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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ing the 400 years beginning from the early Ming Dynasty， Suzhou had been East Asia’s most prosperous and luxury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metropolis. In 1800， after Suzhou degenerated into a killing field between Taiping Army and Qing soldiers， business people of all sectors escaped to Shanghai Concession. With talents and capitals， Suzhou’s wealthy businessman brought to Shanghai new vitality， and became part of the Shanghai’s Chinese financial sector. In Shanghai Banking Sector， the most famous was the Cheng family.
自明代早期开始的400年间，苏州一直是东亚最繁荣奢华的工商大都会，日本学者将其和首都北京并列为“双城”，足见其领衔地位。但此盛况被太平军破坏殆尽，虽然“洪杨之乱”之后“十室九空”的惨状有所好转，但苏州从此沦落为二三流的农业城市，直到近十年才稍有起色。苏州虽然于1860年遭到丧乱大难，却持续不断地为上海乃至全国输送了大量的人才，尤其是经济和金融人才。1860年苏州沦为太平军和清兵交战的杀戮战场以后，殷实地主纷纷逃亡苏中地区，而商界人士则更多投奔上海租界。这些苏州富商带来的人才和资金给上海带来了全新的活力，也成为上海华人金融界的组成部分。在外资银行买办中，洞庭东山的席氏家族最为著名；在钱庄业的排行中，古城区的程家、东山的万家和木渎的严家榜上有名；在华人银行界，以狮子林为故居的贝氏家族最为著名，而在上海银钱业中，最著名的是程氏家族。
程家为何重要，据《上海金融志》介绍，上海银钱业有三家最重要的钱庄，无论开设历史还是业务量都是排在上海的前列，而这三家的东主都是程氏家族。程氏又是“隐形富豪”，因为程家从来信任职业经理人，家族中人很少走到前台进行具体的行政管理和业务操作。尤其是上世纪20年代以后，上述三家钱庄的管理和业务全部交给宁波慈溪人秦润卿全权负责，程家子孙全然退出金融圈，成为所谓的“隐形人物”，目前甚至连历史资料都罕有。
恒孚银楼的故事
程家祖先程静轩生于15世纪末，也就是明朝弘治年间，今安徽徽州休宁人。当时的苏州已是江浙地区最繁华的城市，程静轩于嘉靖年间来到苏州工作和定居，其几世家族一直人丁寥落，一脉单传，直到满清初年传到第六世程志敏时才开枝散叶，家族兴旺。传到第九世时程家开始发迹，到第十一世，即出现了家族的核心人物——人称“程百万”的金融家程卧云。但是，在介绍他之前，我们先介绍一下苏州程家另一位十一世名人——程蟾香。
程志敏共有五个儿子，人称“五房”，其后代中的著名人物都是第二房程翰的后人（如图所示）。我们今天为何介绍程蟾香呢？因为他就是清末和民国时期江、浙、沪一带最著名的金店——恒孚银楼的开创者。
