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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管得太死，一潭死水不行;管得太松，波涛汹涌也不行。要讲究辩证法，处理好活力和秩序的关系。社区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环，无论是单一主体还是多元主体的关系格局，都要面对“秩序与活力”的平衡问题。
探讨基于社区层面的“合理秩序”，其题中之义包括：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具有可持续性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合法并且有效的政府执行能力;为广大社区居民所普遍认可的价值规范。而基层社会的“活力彰显”，则体现为通过社区居民自下而上的社区参与活动，形成社区规范，积累社会资本，提升社区的生活品质和社会韧性的过程。
干部队伍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撬动社区治理活力的“关键少数”
2019年10月，成都市委组织部面向全市各区（市）县、市级各部门（含市属国有企事业单位）各级干部，展开“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能力建设研究”问卷调查。在对“您认为当前成都在推进超大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哪些领域最为关键？”的调查显示，66.97%的受访者选择了“社会建设”，其受关注程度仅次于“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由此可见，自党的十九大以来，以党组织统一领导的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新机制，推动超大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城市治理思路，在成都干部职工中已凝聚广泛共识。基层政府作为城市治理体系最直接的感知者和回应者，其干部队伍思想观念的转变和更新，是推动“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无疑是确保改革顺畅实施的强大动力来源。
对“您认为当前成都在推进超大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哪些工作推进与您最息息相关？”的调查显示，有66.47%的受访者选择了“社会治理”，居13个备选选项之首。
有鉴于此，基层社会治理关涉面众多，需要党委政府各部门齐抓共管、高效协同。当前，成都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的制度性设计已走在全国前列，但部门职能的分割和碎片化、政府內部部门之间的协同和整合以及传统的行政手段推动工作的惯性思维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面对“发展中的困难”和“成长中的烦恼”，针对部分领导干部尚未彻底破除大包大揽、越位错位的行政惯性，引导多元主体深度融入社区发展治理的意识和能力不足等现状，如何将基层社区发展治理工作转变为提振基层干部成就感的公共事业，进而推动社区治理创新由“任务型”导向转换为“事业型”追求已成为当务之急。基于此，在统筹考虑本地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民心等各种资源的基础上，推进社区发展与治理需要重视体制创新和政策供给，首先需要重视广大干部队伍这个社会治理“关键少数”的理念创新和方式变革，切实增强其治理精细化水平、发挥规划引领作用和动员群众参与社区治理的能力让体制创新切实转化为发展治理能力，让方式变革有效转化为现实动力。
在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能力素养方面，成都各级领导干部应当坚定对表党的十九大及十九届四中全会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总体要求，适应成都基层社会治理的阶段性特征，创新领导体制、治理机制和工作体系，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从“行政管控型向协商共治型、从被动维稳型向主动服务型、从经验依赖型向制度保障型”转变，进一步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城市治理优势、把社区发展治理势能转化为城市发展动能、把制度创新成果转化为城市治理效能，加快构建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以民生促进民主，以民主保障民生：成都社区治理创新的“活力之源”
