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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债券市场信用风险事件频发，中资信用评级机构正面临着新的发展形势，即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取消强制评级成为监管趋势以及外资入局导致行业竞争更加激烈，但中资信用评级机构仍存在整体实力有待加强、公信力未得到广泛认可、违规执业问题较为突出、监管机制有待优化和数字化转型面临阻碍等问题。基于此，本文提出加强评级机构自身实力建设、提升评级质量和对风险的预警能力、加强合规能力建设、完善监管法规体系和加快评级机构数字化转型等发展建议。
我国信用评级业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伴随着国内债券市场的发展而不断壮大，至今已有30余年的历史，但近年来债券市场信用风险事件频发，中资信用评级机构也面临新的发展形势。2019年末，人民银行联合多部委发布《信用评级业管理暂行办法》，标志着我国信用评级业正式迈入统一监管的新时代，而监管层近期频发的多项政策文件，也反映出取消强制评级正在成为新的监管趋势。从外部环境来看，随着评级业对外开放进程的加快，国际三大评级机构标普、惠誉相继获准进入中国评级市场，穆迪也通过控股中诚信国际30%的股权间接开展评级业务，可以预见评级行业的竞争程度将进一步加剧。在新形势下，中资信用评级机构需要重新审视自身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并进一步明确未来发展路径及改进措施，以助力我国信用评级业高质量健康发展。
一、中资信用评级机构的发展现状
（一）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近年来，我国债券市场规模不断扩大，2020年新增发行债券50240期，同比增长14.63%，发行金额为56.86万亿元，同比增长25.84%。截至2020年末，国内债券市场存量规模达到114.33万亿元，同比增长17.7%，继续保有全球第二大债券市场的地位。信用评级作为债券市场的“看门人”，在市场风险揭示和风险定价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我国信用评级机构的业务量也随着债券市场扩容而不断增加，2020年我国评级机构共承揽债券产品14119只，同比增长47.67%，其中出具评级报告的债项有15473只。
（二）取消强制评级成为新的监管趋势
我国信用评级业在发展初期主要采用强制评级，而强制评级使得行业规模在短期内快速扩大，但随之而来的是评级虚高、级别和价格恶意竞争等问题开始暴露，参考美国评级业经历了从强制评级到取消强制评级的过程，结合近期监管层发布的多项监管政策，可以发现取消强制评级已成为信用评级业新的监管趋势。
可以预见取消强制评级将对我国信用评级业产生深远影响：一是将推动评级业的市场化进程，加快评级业发展由“监管驱动”向“市场驱动”转变;二是评级机构的声誉将愈发重要，行业竞争恐进一步加剧，在取消强制评级后，国际评级机构就是通过加强自身声誉建设，通过激烈的竞争，最终形成标普、穆迪和惠誉三大评级机构;三是评级机构将实现多元化发展，取消强制评级将导致评级机构的传统业务有所减少，评级机构未来将开拓信用数据服务、课题研究和信用培训等，以延长评级行业产业链。
（三）行业竞争进一步加剧
评级业的准入方式正由行政许可制转为备案管理制，截至2020年12月末，在人民银行备案的评级机构有56家，在证监会备案的评级机构有12家，获得银行间债券市场评级业务资质的评级机构有10家。国际信用评级巨头如标普和惠誉的中国子公司也已备案，其中标普信评成立于2018年6月，于2019年1月备案;惠誉博华成立于2018年7月，于2020年5月备案。以标普信评为例，截至2020年末，标普信评共开展19个公开评级，全年收入为264.5万元，主要是对非金融企业、金融机构、资产证券化和熊猫债的发行主体和债券进行评级，其分析研究报告及市场交流活动数量显著增加，并在非评级业务方面创新推出了非公开信用分析产品。外资评级机构的入局有利于中资评级机构改进评级技术、加强学习交流，但同时也将加剧国内评级机构的行业洗牌。
二、中资信用评级机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信用评级机构整体实力有待加强
