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校——香港中文大学的前校长高锟,刚拿了2009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坦白讲,当年我念书的时候可不以为他有这么厉害。相反,我们一帮学生甚至认为他只不过是个糟老头罢了。我的一个同学是那时学生报的编辑,赶在高锟退休前,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总结他的政绩,标题是《八年校长一事无成》,大家看了都拍手叫好。
　　不只如此,当时高锟还接受中央政府的邀请,出任“港事顾问”。很多同学都被他的举动激怒了,认为这是学术向政治献媚的表现。在一次大型集会上,学生会发难了。他们在底下站起来,指着台上的校长大叫:“高锟可耻!”高锟则憨憨地笑——谁也不知道他在笑什么。
　　后来,一帮更激进的同学主张打倒行之有年的“迎新营”。他们觉得那是洗脑工程,拼命向新生灌输以母校为荣的自豪感,其实是种无可救药的集体主义,很要不得。就在高锟对新生发表欢迎演讲那天,他们冲上去围住他,塞给他一个套上了避孕套的中大学生玩偶——意思是学生全给校方蒙成了呆头。现场一片哗然,高锟却独自低首,饶有兴味地检视那个玩偶。
　　后来,我们才在报纸上看清楚他的回应。当时,有记者跑去追问正要离开的他:“校长!你会惩罚这些学生吗?”高锟马上停下来,回头很不解地反问:“惩罚?我为什么要罚我的学生?”毕业之后,我才从当年干过学生会和学生报的老同学那里得知,高锟每年都会亲笔写信给他们,感谢他们的工作。不只如此,他怕这些热心搞事的学生忙得没机会和大家一样去打暑期工,每年都会自掏腰包,私下捐给这两个组织各两万港币的补助金,请他们自行分配给家境比较困难的同学。我那位臭骂他“一事无成”的同窗,正是当年的获益者之一。今天,他已经回到母校任教,在电话里笑呵呵地告诉我:“我们就年年拿钱年年骂,他就年年挨骂年年给。”
　　我和高锟可就从没这么亲近过了。八年里头,我只当面对他说过一句话。那天,我们几个同学从图书馆出来,正好见到他走在前面,马上揉搓了一团纸朝他丢过去。他一回头,我就指着一个同学笑着大喊:“校长,你看他居然乱丢垃圾!”总是笑得有点傻的校长一如既往,顿了一下才反应过来,慢吞吞地说:“这就不太好了。”我们立即笑作一团,看着他的背影渐渐远去。
　　去年开始,高锟得了老年痴呆症,最近记性有点衰退了。这也不是不好的,因为我希望他忘记当年我们的恶作剧,忘记我们侮辱他的种种言行。但我又是多么多么地盼望他,我们的老校长,能够记住他刚刚得到的是诺贝尔奖,记住他提出光纤构想时的喜悦,记住他和夫人一起牵着手在校园内散步的岁月,记住我们毕业之后,偶尔在街上碰见他,笑着对他鞠躬请安“校长好”时的真诚敬意。
　　 (摘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