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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作为全球化与信息化时代的中国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需要转型,以适应新形势,发挥历史所需要它发挥的新功能,乃至引导和推动中国社会整体的转型。整个中国社会在经历了一轮高速的经济发展之后,也到了各种社会问题需要以“政治化”的方式解决的阶段。
关键字:中国共产党 民族复兴 挑战
【中图分类号】D032
改革开放之初,执政党曾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定义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但近年来各地频发的“群体性事件”表明,中国民众诉求早已到了“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阶段,靠数量上的物质积累已无法解决,只能调整权力与利益的分配格局。“政治化”解决并不意味着要在一朝一夕间实行某种特定的政治制度,而是意味着执政党应当承担政治职责,引导对分配结构的调整过程,满足人们对公平、正义、尊严的渴望,
我们今天面临的难题是很多的,正在全力应对的挑战有四个。
第一个是科学发展的挑战。经过多年的超高速发展,我们意识到发展遇到了困难、阻力、压力和瓶颈,一个是资源、能源的压力,一个是环境的压力,所以中央提出来科学发展观。这几年特别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十二五”规划体现得很全面、很充分,但现在违背科学发展观的现象还是很多,这说明转变发展方式实在不是那么容易,也可以说这是个革命性的变革,涉及到方方面面。应对这样的挑战,还是一个长期任务,绝对不是提出了科学发展观,问题就自然解决了,路还远得很啊。
第二个是社会和谐的挑战,当前,社会矛盾多发、高发,甚至表现得比较尖锐。在我看来,是因为当今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空前多元化。现在新阶层不断产生。同一个阶层职业、收入、社会地位等都差不多,共同语言比较多,与别的阶层有时候就谈不到一起去,那就容易产生矛盾。今天的各种矛盾都可以从这儿找着根源,人民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是一致的,但具体的利益有着太多的不一致。例如,在征地拆迁时,农民希望补偿多一点,但开发商谁愿意多给呢,你多了我就少了。在农产品价格上,有人算过一笔账,我国一年能产一万多亿斤粮食,如果一斤粮食的收购价涨一毛钱,这对农民绝不是个小数,但农产品涨价对城镇低收入居民意味着什么?去年下半年以来农产品涨价很快,领导层的压力极大。这些例子都说明矛盾几乎都是由于利益诉求不同引发的。所以温家宝用做蛋糕、分蛋糕打比方,他认为做大蛋糕是政府的责任,分好蛋糕是政府的良知。今天很多矛盾其实就是在分蛋糕过程中分出来的,我们的蛋糕已经做得不小了。各阶层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比30多年前好多了,但大家得到的不一样多啊。所以,如果说科学发展观解决的主要是发展问题,而构建和谐社会解决的主要是分配问题。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但对于执政党而言,绝对又是非常重要的。蛋糕做得再大,如果分得不好,照样会出大问题。
第三个是和平发展的挑战。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央领导人在重要的国际场合不厌其烦地说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发展,对世界是机遇,而不是挑战,更不是威胁。这就是因为国际社会有人对中国的发展心态失衡,他们造出了中国威胁论。军事上的威胁论说,中国军费不透明,增长又太快。经济上的威胁论说,中国吸引那么多外资,进口那么多的资源能源,占据了那么大份额国际市场,排放了那么多的污染,有人就拿着碳排放、拿着人民币汇率来对付我们。最近几年,有人制造中国人价值观的威胁论。他们认为,中国人的价值观威胁到了西方人的价值观。有些西方专家看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领导人意识到学西方的民主没学出好结果。泰国红衫军闹完了,黄衫军闹,没完没了;菲律宾发生劫持香港人质事件。这两个国家在亚洲国家里是学美国民主学得比较早、也学得比较像的,但就学出了这样的结果。他们自己也不会满意,而非洲国家就学得更差了,大多数内耗不断,甚至动荡不已,所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领导人意识到该学中国。这在西方人看来,他们的价值观受到威胁了。因为有这样的心态,所以他们做出一些对我们不友好的事情,包括奥运火炬传递在某些国家的遭遇。不管嘴里说得是什么,但骨子里头不难看得出,他们就是不愿意接受中国的快速发展。所以,这些年我们努力地跟人讲三个方面的道理:一是我们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发展,跟当年日本、德国不一样,他们要掠夺,我们哪用得着,公平贸易就够了。