与国际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相比，中资信用评级机构的整体实力仍有待加强，反映在技术水平、资金实力和业务发展等三个方面。
在技术水平方面，中资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方法和模型仍有待完善，表现在：一是评级结果强调对受评主体经营和财务数据的描述和分析，缺少对未来发展和预测方面的指标体系;二是报告重复粘贴较多，针对宏观经济及行业分析等公共部分直接套用模板，缺少对变动部分的分析;三是对受评主体进行打分的时候存在一定的主观判断，导致在开评审委员会确定等级时存在标准不统一的情况。
从资金实力来看，中资信用评级机构经营规模较小，尚缺少大型金融机构进行直接持股的情况，且业务范围局限在中国境内，国际化进程缓慢。由于评级行业属于轻资产运营，人才成为主要的智力资源，根据SEC年报，2019年标普、穆迪和惠誉分析师数量分别为1559人、1732人和1277人。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的数据，截至2020年末，我國13家评级机构仅有分析师1498人，国际三大评级机构其中一家的分析师人数就相当于国内整个债券评级机构的分析师人数，可见国内信用评级人才较为匮乏。另一方面，国内评级机构员工流失率较高，基本维持在25%左右，平均工作年限仅为2年，相对其他金融机构，国内评级机构对人才的激励约束机制仍有待改进。
从业务发展来看，部分竞争实力较弱的中资评级机构由于不具有债项评级资质，业务局限在传统招投标和信贷评级上，招投标评级领域由于市场的无序竞争，评级机构的评级费用逐年下降，部分实力较弱的机构仅能涵盖必要的成本。而在信贷评级领域由于缺乏强制评级安排，信贷评级市场近年来呈现持续萎缩的发展态势。以四川省为例，四川省信贷市场信用评级已连续六年下滑，2019年全省共完成 167 笔评级业务，较2018 年同比减少 46.30%，仅占2013 年业务量的 14.80%。这主要是由于2011年后银监会要求商业银行审慎使用外部评级，造成对外部评级的需求不足。 （二）评级机构公信力未得到广泛认可
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债券市场，但债券违约近年来却呈现常态化态势，对评级机构信用评级的质量和对债券信用风险的预警功能提出更高的要求。2020年11月评级结果为AAA级的河南永城煤电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永煤SCP003”债券违约，打破了高信用等级的国企“刚兑”信仰，中诚信国际在事发后对其下调等级至BB。事实上，评级机构在债券违约后大幅下调或频繁下调等级的情况近年来已经不是首次了。2020年新增的23家违约发行人中，14家企业违约6个月前无负面调整，9家企业违约1个月前无负面调整，其中有3家企业被一次性下调15个以上子级，这反映出中资评级机构对信用风险的预警功能有待加强。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竞争激烈以及之前债券强制性评级要求，中资评级机构债券信用评级等级分布集中在AA级（含）以上水平，以信用债为例，2020年信用债等级为AAA的发行人占比为22.1%，AA+以上的发行人占比为46.6%，AA以上的发行人占比为86.4%，侧面反映出市场仍存在着评级虚高的情况。而投资者除了參考评级机构的评价结果外，通常还需要自己进行判断，大部分买方机构均建立有自己的内评团队对企业进行再评级，因此整体来看评级机构的公信力仍未得到广泛认可。
（三）评级机构违规执业问题较为突出
目前，国内中资信用评级机构主要采取发行人付费方式，这种利益关系就会导致信用评级机构处于相对弱势的一方，一方面，为抢占市场份额评级机构可能发生“评级买卖”，出现 “以价定级、以级定价”的现象，在开展信用评级过程中带来有损其独立性的附带业务等问题。2018年8月17日，大公国际由于为发行方提供信用评级服务的同时直接向其提供咨询服务并收取高额费用被证监会、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责令整改并暂停债务融资工具市场相关业务1年。另一方面，受评主体对调查工作不积极配合甚至取消进场调查的情况也时有发生。2020年12月18日，东方金诚因未保证评级报告及相关访谈记录的准确性、项目人员未开展实地调查等原因被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予以警告、暂停其债务融资工具相关业务3个月，2020年12月29日，中诚信国际由于未开展实地调查访谈、未关注到企业异常情况等原因被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予以警告、暂停其债务融资工具相关业务3个月。整体来看，中资评级机构违规执业的问题依旧较为突出。