程蟾香的父亲叫程德济，也就是程琏的孙子，最早在南濠街开木行，后于1788年和人合股开设“景孚金铺”，即恒孚银楼的前身，迄今已有225年。所以这家银楼的广告经常说自己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也算正确。1860年“洪杨之乱”，程蟾香坐船逃到上海，随身只带着一张桌子，其实桌腿都是挖空的，里面塞满了金条，这就是他们家全部的现金。到了上海以后，程蟾香退出景孚金铺的合股，用那些黄金独立开设了一家金店，即恒孚银楼，后人就将程德济这一脉称作“恒孚程家”。
兵乱稍微平息后，程蟾香回到苏州，于1865年在南濠街开设恒孚分号。明清两代，苏州最繁荣的区域便是阊门、石路和南濠街一带，但是经“洪杨之乱”乃全部毁于战火，观前地区倒是发达了起来。如此，程蟾香便把自己的家和银楼都搬到了观东陆稿荐西侧，称作恒孚总号。后来，恒孚程家把观前街从洙泗巷到醋坊桥所有的朝南门面，除了陆稿荐等两家外全部买了下来。
而观东的这些住宅占地三四千平方米，一共六进一百多间，是程蟾香买了这一片房子翻造的。就在他刚开始重建的时候，有一位女士找上门来，自称是“洪杨之乱”以前房子的租户，战争刚起，她把自己家所有的金银财宝都埋在屋子里这块地的下面然后就逃难了。现在局面安定而回乡，发现旧屋易主，她提出将这块地皮下所挖出的金银财宝，分一半给程蟾香。
程蟾香的确是个仁厚长者。他当初逃难到上海后即用余钱造了很多房子给逃到上海的同乡居住并时常周济他们。到最后手上现金都用完了，他竟然拿出给自己准备好的上好棺木向富商胡雪岩换了500两银子，继续资助乡人。战后回乡，他知道大家都穷困潦倒，便把所有的欠条债券全部烧掉。当然，他也应了这位妇女的要求掘开地面，果然发现一个地窖，藏满了金银细软。当然，他也一介不取，所有的财宝都由这位妇女带走。
在业务上，程蟾香更是克勤克俭，注重信用，其字号的金器成色之标准得到了大众信赖。恒孚银楼刚在苏州开设一年，就在当地一百家金店中销售名列榜首。上缴国库的饷银，只要打上“恒孚”字样的，官府就不再检查，因为他们的成色和分量总是最出色的。
中国的家族企业如何保持长盛不衰，相信一直是个令东主和管理者头痛的难题，而将全权交予职业管理者，业主完全退在幕后，就是程志范的思考结果。从1788年景孚金铺创立算起，到1931年，这个发展了143年的家族企业终于做了这个决定，那么，这仅仅是偶然吗？ 程氏钱庄：从程卧云到程觐岳
就在恒孚程家将家业全盘托付职业经理人张清笙的之前九年，很有趣的是，另一脉程家，也就是人称“钱庄程家”的程卧云家族后人程觐岳，也将自己的三家钱庄托付给了职业经理人秦润卿。
程氏家族的作风非常保守，专心经营银钱业，甚至连田产也很少购置，一心一意投身于金融行业，因此成绩斐然，令人称道。而且程觐岳经营稳健。他曾说：“为人不可贪得无厌，生意不可做足。钱庄经营全凭信用，营运资金大部分靠客户存款，如果将资金全部投放出去，一旦客户提存将无法应付，所以一定要留有余地。看起来似乎收入少了，但能保持长久，实是多收；如将资金全部投放出去，看起来收入多了，但一遇风险就要搁浅，实是少收”。
程觐岳知人善任，用人不疑。在他手下涌现了大批上海著名的金融家。他的多位钱庄负责人都担任过上海钱业公会会长或董事。著名金融家秦润卿还是他的钱庄副理的时候，放了几笔数目较大的呆账收不回来了，面对众人的诸多抱怨，程觐岳淡然地说：“润卿是个人才，呆账归呆账，副理还是副理”。程觐岳平时视察钱庄，只是走走看看，从不批评经理和副理，如遇到普通员工向他私下陈情，举报经理的缺点和错处，他往往会维护经理的面子和地位。只有最后离开前，才在门口悄悄地向经理指出一二，以引起注意。
现在中国出版了很多成功学和“管理秘笈”之类的参考书，都是从海外引进，既有文化隔阂，又不接中国地气。其实我们应该调头重来，仔细研究刚才的“恒孚程家”和现在说的“钱庄程家”，他们的产业都有百年之久，若不是1949年国家发生巨变，相信可以永续经营，长盛不衰。
