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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儒学在汉代走向神化,既是当时时代背景所要求和统治者的需求,又是自身发展历程所必须做出的权变。在整个儒家思想发展史上也是具有决定意义性的转折点。
关键词:天人合一 天人感应 君权天授 屈君而申天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儒学在汉代走向神化,既是当时时代背景所要求,也是统治者的需求,又是自身发展历程所必须做出的权变。西汉初期,统治者推行刑名黄老之术,对当时生产发展,经济恢复,民心安定,统治地位的稳固起到很好的作用,但是对于一个地域辽阔、思想复杂而又充满矛盾的庞大帝国来说,显然是不够的。所以从西汉建立开始,就有许多儒生为把儒家地位提高到官方意识形态而不断努力。
例如叔孙通制订朝仪,使刘邦感受到了作为君主的威仪和贵盛,认识到儒学作为君主专制维护工具的重要性,从而扩大了儒学在汉初的影响。同时,在神秘主义盛行的秦汉社会环境中,面对“可怜半夜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统治者,儒家要从百家思想中“鲤鱼跃龙门”成为官方指导思想,就必须“神化”以顺应时代潮流。
汉武帝时,董仲舒以儒学为主体和内核,杂糅各家思想,以阴阳五行学为原理建立起具有神学色彩的新儒学体系,用“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君权天授”等观点,将君主统治投向到天道上,“天不变,道亦不变”,为帝王的统治提供了理论根据,把孔孟的原典儒学改变为神学儒学。
“天人合一”的思想早已有之。《庄子·达生篇》所言“天地,万物之父母也”就已经包含了天地创造世间万物的思想,董仲舒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明确提出人乃天所生。“父者,子之天也;天者,父之天也。无天而生,未之有也,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天按自己的原本塑造人,所以人即是“天”的化身,“人之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
董仲舒不但阐明天、人亲近的“血缘关系”,还指出天、人在深层次上融合,这是有名分主次、伦理尊卑、等级高低的融合,所谓“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而且从阴阳运动的辨证关系上来论证刚柔相济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白虎通·纲纪篇》:“一阴一阳谓之道,阳得阴而成,阴得阳而序。”所以天与人、君与臣、父与子、夫与妻都跟阳与阴的关系一样,他们相辅相成,构成一个阳系占支配地位,尊卑分明的融合体。
“天人感应”也并非董仲舒所创,《墨子·天志》:“天子为善,天能赏之,天子为暴,天能罚之。”《吕氏春秋·应同篇》:“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而他通过阴阳五行学说解《春秋》,详细具体地考察其中与天灾人事的联系,建立起他的“天人感应”学说:“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类之相应而起也。如马鸣则马应之,牛鸣则牛应之。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
因为天是宇宙间的最高主宰,天有着绝对权威,人为天所造,人副天数,天人合一,所以天会以符瑞来鼓励,以异灾来谴告、鞭策帝王的行为,“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但是认识天意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天地神明之心,与人事成败之真,固莫之能见也,唯圣人能见之”。
一般是通过两个途径:一是“察物以知天”,即观察自然、人类的各种迹象去了解天的旨意,“君子察物之异以求天意,大可见矣”;二是“察身以知天”,即通过内省直接按人的心志来知天。“道莫明省身之天,如天出之也。”正确认识了天意,就使得贤臣有机会利用灾祥天变,来规劝君主应法天之德行,趋善避恶,实行仁政。这在君主专制时期无疑具有制约皇权的作用,有利于政治制约和平衡。
《春秋繁露》的“君权天授”思想是把君权建筑在天恩眷顾基础上,君权乃天所授。人君受命于天,奉天命进行统治,代表天的意志治理人世,一切臣民都应绝对服从君主,从而使君主的权威绝对神圣化。“人之得天得众者,莫如受命之天子。下至公、侯、伯、子、男,海内之心悬于天子,疆内之民统于诸侯。”“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号为天子者,宜视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
董仲舒还认为:“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王成为沟通天、地、人三者的中心,也成为人间的最高统治者,这有利于维护皇权,构建“大一统”的政治局面。
