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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战胜了对死亡的恐惧，并开出了绚烂的花朵!
在三峡大坝附近，有一个让人闻之色变的“肝癌村”：仅有300多人的小村，在近几年内，先后有50余人患上肝癌，其中12人被夺去了生命，15人生命垂危。就在这时，老支书和众村民决定每家出钱，将村里最有志向的青年黄元雄送到北京读大学，学成之后回来拯救“肝癌村”!
黄元雄带着村民们的重托，来到中央民族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学习。此时，一个出身于外交官家庭的女研究生王娟爱上了黄元雄，在得知他的学习目的之后，毅然陪同他来到“肝癌村”，要带领村民揭开“肝癌村”的致病之谜。2007年8月8日，黄元雄和王娟，携手走上了红地毯。
“癌症村”笼罩死亡的阴影
1976年11月，黄元雄出生于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家有四兄弟，他排行最小。从小学到高中，黄元雄学习成绩总是排在全校的前几名。黄元雄父母都已去世，三个哥哥全力供他读书。
在黄元雄读高二和高三的两年间，村里出了一桩怪事，仅有300余人的小村，就有30多人患上了肝癌。
黄元雄一家也没能逃过这场厄运，大哥被肝癌夺去生命，二哥随后也被击倒。这些病人患病时的特征与常见的肝癌患者症状不同。经各大医院检查，都无法确认发病的根源，既非遗传型，也非肝硬化型，更不是酒精诱发型，医生只好将它称之为无型怪症肝癌。
全村笼罩在一片癌魔的阴影之中。这里的男青年娶不到媳妇，女青年嫁不出去，有不少村民只好举家外迁。1995年10月，黄元雄含泪埋葬了大哥之后，将二哥送到宜昌肝病科检查，检查结果是肝癌晚期。治疗了两个月，花了数万元，最后还是没能挽救过来。黄元雄还有几个月就要参加高考了，他被迫辍学，踏上了打工之路。
1997年8月，三哥也出现肝癌症状。在此期间，黄元雄打工时相爱的女友，也因他出生在“癌症村”而与他分手了。黄元雄决定外出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打工，娶妻生子过上太平的日子。
可是，正当黄元雄收拾好行李准备离开时，乡亲们纷纷赶来，将他团团围住。人群中有年近八旬的周进超大爷，周大爷曾在80年代担任过多年村支书。这次怪型肝癌发生后，他不顾年迈曾多次到县、乡奔波，有关部门专业人士来过几趟之后，也都束手无策。老支书与许多村民协商，就如何拯救“肝癌村”寻找良策。最后，大家商量的结果是，由全村出钱，推举黄元雄到大学学习，学成回来带领乡亲根治顽疾。此刻，周大爷带领众乡亲围住黄元雄，就是要留下他!
“元雄，你不能这样一走了之!”周大爷含着眼泪恳求。
黄元雄面带难色地说：“可是，我连高考都没有参加，怎么去读大学呢?加之我的两个哥哥先后去世，欠下不少外债，我也没办法读书呀。”
“只要你同意，乡亲们同意出资供你读大学……”还没等周大爷说完，村民们纷纷跪在黄元雄面前，恳求道：“元雄啊，求求你答应我们的要求……”
黄元雄赶紧上前扶起他们，说：“我同意你们的要求，请你们快起来吧!”
2001年9月，黄元雄肩负着乡亲们的重托，跨进中央民族大学，成了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的一名自考生，学制两年。
外交官女儿爱上山村青年
黄元雄开始了在大学的学习，25岁的他是班上年龄最大、学习最刻苦的学生。黄元雄经常到校图书馆，查阅治疗肝癌的有关资料。在阅览室，他常常看到一位清秀文静的女生静静地看书，偶尔他们会互相打量一眼，但谁也不说话。
2002年4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六，黄元雄上午8点刚坐进阅览室，那位女生走到他身边，轻轻地说：“黄元雄，你来得这么早?”黄元雄“嗯”了一声，埋下头继续看书。此时，黄元雄的心中有个谜团：她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黄元雄心神不定，匆匆翻了几页书后，硬着头皮问：“请问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个班的?”
