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中国和欧洲期望寿命差27岁；到1981年，30年间，中国一口气追赶了25.8岁，两者只差6.2岁。但到了2004年，两者之间仍差4.2岁；后23年间，差距只缩小了2岁。除了医疗模式、医疗对策等有所失误外，一个重要因素不可忽略：1981年之后，中国人的餐桌快速丰盛，营养过剩，因此而导致的健康威胁、健康难题急剧飙升，诱发的死亡危害也直线增多。
　　也许，参照下面两个例子更能够说明这一规律。
　　2013年4月，《英国医学杂志》发表了由西班牙、美国和古巴等国专家联合进行的一项研究报告。报告说，1990年苏联解体后，古巴陷入经济困境，粮食出现短缺，燃料供给也大幅减少。人们被迫限制饮食，放弃汽车和公交车，选择步行。古巴老百姓每天摄入的卡路里略少于需要量。到1995年，5年间，古巴人平均减重5公斤。然而，从1996年开始，该国的糖尿病致死率减少一半；心脏病和中风致死率也出现“自由落体式”下降，光心脏病的死亡率就下降了1/3。当然，这是阴差阳错的结果。然而，“古巴式瘦身”（专家给予的称谓，意即被迫的“瘦身”）尽管不见得每个人都乐意，健康效果却是明显的，最终全民健康得到改善。因此，报告最后调侃说：“科学家认为古巴的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借鉴，当然，最好是在没有经济危机的情况下。”
　　古巴“实验”表明，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全民减肥对健康产生深远影响。然而，报告也指出：古巴的例子十分独特，因为危机发生得相对比较缓慢，而且社会没有崩溃，整个秩序良好，人们还是照常上班上学，政府一如既往重视公共医疗和民众健康，只是粮食等物资的供应有所控制。不像苏联，休克疗法诱发了经济困境，导致社会发生危机，失业率剧增，民众生活困顿，产生严重的失落感和不安全感。
　　另一個例子是关于非洲的。英国著名肿瘤学家兼遗传学家格里夫斯在《癌症，进化的遗产》一书中，列举了非洲某些国家中一些大城市的例子。尽管整个非洲还很落后，但部分大城市率先有所发展，同时受西方影响，生活方式及膳食结构全都欧美化了。短短二三十年间，这些城市居民的疾病谱也同样（仅稍显滞后地）欧美化了，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等富贵病的发病率一路飙升，死亡率直线上升，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差无几。
　　可见《老子》说得多有道理：“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古巴与非洲城市的正反两方面案例，恰恰说明了这一点。“福兮祸所伏”，一味膏粱厚味、高脂肪、高蛋白饮食，看上去很美，但带来的不都是美好享受，也伴随着健康方面的诸多问题，可不慎乎？
　　美国也是这样一个典型。2013年，美国弗吉尼亚州联邦大学斯蒂文教授领衔的团队，发布了《全球视野下的美国健康状态》的调查报告。通过与其他15个高收入国家在寿命、各年龄段健康状态及常见病发病率等多方面的比较，报告得出的结论是，美国人的健康状态令人震惊———寿命更短，健康状态更差，健康开支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