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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凉山地区彝汉双语教育发展历程
（一）、民国时期：萌芽阶段
彝族语言和文字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古彝文的使用和传承基本上被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宗教人士—一毕摩所垄断。彝文得不到普及和发展，更是没有正规的学校教育。直到清末民初时期，这种垄断才稍襯有所松动，一些上居人士开办了一些私塾式的学堂。1937年3月，土司岭光电捐资在甘罗田项创办了边民斯补小学，并且自编教材开设彝文课程，高年级后转为汉语教学；这也是凉山彝区最早的一次双语教育形式。此后，还有一些彝族上层人士及国民政府都办过一些边民小学，但是都是被彝族头人子弟所垄断，且大都半途而废。
（二）、建国初期：开始阶段
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非常重视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在1951年全国第一次民族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目前有现行通用文字的民族须采用民族语言教学，目前有独立语言但无文字的民族须一面着手创立改革文字、一面自愿选择采用汉语或者民族语言进行教学。”同年西昌专署召开了发展彝语文座谈会，会上提出了由陈±林教授所创制的“彝文拼音方案”（又称新彝文），并决定推行《凉山彝语拼音方案》。此后，在西南民族学院、凉山彝民困（9000余人）和47所民族小学中推行了新彝文和汉语文的双语教学。当时的双语教学是指小学3年级以下只开设彝语文而不开设汉语文，汉语文到小学3年级才开设。
（三）、极权期间：被迫停滞阶段
1958年以后，由于受到大跃进极左思潮——“直接过渡论”和“十年就要消灭民族，十年就要消灭翻译，全部使用汉语教材，全部使用汉语教学”论断的影响，《凉山彝语文字拼音方案》的推行被迫停止。1958年至1977年间，学校完全采用汉语教学，新彝文的推行被迫停止，双语教学也因此被迫中断了近二十年。“直接过渡”式的汉语教学急于求成，反而造成了教学语言与思维、文字、环境的脱节，加重了学生负担并且使得少数民族学生的语言障碍更加突出，最终导致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的急剧下降。
（四）、曙光：恢复和发展与完善阶段
1974年四川彝语文工作组专口深入到彝族地区进行了调查研究、广泛争取了群众意见，并且规巧和整理了原有老彝文；在此基础之上，于同年11月拟定了《彝文规范试行方案》。“随着此方案的逐步推行和1980年国务院的正式批准，凉山彝汉双语教学进入了-个全面恢复和快速发展的时期。”[1]
1981年，凉山彝族自治州内所有民族学校都将彝语文确定为必修课程，而且同年5月凉山州颁发的《全日制民族小学汉语文教学大纲》中明確提出“在学好彝语文的同时还应学好汉语文”；这使得彝汉双语教学得到了重视和保障。1984年于西昌召开的全省彝文教学工作会议上，确定了“各口学科采用彝语教学并且同时开设一口汉语文课程”（即一类模式）和“各口学科采用汉语教学并且同时开设一口彝语文课程”（即二类模式）两种彝汉双语教学模式并举的方针。于是，在有一定汉语基础的彝族地区推行了“各口学科采用没语教学并且同时开设一口彝语文课程”的双语教学模式（即二类模式）。1984年秋，在汉语基础较差的全州11个彝族聚县的95所小学进行了“各口学科采用彝语教学并且同时开设一口汉语文课程”的双语教学模式（即一类模式）试点；1990年，在11个彝族聚居县的县城中学和民族中学推行了一类模式的初中彝汉双语教学；1993年，在喜德民族中学高中部和昭觉民族中学高中部推行了一类模式的高中彝汉双语教学。
二、凉山地区彝汉双语教育现状概览
凉山彝族地区是一个典型的双语、双文化社会；凉山彝族群众既要保持彝族传统文化、掌握彝语言和文字，又要掌握汉语言和文字、融入主流。经过怡期的探索，在凉山彝族地区实施彝汉双语教育便是凉山教育发展的最佳模式。目前，凉山州已探索出了基本符合凉山地区实际的双语教学模式，即“一类模式”和“二类模式”。
彝汉双语教育“一类模式”指的是“各学科采用彝语教学并且同时开设一口汉语文课程”的教学模式；彝汉双语教育的“二类模式”指的是“各口学科采用汉语教学并且同时开设一口彝语文课程”的教学模式。1978年凉山州部分彝族聚居区的中小学将彝语文作为一口主要课程列入教学计划并开始实施，开后了彝汉双语教学的“二类模式”；1984年汉语基础较差的彝族聚居县的部分小学开始用彝语作为主要授课用语并且开设了一口汉语文课程，开启了彝汉双语教学的“一类模式”。1984年于西昌召开的全省彝文教学工作会议上，满定了两类彝汉双语教学模式并举的方针。