对方莞尔一笑，说：“我叫王娟，也是生环学院(简称)的，硕博连读。上次你在学院大会上的发言很精彩，我就记住你了。”
黄元雄就这样开始了和王娟的交往。他得知王娟出身于高级干部家庭，父亲在九十年代初曾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文化参赞，母亲则是北京武警总医院的一名外科大夫。王娟多才多艺，不仅学习成绩优秀，还能用日语翻译资料和熟练地对话。
黄元雄起先对王娟只是敬而远之。而王娟对他却热情有加，当得知他的家就在三峡边时，她总是追问：“你的家乡有什么样的美景?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和传说?”黄元雄有口难言，家乡有的只是死亡的阴影和由此带来的苦难，可他怎么能将这些告诉王娟呢?
一次，在校园的林阴道上散步时，王娟红着脸说：“元雄，你说一个北京女孩嫁到三峡做媳妇是不是很有意思?”
黄元雄笑着说：“有那种想法的人，不是没长大，就是生活在世外桃源，不知世事之艰。”
王娟直视着黄元雄说：“我看过三峡纤夫光着身子拉船的照片，很佩服他们，就想嫁给他们做老婆。”
黄元雄觉得一个在优越环境中长大的女孩，不知道生活的沉重，更无法理解死亡的含义。他说：“生活与审美，有时是有距离的……”
王娟干脆说：“黄元雄，你是真不明白还是装糊涂?你身边有个女孩想嫁到三峡，你愿意成全她吗?”
黄元雄连忙摇头说：“你是高干子女，又是硕博连读，我只是个两年制的自考生，又生活在大山里。我读书的钱都是乡亲们凑起来的，毕业后，我还要回到家乡，仍然是个泥腿子。我们还是做朋友吧!”
王娟深情地说：“我可以从家里拿钱供你读完4年本科，毕业后随我在北京工作啊。”
见王娟的态度如此坚决，黄元雄只好将来这学习的秘密和盘托出。王娟震惊了，她没有想到三峡边还有这样的一个山村，而黄元雄心里又背负着那样的苦难和责任。她说：“既然如此，我来帮你完成拯救肝癌村的任务!”黄元雄无话可说，默认了这个承诺……
黄元雄两年的学习即将结束，就在这两年的时间里，村里又有20多人患上肝癌，且有4人被夺去了生命。王娟执意要陪他回家乡。2003年7月，两人踏上了回宜昌的列车。
离家乡越近，黄元雄的心情越沉重。周爷爷在电话里说，等他们到达宜昌后，乡亲们会来接站，可是在火车站，黄元雄却连一个乡亲也没有见到。随行的王娟和黄元雄的情绪截然不同，一路上她像只快乐的百灵鸟，对一切都感到很新鲜。
车到村西山脚下，黄元雄和王娟下了车，就听到山脚下传来悲恸的哭声，黄元雄带着王娟立即朝人群奔去。原来是老支书周爷爷因患肝癌去世，乡亲们正在为他举行葬礼。黄元雄在大学读书时，周爷爷就患上了肝癌，亲人多次送他去医院治疗，可他几次悄悄从医院溜走了，将治病的钱寄给黄元雄读书。现在，周爷爷已走， 黄元雄趴在周爷爷的坟头哭得肝肠寸断，王娟也在旁边默默地流泪。
村主任黄元友拿出周爷爷离世前写的遗嘱，上面写着：“雄伢子，你学成回来之后，一定要带领乡亲们治理肝癌村!”黄元雄将这份寄予老人重托的遗书揣在身上。
村主任黄元友召开了村民代表大会，王娟也应邀参加。有人建议：肝癌的传染性太大，现在应将染病者隔离；有的还建议：实行全村大迁移，请求卫生部门进行彻底消毒……等大伙讲完，王娟说：“我和元雄是学生命和环境科学的，对乡亲们所提的建议，我可以认同，但最根本的致病源不在患者本身。根据你们村的历史，日军早年在此修了这么多的碉堡和工事，很可能隐藏了大量弹药和化学物品，如果发生泄漏，使土地和地下饮用水受到污染，可能导致这一可怕的后果。”
王娟的话就如一枚重磅炸弹，将人们封存的记忆炸开了。老人们纷纷回忆：该村曾经是当年日军的军事基地，日军在这里存放过大量的武器弹药和化学物品，但具体地方却不清楚。最后，乡亲们决定采纳王娟的建议，由黄元雄负责找有关部门查阅资料；由村主任负责向国家相关部门上报此事，并将所有的患者带到大医院重新化验，从两条途径寻找肝癌病源。