中国产品价廉物美,你愿意买;中国投资环境好,有钱赚,你愿意来。二是中国自身问题很多很难,我们没有能力威胁别人。我国经济总量不小,但人均很可怜,任何一方面问题只要考虑到人口因素就难得不得了,我们有能耐威胁谁?三是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强调和谐,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郑和下西洋,国力那么强盛,也没占别人一寸土地;反过来,哥伦布、麦哲伦地理大发现导致的是殖民战争、对土著居民的杀戮、黑奴贸易。例如:欧洲白人往其他大陆移民移了六千多万人,往澳洲、非洲、美洲包括亚洲。只要出国就容易发现,白人的生存环境比中国人强多了,中国人将来再有钱,这一方面永远比不了人家。再一个是英国人曾经占据了相当于自己本土面积220多倍别人的土地,当年号称“日不落帝国”。到底是谁威胁谁?现在认同和平发展道理的国际社会成员开始多起来,但真正要营造一个有利于我们发展的空间,真正营造一个和谐世界,绝不那么容易。
第四个是执政党建设的挑战。中国共产党拥有近八千万党员,管好这个党本身就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应该说,中国共产党总体上管得好,这个党有战斗力,有凝聚力,有生机活力。如果党不行了,中国绝不会有今天的局面。但我们又得承认党有不少毛病,比如说,有些基层党组织、有的党员先进性体现的不够。比如说,有的干部特别是有些基层干部,执政能力不强,甚至不断地干一些蠢事。还比如,党内有些领导干部特别是位高权重的领导干部,腐败现象很严重。尽管腐败分子数量不多,但负面影响很大。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解决不好,时间久了,绝对会出大问题。所以,怎么样把执政党建设好,那也是一个长时间的挑战。
中国共产党有没有能力应对这四个挑战?我认为有能力。我的信心来自几个方面:一是来自于我对过去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在90年的历史上,中国共产党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那些当年看来似乎不可能的事情,中国共产党一件一件地干成了。二是来自于我对党的大政方针的了解。挑战虽然很困难,但应对每一个挑战,我们都有了应对之策。现在就是具体化的问题,就是贯彻落实的问题,就是体制变成体制机制的问题。三是来自于我对党的领导人到各级领导骨干能力素质的了解。干部素质越来越高,都受过良好的教育,都有比较好的专业素质,眼界开阔、不僵化、不保守,而且绝大多数人是有责任感的。四是来自于我对党心民意的了解。普通党员、普通老百姓素质大大提高了,大家都希望党好,希望国家好,这种情况对我们的领导人是一种动力,也是一种压力,迫使领导集体竭尽全力把党建设好,把国家建设好。所以,我们有理由对前途充满信心,但在纪念建党90周年的同时,我们还得多几分忧患意识、多几分责任感。
关键字:中国共产党 民族复兴 挑战
【中图分类号】D032
改革开放之初,执政党曾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定义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但近年来各地频发的“群体性事件”表明,中国民众诉求早已到了“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阶段,靠数量上的物质积累已无法解决,只能调整权力与利益的分配格局。“政治化”解决并不意味着要在一朝一夕间实行某种特定的政治制度,而是意味着执政党应当承担政治职责,引导对分配结构的调整过程,满足人们对公平、正义、尊严的渴望,
我们今天面临的难题是很多的,正在全力应对的挑战有四个。
第一个是科学发展的挑战。经过多年的超高速发展,我们意识到发展遇到了困难、阻力、压力和瓶颈,一个是资源、能源的压力,一个是环境的压力,所以中央提出来科学发展观。这几年特别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十二五”规划体现得很全面、很充分,但现在违背科学发展观的现象还是很多,这说明转变发展方式实在不是那么容易,也可以说这是个革命性的变革,涉及到方方面面。应对这样的挑战,还是一个长期任务,绝对不是提出了科学发展观,问题就自然解决了,路还远得很啊。
第二个是社会和谐的挑战,当前,社会矛盾多发、高发,甚至表现得比较尖锐。在我看来,是因为当今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空前多元化。现在新阶层不断产生。同一个阶层职业、收入、社会地位等都差不多,共同语言比较多,与别的阶层有时候就谈不到一起去,那就容易产生矛盾。今天的各种矛盾都可以从这儿找着根源,人民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是一致的,但具体的利益有着太多的不一致。例如,在征地拆迁时,农民希望补偿多一点,但开发商谁愿意多给呢,你多了我就少了。在农产品价格上,有人算过一笔账,我国一年能产一万多亿斤粮食,如果一斤粮食的收购价涨一毛钱,这对农民绝不是个小数,但农产品涨价对城镇低收入居民意味着什么?去年下半年以来农产品涨价很快,领导层的压力极大。这些例子都说明矛盾几乎都是由于利益诉求不同引发的。所以温家宝用做蛋糕、分蛋糕打比方,他认为做大蛋糕是政府的责任,分好蛋糕是政府的良知。今天很多矛盾其实就是在分蛋糕过程中分出来的,我们的蛋糕已经做得不小了。各阶层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比30多年前好多了,但大家得到的不一样多啊。所以,如果说科学发展观解决的主要是发展问题,而构建和谐社会解决的主要是分配问题。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但对于执政党而言,绝对又是非常重要的。蛋糕做得再大,如果分得不好,照样会出大问题。
