与苏州连壤，其人才亦不大相远。但苏州士风，大率前辈喜汲引后进，而后辈亦皆推重先达，有一善，则褒崇赞述无不备至，故其文献足征。吾松则绝无此风……”（《四友斋丛说》卷十六）这是他对明代中期以吴宽、沈周、文徵明等为代表的文士营造的良好士风的钦慕。时下的江西书法之所以取得了较大进步，并能于某种程度上形成“江西现象”，固然与江西省书协、江西省书法培训中心的引领有关，与蓬勃发展的高等书法教育有关，不容忽略的是，还和江西各地的“团体现象”密切相关。
生活中的“团体现象”是比较普遍的， “团体”完全可以是正面的，时人大可不必嗤之以鼻。但是，人是多么奇怪，大部分人都很难逃离“远交近攻”的怪圈，同一专业并生活或工作在同一地带的，相互之间在利益面前很难真正建立“以对方为先”的格局，部分不够融洽的，还将潜在的“竞争”演化为“近攻”态势;同窗或密友因为相隔遥远，或者行业差别较大，彼此间没有明显的利害关系，大多在相聚时会有“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慨叹，平时也多能惺惺相惜，互相勉励。相应地，那些摆脱“远交近攻”束缚的团体，人才的出现，不会是“一枝独秀”，而往往是“百花齐放”的;那些身陷“螃蟹效应”中的人们，或许能够彼此平衡，却不太可能产生璀璨的光芒。何良俊所言明代中期的苏州地区和松江地区，一正一反，堪为典型对照。如是观之，江西书法出现的团体现象，是不封闭的“团体现象”，他们有一些共同特点：同区域，年龄相仿，关系融洽，相互陶染，国展成绩突出……
“鄱湖三友”是以黄阿六、吴德胜、曹端阳为代表的九江都昌籍书法团体。他们大多直接或间接地受崔廷瑶老师的影响。崔先生是自20世纪80年代起即已在中国书坛成名成家的江西籍实力派书法名家，曾长期执教于九江师专。诚然，“三友”在认识崔先生以前，也可能会受其他书法人的影响;在认识崔先生以后（尤其是书法认知达到较高水平以后），更可能向国内更多的名家、名师、好手学习，受他们影响。但无论是从前或者现在、将来，崔廷瑶老师都是探究他们之路不可绕过的一个人物。事物的演进常常是螺旋式的，而在演进途中，“节点”显得尤其重要。年轻而且爱好书法的“鄱湖三友”在象牙塔里即已遇到崔老师，踏上的书法之路无疑是康庄大道，而不会是羊肠小道。
之所以关注到“鄱湖三友”这一书法团体，是因为曹端阳和其中的黄阿六、吴德胜是同级校友、同乡好友，三人亲密无间。而无论是黄阿六还是吴德胜，都是中国书协主办的全国书法展中榜上有名的常客。如果这圈子中的朋友个个都只是热爱书法而水平庸常的话，那他们见面再多，道德情操再高尚，彼此往来再融洽……于书法本体，作用都是微弱的。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不仅逃避了“远交近攻”的怪圈，而且个个关注前沿，个个好手，彼此知无不言，坦诚相待。
曹端阳的酒量较之吴德胜的海量，估计是在伯仲之间的。我们也终于明白，并无不良习性的文徵明缘何从不戒酒。酒是媒介，喝的是酒，沟通的是感情，倾吐的是心声，心声中有各种关于书法的感悟和认知。究其奥理，喝酒事小，经常泡在一起，相互切磋，功用无穷啊！当然，用功是保障，心神俱往才是源动力。
从“团体”和“展览”看，欧阳荷庚与曹端阳有颇多相似之处—曹端阳曾扎根于都昌县城，与黄阿六、吴德胜等过从甚密，结成“鄱湖三友”，展览成绩优异，现安居于九江市;欧阳荷庚曾扎根于万载县城，与刘青春、潘金生等来往频繁，结成“万载三友”，展览成绩突出，现定居于宜春市。
我们可以较清楚地看到，很多人对书法的执着乃至“狂热”追求，恰是因为展览及展览成绩带来的诱惑。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样的“诱惑”，如今几无“实用性”的中国书法在经济大潮中、在精英阶层较少深度参与的现状中，如何开启复兴之旅;很难预设，如果没有中国书协主办的各类展览，没有在各类展览中斩获佳绩，荷庚兄现在会是怎样一种生活状态。