邹衍的五行相代是把夏、商、周、秦、汉皆用武力“逆取”天下的事实,演绎成一个五行相生相克的自然过程,认为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土克水,历史的发展就是土、木、金、火、水五德终而复始的循环过程。董仲舒在新的形势下,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了这一学说,演化成“三统”说。他认为,一年十二个月中,只有三个月份可以作为岁首,子月、丑月、寅月,新王朝建立后,要重新规定这三个月中的一个月为岁首,这就是“改正朔”。“建寅”是“正黑统”,“建丑”是“正白统”,“建子”是“正赤统”。这就是董仲舒所说的“三统”(亦名“三正”)。
“所以明乎天统之义也。其谓统三正者,曰:正者,正也。统致其气,万物皆应而正,统正。其余皆正,凡岁之要,在正月也。”当新王朝改立了正月,就标志它继承了黑、白、赤三者之一的天统,人民才会顺从统治。“今所谓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变其理……故必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者,无他焉,不敢不顺天志而明自显也。”所以他的“改制”的内容不过是表面层次的,而那些体现天命、天意的“道”是不能改变的。
汉代儒家思想的神化,是与君主大一统政治和文化相适应的,高度集中的君主集权,要求高度统一的意识形态,新儒学思想地位的确立,既有利于遏制对君权挑战的任何异端思想的萌芽,也有利于引导臣民深信不疑地服从帝王的统治。儒家思想神化的真正作用在于对人的内心意识的规范与控制,比如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君权天授、尊君敬长、内圣外王……这些思想对君王而言,能极其有效地稳固其统治地位;对一般人而言,使他们充满了对圣人、圣道的美化与对圣世追求的崇高感情和美好幻想,也激起人们顺应天命,自觉认同君尊臣卑的政治秩序。
可以说,汉代儒家通过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君权天授等一系列理论,竭力为君权的合理性做出证明,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当然儒家也依靠君权的扶持而走上正统地位,这是一个互惠互利的过程。儒家同时又通过天人感应论,假上天之威,对帝王言行提出要求,帝王不能胡作非为,必须按上天的旨意来行事,“屈民而申君,屈君而申天”。
在皇权具有绝对权威、没有什么可以与皇权抗衡的时代,恰恰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这种“神学蒙昧主义”在制约着皇权,使君王不敢为所欲为。这是把人镶整个天的构造中,在强调人君不可动摇的地位的同时,这实际也在人为制造着精神上的不平等,也肩负着不可逃避的重大责任。而“天意”的解释权则牢牢被儒生抓在手中,这样就实现了儒家对君权的限制和控制。
儒家与权力的结盟,使得儒家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大大增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思想成为国家正统的指导思想。儒者积极入仕,也形成以后中国最主要一个的牵制和平衡君权的政治势力。
简言之,“三年不窥园”、学识渊博、人称“汉代孔子”的董仲舒,作为第一流的政治家,绝对不会为了神化而神化君权这么简单,他是要达到君主至高无上而又无为,臣子位卑而又积极有为的政治格局。在那个尚刑暴戾的专制时代,这无疑是最理想的。而这在整个儒家思想发展史上,也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转折点。
参考文献:
[1] 董仲舒、凌曙注:《春秋繁露》,中华书局,1975年。
[2]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
[3]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4] 刘厚琴:《儒学与汉代社会》,齐鲁书社,2002年。
[5] 孙筱:《两汉经学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6]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7] 《春秋繁露·顺命》。
[8] 《春秋繁露·基义》。
[9] 《春秋繁露·同类相动》。
[10] 《汉书·董仲舒传》。
[11] 《春秋繁露·郊语》。
[12] 《春秋繁露·天地之行》。
[13] 《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14] 《春秋繁露·奉本》。
[15]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16] 《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
[17] 《春秋繁露·楚庄王》。