彝汉双语教育的两类模式是按照当地语言生态环境、双语师资条件以及群众意愿来选择和确定的。一类模式适用于汉语基础较差的彝族聚居区学校，旨在继承发展彝族传统语言和文化同时掌握主流的汉语言文字；二类模式适用于汉语基础较好的彝族聚居区学校，旨在保存彝族的语言文化，使得彝族学生不因学习汉语言文字而失去或者降低彝语文的使用能力。总之，这两种模式可概括为：“一个目标一一民汉兼能，两种走法一一各有侧重”。[2]
目前，在凉山彝族自治州，两类双语教学模式并行，对彝区教育水平的提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就学生数量、教师数量和学校数量方面来讲，二类模式双语教学的推广和实施较为广泛；而在普遍通用彝语的凉山彝族聚居区，一类模式的双语教学更加切合实际、因地制宜地攻克文化和语言障碍，使得彝区的教育质量得到显著提高。
三、结论
多元文化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便是文化传承，文化的传承离不开语言和文字；因此，我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便是多元文化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多元文化教育的目标，需要通过双语教育的途径来完成。一方面，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可W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的汉语水平和适应主流社会的能力，能够有效地帮助他们融入主流社会、促进整个民族的发展进步。另一方面，双语教育也是文化传承与文化交流的过程，因此双语教育有利于传承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有利于本民族文化与主体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进而，双语教育便既促进了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认同又増进了各民族对“一体化”的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国家的认同。由此可见，作为多元文化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多元文化教育的理想目标。、
（一）、民国时期：萌芽阶段
彝族语言和文字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古彝文的使用和传承基本上被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宗教人士—一毕摩所垄断。彝文得不到普及和发展，更是没有正规的学校教育。直到清末民初时期，这种垄断才稍襯有所松动，一些上居人士开办了一些私塾式的学堂。1937年3月，土司岭光电捐资在甘罗田项创办了边民斯补小学，并且自编教材开设彝文课程，高年级后转为汉语教学；这也是凉山彝区最早的一次双语教育形式。此后，还有一些彝族上层人士及国民政府都办过一些边民小学，但是都是被彝族头人子弟所垄断，且大都半途而废。
（二）、建国初期：开始阶段
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非常重视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在1951年全国第一次民族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目前有现行通用文字的民族须采用民族语言教学，目前有独立语言但无文字的民族须一面着手创立改革文字、一面自愿选择采用汉语或者民族语言进行教学。”同年西昌专署召开了发展彝语文座谈会，会上提出了由陈±林教授所创制的“彝文拼音方案”（又称新彝文），并决定推行《凉山彝语拼音方案》。此后，在西南民族学院、凉山彝民困（9000余人）和47所民族小学中推行了新彝文和汉语文的双语教学。当时的双语教学是指小学3年级以下只开设彝语文而不开设汉语文，汉语文到小学3年级才开设。
（三）、极权期间：被迫停滞阶段
1958年以后，由于受到大跃进极左思潮——“直接过渡论”和“十年就要消灭民族，十年就要消灭翻译，全部使用汉语教材，全部使用汉语教学”论断的影响，《凉山彝语文字拼音方案》的推行被迫停止。1958年至1977年间，学校完全采用汉语教学，新彝文的推行被迫停止，双语教学也因此被迫中断了近二十年。“直接过渡”式的汉语教学急于求成，反而造成了教学语言与思维、文字、环境的脱节，加重了学生负担并且使得少数民族学生的语言障碍更加突出，最终导致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的急剧下降。