早在汉末，杜度、崔爰、张芝之后，就有一大批追随者，在“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四科不以此求备，征聘不问此意，考绩不课此字。善既不达于政，而拙无损于治”的现实面前，“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虽处众座，不遑谈戏，展纸画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出血，犹不休辍”，以至于“草本易而速，今反难而迟” （赵壹《非草书》），那是一种艺术自觉、艺术追求的表现。此后诸如王羲之、王献之，梁武帝、陶弘景，欧、虞、褚、薛，颠张醉素，苏、黄、米、蔡，欧阳修、曾国藩……他们或有利益追求（主要是荣誉的），不过主要也都在艺术的追求。 但今古不同。我们在仰望古人纵情翰墨时，不可忽略其中的两个重要事实：书写是古代文人必会的技能，而毛笔是他们的主要书写工具;我们熟知的古代书法家，他们大多“有超俗绝世之才，博学余暇，游学于斯”。反观当下，毛笔早已退出实用领地，硬笔的使用也主要通行于中小学群体;书法学成为一门与美术学并列的学科，已属“专门之学”。只不过，这门“专门之学”生长期还不长，更好的发展和完善还待将来。如此背景下的当代书法，以各级书协为代表的书法团体是不可忽略的书法队伍，以中国书协培训中心为代表的各级、各类正规的、较高级别的书法培训（主要是书法临摹与创作的技法），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对书法高等教育不足（主要是专业建设力度的不足）的强势补充;而检验各类培训效果的最好手段，目前看来仍是中国书协主办的各类展览中的入选、获奖成绩。
无须争辩的事实是，“展览成绩”表里有一个较大的诱饵，中国书协因此握有无形而极具号召力的“指挥棒”，各省市书协也因此可能拥有远高于其行政级别的实际地位。人们大可不必对这种现象嗤之以鼻，而更应认同它的存在，看到书法发展演变的又一“原动力”。展览未必神圣，展览成绩难免引发争议，展览之外也大有优秀书法人才存在，但是，展览在较大范围内实实在在有着调动、驱遣的力量，展览也着实培养并成就了一批“书坛健将”。
欧阳荷庚的“展览”之路别具传奇色彩：他出身寒门，从小接受的是最“农村式”的教育，但他發自本心地、“天然地”喜欢汉字书写。他没有以“成功者的姿态”迈过高考窄桥，所学专业也与书法几无瓜葛，但在“现代化专业（广告企划类专业）领域里”执着地热爱着古老的书法艺术。他小小年纪历经波折，遍尝辛酸，但无论寒暑，不管沉寂与喧闹，他自得其乐地与书写共成长。他一心想要一份稳定的工作，最终因小孩接送困难又不得不辞职办班，却因此得来自由的生活，从而更专注投身于书法。他为生计上下求索，由深圳、广州到南昌，又由南昌到万载，走的是一条看似倒退的路线，却在每一个停靠点扎扎实实地提升了自己的书写能力，最终沉稳崛起，从2013年起入选中国书协主办的展览达17次之多（其中两次获最高奖），2015年又在第11届全国书法篆刻展中荣获优秀奖（最高奖）。他一不认“门”，二不拜师，却能在书法之路上阔步前行，风清气正，气宇轩昂;他关注展览，但不按惯常的展览套路参展，却在无意间契合了展览的导向……
书法何其奇怪！它不仅仅“唯笔软则奇怪生焉”，更有“书如其人”的魅力。赵壹说：
凡人各殊气血，异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书之好丑，在心与手，可强为哉？若人颜有美恶，岂可学以相若耶？昔西施心疹，捧胸而颦，众愚效之，只增其丑;赵女善舞，行步媚蛊，学者弗获，失节匍匐。（赵壹《非草书》）
这种带有浓重批判情绪的文字，揭露了一个客观真实：写字是讲究天分的，有书写天分的人，得法、用功就能写好;反之，再得法、再用功，也达不到理想的境界。
欧阳荷庚自然属于有书写天分的那类人。他虽然因各种原因没有接受到良好的基础教育，大学教育也显得有些“潦潦草草”，工作之后的各种坎坷更是让人揪心，但他对汉字书写的深厚感情，似乎与“家学”无关，与学校教育无关，与“圈子”无关……也与展览无关，而有些天然地，发自本心。
韩愈说：
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鱼虫，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韩愈《送高闲上人序》）