作者简介:侯小东,男,1982—,四川阆中人,四川大学文新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文艺学。
关键词:天人合一 天人感应 君权天授 屈君而申天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儒学在汉代走向神化,既是当时时代背景所要求,也是统治者的需求,又是自身发展历程所必须做出的权变。西汉初期,统治者推行刑名黄老之术,对当时生产发展,经济恢复,民心安定,统治地位的稳固起到很好的作用,但是对于一个地域辽阔、思想复杂而又充满矛盾的庞大帝国来说,显然是不够的。所以从西汉建立开始,就有许多儒生为把儒家地位提高到官方意识形态而不断努力。
例如叔孙通制订朝仪,使刘邦感受到了作为君主的威仪和贵盛,认识到儒学作为君主专制维护工具的重要性,从而扩大了儒学在汉初的影响。同时,在神秘主义盛行的秦汉社会环境中,面对“可怜半夜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统治者,儒家要从百家思想中“鲤鱼跃龙门”成为官方指导思想,就必须“神化”以顺应时代潮流。
汉武帝时,董仲舒以儒学为主体和内核,杂糅各家思想,以阴阳五行学为原理建立起具有神学色彩的新儒学体系,用“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君权天授”等观点,将君主统治投向到天道上,“天不变,道亦不变”,为帝王的统治提供了理论根据,把孔孟的原典儒学改变为神学儒学。
“天人合一”的思想早已有之。《庄子·达生篇》所言“天地,万物之父母也”就已经包含了天地创造世间万物的思想,董仲舒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明确提出人乃天所生。“父者,子之天也;天者,父之天也。无天而生,未之有也,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天按自己的原本塑造人,所以人即是“天”的化身,“人之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
董仲舒不但阐明天、人亲近的“血缘关系”,还指出天、人在深层次上融合,这是有名分主次、伦理尊卑、等级高低的融合,所谓“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而且从阴阳运动的辨证关系上来论证刚柔相济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白虎通·纲纪篇》:“一阴一阳谓之道,阳得阴而成,阴得阳而序。”所以天与人、君与臣、父与子、夫与妻都跟阳与阴的关系一样,他们相辅相成,构成一个阳系占支配地位,尊卑分明的融合体。
“天人感应”也并非董仲舒所创,《墨子·天志》:“天子为善,天能赏之,天子为暴,天能罚之。”《吕氏春秋·应同篇》:“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而他通过阴阳五行学说解《春秋》,详细具体地考察其中与天灾人事的联系,建立起他的“天人感应”学说:“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类之相应而起也。如马鸣则马应之,牛鸣则牛应之。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
因为天是宇宙间的最高主宰,天有着绝对权威,人为天所造,人副天数,天人合一,所以天会以符瑞来鼓励,以异灾来谴告、鞭策帝王的行为,“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但是认识天意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天地神明之心,与人事成败之真,固莫之能见也,唯圣人能见之”。
一般是通过两个途径:一是“察物以知天”,即观察自然、人类的各种迹象去了解天的旨意,“君子察物之异以求天意,大可见矣”;二是“察身以知天”,即通过内省直接按人的心志来知天。“道莫明省身之天,如天出之也。”正确认识了天意,就使得贤臣有机会利用灾祥天变,来规劝君主应法天之德行,趋善避恶,实行仁政。这在君主专制时期无疑具有制约皇权的作用,有利于政治制约和平衡。
《春秋繁露》的“君权天授”思想是把君权建筑在天恩眷顾基础上,君权乃天所授。人君受命于天,奉天命进行统治,代表天的意志治理人世,一切臣民都应绝对服从君主,从而使君主的权威绝对神圣化。“人之得天得众者,莫如受命之天子。下至公、侯、伯、子、男,海内之心悬于天子,疆内之民统于诸侯。”“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号为天子者,宜视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
董仲舒还认为:“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王成为沟通天、地、人三者的中心,也成为人间的最高统治者,这有利于维护皇权,构建“大一统”的政治局面。