程觐岳善于和其职业经理人以及普通员工分享企业经营的利益和利润。本来程氏钱庄按照行规，每年把分红数额分为16份，股东得10份，职工能够分享6份。后来程氏为了回馈员工、分润利益，将分红数额分为19份，股东10份，职工9份。而且还规定，增资的时候，股东部分得到的是股份，而职工部分得到的是现金和房产。比如程氏钱庄1943年增资的时候，将福建路、茂名路、南京西路等一大批上海钻石地段的房产以分红的方式赠送给经理人员。程氏钱庄创立的时候，家族股份占到90%，而到上世纪50年代初“公私合营”的时候，已经下降到微弱，可见作为程氏钱庄的经理人员分得了多少好处，而程氏家族又赢得了多少人心。
最著名的职业经理人：秦润卿
程觐岳晚年时就经常告诫后辈：“我已经替你们挣好了家业，打下了基础；只要你们安分守己，不要荒唐，就可以坐吃无忧了”。他年轻时虽然贵为少东家，却是脚踏实地一步步从钱庄学徒做起，兢兢业业，但他似乎并不希望自己的儿孙子侄也是如此。1923年临终时，他将这种思想发展到了极限。当时程氏在上海共有三家钱庄，人称“三联号”，程觐岳吩咐，在他死后所有的三联号业务和家族事务全部交给秦润卿管理，家族不分家，程氏子弟每年只准享用红利，但今后不得干预金融业务和日常管理。
事实证明程觐岳的临终决定是正确的，他死后，三联号在秦润卿的管理下，每年的盈余达到10～15万两，1925年甚至达到31万两。秦润卿是宁波慈溪人，钱庄学徒出身。直到1952年“公私合营”为止，之前的60年他一直在为程氏家族服务，历经五代人而长盛不衰。尤其在他全盘管理程氏钱庄的30年中，业务稳健踏实，欣欣向荣，三联号中的三家钱庄，净资产一直名列全上海钱庄的前三名，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秦润卿既忠诚可靠，又精通业务，而且有着现代金融业的眼光和手段，纠正了不少传统银钱业的弊病。笔者总结了一下，当时上海钱庄的经营主要有以下四大弊端：放“宕账”、做“缺单”、求“外滩”、讲“信用”，秦润卿是如何在其管理的钱庄中纠正这些缺点的？
第一，放“宕账”。以前钱庄的薪水非常微薄，因此东主允许经理和职员（学徒除外）能够预支一笔钱，到年底分红时才结账，不计利息。这笔钱一般职员就用来对外放款谋取高利回报。更有甚者，钱庄允许这些钱一直挂在账上无需结算，有的数额甚至达到十几万两，这就称之为“宕账”。这些账目一旦经手人发生投资或投机错误，就会化为乌有，职员和钱庄同时蒙受重大损失。秦润卿一做经理，立即取消自己的宕账，并且提高职工收入，并规定今后不要说员工，连股东都不得享有宕账这种特殊待遇。如此一来，外界对他所管理钱庄的资金安全信任度大增，钱庄更加得利。
第二，做“缺单”。所谓“缺单”就是钱庄只要觉得有利可图就大规模放款，不管自家实力如何、承受力如何，甚至放款数额超过存款数额，于是再向外资银行拆借以渡过难关，甚至转向投机。如此，一旦放款不能及时收回，就会动摇钱庄的基础，而一旦客户提存钱庄现金不足无法支付，又会影响钱庄的信誉。因此秦润卿规定，宁可少利息、少利润、少业务，也绝不做“缺单”，更不向同业拆借。他的管理的钱庄还经常备有40～50万两白银作为同业拆借的备用金，也可使自己钱庄有个抵抗金融风潮的蓄水池。
第三，求“外滩”。因为大部分外资银行的总部都设立在外滩，因此当时上海银钱业将外资银行称作“外滩银行”，把外资银行的放款叫做“外滩银子”。当时钱庄都以得到“外滩银子”为利好，并且对“外滩银行”依赖性大，认为得到他们支持是钱庄经营的基础。但秦润卿反对这样做，他认为，“外商银行犹如笑面虎”，一旦发生经济危机，外资银行就会加速逼迫钱庄而抽离资金，不给钱庄以周转喘息的机会。果然，1910年上海“橡皮股票风潮”中，洋行买办出身，并且依靠外资银行开设钱庄的宁波镇海叶家和苏州木渎严家在上海的钱庄全军覆没，尤其是严家自此退出金融业。