寻找癌源爱情花开山村
经有关部门批准，黄元雄和王娟查阅了宜昌党史、宜昌地方志和宜昌县志。大量资料显示，弹药基地分布在宜昌夷陵区境内，可是具体地方不详。黄元雄和王娟经过半个月的探访，走访了近100位老人，都说不出具体方位。此时，宜昌市相关部门曾派专家对日军遗留在“肝癌村”的弹药仓库地址进行了勘查和研究，但也没能勘查出具体方位。
王娟给父亲打电话求助。父亲马上给日本朋友和日中友协打电话，希望能找到该基地的队长日本少佐小野(化名，已故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的部下)，提供宜昌丰宝山地下弹药库的具体方位。经日本友人的多方努力，终于联系上了当年的小野。
小野年事已高，他得知此事后，深表歉意，立即安排一位老部下专程到夷陵区协助寻找弹药库的具体方位。地下弹药库建在山下，详细的方位却有待于进一步确认。于是，黄元雄协助村主任组织全村村民，在山脚下进行了大规模的挖掘。
2003年8月下旬，距离王娟上学只有几天了。由于挖掘工作没有实质性的进展，王娟不得不返回学校。临行前，她依依不舍地对黄元雄说：“我来村里已有一个多月，深深感受到村民饱受肝癌之苦，这里的村民和蔼可亲，可他们受的苦太多了，我决定利用假期来这里协助你，实现我们的承诺。”黄元雄紧紧地拥抱了王娟。
从2003年8月至2005年的7月，村民们对大小7座山峰进行了挖掘。几个寒暑假，王娟不顾母亲的反对，都赶来参加挖掘和寻找。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但挖掘出来的弹壳、弹夹、工兵镐等物件，为当年日军曾在此建立弹药库提供了详实的证据。
2006年7月，王娟完成了全部学业，不少用人单位到学校招聘，王娟没有参加过一次招聘会，她准备去宜昌实现她对黄元雄和村民们的承诺。临行前，王娟对父母说要嫁给黄元雄，等完成医治“肝癌村”的计划就举行婚礼。母亲坚决反对，甚至以断绝母女关系相威胁。父亲持中立态度，说：“你已是近30岁的人了，又取得了博士学位，你首先考虑的应该是找个好工作，就算你去了那个地方了，也不一定能起到多大作用。”
“那些村民正在病痛和死亡中挣扎，这比我找工作要重要得多，请爸妈理解我吧。”王娟执意要离开北京。正当王娟收拾好行李出门时，妈妈一下子跪在面前，流泪说道：“娟娟啊，我和你爸就你这个独生女儿，你如果去那里感染了肝癌，我们怎么活啊!我求你千万不要去!”见妈妈跪下了，王娟连忙将妈妈拉起来，答应不去了。
为了怕女儿反悔，妈妈将王娟的毕业证和身份证悄悄藏了起来。妈妈每天变着花样弄可口的饭菜，可王娟一点胃口都没有，她满脑子都是黄元雄的影子。半个月后，王娟又提出了要去宜昌。
妈妈不仅不同意，还将房门反锁。一天中午，趁妈妈午睡，王娟想从窗口跳下8楼。她环顾了四周，决定抱着水管往下滑。当她滑到4楼时，水管突然断裂，“轰”的一声摔倒在一楼地面的一堆杂物上。她左臂严重骨折，左大腿外侧划开6厘米长的口子。住院期间，王娟一句话不说，只提出一个要求——去宜昌，妈妈含泪答应了。
出院后，王娟又来到了“肝癌村”。她和黄元雄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对整个山群进行了实地察看，她认为山群的西南方可能是地下弹药库的洞口，因为山脚下有较宽敞的开阔地，表明是通往外界的原始公路。
在具体方位确定后，宜昌市相关部门提出要用炮弹将日军的弹药库炸开，但考虑到会引起有毒化学物污染周边环境，所以取消了这一计划。
王娟提出：可以用少量人员挖掘，以防陈旧的炸弹引爆，或者化学物泄漏而伤害更多的人。经过讨论，村民们决定组成挖掘队，进行试探性的挖掘。