邹衍的五行相代是把夏、商、周、秦、汉皆用武力“逆取”天下的事实,演绎成一个五行相生相克的自然过程,认为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土克水,历史的发展就是土、木、金、火、水五德终而复始的循环过程。董仲舒在新的形势下,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了这一学说,演化成“三统”说。他认为,一年十二个月中,只有三个月份可以作为岁首,子月、丑月、寅月,新王朝建立后,要重新规定这三个月中的一个月为岁首,这就是“改正朔”。“建寅”是“正黑统”,“建丑”是“正白统”,“建子”是“正赤统”。这就是董仲舒所说的“三统”(亦名“三正”)。
“所以明乎天统之义也。其谓统三正者,曰:正者,正也。统致其气,万物皆应而正,统正。其余皆正,凡岁之要,在正月也。”当新王朝改立了正月,就标志它继承了黑、白、赤三者之一的天统,人民才会顺从统治。“今所谓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变其理……故必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者,无他焉,不敢不顺天志而明自显也。”所以他的“改制”的内容不过是表面层次的,而那些体现天命、天意的“道”是不能改变的。
汉代儒家思想的神化,是与君主大一统政治和文化相适应的,高度集中的君主集权,要求高度统一的意识形态,新儒学思想地位的确立,既有利于遏制对君权挑战的任何异端思想的萌芽,也有利于引导臣民深信不疑地服从帝王的统治。儒家思想神化的真正作用在于对人的内心意识的规范与控制,比如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君权天授、尊君敬长、内圣外王……这些思想对君王而言,能极其有效地稳固其统治地位;对一般人而言,使他们充满了对圣人、圣道的美化与对圣世追求的崇高感情和美好幻想,也激起人们顺应天命,自觉认同君尊臣卑的政治秩序。
可以说,汉代儒家通过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君权天授等一系列理论,竭力为君权的合理性做出证明,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当然儒家也依靠君权的扶持而走上正统地位,这是一个互惠互利的过程。儒家同时又通过天人感应论,假上天之威,对帝王言行提出要求,帝王不能胡作非为,必须按上天的旨意来行事,“屈民而申君,屈君而申天”。
在皇权具有绝对权威、没有什么可以与皇权抗衡的时代,恰恰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这种“神学蒙昧主义”在制约着皇权,使君王不敢为所欲为。这是把人镶整个天的构造中,在强调人君不可动摇的地位的同时,这实际也在人为制造着精神上的不平等,也肩负着不可逃避的重大责任。而“天意”的解释权则牢牢被儒生抓在手中,这样就实现了儒家对君权的限制和控制。
儒家与权力的结盟,使得儒家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大大增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思想成为国家正统的指导思想。儒者积极入仕,也形成以后中国最主要一个的牵制和平衡君权的政治势力。
简言之,“三年不窥园”、学识渊博、人称“汉代孔子”的董仲舒,作为第一流的政治家,绝对不会为了神化而神化君权这么简单,他是要达到君主至高无上而又无为,臣子位卑而又积极有为的政治格局。在那个尚刑暴戾的专制时代,这无疑是最理想的。而这在整个儒家思想发展史上,也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转折点。
参考文献:
[1] 董仲舒、凌曙注:《春秋繁露》,中华书局,1975年。
[2]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
[3]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4] 刘厚琴:《儒学与汉代社会》,齐鲁书社,2002年。
[5] 孙筱:《两汉经学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6]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7] 《春秋繁露·顺命》。
[8] 《春秋繁露·基义》。
[9] 《春秋繁露·同类相动》。
[10] 《汉书·董仲舒传》。
[11] 《春秋繁露·郊语》。
[12] 《春秋繁露·天地之行》。
[13] 《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14] 《春秋繁露·奉本》。
[15]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16] 《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
[17] 《春秋繁露·楚庄王》。
作者简介:侯小东,男,1982—,四川阆中人,四川大学文新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文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