（四）评级机构监管机制有待优化
一是信用评级相关法律层级较低。参考美国在国家层面出台《信用评级机构改革法案》及《多德-弗兰克法案》、欧盟欧洲议会出台《信用评级机构监管法规》、日本国会出台《金融商品交易法》等对信用评级机构进行监管，目前我国信用评级行业的监管立法层级不高，法律权威性不强。二是信用评级业统一监管之后具体的执行和实施效果有待考察。2019年11月26日，央行联合发改委等多部门联合发布《信用评级业管理暂行办法》，明确央行作为信用评级业的主管部门，发改委、财政部和证监会为具体的业务管理部门，这意味着信用评级业统一监管的基本框架初步形成，长期以来多个部委分而治之的多头监管问题得到解决，但业务管理部门对评级机构的执业管理细节等方面仍存在差异，且监管的统一依赖于债券市场及其基础设施的统一，监管的具体执行和实施效果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五）评级机构数字化转型仍面临较大障碍
中资信用评级机构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企业提供、现场调查以及第三方等大数据信息，企业提供的财务报表及经营数据通常具有一定滞后性，而会计信息造假情况时有发生，难以及时准确地反映企业实际情况;而评级机构分析师在现场调查过程中受主观判断的影响较大，需要与第三方等大数据信息进行交叉验证，但第三方数据分散在银行、工商、税务等机构，信息孤岛未完全打破，各地区也存在互认壁垒，数据的可获得性不高;同时受评主体的行业亦存在不同细分项，部分数据缺损使得行业数据的可比度整体不高。目前来看，信用评级机构的数据库建设仍处于初级阶段，数据采集多采用原始的人工录入，数据积累不足，信息化平台功能较少，数字化场景应用较为单一，数据基础较为薄弱。而从技术方面来看，评级公司运用数据挖掘、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开展评级的较少，对评级指标和评级模型的自主研发不足，与外部金融科技公司的合作则受制于公司自身的投入预算，短期内难以实现技术上的较大突破。
三、推动中资信用评级机构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评级机构自身实力建设
一是不断提升技术实力，定期改进评级方法、评级调查和评级决策体系，进一步提高评级人员的专业技能和执业水平。二是拓宽评级业务来源，实现多元化发展。根据国际经验，取消强制评级之后信用评级机构多采取多元化业务发展策略，除了传统的评级业务，中资信用评级机构应积极开拓对政府、行业协会和商会等的信用评价，提供信用数据服务，开展信用研究及培训等。中资信用评级机构可以参考投资人付费的模式，开拓主动评级业务，例如中债资信就采用全链条信息综合服务模式，开展了信用风险评价服务。三是提升股东背景实力，建议引进大型金融机构及国有企业作为战略投资者，进一步改善中资信用评级机构小而散的状况。四是推动评级机构国际化发展，中资信用评级机构应把握“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契机，积极培养国际化人才，逐步建立熊猫债、主权评级等国际评级体系。
（二）提升评级质量和对风险的预警能力
中资信用评级机构应高度重视评级结果的质量检验，积极开展对利差、违约率和级别迁移矩阵等指标的研究，提高信用评级的准确性、及时性、稳定性和可比性。另外，中资信用评级机构要加强对信用风险的监测和预警，积极采用风险量化和舆情监测模型，建立从风险监测、识别、反馈到处置的闭环管理机制，提升对受评主体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预警能力。同时，评级机构还需加强跟踪评级，完善年度、季度定期跟踪评级及重大事项不定期跟踪评级机制，提升对受评主体跟踪的频率、广度和深度，密切监测及披露受评主体信用风险的变化。 （三）加强合规能力建设