“身边的民主”，往往最容易吸引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并将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强大动力。在党的十九大报告社会治理体制“20字方针”的基础之上，十九届四中全会增加了“民主协商”和“科技支撑”的表述，明确提出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多年以来，成都一直致力于探索推进“以民生促进民主，以民主保障民生”的基层治理成都实践模式，其制度性成果包括：第一，构建社区居民协商议事制度，奠定社区民主决策基础;第二，在政府的主导和推动的社区保障基金和社区营造示范项目，构建社区公共财政制度，夯实社区民主管理的基础;第三，构建院落自治制度，探索形成“还权、赋能、归位”、“三事分流+三治治理”等居民自治机制，开展“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的意见征集坝坝会、吐槽会，推动居民常态化参与社区治理;第四，通过社区基金、社区社会企业和社区公益自组织“三位一体”的社区综合治理新模式，链接企业、社区、居民三方，整合社会资金、资源，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社区公益生态价值链闭环。上述有益的实践探索，与村/居民（代表）大会、党员代表大会等相互补充，让民众真正参与到基层的常规决策之中，又激发了广大基层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热情，丰富了基层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内涵。
纵观成都在“民主协商”领域的创新探索，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推进基层直接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改革思路遥相呼应，其核心价值在于建立健全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并将各个层面的具体机制或做法制度化、程序化，从而真正走出了基层创新“因人成事、人走政息”的治理怪圈。其间，党委政府肩负社区资源撬动者的重责，并非大包大揽、取而代之，而是切实做好资源的连接服务、鼓励扶持工作，为社区共治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配套和自治项目支持，并且通过引入社会组织，开展区域化党建、结对共建等活动，为社区共赢提供外部资源。迄今为止，成都基本完成了社区发展治理的1.0版本，即夯实社区“秩序和活力”的基石工程，未来还将着力推进社区发展治理的2.0版本和3.0版本，即“睦邻式社会资本的积累”和“居民深度参与的社区共同营造”的创新实践。
“党建引领”推动社区发展治理：重塑社区秩序，焕发基层活力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的领导是实现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和关键，只有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社会治理体制才能够注入活的灵魂。 首先，各级党组织要充分发挥领导作用，坚持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从领导理念、领导方略方式、领导体制机制等维度重塑党的政治领导力，整合社区发展治理资源，推动工作重心、社会资源下沉到社区“最后一公里”，提升社区优化资源配置水平。特别是在社区发展与治理政策资源整合、平台系统融合、治理力量联动等方面加强统筹力量，有效解决政策资金管理使用的部门化、碎片化现象，杜绝资金落地基层后“增量不足”和“存量沉淀”等矛盾问题的并存共生。
第二，充分利用“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党的组织体系和组织能力优势，积极探索党组织政治引领、思想引领、组织引领、机制引领的途径和载体，引导社区发展治理功能升级转变。“行政资源”有边界，“党建资源”无边界，在社区发展治理中，社区党组织不应成为悬在小区之上的“架空层”。“党建引领”应当聚焦城乡居民小区，针对小区自治、物业管理、环境整治等痛点难点问题，制定系统性、针对性的治理措施，推进社区发展治理的平台化双空间治理格局;针对机关单位“大院意识”难以打破，社会主体“围墙意识”根深蒂固，社会公共服务资源不足与驻区单位资源闲置、“共享易、共治难”等问题，汇聚治理合力、以党的组织和工作传递服务的温度和管理的善意，加强对社区居民的组织动员、对社会组织的引领统揽能力;联通社区运转、群众服务、居民协商、社会参与，激活社区活力、稳定城市秩序，塑造社区功能，通过打通基层治理“最后一百米”，推动城乡社区发展治理体系现代化。
此外，各级党组织还应当借助信息技术革命进行组织变革，充分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科技手段在城市治理和社會治理领域的广泛应用，推动社会综合治理资源和力量向社区下沉;为满足广大市民日益增长、动态变化和多元化取向的服务需求，系统研判和精准施策，加强对于市民共性诉求的系统研判和个性需求的有效回应。
“睦邻社区”和“居民深度参与”：活力、宜居和可持续性城市发展的根基