第四，讲“信用”。这里的“信用”是“信用贷款”的意思。中国以前的钱庄之本意，是家族中的有钱人给同宗同乡的生意人提供资金，松紧头寸，帮助周转。因为彼此知根知底而且血脉相连，因此两相签约只凭信用。秦润卿认为这不利于钱庄业的对外拓展，因此将信用贷款改成抵押贷款。当然，凡事积重难返，直到1925年，秦润卿管理的钱庄还有二成放款为毫无抵押品而只凭私人关系的信用贷款，不由让人感叹习惯势力的强大和制度改革的艰难。
自明代早期开始的400年间，苏州一直是东亚最繁荣奢华的工商大都会，日本学者将其和首都北京并列为“双城”，足见其领衔地位。但此盛况被太平军破坏殆尽，虽然“洪杨之乱”之后“十室九空”的惨状有所好转，但苏州从此沦落为二三流的农业城市，直到近十年才稍有起色。苏州虽然于1860年遭到丧乱大难，却持续不断地为上海乃至全国输送了大量的人才，尤其是经济和金融人才。1860年苏州沦为太平军和清兵交战的杀戮战场以后，殷实地主纷纷逃亡苏中地区，而商界人士则更多投奔上海租界。这些苏州富商带来的人才和资金给上海带来了全新的活力，也成为上海华人金融界的组成部分。在外资银行买办中，洞庭东山的席氏家族最为著名；在钱庄业的排行中，古城区的程家、东山的万家和木渎的严家榜上有名；在华人银行界，以狮子林为故居的贝氏家族最为著名，而在上海银钱业中，最著名的是程氏家族。
程家为何重要，据《上海金融志》介绍，上海银钱业有三家最重要的钱庄，无论开设历史还是业务量都是排在上海的前列，而这三家的东主都是程氏家族。程氏又是“隐形富豪”，因为程家从来信任职业经理人，家族中人很少走到前台进行具体的行政管理和业务操作。尤其是上世纪20年代以后，上述三家钱庄的管理和业务全部交给宁波慈溪人秦润卿全权负责，程家子孙全然退出金融圈，成为所谓的“隐形人物”，目前甚至连历史资料都罕有。
恒孚银楼的故事
程家祖先程静轩生于15世纪末，也就是明朝弘治年间，今安徽徽州休宁人。当时的苏州已是江浙地区最繁华的城市，程静轩于嘉靖年间来到苏州工作和定居，其几世家族一直人丁寥落，一脉单传，直到满清初年传到第六世程志敏时才开枝散叶，家族兴旺。传到第九世时程家开始发迹，到第十一世，即出现了家族的核心人物——人称“程百万”的金融家程卧云。但是，在介绍他之前，我们先介绍一下苏州程家另一位十一世名人——程蟾香。
程志敏共有五个儿子，人称“五房”，其后代中的著名人物都是第二房程翰的后人（如图所示）。我们今天为何介绍程蟾香呢？因为他就是清末和民国时期江、浙、沪一带最著名的金店——恒孚银楼的开创者。
程蟾香的父亲叫程德济，也就是程琏的孙子，最早在南濠街开木行，后于1788年和人合股开设“景孚金铺”，即恒孚银楼的前身，迄今已有225年。所以这家银楼的广告经常说自己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也算正确。1860年“洪杨之乱”，程蟾香坐船逃到上海，随身只带着一张桌子，其实桌腿都是挖空的，里面塞满了金条，这就是他们家全部的现金。到了上海以后，程蟾香退出景孚金铺的合股，用那些黄金独立开设了一家金店，即恒孚银楼，后人就将程德济这一脉称作“恒孚程家”。
兵乱稍微平息后，程蟾香回到苏州，于1865年在南濠街开设恒孚分号。明清两代，苏州最繁荣的区域便是阊门、石路和南濠街一带，但是经“洪杨之乱”乃全部毁于战火，观前地区倒是发达了起来。如此，程蟾香便把自己的家和银楼都搬到了观东陆稿荐西侧，称作恒孚总号。后来，恒孚程家把观前街从洙泗巷到醋坊桥所有的朝南门面，除了陆稿荐等两家外全部买了下来。