中资信用评级机构应加强合规能力建设，持续学习信用评级业相关法律法规制度，开展相关的培训和交流，并逐步优化内部管理制度和业务流程。首先，在评级流程上，明确业务承揽、合同签订、评级任务分配、项目组组建、现场访谈、评级报告撰写及复核、评审委员会、复评、评级结果公布、跟踪评级及档案管理等相关制度。其次，在利益冲突方面，重视各环节利益冲突防范管理工作，对评级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行为进行监督检查，发现利害关系时应及时回避，并于每季度进行回溯审查。最后，在信息披露方面，明確各类信息的披露程序、内容和方式，确保风险提示的准确性和及时性。
（四）不断完善监管法规体系
一是提升立法层次。呼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出台《信用评级法》，将信用评级由部门规章上升至法律层面。二是在《信用评级业管理暂行办法》框架下对评级管理制度和业务统计标准进行统一。通过监管协同加强监管部门或行业自律组织关于信用评级管理制度、业务统计标准和报送时间的统一。三是进一步明确业务管理部门对评级机构的执业管理细节。在评级市场结构、利益冲突管理、信息披露、评级质量检验等方面加强对评级机构的管理和规范，新增跟踪评级滞后、大跨度调整等级方面的限制性规定。四是考虑设立双评级制度。像日本通过设立双评级制度就有效减少了评级机构间的恶性竞争，可以鼓励发行人选择两家评级机构开展评级业务，有利于交叉验证。
（五）加快评级机构数字化转型
一是在信息化建设方面，建立和完善信用评级数据平台，提供数据的采集、可视化和统计分析等功能，对受评对象信用基本信息、信用变化信息、违约信息和评级迁移信息进行搜集，并充分运用外部金融数据库及第三方信息平台，提升数据维度、质量和体量;二是在数据应用和开发方面，加强对数据的挖掘和使用，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开展信用风险分析，提高信用评级建模和定量分析能力，通过科技赋能提升评级技术和评级质量;三是在数据治理方面，逐步制定数据标准和数据质量管理制度，并加强对数据信息的安全保护。四是加强信用评级机构与金融科技公司的合作，积极开展基于大数据评级技术的研发应用项目，推动数据全流程、全领域的实时共享。
参考文献：
[1]巴曙松等.开放环境下中国信用评级体系的改革发展趋势[J].农村金融研究，2011（2）：5-8.
[2]呼延玉瑾等.数字化转型助力评级行业高质量创新发展[J].征信，2020（11）：40-47.
[3]简尚波.中资信用评级机构开放发展策略研究[J].西南金融，2019（12）：23-32.
[4]丁伯平等.我国信用评级行业公信力探析[J].征信，2019（5）：1-4.
[5]戈治武.对我国信贷市场信用评级发展的思考 [J].征信，2016（10）：55-58.
[6]阎维博.金融对外开放中信用评级监管挑战和制度因应[J].中国流通经济，2019（12）：115-123.
作者单位：四川省大证信用评估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
我国信用评级业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伴随着国内债券市场的发展而不断壮大，至今已有30余年的历史，但近年来债券市场信用风险事件频发，中资信用评级机构也面临新的发展形势。2019年末，人民银行联合多部委发布《信用评级业管理暂行办法》，标志着我国信用评级业正式迈入统一监管的新时代，而监管层近期频发的多项政策文件，也反映出取消强制评级正在成为新的监管趋势。从外部环境来看，随着评级业对外开放进程的加快，国际三大评级机构标普、惠誉相继获准进入中国评级市场，穆迪也通过控股中诚信国际30%的股权间接开展评级业务，可以预见评级行业的竞争程度将进一步加剧。在新形势下，中资信用评级机构需要重新审视自身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并进一步明确未来发展路径及改进措施，以助力我国信用评级业高质量健康发展。
一、中资信用评级机构的发展现状
（一）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近年来，我国债券市场规模不断扩大，2020年新增发行债券50240期，同比增长14.63%，发行金额为56.86万亿元，同比增长25.84%。截至2020年末，国内债券市场存量规模达到114.33万亿元，同比增长17.7%，继续保有全球第二大债券市场的地位。信用评级作为债券市场的“看门人”，在市场风险揭示和风险定价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我国信用评级机构的业务量也随着债券市场扩容而不断增加，2020年我国评级机构共承揽债券产品14119只，同比增长47.67%，其中出具评级报告的债项有15473只。
