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收复新疆中的粮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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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纪60年代,当清政府刚刚平定太平天国运动而得以喘口气的时候,同治三年(1864年)新疆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清运动。喀什噶尔的伯克司迪尔向中亚地区的浩罕国乞师求援,浩罕军阀阿古柏随即带兵进入南疆,并很快攻城略地。清军驻地过于分散,且没有料到浩罕会突然出兵,所以面对阿古柏的突袭,不断战败。随着阿古柏伪政权的建立以及与英、俄、土耳其的勾结,新疆地区各族百姓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清政府面对新疆难题,为了恢复主权,解救黎民,苦思对策。


阿古柏

朝堂論政:海防与塞防之争


  原本以为新疆爆发的“回乱”只是单纯的农民起义,但是随着阿古柏势力在天山南北地区的扩展,中亚浩罕国、西亚的奥斯曼帝国、北方的沙俄与欧洲的英帝国势力都不约而同地渗透到了新疆地区。当时的清政府正全力镇压内地人民起义,国力大损。与此同时,东边的日本借口琉球国民被杀入侵台湾,西边的浩罕国借口护送圣裔布素鲁克入侵新疆,面对这些情况,大清的统治者该如何决策呢?于是同治十三年(1874年)11月5日,总理衙门就国防问题给皇帝上了一道名为“海防亟宜切筹将应办事宜撮叙数条请饬详议折”的奏疏,提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条建议。清廷将之下发地方督抚讨论,后又组织由亲王、贝勒、大学士、六部、九卿、翰林、科道等参加了“廷议”,事实上是掀起了一场有关国防战略的大讨论。
  12月10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就此上《筹议海防折》,他指出与以往的朝代不同,大清如今面对的主要威胁已不再是来自西北的草原游牧民族,而是用新式军事科技武装起来的西方列强。因此,他提出:一、大治海军,购买铁甲战舰,建立一支现代化的水师,防备敌人从海上对大清的威胁与入侵。二、放弃新疆,“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自乾隆年间新疆归版图以来,即使无事时,亦费兵费三百余万,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厄,已为不值”,中国目前力量,实不及专顾西域,兵力饷力皆不能逮,而阿古柏得到英俄支持,“即勉图恢复,将来断不能久守”。作为一名务实的洋务派官员,李鸿章从清王朝现有的国力与面临的威胁出发,提出了“暂弃关外,对阿古柏采取守势,集中精力发展海军,应对来自西方列强威胁”的建议,事实上掀起了晚清“海防与塞防”的争论。


阿古柏叛军

  但地方督抚中,山东巡抚丁宝桢、漕运总督文彬、安徽巡抚吴元炳、湖南巡抚王文韶等人均力陈收复新疆、抵制沙俄的重要性,提出了与李鸿章相反的观点。清廷见“塞防”“海防”意见不一,便于光绪元年(1875年)3月10日用密谕咨询陕甘总督左宗棠的意见。左宗棠戎马一生,豪气干云,智勇双全,善于用兵,先后率军参与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捻军作乱与西北回民起义,以军功升任浙江巡抚、闽浙总督、陕甘总督兼协办大学士,集将帅之才于一体,名震中外。4月12日,左宗棠回奏《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关陇新平,不及时归还国家旧所没地,而割弃使别为国,此坐自遗患。万一帕夏不能有,不西为英并,即北折而入俄耳。吾地坐缩,边要尽失,防边兵不可减,糜饷自若。无益海防而挫国威,且长乱。此必不可。”


浩军国士兵

  大学士、军机大臣文祥在争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认识到疆蒙是京师肩背,主张火速派大军出关,先解新疆燃眉之急,待塞防基本稳定后再来认真从事海防建设。最终垂帘听政的慈安与慈禧太后接受了文祥、左宗堂等人的意见。

季高征西:春风再度玉门关


  当时的清政府虽然采纳了左宗棠的意见,同意收复新疆,但是所用非人。最先任命的大臣为乌鲁木齐提督成禄,成禄虽然受命出征,但是却畏敌如虎,听任沙俄侵略军从伊犁长驱乌鲁木齐烧杀抢掠,而龟缩在甘肃高台不敢过酒泉一步。借口军饷不足,无偿苛索民间供奉三十万两,因甘肃地贫民困,摊捐不遂而诬民为盗,纵兵杀良民二百余人冒功请赏,消息传出,举朝震惊。河南道监察御史吴可读便上疏“痛陈成禄有可斩之罪十,有不可缓之势五,请杀成禄以谢天下”,最终成禄遭免官,判斩监候。