年轻的欧阳荷庚或许还没有这般超强的理解力，因书寄情，以书抒情，却是书者共通的道理吧。苏子美所言“明窗净几，笔砚纸墨，皆极精良，亦自是人生一乐”，欧阳荷庚那时的条件与之相去甚远，但那朴居陋室中的躬耕身影，让人在品味辛酸之余，想来也是感人至深的。恰如欧阳修所言，真正“能得此乐者甚稀，其不为外物移其好者，又特稀也。余晚知此趣，恨字体不工，不能到古人佳处，若以为乐，则自是有余”。其时的欧阳荷庚在工作之余，心无旁骛，以书为伴，伴之愈久，情深愈切，虽未必能到古人佳处，以书为乐也是足够的了。
欧阳荷庚曾通过微信发送过这样一段文字：“一座城，一群人，一个‘营’—备受关注的‘万载书法集训营’在古文明塔旁火热开课。集训营由万载县书法家协会主办、‘万载三友’常年公益教学支持，每月集训一次，实行严格教学管理与淘汰替补机制，是万载县中青年书法骨干作者团队提升发展计划中的一个重要工程。”连同微信推送的九张教学相关图片，让我读到江西书法的又一个强烈信号。联想活跃在江西乃至全国书坛的以张华武、李良东、胡中良等南昌县籍青年书家为代表的“南昌八俊”，以谢萌、贺炜炜、龙友等为代表的瑶湖版块书法博士群体，以陶家鸿为发起人的万年书法人共同演绎的“书法星期五”……我对江西书法充满了因好奇而生的遐想，因了解而生的热情，因田野调查而生的信心。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邓涛（南昌市文艺评论家协会）
21世纪以来，江西书坛有几个书法团体颇为引人瞩目，较早的有“江西书坛三剑客”（近年来集体展览扩充为“南昌八俊”），稍后的以“鄱湖三友”为代表，近几年又冒出了“万载三友”，加上昌东瑶湖的书法博士群体，共同演绎着地方书坛佳话。
我们有较长时间不是很能接受各种书法集体称谓，总觉得那里面带有浓重的“江湖”气息。其实，各种文人、艺术家的团体称谓，自古就有。稍有不同的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文人、艺术家团体称谓，大都是时人或后人追加的，如“建安七子”“竹林七贤”“唐宋八大家”“元四家”“明四家”“清初四僧”“扬州八怪”等，都是某一时期或某一地域某些人在某一领域有着“别于常人”的、足可代表一时一类文艺成就的集体现象。这其中带有浓重的褒扬、赞誉，甚至是历史定位色彩，是对某些人、某些现象的高度认可。也有很多自我命名的团体，那主要是“结社”性质的，闻名遐迩的如文徵明时期的“东庄十友”（文徵明、吴次明、吴奕、蔡羽、钱同爱、陈淳、汤珍、王守、王宠、张灵等），晚清民国时期的“西泠印社”，现当下的“沧浪书社”等。这类团体主要是相互陶染，交流切磋，共同进步，带有“异轨齐尚，黼黻并丽”的色彩。
无论是时人或后人追加的团体称谓，还是自我命名的“團”“社”，其主流都是传递“正能量”的。如果说前者显得“高大上”的话，那么，后者则更接地气，更能营造带有生活趣味的良好风气。明代何良俊感慨：“吾松江与苏州连壤，其人才亦不大相远。但苏州士风，大率前辈喜汲引后进，而后辈亦皆推重先达，有一善，则褒崇赞述无不备至，故其文献足征。吾松则绝无此风……”（《四友斋丛说》卷十六）这是他对明代中期以吴宽、沈周、文徵明等为代表的文士营造的良好士风的钦慕。时下的江西书法之所以取得了较大进步，并能于某种程度上形成“江西现象”，固然与江西省书协、江西省书法培训中心的引领有关，与蓬勃发展的高等书法教育有关，不容忽略的是，还和江西各地的“团体现象”密切相关。
生活中的“团体现象”是比较普遍的， “团体”完全可以是正面的，时人大可不必嗤之以鼻。但是，人是多么奇怪，大部分人都很难逃离“远交近攻”的怪圈，同一专业并生活或工作在同一地带的，相互之间在利益面前很难真正建立“以对方为先”的格局，部分不够融洽的，还将潜在的“竞争”演化为“近攻”态势;同窗或密友因为相隔遥远，或者行业差别较大，彼此间没有明显的利害关系，大多在相聚时会有“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慨叹，平时也多能惺惺相惜，互相勉励。相应地，那些摆脱“远交近攻”束缚的团体，人才的出现，不会是“一枝独秀”，而往往是“百花齐放”的;那些身陷“螃蟹效应”中的人们，或许能够彼此平衡，却不太可能产生璀璨的光芒。何良俊所言明代中期的苏州地区和松江地区，一正一反，堪为典型对照。如是观之，江西书法出现的团体现象，是不封闭的“团体现象”，他们有一些共同特点：同区域，年龄相仿，关系融洽，相互陶染，国展成绩突出……