理想的城市应当兼具活力、宜居和可持续性三大特质。成都提出建设高品质和谐宜居生活城市的目标，单靠政府精细化管理是远远不够的。在社区发展治理中，群众参与意愿还不强、社会组织发育还不足、多方主体协同不够等问题仍然存在，如参与社区活动的主要群体以妇女、儿童、老人为主;社会组织、社会企业总体呈现散、小、弱等特征，全市万人拥有社会组织仅7个，远低于先进城市20个的平均水平，1.3万个社会组织中3A级以上的仅占8.5%，73家认证社会企业中品牌型、枢纽型的仅有3家等。调动各类主体的协商共治、共同参与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成为未来推动成都社区发展共同体建设的的核心要义。有鉴于此，2019年10月，成都“城市社区和谐邻里关系营造三年行动”正式启动，该行动通过打造品牌性邻里交流活动，共建共享邻里公共空间，构建多方参与的邻里协商制度，旨在建立和谐融洽的社区邻里关系，形成共同遵守的规则，培养社区公益、志愿和奉献精神，从而营造有温度的社区。以民生问题为载体进行邻里家园建设，从利益需求到邻里认同，容易吸引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在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动态过程中培育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实现社区从“熟”起来到“热”起来，再到“动”起来的深刻转变，推动社区规范和社区秩序的形成，从而发展社区民主自治，营造有活力的社区。
在日渐多元化、治理环境日趋复杂化的现代社会，运动式、临时性的治理体系难以满足新时代发展的要求，把握基层社会的复杂性质，强化基层社区治理的异质性视角，根据基层社会的性质特点精准施策是社区发展治理的前提条件。以城市治理中三个高度分化的社会维度“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不同社会阶层及各年龄段群体”为例，在现有的社区发展治理及其相关政策设计中，全市96项基本公共服务事项中尚有26项未覆盖外地来蓉人员;青年群体“上班一族托幼难、楼宇一族就餐难、大龄一族婚恋难”，老年群体“60岁要旅游、70岁要吃饭、80岁要下楼”等不同需求未能得到精准有效满足，适应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不同年龄段群体的服务供给机制亟待健全。而基于超大型城市治理的视角，成都各种类型的社区之间也具有极强的异质性，倘若在一个缺乏人际纽带的纯商品房小区打造“熟人社会”无疑困难重重，反之，用一成不变的城市社区治理逻辑去治理众多“村改居”社区也难免“水土不服”。再以城市的中等收入阶层和青年群体为例，作为在经济社会领域十分活跃，并具有较强社会参与能力及决策能力的主流群体，如何有效发挥其主体作用，是超大城市社会治理提升精细化水平，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关键所在。
总之，人的发展涉及到方方面面，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等问题。成都正在统筹推进的品质社区、人文社区、美丽社区、和谐社区、活力社区建设，其本质正在于“秩序与活力”的平衡，将上述内容与社区建设本身进行有效匹配，从而实现以系统工程的方式，将社区发展治理的内容和要求予以落实，这既符合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城市的总体愿景，也符合广大社区居民的共同愿望。
探讨基于社区层面的“合理秩序”，其题中之义包括：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具有可持续性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合法并且有效的政府执行能力;为广大社区居民所普遍认可的价值规范。而基层社会的“活力彰显”，则体现为通过社区居民自下而上的社区参与活动，形成社区规范，积累社会资本，提升社区的生活品质和社会韧性的过程。
干部队伍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撬动社区治理活力的“关键少数”
2019年10月，成都市委组织部面向全市各区（市）县、市级各部门（含市属国有企事业单位）各级干部，展开“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能力建设研究”问卷调查。在对“您认为当前成都在推进超大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哪些领域最为关键？”的调查显示，66.97%的受访者选择了“社会建设”，其受关注程度仅次于“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由此可见，自党的十九大以来，以党组织统一领导的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新机制，推动超大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城市治理思路，在成都干部职工中已凝聚广泛共识。基层政府作为城市治理体系最直接的感知者和回应者，其干部队伍思想观念的转变和更新，是推动“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无疑是确保改革顺畅实施的强大动力来源。
对“您认为当前成都在推进超大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哪些工作推进与您最息息相关？”的调查显示，有66.47%的受访者选择了“社会治理”，居13个备选选项之首。