（二）取消强制评级成为新的监管趋势
我国信用评级业在发展初期主要采用强制评级，而强制评级使得行业规模在短期内快速扩大，但随之而来的是评级虚高、级别和价格恶意竞争等问题开始暴露，参考美国评级业经历了从强制评级到取消强制评级的过程，结合近期监管层发布的多项监管政策，可以发现取消强制评级已成为信用评级业新的监管趋势。
可以预见取消强制评级将对我国信用评级业产生深远影响：一是将推动评级业的市场化进程，加快评级业发展由“监管驱动”向“市场驱动”转变;二是评级机构的声誉将愈发重要，行业竞争恐进一步加剧，在取消强制评级后，国际评级机构就是通过加强自身声誉建设，通过激烈的竞争，最终形成标普、穆迪和惠誉三大评级机构;三是评级机构将实现多元化发展，取消强制评级将导致评级机构的传统业务有所减少，评级机构未来将开拓信用数据服务、课题研究和信用培训等，以延长评级行业产业链。
（三）行业竞争进一步加剧
评级业的准入方式正由行政许可制转为备案管理制，截至2020年12月末，在人民银行备案的评级机构有56家，在证监会备案的评级机构有12家，获得银行间债券市场评级业务资质的评级机构有10家。国际信用评级巨头如标普和惠誉的中国子公司也已备案，其中标普信评成立于2018年6月，于2019年1月备案;惠誉博华成立于2018年7月，于2020年5月备案。以标普信评为例，截至2020年末，标普信评共开展19个公开评级，全年收入为264.5万元，主要是对非金融企业、金融机构、资产证券化和熊猫债的发行主体和债券进行评级，其分析研究报告及市场交流活动数量显著增加，并在非评级业务方面创新推出了非公开信用分析产品。外资评级机构的入局有利于中资评级机构改进评级技术、加强学习交流，但同时也将加剧国内评级机构的行业洗牌。
二、中资信用评级机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信用评级机构整体实力有待加强
与国际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相比，中资信用评级机构的整体实力仍有待加强，反映在技术水平、资金实力和业务发展等三个方面。
在技术水平方面，中资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方法和模型仍有待完善，表现在：一是评级结果强调对受评主体经营和财务数据的描述和分析，缺少对未来发展和预测方面的指标体系;二是报告重复粘贴较多，针对宏观经济及行业分析等公共部分直接套用模板，缺少对变动部分的分析;三是对受评主体进行打分的时候存在一定的主观判断，导致在开评审委员会确定等级时存在标准不统一的情况。
从资金实力来看，中资信用评级机构经营规模较小，尚缺少大型金融机构进行直接持股的情况，且业务范围局限在中国境内，国际化进程缓慢。由于评级行业属于轻资产运营，人才成为主要的智力资源，根据SEC年报，2019年标普、穆迪和惠誉分析师数量分别为1559人、1732人和1277人。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的数据，截至2020年末，我國13家评级机构仅有分析师1498人，国际三大评级机构其中一家的分析师人数就相当于国内整个债券评级机构的分析师人数，可见国内信用评级人才较为匮乏。另一方面，国内评级机构员工流失率较高，基本维持在25%左右，平均工作年限仅为2年，相对其他金融机构，国内评级机构对人才的激励约束机制仍有待改进。
从业务发展来看，部分竞争实力较弱的中资评级机构由于不具有债项评级资质，业务局限在传统招投标和信贷评级上，招投标评级领域由于市场的无序竞争，评级机构的评级费用逐年下降，部分实力较弱的机构仅能涵盖必要的成本。而在信贷评级领域由于缺乏强制评级安排，信贷评级市场近年来呈现持续萎缩的发展态势。以四川省为例，四川省信贷市场信用评级已连续六年下滑，2019年全省共完成 167 笔评级业务，较2018 年同比减少 46.30%，仅占2013 年业务量的 14.80%。这主要是由于2011年后银监会要求商业银行审慎使用外部评级，造成对外部评级的需求不足。 （二）评级机构公信力未得到广泛认可