而观东的这些住宅占地三四千平方米，一共六进一百多间，是程蟾香买了这一片房子翻造的。就在他刚开始重建的时候，有一位女士找上门来，自称是“洪杨之乱”以前房子的租户，战争刚起，她把自己家所有的金银财宝都埋在屋子里这块地的下面然后就逃难了。现在局面安定而回乡，发现旧屋易主，她提出将这块地皮下所挖出的金银财宝，分一半给程蟾香。
程蟾香的确是个仁厚长者。他当初逃难到上海后即用余钱造了很多房子给逃到上海的同乡居住并时常周济他们。到最后手上现金都用完了，他竟然拿出给自己准备好的上好棺木向富商胡雪岩换了500两银子，继续资助乡人。战后回乡，他知道大家都穷困潦倒，便把所有的欠条债券全部烧掉。当然，他也应了这位妇女的要求掘开地面，果然发现一个地窖，藏满了金银细软。当然，他也一介不取，所有的财宝都由这位妇女带走。
在业务上，程蟾香更是克勤克俭，注重信用，其字号的金器成色之标准得到了大众信赖。恒孚银楼刚在苏州开设一年，就在当地一百家金店中销售名列榜首。上缴国库的饷银，只要打上“恒孚”字样的，官府就不再检查，因为他们的成色和分量总是最出色的。
中国的家族企业如何保持长盛不衰，相信一直是个令东主和管理者头痛的难题，而将全权交予职业管理者，业主完全退在幕后，就是程志范的思考结果。从1788年景孚金铺创立算起，到1931年，这个发展了143年的家族企业终于做了这个决定，那么，这仅仅是偶然吗？ 程氏钱庄：从程卧云到程觐岳
就在恒孚程家将家业全盘托付职业经理人张清笙的之前九年，很有趣的是，另一脉程家，也就是人称“钱庄程家”的程卧云家族后人程觐岳，也将自己的三家钱庄托付给了职业经理人秦润卿。
程氏家族的作风非常保守，专心经营银钱业，甚至连田产也很少购置，一心一意投身于金融行业，因此成绩斐然，令人称道。而且程觐岳经营稳健。他曾说：“为人不可贪得无厌，生意不可做足。钱庄经营全凭信用，营运资金大部分靠客户存款，如果将资金全部投放出去，一旦客户提存将无法应付，所以一定要留有余地。看起来似乎收入少了，但能保持长久，实是多收；如将资金全部投放出去，看起来收入多了，但一遇风险就要搁浅，实是少收”。
程觐岳知人善任，用人不疑。在他手下涌现了大批上海著名的金融家。他的多位钱庄负责人都担任过上海钱业公会会长或董事。著名金融家秦润卿还是他的钱庄副理的时候，放了几笔数目较大的呆账收不回来了，面对众人的诸多抱怨，程觐岳淡然地说：“润卿是个人才，呆账归呆账，副理还是副理”。程觐岳平时视察钱庄，只是走走看看，从不批评经理和副理，如遇到普通员工向他私下陈情，举报经理的缺点和错处，他往往会维护经理的面子和地位。只有最后离开前，才在门口悄悄地向经理指出一二，以引起注意。
现在中国出版了很多成功学和“管理秘笈”之类的参考书，都是从海外引进，既有文化隔阂，又不接中国地气。其实我们应该调头重来，仔细研究刚才的“恒孚程家”和现在说的“钱庄程家”，他们的产业都有百年之久，若不是1949年国家发生巨变，相信可以永续经营，长盛不衰。
程觐岳善于和其职业经理人以及普通员工分享企业经营的利益和利润。本来程氏钱庄按照行规，每年把分红数额分为16份，股东得10份，职工能够分享6份。后来程氏为了回馈员工、分润利益，将分红数额分为19份，股东10份，职工9份。而且还规定，增资的时候，股东部分得到的是股份，而职工部分得到的是现金和房产。比如程氏钱庄1943年增资的时候，将福建路、茂名路、南京西路等一大批上海钻石地段的房产以分红的方式赠送给经理人员。程氏钱庄创立的时候，家族股份占到90%，而到上世纪50年代初“公私合营”的时候，已经下降到微弱，可见作为程氏钱庄的经理人员分得了多少好处，而程氏家族又赢得了多少人心。
最著名的职业经理人：秦润卿