有鉴于此，基层社会治理关涉面众多，需要党委政府各部门齐抓共管、高效协同。当前，成都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的制度性设计已走在全国前列，但部门职能的分割和碎片化、政府內部部门之间的协同和整合以及传统的行政手段推动工作的惯性思维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面对“发展中的困难”和“成长中的烦恼”，针对部分领导干部尚未彻底破除大包大揽、越位错位的行政惯性，引导多元主体深度融入社区发展治理的意识和能力不足等现状，如何将基层社区发展治理工作转变为提振基层干部成就感的公共事业，进而推动社区治理创新由“任务型”导向转换为“事业型”追求已成为当务之急。基于此，在统筹考虑本地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民心等各种资源的基础上，推进社区发展与治理需要重视体制创新和政策供给，首先需要重视广大干部队伍这个社会治理“关键少数”的理念创新和方式变革，切实增强其治理精细化水平、发挥规划引领作用和动员群众参与社区治理的能力让体制创新切实转化为发展治理能力，让方式变革有效转化为现实动力。
在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能力素养方面，成都各级领导干部应当坚定对表党的十九大及十九届四中全会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总体要求，适应成都基层社会治理的阶段性特征，创新领导体制、治理机制和工作体系，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从“行政管控型向协商共治型、从被动维稳型向主动服务型、从经验依赖型向制度保障型”转变，进一步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城市治理优势、把社区发展治理势能转化为城市发展动能、把制度创新成果转化为城市治理效能，加快构建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以民生促进民主，以民主保障民生：成都社区治理创新的“活力之源”
“身边的民主”，往往最容易吸引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并将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强大动力。在党的十九大报告社会治理体制“20字方针”的基础之上，十九届四中全会增加了“民主协商”和“科技支撑”的表述，明确提出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多年以来，成都一直致力于探索推进“以民生促进民主，以民主保障民生”的基层治理成都实践模式，其制度性成果包括：第一，构建社区居民协商议事制度，奠定社区民主决策基础;第二，在政府的主导和推动的社区保障基金和社区营造示范项目，构建社区公共财政制度，夯实社区民主管理的基础;第三，构建院落自治制度，探索形成“还权、赋能、归位”、“三事分流+三治治理”等居民自治机制，开展“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的意见征集坝坝会、吐槽会，推动居民常态化参与社区治理;第四，通过社区基金、社区社会企业和社区公益自组织“三位一体”的社区综合治理新模式，链接企业、社区、居民三方，整合社会资金、资源，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社区公益生态价值链闭环。上述有益的实践探索，与村/居民（代表）大会、党员代表大会等相互补充，让民众真正参与到基层的常规决策之中，又激发了广大基层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热情，丰富了基层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内涵。
纵观成都在“民主协商”领域的创新探索，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推进基层直接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改革思路遥相呼应，其核心价值在于建立健全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并将各个层面的具体机制或做法制度化、程序化，从而真正走出了基层创新“因人成事、人走政息”的治理怪圈。其间，党委政府肩负社区资源撬动者的重责，并非大包大揽、取而代之，而是切实做好资源的连接服务、鼓励扶持工作，为社区共治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配套和自治项目支持，并且通过引入社会组织，开展区域化党建、结对共建等活动，为社区共赢提供外部资源。迄今为止，成都基本完成了社区发展治理的1.0版本，即夯实社区“秩序和活力”的基石工程，未来还将着力推进社区发展治理的2.0版本和3.0版本，即“睦邻式社会资本的积累”和“居民深度参与的社区共同营造”的创新实践。
“党建引领”推动社区发展治理：重塑社区秩序，焕发基层活力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的领导是实现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和关键，只有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社会治理体制才能够注入活的灵魂。 首先，各级党组织要充分发挥领导作用，坚持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从领导理念、领导方略方式、领导体制机制等维度重塑党的政治领导力，整合社区发展治理资源，推动工作重心、社会资源下沉到社区“最后一公里”，提升社区优化资源配置水平。特别是在社区发展与治理政策资源整合、平台系统融合、治理力量联动等方面加强统筹力量，有效解决政策资金管理使用的部门化、碎片化现象，杜绝资金落地基层后“增量不足”和“存量沉淀”等矛盾问题的并存共生。
