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歌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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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年2月26日,南国早已是花团锦绣、杨柳摇曳,而位于祖国北端的热河省,却不见一丝春的气息来造访,但空气中明白有一股春天般的温煦,悄然降临。参加完热河战事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二军团骑兵旅第一团,在四家子街西河边空地上操练,围观的人群中有不少老师和学生。轰嗡,轰嗡,汽车发动机的声由远而近,驶进村子,到达空地附近时,几辆汽车戛然而止,陆续从车上下来百余人,有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军事部部长王化一、政治部副部长杜重远、上海辽东黑热抗日后援会负责人朱庆澜以及上海慰问团团员和“后援会”工作人员,他们先检阅了聚集在此的1000余名官兵。王化一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兵民合作,兵不能扰民,民协助义勇军共同抗日……讲话毕,从民众和军队队列中传出的掌声如万马奔腾。继而慰问团向队伍发放了弹药和其它慰问品。
  随行人员张慧冲转动摄影机,对着出操、吹号、刺杀、唱歌和骑马奔跑的队伍,拍摄很久。此刻,有一相貌清秀的年轻人,被激昂的歌声吸引到三营队列前,问带头唱歌的人:“唱得啥子歌?”三营营长刘凤桐听成是“傻子歌”,解释说“我们唱的不是傻子歌,是义勇军誓词歌”,他怕年轻人不懂,随即递过去手上的宣传页。年轻人认真地看着这首《义勇军誓词歌》:起来,起来,不愿当亡国奴的人!家园毁、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留着头颅有何用?拿起刀枪向前冲!携起手,肩并肩。豁出命,向前冲!用我们的身体筑起长城!前进啊!前进!前进!豁出命,向前冲!前进啊!前进!前进!杀!杀!杀!
  这位相貌清秀的年轻人正是聂耳。他被誓词歌的内容、曲调和节奏所感染,以《义勇军誓词歌》为蓝本,与田汉创作出《义勇军进行曲》,做为电影《风云儿女》的插曲,搬上银幕,这已经是离开四家子两年后的事情。《义勇军进行曲》迅速传唱神州大地,不仅鼓舞了东北义勇军士气,更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斗志。之后此歌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聂耳、田汉的名字,可谓老少皆知。
  “起来,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进……”没有一首歌响起时,能如此令人心潮澎湃,斗志激昂。起来!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说到底是关乎民族尊严的问题,是到底是站着死,还是跪着生的问题。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到1931年“9.18”事件,中国人民踏上近百年的屈辱之路。软弱无能的清政府,签下一则又一则不平等条约,《虎门条约》、《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先是割让了香港、赔偿、开放通商口岸,之后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赔偿日本2.35亿两白银。“不许华人与狗入内”,在中国大地上比比皆是。最令中国人民精神屈辱的是清政府与德奥、俄等12国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赔偿4.5亿两,允许他们在北京划定使馆区,成为“国中之国”,向其谢罪。这是中国近代史上赔偿数目最大的条约,也是主权丧失最严重、给人民带来空前灾难的条约。
  这期间,千千万万仁人志士,凭着一颗颗赤诚的爱国之心,誓死抵抗外来侵略者,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林则徐领导的销烟运动,给英军以沉重打击;广东三元里人民群众奋起杀敌,立誓“旗进人进,旗退人退”,“打死无怨”,充分表现了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甲午海战,我北洋水师广大官兵不畏强敌,奋勇战斗;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与部分清兵并肩作战,重创了侵略者。
  总有侵略者,亡我中国之心,也总有贪生怕死的队伍,置国家领土和民族尊严而不顾。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19万的东北军,竟然抵不住小股日寇挑衅,半遮半掩地打开中国门扉,迎接侵略者,在之后还与之暗度陈仓。1931年“9.18”,这是民族的又一个耻辱日,半年内东北三省和重镇全部沦陷为日寇白色统治区。冷兵器时代为抵御外来侵略者修筑的长城,日寇不费吹灰之力轻松翻过,向华北发动侵略,1937年7月7日,在卢沟桥,向中国驻军发动进攻,一场旨在占领全中国的野心,步步铺开,华北、华东、华中、华南......