经过筛选，由王娟、黄元雄、黄元胜等17人组成挖掘队，村民们称为“地下弹药库挖掘敢死队”。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挖掘，在洞口20余米之外挖出了10枚炮弹。虽然他们得到了宜昌市相关部门提供的防毒服装以及相关专家的技术支持，但还是有3人在挖掘的过程中感染肝癌，相继离世，其中就有黄元雄的三哥。
此时，被送检的肝癌患者血样及病情结果也送达下来，结果表明病源既不是遗传型，也不是传染型，这表明病源只能是另外原因所致，可能与日军遗留炮弹和化学物品有关，有待进一步确定。
京城医学博士为拯救“肝癌村”村民，放弃大都市的优裕生活，陪男友来到“肝癌村”的举动，令村民们深受感动，村民们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希望，笼罩在村子上空的乌云也渐渐散去。那些离家出走的村民又回来了，也投入到了癌源的寻找中。他们相信，有了京城女博士的帮助，“肝癌村”的谜底一定会被揭开!
王娟和黄元雄原计划等“肝癌村”谜底揭开后再结婚。但在当地村民的坚持下，他们到民政部门领取了结婚证，于2007年8月8日踏上了红地毯。那天，“肝癌村”鞭炮齐鸣，锣鼓喧天，这喜庆的声音飘荡在小村的上空久久不散。
(责编 宁克华)
在三峡大坝附近，有一个让人闻之色变的“肝癌村”：仅有300多人的小村，在近几年内，先后有50余人患上肝癌，其中12人被夺去了生命，15人生命垂危。就在这时，老支书和众村民决定每家出钱，将村里最有志向的青年黄元雄送到北京读大学，学成之后回来拯救“肝癌村”!
黄元雄带着村民们的重托，来到中央民族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学习。此时，一个出身于外交官家庭的女研究生王娟爱上了黄元雄，在得知他的学习目的之后，毅然陪同他来到“肝癌村”，要带领村民揭开“肝癌村”的致病之谜。2007年8月8日，黄元雄和王娟，携手走上了红地毯。
“癌症村”笼罩死亡的阴影
1976年11月，黄元雄出生于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家有四兄弟，他排行最小。从小学到高中，黄元雄学习成绩总是排在全校的前几名。黄元雄父母都已去世，三个哥哥全力供他读书。
在黄元雄读高二和高三的两年间，村里出了一桩怪事，仅有300余人的小村，就有30多人患上了肝癌。
黄元雄一家也没能逃过这场厄运，大哥被肝癌夺去生命，二哥随后也被击倒。这些病人患病时的特征与常见的肝癌患者症状不同。经各大医院检查，都无法确认发病的根源，既非遗传型，也非肝硬化型，更不是酒精诱发型，医生只好将它称之为无型怪症肝癌。
全村笼罩在一片癌魔的阴影之中。这里的男青年娶不到媳妇，女青年嫁不出去，有不少村民只好举家外迁。1995年10月，黄元雄含泪埋葬了大哥之后，将二哥送到宜昌肝病科检查，检查结果是肝癌晚期。治疗了两个月，花了数万元，最后还是没能挽救过来。黄元雄还有几个月就要参加高考了，他被迫辍学，踏上了打工之路。
1997年8月，三哥也出现肝癌症状。在此期间，黄元雄打工时相爱的女友，也因他出生在“癌症村”而与他分手了。黄元雄决定外出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打工，娶妻生子过上太平的日子。
可是，正当黄元雄收拾好行李准备离开时，乡亲们纷纷赶来，将他团团围住。人群中有年近八旬的周进超大爷，周大爷曾在80年代担任过多年村支书。这次怪型肝癌发生后，他不顾年迈曾多次到县、乡奔波，有关部门专业人士来过几趟之后，也都束手无策。老支书与许多村民协商，就如何拯救“肝癌村”寻找良策。最后，大家商量的结果是，由全村出钱，推举黄元雄到大学学习，学成回来带领乡亲根治顽疾。此刻，周大爷带领众乡亲围住黄元雄，就是要留下他!