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债券市场，但债券违约近年来却呈现常态化态势，对评级机构信用评级的质量和对债券信用风险的预警功能提出更高的要求。2020年11月评级结果为AAA级的河南永城煤电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永煤SCP003”债券违约，打破了高信用等级的国企“刚兑”信仰，中诚信国际在事发后对其下调等级至BB。事实上，评级机构在债券违约后大幅下调或频繁下调等级的情况近年来已经不是首次了。2020年新增的23家违约发行人中，14家企业违约6个月前无负面调整，9家企业违约1个月前无负面调整，其中有3家企业被一次性下调15个以上子级，这反映出中资评级机构对信用风险的预警功能有待加强。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竞争激烈以及之前债券强制性评级要求，中资评级机构债券信用评级等级分布集中在AA级（含）以上水平，以信用债为例，2020年信用债等级为AAA的发行人占比为22.1%，AA+以上的发行人占比为46.6%，AA以上的发行人占比为86.4%，侧面反映出市场仍存在着评级虚高的情况。而投资者除了參考评级机构的评价结果外，通常还需要自己进行判断，大部分买方机构均建立有自己的内评团队对企业进行再评级，因此整体来看评级机构的公信力仍未得到广泛认可。
（三）评级机构违规执业问题较为突出
目前，国内中资信用评级机构主要采取发行人付费方式，这种利益关系就会导致信用评级机构处于相对弱势的一方，一方面，为抢占市场份额评级机构可能发生“评级买卖”，出现 “以价定级、以级定价”的现象，在开展信用评级过程中带来有损其独立性的附带业务等问题。2018年8月17日，大公国际由于为发行方提供信用评级服务的同时直接向其提供咨询服务并收取高额费用被证监会、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责令整改并暂停债务融资工具市场相关业务1年。另一方面，受评主体对调查工作不积极配合甚至取消进场调查的情况也时有发生。2020年12月18日，东方金诚因未保证评级报告及相关访谈记录的准确性、项目人员未开展实地调查等原因被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予以警告、暂停其债务融资工具相关业务3个月，2020年12月29日，中诚信国际由于未开展实地调查访谈、未关注到企业异常情况等原因被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予以警告、暂停其债务融资工具相关业务3个月。整体来看，中资评级机构违规执业的问题依旧较为突出。
（四）评级机构监管机制有待优化
一是信用评级相关法律层级较低。参考美国在国家层面出台《信用评级机构改革法案》及《多德-弗兰克法案》、欧盟欧洲议会出台《信用评级机构监管法规》、日本国会出台《金融商品交易法》等对信用评级机构进行监管，目前我国信用评级行业的监管立法层级不高，法律权威性不强。二是信用评级业统一监管之后具体的执行和实施效果有待考察。2019年11月26日，央行联合发改委等多部门联合发布《信用评级业管理暂行办法》，明确央行作为信用评级业的主管部门，发改委、财政部和证监会为具体的业务管理部门，这意味着信用评级业统一监管的基本框架初步形成，长期以来多个部委分而治之的多头监管问题得到解决，但业务管理部门对评级机构的执业管理细节等方面仍存在差异，且监管的统一依赖于债券市场及其基础设施的统一，监管的具体执行和实施效果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五）评级机构数字化转型仍面临较大障碍
中资信用评级机构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企业提供、现场调查以及第三方等大数据信息，企业提供的财务报表及经营数据通常具有一定滞后性，而会计信息造假情况时有发生，难以及时准确地反映企业实际情况;而评级机构分析师在现场调查过程中受主观判断的影响较大，需要与第三方等大数据信息进行交叉验证，但第三方数据分散在银行、工商、税务等机构，信息孤岛未完全打破，各地区也存在互认壁垒，数据的可获得性不高;同时受评主体的行业亦存在不同细分项，部分数据缺损使得行业数据的可比度整体不高。目前来看，信用评级机构的数据库建设仍处于初级阶段，数据采集多采用原始的人工录入，数据积累不足，信息化平台功能较少，数字化场景应用较为单一，数据基础较为薄弱。而从技术方面来看，评级公司运用数据挖掘、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开展评级的较少，对评级指标和评级模型的自主研发不足，与外部金融科技公司的合作则受制于公司自身的投入预算，短期内难以实现技术上的较大突破。