  不抗日,就意味着当亡国奴。其实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变得异常羸弱,它才十周岁,还是一棵抵挡不住暴风雨摧残的幼小树苗,可它充满韧性。创立不久,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自己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群众优势,参与领导了大革命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原来生机勃勃的中国南部,顿时陷入一片血雨腥风,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杀害达31万多人。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吓到,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确实如此,“9.18”事件后不足半月,中国共产党直接组建、领导的第一支抗日义勇军队伍,在黑山县诞生。它是中共沟帮子党支部书记欧阳强,遵照中共满洲里省委关于发动群众武装抗日的指示,派党员王北成在铁路附近农村保田会的基础上,组建的。王北成联络黑山县十七户村的李庆莲、大兴庄的闫海峰、广盛屯的刘凤桐等保田会骨干,动员各家各户出人、出枪、出马、出钱、出粮,仅五、六天组织起50多人励家抗日义勇军骑兵大队。
  比起数字庞大的国民党东北军,这支骑兵队伍也像一棵幼小的树苗,可同样充满韧性,队伍中条条是能抵挡敌人烽烟战火的血性汉子。两个月后,队伍在大虎山东面三十二孔桥岗哨,一举打死日军14人,缴获两挺机枪、10支步枪,抗日义勇军初战告捷,消息传开,那些不愿意做奴隶的民众,骑马、携枪加入到义勇军队伍,人员翻倍。不几日,王北成联络义勇军第五路司令潘贯儒、副司令苏振生和义勇军第二十五路司令赵中共同参战,打死日军军官5人、士兵100多人。
  如今四家子隶属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我有受邀踏上敖汉这片红色圣地,知道那里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有2.8万人奔赴疆场,1700多名血肉之躯筑成了新的长城,他们为了坚强的信念,宁肯流尽最后一滴水,剩下最后一口气,也绝不做亡国奴。贺生,是抗日民间组织的其中一人。1934年,张作霖部队到达下洼丰源大户人家王佩奇家驻扎,贺生听说此队伍打鬼子,二话不说加入其中。然而,他报效国家的心愿尚未达成,队伍去阜新驻防的路途中,被狂轰滥炸的小日本打得七零八散,贺生扫兴地回到老家,但不甘就此苟且偷生,他听说附近奈曼旗河南杖子周荣、周贵哥俩打死两个小日本,还拿走了他们的枪,于是贺生找到周姓兄弟说:“那咱一不做二不休,拉大团,打鬼子。”“好,拉大团,打鬼子!”三人击掌称赞,一直含土匪在内的200多人的抗日队伍,从此与鬼子打起游击战。
  1935年7月,贺生一行攻打日军据点八仙筒,活捉日军8人,击毙2人,缴获钢炮一门、轻重机枪一挺,长短枪70多支。八仙筒事件震惊日本朝野,贺生和周姓兄弟家人成为卷土而来鬼子的报复对象。鬼子在河南杖子烧房屋一百多间,在丰源村抓获贺生哥嫂,带回警察署全部杀害,但贺生没有妥协,即便鬼子出动二百多骑兵追缴他,也不曾动摇的抗日决心,他带领队伍用机枪扫射,击落日军一架飞机,鬼子被激怒,用近一个月时间围困贺生队伍,声称要抓活的。队伍没了子弹,向四处退去,贺生九死一生突出重围,活像一棵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小树苗,只要根不死,就会绝地逢春,贺生重新拉起一支队伍,继续去打鬼子,结果重蹈覆辙,再次被鬼子围困,绝不是常人说的命不该绝,而是他刻在骨子里的强烈的保家卫国的信念所支撑,使他历尽千难万险,再一次成功突围。小树苗有了大树的模样时,时光册页已经翻至1949年9月19日,投入傅作义队伍的贺生,随部队起义,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他把英勇、果敢,不怕流血牺牲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剿匪中活捉土匪”赵二仁,成为当地群众庆功会上“除霸安良、为民除害”的典范。
  “起来!不愿做奴隸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无论时代如何俱进,国歌以超强的生命力和震撼力,激励着我们十三亿中华儿女,铭记历史,居安思危,才能更好地砥砺前行。
  (此文获首届全球环境500佳“启功杯”征文大赛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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