“元雄，你不能这样一走了之!”周大爷含着眼泪恳求。
黄元雄面带难色地说：“可是，我连高考都没有参加，怎么去读大学呢?加之我的两个哥哥先后去世，欠下不少外债，我也没办法读书呀。”
“只要你同意，乡亲们同意出资供你读大学……”还没等周大爷说完，村民们纷纷跪在黄元雄面前，恳求道：“元雄啊，求求你答应我们的要求……”
黄元雄赶紧上前扶起他们，说：“我同意你们的要求，请你们快起来吧!”
2001年9月，黄元雄肩负着乡亲们的重托，跨进中央民族大学，成了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的一名自考生，学制两年。
外交官女儿爱上山村青年
黄元雄开始了在大学的学习，25岁的他是班上年龄最大、学习最刻苦的学生。黄元雄经常到校图书馆，查阅治疗肝癌的有关资料。在阅览室，他常常看到一位清秀文静的女生静静地看书，偶尔他们会互相打量一眼，但谁也不说话。
2002年4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六，黄元雄上午8点刚坐进阅览室，那位女生走到他身边，轻轻地说：“黄元雄，你来得这么早?”黄元雄“嗯”了一声，埋下头继续看书。此时，黄元雄的心中有个谜团：她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黄元雄心神不定，匆匆翻了几页书后，硬着头皮问：“请问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个班的?”
对方莞尔一笑，说：“我叫王娟，也是生环学院(简称)的，硕博连读。上次你在学院大会上的发言很精彩，我就记住你了。”
黄元雄就这样开始了和王娟的交往。他得知王娟出身于高级干部家庭，父亲在九十年代初曾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文化参赞，母亲则是北京武警总医院的一名外科大夫。王娟多才多艺，不仅学习成绩优秀，还能用日语翻译资料和熟练地对话。
黄元雄起先对王娟只是敬而远之。而王娟对他却热情有加，当得知他的家就在三峡边时，她总是追问：“你的家乡有什么样的美景?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和传说?”黄元雄有口难言，家乡有的只是死亡的阴影和由此带来的苦难，可他怎么能将这些告诉王娟呢?
一次，在校园的林阴道上散步时，王娟红着脸说：“元雄，你说一个北京女孩嫁到三峡做媳妇是不是很有意思?”
黄元雄笑着说：“有那种想法的人，不是没长大，就是生活在世外桃源，不知世事之艰。”
王娟直视着黄元雄说：“我看过三峡纤夫光着身子拉船的照片，很佩服他们，就想嫁给他们做老婆。”
黄元雄觉得一个在优越环境中长大的女孩，不知道生活的沉重，更无法理解死亡的含义。他说：“生活与审美，有时是有距离的……”
王娟干脆说：“黄元雄，你是真不明白还是装糊涂?你身边有个女孩想嫁到三峡，你愿意成全她吗?”
黄元雄连忙摇头说：“你是高干子女，又是硕博连读，我只是个两年制的自考生，又生活在大山里。我读书的钱都是乡亲们凑起来的，毕业后，我还要回到家乡，仍然是个泥腿子。我们还是做朋友吧!”