（四）、曙光：恢复和发展与完善阶段
1974年四川彝语文工作组专口深入到彝族地区进行了调查研究、广泛争取了群众意见，并且规巧和整理了原有老彝文；在此基础之上，于同年11月拟定了《彝文规范试行方案》。“随着此方案的逐步推行和1980年国务院的正式批准，凉山彝汉双语教学进入了-个全面恢复和快速发展的时期。”[1]
1981年，凉山彝族自治州内所有民族学校都将彝语文确定为必修课程，而且同年5月凉山州颁发的《全日制民族小学汉语文教学大纲》中明確提出“在学好彝语文的同时还应学好汉语文”；这使得彝汉双语教学得到了重视和保障。1984年于西昌召开的全省彝文教学工作会议上，确定了“各口学科采用彝语教学并且同时开设一口汉语文课程”（即一类模式）和“各口学科采用汉语教学并且同时开设一口彝语文课程”（即二类模式）两种彝汉双语教学模式并举的方针。于是，在有一定汉语基础的彝族地区推行了“各口学科采用没语教学并且同时开设一口彝语文课程”的双语教学模式（即二类模式）。1984年秋，在汉语基础较差的全州11个彝族聚县的95所小学进行了“各口学科采用彝语教学并且同时开设一口汉语文课程”的双语教学模式（即一类模式）试点；1990年，在11个彝族聚居县的县城中学和民族中学推行了一类模式的初中彝汉双语教学；1993年，在喜德民族中学高中部和昭觉民族中学高中部推行了一类模式的高中彝汉双语教学。
二、凉山地区彝汉双语教育现状概览
凉山彝族地区是一个典型的双语、双文化社会；凉山彝族群众既要保持彝族传统文化、掌握彝语言和文字，又要掌握汉语言和文字、融入主流。经过怡期的探索，在凉山彝族地区实施彝汉双语教育便是凉山教育发展的最佳模式。目前，凉山州已探索出了基本符合凉山地区实际的双语教学模式，即“一类模式”和“二类模式”。
彝汉双语教育“一类模式”指的是“各学科采用彝语教学并且同时开设一口汉语文课程”的教学模式；彝汉双语教育的“二类模式”指的是“各口学科采用汉语教学并且同时开设一口彝语文课程”的教学模式。1978年凉山州部分彝族聚居区的中小学将彝语文作为一口主要课程列入教学计划并开始实施，开后了彝汉双语教学的“二类模式”；1984年汉语基础较差的彝族聚居县的部分小学开始用彝语作为主要授课用语并且开设了一口汉语文课程，开启了彝汉双语教学的“一类模式”。1984年于西昌召开的全省彝文教学工作会议上，满定了两类彝汉双语教学模式并举的方针。
彝汉双语教育的两类模式是按照当地语言生态环境、双语师资条件以及群众意愿来选择和确定的。一类模式适用于汉语基础较差的彝族聚居区学校，旨在继承发展彝族传统语言和文化同时掌握主流的汉语言文字；二类模式适用于汉语基础较好的彝族聚居区学校，旨在保存彝族的语言文化，使得彝族学生不因学习汉语言文字而失去或者降低彝语文的使用能力。总之，这两种模式可概括为：“一个目标一一民汉兼能，两种走法一一各有侧重”。[2]
目前，在凉山彝族自治州，两类双语教学模式并行，对彝区教育水平的提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就学生数量、教师数量和学校数量方面来讲，二类模式双语教学的推广和实施较为广泛；而在普遍通用彝语的凉山彝族聚居区，一类模式的双语教学更加切合实际、因地制宜地攻克文化和语言障碍，使得彝区的教育质量得到显著提高。
三、结论
多元文化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便是文化传承，文化的传承离不开语言和文字；因此，我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便是多元文化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多元文化教育的目标，需要通过双语教育的途径来完成。一方面，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可W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的汉语水平和适应主流社会的能力，能够有效地帮助他们融入主流社会、促进整个民族的发展进步。另一方面，双语教育也是文化传承与文化交流的过程，因此双语教育有利于传承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有利于本民族文化与主体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进而，双语教育便既促进了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认同又増进了各民族对“一体化”的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国家的认同。由此可见，作为多元文化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多元文化教育的理想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