第二，充分利用“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党的组织体系和组织能力优势，积极探索党组织政治引领、思想引领、组织引领、机制引领的途径和载体，引导社区发展治理功能升级转变。“行政资源”有边界，“党建资源”无边界，在社区发展治理中，社区党组织不应成为悬在小区之上的“架空层”。“党建引领”应当聚焦城乡居民小区，针对小区自治、物业管理、环境整治等痛点难点问题，制定系统性、针对性的治理措施，推进社区发展治理的平台化双空间治理格局;针对机关单位“大院意识”难以打破，社会主体“围墙意识”根深蒂固，社会公共服务资源不足与驻区单位资源闲置、“共享易、共治难”等问题，汇聚治理合力、以党的组织和工作传递服务的温度和管理的善意，加强对社区居民的组织动员、对社会组织的引领统揽能力;联通社区运转、群众服务、居民协商、社会参与，激活社区活力、稳定城市秩序，塑造社区功能，通过打通基层治理“最后一百米”，推动城乡社区发展治理体系现代化。
此外，各级党组织还应当借助信息技术革命进行组织变革，充分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科技手段在城市治理和社會治理领域的广泛应用，推动社会综合治理资源和力量向社区下沉;为满足广大市民日益增长、动态变化和多元化取向的服务需求，系统研判和精准施策，加强对于市民共性诉求的系统研判和个性需求的有效回应。
“睦邻社区”和“居民深度参与”：活力、宜居和可持续性城市发展的根基
理想的城市应当兼具活力、宜居和可持续性三大特质。成都提出建设高品质和谐宜居生活城市的目标，单靠政府精细化管理是远远不够的。在社区发展治理中，群众参与意愿还不强、社会组织发育还不足、多方主体协同不够等问题仍然存在，如参与社区活动的主要群体以妇女、儿童、老人为主;社会组织、社会企业总体呈现散、小、弱等特征，全市万人拥有社会组织仅7个，远低于先进城市20个的平均水平，1.3万个社会组织中3A级以上的仅占8.5%，73家认证社会企业中品牌型、枢纽型的仅有3家等。调动各类主体的协商共治、共同参与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成为未来推动成都社区发展共同体建设的的核心要义。有鉴于此，2019年10月，成都“城市社区和谐邻里关系营造三年行动”正式启动，该行动通过打造品牌性邻里交流活动，共建共享邻里公共空间，构建多方参与的邻里协商制度，旨在建立和谐融洽的社区邻里关系，形成共同遵守的规则，培养社区公益、志愿和奉献精神，从而营造有温度的社区。以民生问题为载体进行邻里家园建设，从利益需求到邻里认同，容易吸引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在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动态过程中培育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实现社区从“熟”起来到“热”起来，再到“动”起来的深刻转变，推动社区规范和社区秩序的形成，从而发展社区民主自治，营造有活力的社区。
在日渐多元化、治理环境日趋复杂化的现代社会，运动式、临时性的治理体系难以满足新时代发展的要求，把握基层社会的复杂性质，强化基层社区治理的异质性视角，根据基层社会的性质特点精准施策是社区发展治理的前提条件。以城市治理中三个高度分化的社会维度“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不同社会阶层及各年龄段群体”为例，在现有的社区发展治理及其相关政策设计中，全市96项基本公共服务事项中尚有26项未覆盖外地来蓉人员;青年群体“上班一族托幼难、楼宇一族就餐难、大龄一族婚恋难”，老年群体“60岁要旅游、70岁要吃饭、80岁要下楼”等不同需求未能得到精准有效满足，适应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不同年龄段群体的服务供给机制亟待健全。而基于超大型城市治理的视角，成都各种类型的社区之间也具有极强的异质性，倘若在一个缺乏人际纽带的纯商品房小区打造“熟人社会”无疑困难重重，反之，用一成不变的城市社区治理逻辑去治理众多“村改居”社区也难免“水土不服”。再以城市的中等收入阶层和青年群体为例，作为在经济社会领域十分活跃，并具有较强社会参与能力及决策能力的主流群体，如何有效发挥其主体作用，是超大城市社会治理提升精细化水平，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关键所在。
总之，人的发展涉及到方方面面，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等问题。成都正在统筹推进的品质社区、人文社区、美丽社区、和谐社区、活力社区建设，其本质正在于“秩序与活力”的平衡，将上述内容与社区建设本身进行有效匹配，从而实现以系统工程的方式，将社区发展治理的内容和要求予以落实，这既符合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城市的总体愿景，也符合广大社区居民的共同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