  左宗棠画像

  同治十三年(1874年),朝廷改授乌鲁木齐都统景廉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于是景廉奏请统筹全局,命伊犁将军金顺取道古牧地,提督张曜由天山南取吐鲁番,领队大臣沙克都林札布、锡纶由沙山子取玛纳斯,三路齐举,使贼无法相顾。奇台古城为哈密、巴里坤屏蔽,命副都统额尔庆额、孝顺、福珠哩驻西湖,防贼逸入北路。乌鲁木齐之南俗称搭板城者,实通吐鲁番要路,贼以重兵守之,宜潜师攻扰以扼其吭。并请饬陕甘总督左宗棠总司后路粮台。设想不错,可惜规划没有得到落实,此后景廉被朝臣弹劾逡巡不进,于是被朝廷召回京师,迁左都御史。


左宗棠收复新疆路线图
  成禄、景廉皆无功而返,于是1875年5月,清廷下诏授左宗棠(字季高)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全权节制三军,以将军金顺为帮办军务,择机出塞平叛。左宗棠受命之后,认认真真地做起了备战工作。首先是积极治军。左宗棠用一年半的时间训练军队,剔除空额,汰弱留强。至出关时,左宗棠指挥的西征军计有刘锦棠所部湘军25个营,张曜所部嵩武军14个营,徐占彪所部蜀军5个营,伊犁将军金顺部40个营,加上担任防守任务的清军,共有马、步、炮军130余营,兵力总数7万多人。其次是购置军火。为了对付阿古柏军的西洋军火。左宗棠此前已在兰州建立“甘肃制造局”,并从广州、福建调来大批军器制造专家,为西征军修造枪炮。不仅改造了中国传统的劈山炮和广东无壳抬枪,还成功仿造了德国的螺丝炮(克虏伯后堂装弹钢炮)和后膛七响枪(斯宾塞M1865式52倍口径步枪),同时通过洋行,为西征军购置了一批蒙蒂尼机枪(一说为马克沁机关枪,其射速与威力都远超蒙蒂尼机枪,但是造价非常高昂,金陵制造局仿制成功后,并未大规模制造)。蒙蒂尼机枪枪身携带有一个巨大的“弹巢”,通过手摇的方式发射,可以形成一面密集的弹幕,对付骑兵非常有效,堪称利器。再次是储备粮食。左宗棠命西征军前锋张曜部驻军哈密,兴修水利、屯田积谷,一年收获粮食5000余石。为了运输军粮,左宗棠又建立了四条路线:一是从甘肃河西采购军粮,出嘉峪关,过玉门,运至新疆的哈密;二是由包头、归化、宁夏经蒙古草原运至新疆东部的巴里坤;三是在新疆东部采买;四是向俄国人购买。此外,左宗棠广设运粮台站,并于官运之外借用民力,节节转运。


左相入疆

  按照左宗棠的统计,西征新疆将士130余营,每年需要实饷600余万两,此外,由于甘肃、新疆无力承担西征军的军粮,需要从关内或内蒙古一带转运,仅运费一项每年就需要200多万两,“通计一年出款需要白银八百数十万两”。清廷本来安排各省以及海关给西征大军的协饷总数也不少,每年有820多万两,但从同治七年(1868年)起,各省以及海关的协饷就经常不能按时支付。在这种情况下,出征新疆,左宗棠只能选择借款。