程觐岳晚年时就经常告诫后辈：“我已经替你们挣好了家业，打下了基础；只要你们安分守己，不要荒唐，就可以坐吃无忧了”。他年轻时虽然贵为少东家，却是脚踏实地一步步从钱庄学徒做起，兢兢业业，但他似乎并不希望自己的儿孙子侄也是如此。1923年临终时，他将这种思想发展到了极限。当时程氏在上海共有三家钱庄，人称“三联号”，程觐岳吩咐，在他死后所有的三联号业务和家族事务全部交给秦润卿管理，家族不分家，程氏子弟每年只准享用红利，但今后不得干预金融业务和日常管理。
事实证明程觐岳的临终决定是正确的，他死后，三联号在秦润卿的管理下，每年的盈余达到10～15万两，1925年甚至达到31万两。秦润卿是宁波慈溪人，钱庄学徒出身。直到1952年“公私合营”为止，之前的60年他一直在为程氏家族服务，历经五代人而长盛不衰。尤其在他全盘管理程氏钱庄的30年中，业务稳健踏实，欣欣向荣，三联号中的三家钱庄，净资产一直名列全上海钱庄的前三名，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秦润卿既忠诚可靠，又精通业务，而且有着现代金融业的眼光和手段，纠正了不少传统银钱业的弊病。笔者总结了一下，当时上海钱庄的经营主要有以下四大弊端：放“宕账”、做“缺单”、求“外滩”、讲“信用”，秦润卿是如何在其管理的钱庄中纠正这些缺点的？
第一，放“宕账”。以前钱庄的薪水非常微薄，因此东主允许经理和职员（学徒除外）能够预支一笔钱，到年底分红时才结账，不计利息。这笔钱一般职员就用来对外放款谋取高利回报。更有甚者，钱庄允许这些钱一直挂在账上无需结算，有的数额甚至达到十几万两，这就称之为“宕账”。这些账目一旦经手人发生投资或投机错误，就会化为乌有，职员和钱庄同时蒙受重大损失。秦润卿一做经理，立即取消自己的宕账，并且提高职工收入，并规定今后不要说员工，连股东都不得享有宕账这种特殊待遇。如此一来，外界对他所管理钱庄的资金安全信任度大增，钱庄更加得利。
第二，做“缺单”。所谓“缺单”就是钱庄只要觉得有利可图就大规模放款，不管自家实力如何、承受力如何，甚至放款数额超过存款数额，于是再向外资银行拆借以渡过难关，甚至转向投机。如此，一旦放款不能及时收回，就会动摇钱庄的基础，而一旦客户提存钱庄现金不足无法支付，又会影响钱庄的信誉。因此秦润卿规定，宁可少利息、少利润、少业务，也绝不做“缺单”，更不向同业拆借。他的管理的钱庄还经常备有40～50万两白银作为同业拆借的备用金，也可使自己钱庄有个抵抗金融风潮的蓄水池。
第三，求“外滩”。因为大部分外资银行的总部都设立在外滩，因此当时上海银钱业将外资银行称作“外滩银行”，把外资银行的放款叫做“外滩银子”。当时钱庄都以得到“外滩银子”为利好，并且对“外滩银行”依赖性大，认为得到他们支持是钱庄经营的基础。但秦润卿反对这样做，他认为，“外商银行犹如笑面虎”，一旦发生经济危机，外资银行就会加速逼迫钱庄而抽离资金，不给钱庄以周转喘息的机会。果然，1910年上海“橡皮股票风潮”中，洋行买办出身，并且依靠外资银行开设钱庄的宁波镇海叶家和苏州木渎严家在上海的钱庄全军覆没，尤其是严家自此退出金融业。
第四，讲“信用”。这里的“信用”是“信用贷款”的意思。中国以前的钱庄之本意，是家族中的有钱人给同宗同乡的生意人提供资金，松紧头寸，帮助周转。因为彼此知根知底而且血脉相连，因此两相签约只凭信用。秦润卿认为这不利于钱庄业的对外拓展，因此将信用贷款改成抵押贷款。当然，凡事积重难返，直到1925年，秦润卿管理的钱庄还有二成放款为毫无抵押品而只凭私人关系的信用贷款，不由让人感叹习惯势力的强大和制度改革的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