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为二战的亚洲策源地，其发动的侵略战争在给他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同时，也使得本国遭受了重创，满目凋零。然而，日本人在一片废墟上经过23年的顽强奋斗，到了1968年就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第二号经济强国，实现了明治维新以来的二次崛起。而奠定日本崛起的就是曾任日本首相前后长达七年之久的吉田茂。美国总统尼克松称他是“日本最黑暗时刻的一位脾气暴躁、性格粗野的领袖。就是这位狡黠而爱抽雪茄的前外交官，使日本摆脱了军事上战败的困难局面而在经济上取得胜利……人们说他是日本的丘吉尔。”
　　反战的外交官
　　吉田茂出生在东京的一个政治世家，他的生父竹内纲曾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自由民权运动的领袖。吉田茂自幼就过继给了大商人吉田健三郎，在富裕的环境中长大。
　　1906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的吉田茂进入日本外务省工作，开始了其长达四十年的外交官生涯。吉田茂有着“中国通”之称，先后在中国的沈阳（奉天）、天津、济南等领事机构任职，也曾以外交随员身份参加巴黎和会。
　　20世纪30年代中期，吉田茂的大学同学广田弘毅组阁时，有意让吉田茂担任外务大臣，但由于吉田茂被军部看做是亲英美派外交官，遭到了激烈反对，不得不充任了英国大使。在任驻英大使期间，吉田茂坚决反对日本与德国结盟，成为驻外使节中唯一的唱反调者，后来被迫辞职。
　　辞职后的吉田茂，迅速成为反军部的代表人物，他不赞成日本对美作战，甚至打算策划政变，提前结束日本的对外战争。1945年4月，由于吉田茂反战，遭到了警察的逮捕，在被关押了40多天后得以释放。这段反战经历为吉田茂成为战后日本首相增添了政治筹码。
　　二战后的日本到处弥漫着衰败的气息，在战争中大约有185万人死亡，绝大多数都是青壮年劳动力，致残者更是不计其数，生产停滞，失业人口高达1300万，国民经济损失超过了1057亿日元，相当于1946年日本全年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绝大多数城市变成了废墟，几百万人无家可归。食物匮乏物价高涨，人们的游行抗议声不断。而与颓废的经济社会形势相比，日本的政治外交形势更为严峻。
　　作为战败国，日本被美国单独占领，丧失了自明治维新以来的国家独立和主权，麦克阿瑟成了高居于天皇之上的“太上皇”。事无大小，日本人都要向占领当局请示后才能实施。
　　为了清除日本的法西斯势力，麦克阿瑟在日本政坛除了逮捕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等高官外，还掀起了整肃运动，一大批战前战中担任政府官员的人被排斥在担任公职人员之外。
　　1946年初，日本举行了战后的第一次议会选举，由鸠山一郎领导的自由党取得了大选的胜利，但由于鸠山一郎属于支持军国主义人士，也在整肃的名单之列，不能够担任日本首相。他不得不请自己的好友吉田茂出任首相一职。之所以选择吉田茂，主要由于吉田茂是亲英美派并且是一个反战人士，且在战后的两大短命内阁——东久迩内阁和币原喜重郎内阁担任过外相，与麦克阿瑟多有接触，能够获得占领当局的认可。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吉田茂的首相职位来的突然而又轻松，这里面更多的是运气成分。毕竟他既非自由党党员也非党首，更没有参加过竞选活动，完全是一个靠政治环境垂青的幸运儿，因此吉田茂常常戏称自己“是被雇佣的总理大臣”。
　　重经济轻军事的首相
　　吉田茂刚一上台，就面临一个棘手的经济问题——粮食危机。1945年对日本而言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年份，战争早已让日本伤痕累累，偏又祸不单行，出现了特大洪水加上台风的袭击，粮食大规模减产。到了1946年演变成了粮食危机，每天都有人因缺乏食物而死亡。为了解决温饱问题，人们到处寻找粮食。甚至当时天皇外出巡视的专列，也被随行人员从地方索要的米菜装满，全国都被饥饿的恐惧笼罩着。
　　面对这样一个危机状况，单靠力量薄弱的日本政府是无法解决的，尽管吉田茂的前任曾多次向美国人提出了援助请求，但美国人就是置若罔闻不予理睬。
　　为了获得美国的粮食援助，吉田茂迟迟不组阁，跟麦克阿瑟玩起了心理战。他对手下人说：“最好等麦克阿瑟元帅答应供给粮食以后再组阁”。由于政府停摆，各项事业处于瘫痪状态，老百姓的不满声此起彼伏，纷纷到占领当局门前示威。眼见这种被动局面，麦克阿瑟赶紧召见吉田茂，承诺：“我担任盟军最高统帅期间，保证不让一个日本人饿死。”并很快拍电报给华盛顿要求对日本进行粮食支援，最终在美国人的粮食援助下，日本艰难地渡过了粮食饥荒。