克虏伯后膛装弹洋炮

财务困境:胡雪岩借款西洋


  收复新疆,左宗棠不缺乏英勇善战的军队,缺的却是银两。买粮食需要钱,买枪炮需要钱,发放军饷更需要钱。可是囊中羞涩的清政府根本拿不出西征大军的军费来。


连发西洋步枪

  为了收复新疆,左宗棠打算向洋人借款,并向朝廷上奏,希望由南洋通商大臣沈葆桢负责向洋人筹借。为何希望由沈葆桢出面呢?原来,同治十三年(1874年),为了与入侵台湾的日本作战,经朝廷批准,沈葆桢与洋商签订协议,借款1000万两,分十年还清,后来,因台湾事定,只借了200万两,依旧分十年还清。光绪元年(1875年)12月14日,左宗棠上《饷源涸竭拟续借大批洋款权济急需折》,借鉴去年沈葆桢筹办台湾防务的办法,借洋款1000万两作为西征大军的军费。但是到了次年2月27日,左宗棠被告知沈葆桢不同意借款。沈葆桢反对借洋款的第一个理由是借外债过多国家受害,为此他还举了日本、西班牙因借外债而失去部分国家主权的例子。沈葆桢反对借洋款的第二个理由是借洋款需要以大清海关作为偿还机构,而海关的税收又依赖于各省,现在各省光筹饷就已经无法按时解送,哪里还有能力偿还借款的利息呢?在反对借洋款的同时,沈葆桢提出,西征军的军费可以通过各省移缓就急竭力筹措。左宗棠则上奏说,“西征大军的军饷主要依靠两江、闽浙、两广等省的协饷以及各海关的拨款,但是各地拨付不及时的现象时有发生,且拖欠严重。粮饷匮乏,不光难以购置军火,而且容易引发士兵哗变。”


左宗棠石雕塑像

  三月初一日,清廷下旨,同意左宗棠借款500万两,户部拨款200万两,其他各省提前拨付协饷300万两,为左宗棠的西征大军凑足1000万两。而对于向洋人借款,指望不上沈葆楨,左宗棠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胡雪岩身上。胡雪岩,本名胡光墉,雪岩是他的字。其从一个贫困无依的钱庄小伙计经过几十年的经营,最终成为一个身价2000多万两的巨商,同时胡雪岩长袖善舞,结交政要,参与时政,先后被朝廷授予盐运司衔江西试用道(正四品)、按察使衔福建候补道(正三品)、布政使衔福建补用道(从二品)等官职。胡雪岩长期在上海为左宗棠的军队购买洋枪洋炮,办理转运,与洋人打交道非常多,加之自身又是红顶商人,向洋商借款具备一些便利条件。那么,胡雪岩为左宗棠的西征大军到底借了多少洋款呢?


左宗棠传信录

  根据《左宗棠全集》中“奏稿七”《光绪元年正月初一起至三年十二月底止军需款目报销折》中的相关记载:“收上海采运局道员胡光墉解到两次挪借洋商军饷银八百万两(光绪元年三月间三百万两,光绪三年九月间五百万两);收上海采运局道员胡光墉解到节次挪借华商军饷银一百万两”。根据“奏稿八”中《光绪四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六年十二月底甘肃新疆军饷报销折》中的相关记载:“收上海采运局道员胡光墉解到挪借华洋各商军饷银三百五十万两(其中华洋各一百七十五万两);收上海采运局道员胡光墉扣回洋商利息银八万九千多两二钱五分;收上海采运局道员胡光墉筹借华商军饷银六十万两”。综上述记载,胡光墉光绪元年至光绪六年,共为西征大军借洋款975万两,共借华商军饷银335万两,两项合计共为左宗棠的西征大军筹款1310万两白银,对于西征大军收复新疆功不可没。

成败得失:历史烟云任评说


  军饷有了着落,后勤有了保证,1876年4月,左宗棠统率着士气高昂的七万多西征大军,踏上了收复新疆的征程。根据新疆的地理特点和敌我态势,左宗棠制定出收复新疆的战略方针——“先北后南”“缓进急战”。
  1876年4月上旬,左宗棠由兰州移驻肃州(今甘肃酒泉),拉开了西征的序幕,时西征军前锋已进抵新疆哈密、巴里坤和古城(今奇台)一带。阿古柏闻讯,以马人得、白彦虎防守乌鲁木齐等北疆要地,阻击清军;一部兵力守胜金台、鄯善一线,防清军从天山南麓进攻;主力2.7万人部署在达坂城、吐鲁番和托克逊。6月初,刘锦棠率部抵古城与金顺部会合,于8日进驻阜康。阜康南之古牧地乃通往乌鲁木齐的要道,白彦虎派兵拒守。刘锦棠、金顺部在大路佯动,21日夜沿小路偷袭黄田,24日进围古牧地,歼敌5000余人。翌日,清军向乌鲁木齐疾进,28日早晨,清军利用克虏伯钢炮轰坍城墙,突入城内,全歼守军数千人。尔后,金顺率部西进,連克昌吉、呼图壁、玛纳斯。至11月上旬,清军平定了整个北疆地区。