“鄱湖三友”是以黄阿六、吴德胜、曹端阳为代表的九江都昌籍书法团体。他们大多直接或间接地受崔廷瑶老师的影响。崔先生是自20世纪80年代起即已在中国书坛成名成家的江西籍实力派书法名家，曾长期执教于九江师专。诚然，“三友”在认识崔先生以前，也可能会受其他书法人的影响;在认识崔先生以后（尤其是书法认知达到较高水平以后），更可能向国内更多的名家、名师、好手学习，受他们影响。但无论是从前或者现在、将来，崔廷瑶老师都是探究他们之路不可绕过的一个人物。事物的演进常常是螺旋式的，而在演进途中，“节点”显得尤其重要。年轻而且爱好书法的“鄱湖三友”在象牙塔里即已遇到崔老师，踏上的书法之路无疑是康庄大道，而不会是羊肠小道。
之所以关注到“鄱湖三友”这一书法团体，是因为曹端阳和其中的黄阿六、吴德胜是同级校友、同乡好友，三人亲密无间。而无论是黄阿六还是吴德胜，都是中国书协主办的全国书法展中榜上有名的常客。如果这圈子中的朋友个个都只是热爱书法而水平庸常的话，那他们见面再多，道德情操再高尚，彼此往来再融洽……于书法本体，作用都是微弱的。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不仅逃避了“远交近攻”的怪圈，而且个个关注前沿，个个好手，彼此知无不言，坦诚相待。
曹端阳的酒量较之吴德胜的海量，估计是在伯仲之间的。我们也终于明白，并无不良习性的文徵明缘何从不戒酒。酒是媒介，喝的是酒，沟通的是感情，倾吐的是心声，心声中有各种关于书法的感悟和认知。究其奥理，喝酒事小，经常泡在一起，相互切磋，功用无穷啊！当然，用功是保障，心神俱往才是源动力。
从“团体”和“展览”看，欧阳荷庚与曹端阳有颇多相似之处—曹端阳曾扎根于都昌县城，与黄阿六、吴德胜等过从甚密，结成“鄱湖三友”，展览成绩优异，现安居于九江市;欧阳荷庚曾扎根于万载县城，与刘青春、潘金生等来往频繁，结成“万载三友”，展览成绩突出，现定居于宜春市。
我们可以较清楚地看到，很多人对书法的执着乃至“狂热”追求，恰是因为展览及展览成绩带来的诱惑。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样的“诱惑”，如今几无“实用性”的中国书法在经济大潮中、在精英阶层较少深度参与的现状中，如何开启复兴之旅;很难预设，如果没有中国书协主办的各类展览，没有在各类展览中斩获佳绩，荷庚兄现在会是怎样一种生活状态。
早在汉末，杜度、崔爰、张芝之后，就有一大批追随者，在“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四科不以此求备，征聘不问此意，考绩不课此字。善既不达于政，而拙无损于治”的现实面前，“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虽处众座，不遑谈戏，展纸画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出血，犹不休辍”，以至于“草本易而速，今反难而迟” （赵壹《非草书》），那是一种艺术自觉、艺术追求的表现。此后诸如王羲之、王献之，梁武帝、陶弘景，欧、虞、褚、薛，颠张醉素，苏、黄、米、蔡，欧阳修、曾国藩……他们或有利益追求（主要是荣誉的），不过主要也都在艺术的追求。 但今古不同。我们在仰望古人纵情翰墨时，不可忽略其中的两个重要事实：书写是古代文人必会的技能，而毛笔是他们的主要书写工具;我们熟知的古代书法家，他们大多“有超俗绝世之才，博学余暇，游学于斯”。反观当下，毛笔早已退出实用领地，硬笔的使用也主要通行于中小学群体;书法学成为一门与美术学并列的学科，已属“专门之学”。只不过，这门“专门之学”生长期还不长，更好的发展和完善还待将来。如此背景下的当代书法，以各级书协为代表的书法团体是不可忽略的书法队伍，以中国书协培训中心为代表的各级、各类正规的、较高级别的书法培训（主要是书法临摹与创作的技法），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对书法高等教育不足（主要是专业建设力度的不足）的强势补充;而检验各类培训效果的最好手段，目前看来仍是中国书协主办的各类展览中的入选、获奖成绩。