王娟深情地说：“我可以从家里拿钱供你读完4年本科，毕业后随我在北京工作啊。”
见王娟的态度如此坚决，黄元雄只好将来这学习的秘密和盘托出。王娟震惊了，她没有想到三峡边还有这样的一个山村，而黄元雄心里又背负着那样的苦难和责任。她说：“既然如此，我来帮你完成拯救肝癌村的任务!”黄元雄无话可说，默认了这个承诺……
黄元雄两年的学习即将结束，就在这两年的时间里，村里又有20多人患上肝癌，且有4人被夺去了生命。王娟执意要陪他回家乡。2003年7月，两人踏上了回宜昌的列车。
离家乡越近，黄元雄的心情越沉重。周爷爷在电话里说，等他们到达宜昌后，乡亲们会来接站，可是在火车站，黄元雄却连一个乡亲也没有见到。随行的王娟和黄元雄的情绪截然不同，一路上她像只快乐的百灵鸟，对一切都感到很新鲜。
车到村西山脚下，黄元雄和王娟下了车，就听到山脚下传来悲恸的哭声，黄元雄带着王娟立即朝人群奔去。原来是老支书周爷爷因患肝癌去世，乡亲们正在为他举行葬礼。黄元雄在大学读书时，周爷爷就患上了肝癌，亲人多次送他去医院治疗，可他几次悄悄从医院溜走了，将治病的钱寄给黄元雄读书。现在，周爷爷已走， 黄元雄趴在周爷爷的坟头哭得肝肠寸断，王娟也在旁边默默地流泪。
村主任黄元友拿出周爷爷离世前写的遗嘱，上面写着：“雄伢子，你学成回来之后，一定要带领乡亲们治理肝癌村!”黄元雄将这份寄予老人重托的遗书揣在身上。
村主任黄元友召开了村民代表大会，王娟也应邀参加。有人建议：肝癌的传染性太大，现在应将染病者隔离；有的还建议：实行全村大迁移，请求卫生部门进行彻底消毒……等大伙讲完，王娟说：“我和元雄是学生命和环境科学的，对乡亲们所提的建议，我可以认同，但最根本的致病源不在患者本身。根据你们村的历史，日军早年在此修了这么多的碉堡和工事，很可能隐藏了大量弹药和化学物品，如果发生泄漏，使土地和地下饮用水受到污染，可能导致这一可怕的后果。”
王娟的话就如一枚重磅炸弹，将人们封存的记忆炸开了。老人们纷纷回忆：该村曾经是当年日军的军事基地，日军在这里存放过大量的武器弹药和化学物品，但具体地方却不清楚。最后，乡亲们决定采纳王娟的建议，由黄元雄负责找有关部门查阅资料；由村主任负责向国家相关部门上报此事，并将所有的患者带到大医院重新化验，从两条途径寻找肝癌病源。
寻找癌源爱情花开山村
经有关部门批准，黄元雄和王娟查阅了宜昌党史、宜昌地方志和宜昌县志。大量资料显示，弹药基地分布在宜昌夷陵区境内，可是具体地方不详。黄元雄和王娟经过半个月的探访，走访了近100位老人，都说不出具体方位。此时，宜昌市相关部门曾派专家对日军遗留在“肝癌村”的弹药仓库地址进行了勘查和研究，但也没能勘查出具体方位。
王娟给父亲打电话求助。父亲马上给日本朋友和日中友协打电话，希望能找到该基地的队长日本少佐小野(化名，已故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的部下)，提供宜昌丰宝山地下弹药库的具体方位。经日本友人的多方努力，终于联系上了当年的小野。
小野年事已高，他得知此事后，深表歉意，立即安排一位老部下专程到夷陵区协助寻找弹药库的具体方位。地下弹药库建在山下，详细的方位却有待于进一步确认。于是，黄元雄协助村主任组织全村村民，在山脚下进行了大规模的挖掘。
2003年8月下旬，距离王娟上学只有几天了。由于挖掘工作没有实质性的进展，王娟不得不返回学校。临行前，她依依不舍地对黄元雄说：“我来村里已有一个多月，深深感受到村民饱受肝癌之苦，这里的村民和蔼可亲，可他们受的苦太多了，我决定利用假期来这里协助你，实现我们的承诺。”黄元雄紧紧地拥抱了王娟。