曾纪泽画像

  时临冬季,大雪封山,清军就地休整,以待再战。1877年4月,左宗棠指挥清军分三路进军南疆:刘锦棠部由乌鲁木齐南攻达坂;张曜部由哈密西进;徐占彪部由巴里坤进至盐池,与张曜部会师后合攻鄯善和吐鲁番。至月底,清军先后攻克达坂、托克逊、吐鲁番等地,阿古柏在绝望中服毒自杀,其子海古拉率残部西遁,并企图在英俄两国的庇护下负隅顽抗。左宗棠不顾英俄两国的恫吓与调停,继续挥师平叛。10月,刘锦棠部收复南疆东四城喀喇沙尔(今焉耆)、库车、阿克苏和乌什。南疆西四城叶尔羌(今莎车)、英吉沙尔(今英吉沙)、和田(今和田)和喀什噶尔(今喀什)之敌分崩离析。1878年1月初,左宗棠又积极部署进军伊犁,此时的沙俄刚刚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与英、法、土耳其联军交手,损失巨大,慑于左宗棠率领的清军,在清廷多次交涉下,最终同意归还伊犁地区。至此,新疆光复。


胡雪岩画像

  军事上,西征大军胜利了,但是因为向西方借款,左宗棠却饱受批评。左宗棠借洋款,抵押的是各省、各海关给西征大军的协饷。光绪二年(1876年),筹借500万两洋款时,英国方面便要求承担协饷的各省督抚和海关都得盖章,严格规定还款的年限、日期。饱尝苦楚的左宗棠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向胡雪岩建议,采用公司制的办法成立银行,向华商融资借款,以免手续烦琐。光绪四年(1878年),胡雪岩来信告诉左宗棠,成立了股份制的乾泰公司,英国汇丰银行也入了股,股金为每股5000两。光绪四年8月,左宗棠上《筹借商款以济要需折》,向朝廷奏报胡雪岩成立了乾泰公司,并提出向乾泰公司借款350万两作为新疆建省用度,手续简单,不用总理衙门及总税务司盖章,但是利息较高,每月一分二厘五毫。朝廷虽然诏准,但是觉得利息太高,“借用商款,息银既重,各省关每年除还本息外,京、协各饷更属无从筹措,本系万不得已之计。嗣后无论何项急需,不得动辄借用商款,致贻后累”。对比同治十三年沈葆桢所借洋款,年息为八厘,胡雪岩所借洋款,月息为一分二厘五毫,换算成年息大概在一分五厘,差不多是沈葆桢的两倍,确属高利。曾出使沙皇俄国签订《伊犁条约》的曾纪泽,就认为胡雪岩借洋款,从中吃差价,对重用胡雪岩的左宗棠也大为不满,“左相,大臣也,而湛徇私若此,良可慨也”。


左宗棠湘阴故居

  其实左宗棠借款,完全是为了新疆用兵,自己并没有染指分毫。而为了借款,除了遭受朝廷的指责与大臣的非议外,一生刚正的左宗棠还得无奈地向资本主义低头,比如光绪二年向英国借款500万两之时,中英两国正对“马嘉理事件”进行交涉,爱国的左宗棠本不想向英国借款,但是为了西征阿古柏,只得硬着头皮向汇丰银行借款,并且支付每月一分二厘五毫的高额利息。客观言之,左宗棠借洋款,其实借的是一种高利贷,但是这些借款对于左宗棠的西征大军购买军火、筹集粮草、发放军饷,以至于最终成功击败阿古柏叛军,收复新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减轻了英国阻挠清军平定阿古柏的外部压力。光绪帝对于左宗棠收复新疆十分欣喜,称赞左宗棠“肃清边圉,底定回疆,厥功尤伟”;两江总督曾国荃评价左宗棠“东戡闽越,西定回疆,天恩最重武乡侯,实同是鞠躬尽瘁”;晚清名士朱孔璋则认为左宗棠西征是“白首临边,不易初志,功成名立,与日月争光矣”;历史学家缪凤林则认为“唐太宗以后,对于国家领土贡献最大的人物,当首推左宗棠,实非过誉”。左宗棠西征保全中国新疆一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国土,虽借了部分西洋款项,但是从其最终结果来看,驱逐外敌,鼎定西北,新疆建省,百姓安居,利大于弊,左宗棠可谓是“矢志报国,白首临边驱贼寇;苦心筹饷,整军经武定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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