第三个是和平发展的挑战。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央领导人在重要的国际场合不厌其烦地说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发展,对世界是机遇,而不是挑战,更不是威胁。这就是因为国际社会有人对中国的发展心态失衡,他们造出了中国威胁论。军事上的威胁论说,中国军费不透明,增长又太快。经济上的威胁论说,中国吸引那么多外资,进口那么多的资源能源,占据了那么大份额国际市场,排放了那么多的污染,有人就拿着碳排放、拿着人民币汇率来对付我们。最近几年,有人制造中国人价值观的威胁论。他们认为,中国人的价值观威胁到了西方人的价值观。有些西方专家看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领导人意识到学西方的民主没学出好结果。泰国红衫军闹完了,黄衫军闹,没完没了;菲律宾发生劫持香港人质事件。这两个国家在亚洲国家里是学美国民主学得比较早、也学得比较像的,但就学出了这样的结果。他们自己也不会满意,而非洲国家就学得更差了,大多数内耗不断,甚至动荡不已,所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领导人意识到该学中国。这在西方人看来,他们的价值观受到威胁了。因为有这样的心态,所以他们做出一些对我们不友好的事情,包括奥运火炬传递在某些国家的遭遇。不管嘴里说得是什么,但骨子里头不难看得出,他们就是不愿意接受中国的快速发展。所以,这些年我们努力地跟人讲三个方面的道理:一是我们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发展,跟当年日本、德国不一样,他们要掠夺,我们哪用得着,公平贸易就够了。中国产品价廉物美,你愿意买;中国投资环境好,有钱赚,你愿意来。二是中国自身问题很多很难,我们没有能力威胁别人。我国经济总量不小,但人均很可怜,任何一方面问题只要考虑到人口因素就难得不得了,我们有能耐威胁谁?三是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强调和谐,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郑和下西洋,国力那么强盛,也没占别人一寸土地;反过来,哥伦布、麦哲伦地理大发现导致的是殖民战争、对土著居民的杀戮、黑奴贸易。例如:欧洲白人往其他大陆移民移了六千多万人,往澳洲、非洲、美洲包括亚洲。只要出国就容易发现,白人的生存环境比中国人强多了,中国人将来再有钱,这一方面永远比不了人家。再一个是英国人曾经占据了相当于自己本土面积220多倍别人的土地,当年号称“日不落帝国”。到底是谁威胁谁?现在认同和平发展道理的国际社会成员开始多起来,但真正要营造一个有利于我们发展的空间,真正营造一个和谐世界,绝不那么容易。
第四个是执政党建设的挑战。中国共产党拥有近八千万党员,管好这个党本身就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应该说,中国共产党总体上管得好,这个党有战斗力,有凝聚力,有生机活力。如果党不行了,中国绝不会有今天的局面。但我们又得承认党有不少毛病,比如说,有些基层党组织、有的党员先进性体现的不够。比如说,有的干部特别是有些基层干部,执政能力不强,甚至不断地干一些蠢事。还比如,党内有些领导干部特别是位高权重的领导干部,腐败现象很严重。尽管腐败分子数量不多,但负面影响很大。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解决不好,时间久了,绝对会出大问题。所以,怎么样把执政党建设好,那也是一个长时间的挑战。
中国共产党有没有能力应对这四个挑战?我认为有能力。我的信心来自几个方面:一是来自于我对过去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在90年的历史上,中国共产党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那些当年看来似乎不可能的事情,中国共产党一件一件地干成了。二是来自于我对党的大政方针的了解。挑战虽然很困难,但应对每一个挑战,我们都有了应对之策。现在就是具体化的问题,就是贯彻落实的问题,就是体制变成体制机制的问题。三是来自于我对党的领导人到各级领导骨干能力素质的了解。干部素质越来越高,都受过良好的教育,都有比较好的专业素质,眼界开阔、不僵化、不保守,而且绝大多数人是有责任感的。四是来自于我对党心民意的了解。普通党员、普通老百姓素质大大提高了,大家都希望党好,希望国家好,这种情况对我们的领导人是一种动力,也是一种压力,迫使领导集体竭尽全力把党建设好,把国家建设好。所以,我们有理由对前途充满信心,但在纪念建党90周年的同时,我们还得多几分忧患意识、多几分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