无须争辩的事实是，“展览成绩”表里有一个较大的诱饵，中国书协因此握有无形而极具号召力的“指挥棒”，各省市书协也因此可能拥有远高于其行政级别的实际地位。人们大可不必对这种现象嗤之以鼻，而更应认同它的存在，看到书法发展演变的又一“原动力”。展览未必神圣，展览成绩难免引发争议，展览之外也大有优秀书法人才存在，但是，展览在较大范围内实实在在有着调动、驱遣的力量，展览也着实培养并成就了一批“书坛健将”。
欧阳荷庚的“展览”之路别具传奇色彩：他出身寒门，从小接受的是最“农村式”的教育，但他發自本心地、“天然地”喜欢汉字书写。他没有以“成功者的姿态”迈过高考窄桥，所学专业也与书法几无瓜葛，但在“现代化专业（广告企划类专业）领域里”执着地热爱着古老的书法艺术。他小小年纪历经波折，遍尝辛酸，但无论寒暑，不管沉寂与喧闹，他自得其乐地与书写共成长。他一心想要一份稳定的工作，最终因小孩接送困难又不得不辞职办班，却因此得来自由的生活，从而更专注投身于书法。他为生计上下求索，由深圳、广州到南昌，又由南昌到万载，走的是一条看似倒退的路线，却在每一个停靠点扎扎实实地提升了自己的书写能力，最终沉稳崛起，从2013年起入选中国书协主办的展览达17次之多（其中两次获最高奖），2015年又在第11届全国书法篆刻展中荣获优秀奖（最高奖）。他一不认“门”，二不拜师，却能在书法之路上阔步前行，风清气正，气宇轩昂;他关注展览，但不按惯常的展览套路参展，却在无意间契合了展览的导向……
书法何其奇怪！它不仅仅“唯笔软则奇怪生焉”，更有“书如其人”的魅力。赵壹说：
凡人各殊气血，异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书之好丑，在心与手，可强为哉？若人颜有美恶，岂可学以相若耶？昔西施心疹，捧胸而颦，众愚效之，只增其丑;赵女善舞，行步媚蛊，学者弗获，失节匍匐。（赵壹《非草书》）
这种带有浓重批判情绪的文字，揭露了一个客观真实：写字是讲究天分的，有书写天分的人，得法、用功就能写好;反之，再得法、再用功，也达不到理想的境界。
欧阳荷庚自然属于有书写天分的那类人。他虽然因各种原因没有接受到良好的基础教育，大学教育也显得有些“潦潦草草”，工作之后的各种坎坷更是让人揪心，但他对汉字书写的深厚感情，似乎与“家学”无关，与学校教育无关，与“圈子”无关……也与展览无关，而有些天然地，发自本心。
韩愈说：
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鱼虫，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韩愈《送高闲上人序》）
年轻的欧阳荷庚或许还没有这般超强的理解力，因书寄情，以书抒情，却是书者共通的道理吧。苏子美所言“明窗净几，笔砚纸墨，皆极精良，亦自是人生一乐”，欧阳荷庚那时的条件与之相去甚远，但那朴居陋室中的躬耕身影，让人在品味辛酸之余，想来也是感人至深的。恰如欧阳修所言，真正“能得此乐者甚稀，其不为外物移其好者，又特稀也。余晚知此趣，恨字体不工，不能到古人佳处，若以为乐，则自是有余”。其时的欧阳荷庚在工作之余，心无旁骛，以书为伴，伴之愈久，情深愈切，虽未必能到古人佳处，以书为乐也是足够的了。
欧阳荷庚曾通过微信发送过这样一段文字：“一座城，一群人，一个‘营’—备受关注的‘万载书法集训营’在古文明塔旁火热开课。集训营由万载县书法家协会主办、‘万载三友’常年公益教学支持，每月集训一次，实行严格教学管理与淘汰替补机制，是万载县中青年书法骨干作者团队提升发展计划中的一个重要工程。”连同微信推送的九张教学相关图片，让我读到江西书法的又一个强烈信号。联想活跃在江西乃至全国书坛的以张华武、李良东、胡中良等南昌县籍青年书家为代表的“南昌八俊”，以谢萌、贺炜炜、龙友等为代表的瑶湖版块书法博士群体，以陶家鸿为发起人的万年书法人共同演绎的“书法星期五”……我对江西书法充满了因好奇而生的遐想，因了解而生的热情，因田野调查而生的信心。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