　　粮食问题解决后，吉田茂开始思索日本未来的发展之路。经过反复摸索权衡，他为日本确立了以经济复兴为中心，以轻武装的国防政策和对美追随外交为两翼的治国方略。这套治国思想作为政治遗产被以后的历届日本领导人所遵循，即使是在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今天依然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之所以要重经济轻军事，吉田茂是基于历史和现实考量做出的。从历史上说，“富国强兵”是明治维新时期确立的基本国策，然而直到二战结束，日本的领导者们把过多的精力放在了强兵之上，穷兵黩武，到处扩张侵略。虽取得了一时的胜利，掠夺了不少的经济财富，但二战的失败，让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80多年所创造的财富毁于一旦，国家的尊严地位尽失。这个教训是深刻的，也是让吉田茂所警醒的，因此吉田茂对“强兵”有着特殊的排斥。另外，吉田茂认为：“无论是‘纳粹’或法西斯，都是由于国家贫困引起的。‘民主’是富国的产物，要实现‘民主’，首先要让国民吃饱，让国民就业，让国民的生活安定提高，这是至为重要的。”
　　要想发展经济，就得有资源、资金，而这两大要素对当时的日本来说都十分的匮乏，单靠国内是无法实现的，只能把视野投向国外。而环顾世界，最有科技、军事、经济实力的就是头号超级大国美国。所以为了获得美国人的资金、技术以及安全保护，吉田茂积极和美国人搞好关系，在外交上紧跟美国。
　　新中国的成立，改变了亚太地区的战略格局。为了围堵社会主义中国，把日本变成遏制新中国的前沿阵地和桥头堡，美国对日本的策略由削弱防范变成了扶植支持。特别是在1951年9月4日，除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外，日本同48个国家在美国旧金山签订了和约，结束了被占领状态。同时日本又和美国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正式确立了日美同盟关系。这两大条约的签订为日本发展提供了更为宽松的政治环境和空间。 　　与美国结盟是吉田茂一大外交理念，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获得美国人“免费”的军事保护，使日本不用在军事上花费过多的投入，而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于发展经济上。不过随着朝鲜战争的愈演愈烈，美国希望日本重整扩大军备，能够承担起更多独立的防御责任，甚至能够出兵作战。
　　为此，美国方面要求日本在三四年内组建一支包括800架飞机3万名空军，100艘舰艇1.35万名海军，10个师团32.5万人的陆军部队。然而对于美国人这项提议，吉田茂委婉地加以拒绝。他曾给美国官员用了一个形象的“瘦马理论”进行阐述：“日本的现状，不能只根据军事上的要求来决定兵力数量。目前，充实国家的经济力量以安定民生，仍是先决问题。日本由于战败，国力消耗殆尽，如同一匹瘦马，如果让这匹晃晃悠悠的瘦马负荷过度的重载，他就会累垮。”
　　早在商谈签订《旧金山和约》时，吉田茂就给谈判人员定下了一条不可动摇的原则是：“禁止日本自身重整军备。不论从和平宪法来说，还是从日本的经济能力和国民的情绪来说，都绝不可以重整军备。”这条原则，不管美国人如何要求，吉田茂就是不妥协。因此当时和日本进行重整军备谈判的美国国务院外交政策顾问杜勒斯说吉田茂是“懒得重整军备的老狐狸”。吉田茂反对重整军备并不是没有看到军事对日本的重要性，只是在其看来与发展经济相比，军事的发展要排在后面，不能让重整军备拖了发展经济的后腿，奶油比大棒更重要。所以在吉田茂时代，日本的军费开支都是相当有限的。
　　事实证明吉田茂这条“重经济轻军事与美结盟”的发展道路是正确的，它使得日本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到了经济发展上，加之政府经济政策制定得当以及日本国民的勤奋、敬业，迅速实现了财富的高积累，使得日本重新进入了世界强国之列。
　　吉田茂深知，再有能力的领袖人物都有迟暮衰老的一天，再辉煌的业绩都可能是昙花一现，因此培养接班人很重要。为了让自己的政治理念得到支持贯彻继承，吉田茂十分注意栽培年轻人，并成为了他们从政路上的导师，像池田勇人、佐藤荣作、田中角荣、铃木善幸、大平正芳、宫泽喜一等后来的日本首相都是吉田茂派的成员，一时间有人称之为“吉田学校”，以至于“吉田虽死，治国理念犹存”，不得不让人佩服吉田茂的睿智和深邃的战略眼光。
　　行文至此，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历史现象。德日两国是不幸的，出了战争狂人希特勒、东条英机等人，但他们又是幸运的，在战后最艰难的时刻出现了阿登纳和吉田茂这样的力挽狂澜者，他们重塑了国家形象。两人都是在近古稀之年成为了国家的领导者，都领导国家获得了重生，并为国家开创了一条影响深远的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