从2003年8月至2005年的7月，村民们对大小7座山峰进行了挖掘。几个寒暑假，王娟不顾母亲的反对，都赶来参加挖掘和寻找。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但挖掘出来的弹壳、弹夹、工兵镐等物件，为当年日军曾在此建立弹药库提供了详实的证据。
2006年7月，王娟完成了全部学业，不少用人单位到学校招聘，王娟没有参加过一次招聘会，她准备去宜昌实现她对黄元雄和村民们的承诺。临行前，王娟对父母说要嫁给黄元雄，等完成医治“肝癌村”的计划就举行婚礼。母亲坚决反对，甚至以断绝母女关系相威胁。父亲持中立态度，说：“你已是近30岁的人了，又取得了博士学位，你首先考虑的应该是找个好工作，就算你去了那个地方了，也不一定能起到多大作用。”
“那些村民正在病痛和死亡中挣扎，这比我找工作要重要得多，请爸妈理解我吧。”王娟执意要离开北京。正当王娟收拾好行李出门时，妈妈一下子跪在面前，流泪说道：“娟娟啊，我和你爸就你这个独生女儿，你如果去那里感染了肝癌，我们怎么活啊!我求你千万不要去!”见妈妈跪下了，王娟连忙将妈妈拉起来，答应不去了。
为了怕女儿反悔，妈妈将王娟的毕业证和身份证悄悄藏了起来。妈妈每天变着花样弄可口的饭菜，可王娟一点胃口都没有，她满脑子都是黄元雄的影子。半个月后，王娟又提出了要去宜昌。
妈妈不仅不同意，还将房门反锁。一天中午，趁妈妈午睡，王娟想从窗口跳下8楼。她环顾了四周，决定抱着水管往下滑。当她滑到4楼时，水管突然断裂，“轰”的一声摔倒在一楼地面的一堆杂物上。她左臂严重骨折，左大腿外侧划开6厘米长的口子。住院期间，王娟一句话不说，只提出一个要求——去宜昌，妈妈含泪答应了。
出院后，王娟又来到了“肝癌村”。她和黄元雄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对整个山群进行了实地察看，她认为山群的西南方可能是地下弹药库的洞口，因为山脚下有较宽敞的开阔地，表明是通往外界的原始公路。
在具体方位确定后，宜昌市相关部门提出要用炮弹将日军的弹药库炸开，但考虑到会引起有毒化学物污染周边环境，所以取消了这一计划。
王娟提出：可以用少量人员挖掘，以防陈旧的炸弹引爆，或者化学物泄漏而伤害更多的人。经过讨论，村民们决定组成挖掘队，进行试探性的挖掘。
经过筛选，由王娟、黄元雄、黄元胜等17人组成挖掘队，村民们称为“地下弹药库挖掘敢死队”。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挖掘，在洞口20余米之外挖出了10枚炮弹。虽然他们得到了宜昌市相关部门提供的防毒服装以及相关专家的技术支持，但还是有3人在挖掘的过程中感染肝癌，相继离世，其中就有黄元雄的三哥。
此时，被送检的肝癌患者血样及病情结果也送达下来，结果表明病源既不是遗传型，也不是传染型，这表明病源只能是另外原因所致，可能与日军遗留炮弹和化学物品有关，有待进一步确定。
京城医学博士为拯救“肝癌村”村民，放弃大都市的优裕生活，陪男友来到“肝癌村”的举动，令村民们深受感动，村民们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希望，笼罩在村子上空的乌云也渐渐散去。那些离家出走的村民又回来了，也投入到了癌源的寻找中。他们相信，有了京城女博士的帮助，“肝癌村”的谜底一定会被揭开!
王娟和黄元雄原计划等“肝癌村”谜底揭开后再结婚。但在当地村民的坚持下，他们到民政部门领取了结婚证，于2007年8月8日踏上了红地毯。那天，“肝癌村”鞭炮齐鸣，锣鼓喧天，这喜庆的声音飘荡在小村的上空久久不散。
(责编 宁克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