三、推动中资信用评级机构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评级机构自身实力建设
一是不断提升技术实力，定期改进评级方法、评级调查和评级决策体系，进一步提高评级人员的专业技能和执业水平。二是拓宽评级业务来源，实现多元化发展。根据国际经验，取消强制评级之后信用评级机构多采取多元化业务发展策略，除了传统的评级业务，中资信用评级机构应积极开拓对政府、行业协会和商会等的信用评价，提供信用数据服务，开展信用研究及培训等。中资信用评级机构可以参考投资人付费的模式，开拓主动评级业务，例如中债资信就采用全链条信息综合服务模式，开展了信用风险评价服务。三是提升股东背景实力，建议引进大型金融机构及国有企业作为战略投资者，进一步改善中资信用评级机构小而散的状况。四是推动评级机构国际化发展，中资信用评级机构应把握“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契机，积极培养国际化人才，逐步建立熊猫债、主权评级等国际评级体系。
（二）提升评级质量和对风险的预警能力
中资信用评级机构应高度重视评级结果的质量检验，积极开展对利差、违约率和级别迁移矩阵等指标的研究，提高信用评级的准确性、及时性、稳定性和可比性。另外，中资信用评级机构要加强对信用风险的监测和预警，积极采用风险量化和舆情监测模型，建立从风险监测、识别、反馈到处置的闭环管理机制，提升对受评主体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预警能力。同时，评级机构还需加强跟踪评级，完善年度、季度定期跟踪评级及重大事项不定期跟踪评级机制，提升对受评主体跟踪的频率、广度和深度，密切监测及披露受评主体信用风险的变化。 （三）加强合规能力建设
中资信用评级机构应加强合规能力建设，持续学习信用评级业相关法律法规制度，开展相关的培训和交流，并逐步优化内部管理制度和业务流程。首先，在评级流程上，明确业务承揽、合同签订、评级任务分配、项目组组建、现场访谈、评级报告撰写及复核、评审委员会、复评、评级结果公布、跟踪评级及档案管理等相关制度。其次，在利益冲突方面，重视各环节利益冲突防范管理工作，对评级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行为进行监督检查，发现利害关系时应及时回避，并于每季度进行回溯审查。最后，在信息披露方面，明確各类信息的披露程序、内容和方式，确保风险提示的准确性和及时性。
（四）不断完善监管法规体系
一是提升立法层次。呼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出台《信用评级法》，将信用评级由部门规章上升至法律层面。二是在《信用评级业管理暂行办法》框架下对评级管理制度和业务统计标准进行统一。通过监管协同加强监管部门或行业自律组织关于信用评级管理制度、业务统计标准和报送时间的统一。三是进一步明确业务管理部门对评级机构的执业管理细节。在评级市场结构、利益冲突管理、信息披露、评级质量检验等方面加强对评级机构的管理和规范，新增跟踪评级滞后、大跨度调整等级方面的限制性规定。四是考虑设立双评级制度。像日本通过设立双评级制度就有效减少了评级机构间的恶性竞争，可以鼓励发行人选择两家评级机构开展评级业务，有利于交叉验证。
（五）加快评级机构数字化转型
一是在信息化建设方面，建立和完善信用评级数据平台，提供数据的采集、可视化和统计分析等功能，对受评对象信用基本信息、信用变化信息、违约信息和评级迁移信息进行搜集，并充分运用外部金融数据库及第三方信息平台，提升数据维度、质量和体量;二是在数据应用和开发方面，加强对数据的挖掘和使用，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开展信用风险分析，提高信用评级建模和定量分析能力，通过科技赋能提升评级技术和评级质量;三是在数据治理方面，逐步制定数据标准和数据质量管理制度，并加强对数据信息的安全保护。四是加强信用评级机构与金融科技公司的合作，积极开展基于大数据评级技术的研发应用项目，推动数据全流程、全领域的实时共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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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四川省大证信用评估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