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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问政”作为连接政府与公众的桥梁，正以其独特的影响力在我国的政治、社会生活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创新着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新形式。然而，在实际操作中，“网络问政”也存在着很多困惑，这直接影响了“网络问政”的健康发展和我国的民主政治进程。本文就“网络问政”在实践中的困惑问题进行一些分析，希望能就教于各位同仁。
一、 “网络问政”在实践运行中的困惑
“网络问政”的出现，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和途径，人们在歌颂和赞扬的同时，也看到了“网络问政”在目前发展中还存在的问题。
第一，一些领导干部对“网络问政”建设不够重视。“网络问政”就是党委、政府通过网络的互动交流而问计于民、问政于民，为政府的重大决策提供更多的民主意愿和科学依据。因此，党委和政府是“网络问政”真正落实的主体。但是，现在很多地方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网络问政”问题仅仅成了一些领导干部的口头禅，没有建设的举措；二是有的网络媒体虽然开设了“网络问政”栏目，但还主要停留在“发布信息”和“听政”上，政府部门很少参与交流，对网民的意见和建议采纳回复较少；三是“网络问政”常常面临尴尬。一些政府部门对网民的意见或充耳不闻，或回答网民的咨询时态度粗暴，甚至将网民的帖子直接删掉。
第二，一些网民对“网络问政”的理解存在“功能错位”问题。“网络问政”是政府与民众的政治互动。党和政府要利用网络平台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同时又要问政于民、问计于民。但现在很多人对“网络问政”的理解存在“功能错位”问题：一是片面强调民众对党委、政府的监督，以为“网络问政”就是通过网络质询、监督甚至质疑政府及政府官员，而看不到“网络问政”在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促进行政能效的提高、承载民众政治参与和满足人民群众需求上的价值；二是一些人在网络上不是积极地宣传党的主张，为党委、政府出谋划策，为党和政府分忧，而是在事实尚不清楚的情况下就一味地批评党委、政府。这种“错位现象”的存在，将严重影响“网络问政”的健康发展。
第三，“网络问政”缺乏长效的监管机制。“网络问政”带来了新的执政管理方式，引起了政府和民众的普遍关注。但目前还没有长效的监管机制作保障，主要表现在：一是对“网络问政”缺乏常态化和制度化的建设与管理，在实践中很难确保“网络问政”的健康发展；二是在一些政府网站、市长邮箱、官员博客等平台上，缺乏监管规章和制度，造成“问政”无序；三是在一些部门，“网络问政”的管理人员缺乏系统培训，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不高；四是网络主流舆论引导能力不强，网民意见的办理缺乏有力的督办与跟进，对办理效果缺乏考核评价。
第四，“网络问政”的法制建设滞后。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表达渠道，它的便捷性、开放性、交互性和匿名性等特征弥补了传统新闻媒体和沟通渠道的不足，促成了公众多样化的参与方式。但网民在互联网上处于匿名化的表达环境，必然又带来“网络问政”过程中新的问题：一是大量的非理性表达方式，即出现侮辱、谩骂和发布虚假信息的情况；二是有的网民攻击诋毁政府，扰乱社会秩序，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使“网络问政”处于自发无序的状态。目前，我国的法律法规还远远不适应互联网的发展要求，“网络问政”中所涉及的诸如知情权与隐私权、政务公开与国家机密、言论自由与造谣诽谤等矛盾和问题，缺乏明确的、可操作的法律法规界定。
二、“网络问政”健康发展的破解之策
推动“网络问政”的良性发展，必须依靠法律的有效规制，使“网络问政”整个流程纳入统一的常规管理，不断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保证其高效运作。笔者认为，应从以下方面规制“网络问政”。
第一，建立和完善促进信息技术创新的管理制度。随着“网络问政“的深入发展，政府机关网络与信息安全问题显得非常重要。当前，一些政府机关的网络不论从硬件、软件还是系统本身，都同“网络问政”的要求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一些地方在“网络问政”中因各种故障而引发的系统停机、业务停顿现象时有发生，被黑客攻击、病毒传染、系统瘫痪和数据丢失的情况也不乏其例，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网络问政”工作的顺利开展。因此，要搞好“网络问政”，必须要有非常好的網络通信技术作为支撑，有相关完善的管理制度作为保障。
第二，建立内容、议题正当合法的审查制度。政治生活的实践证明，公众通过网络表达自身利益时，难免会带有主观色彩和非理性的表现，如果没有专门的甄别系统，可能会导致制定政策的非客观性和科学性。如何有效、有序地识别信息、加工信息,成为政府部门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一是加强网络管理，优化“网络问政”环境，根据网络信息的自身特点，制定“网络问政”内容、议题正当合法的管理法规，切实保证“网络问政”的内容、议题规范化。二是设立审查“网络问政”内容、议题的专门机构；三是制定“网络问政”内容、议题的准入制度，防止低俗虚假的信息进入；四是对“网络问政”中的违法信息，要及时处理和删除，对在网络上违法的人员要加强查处，从而对网络犯罪形成威慑。
第二，建立健全网民政治参与权保障制度。“网络问政”是民众进行政治表达、政治参与和政治监督的重要渠道。“网络问政”的主体是公民，他们享有宪法赋予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因此，一方面要探索知情权制度、表达权制度、参与权制度、监督权制度的新内容和新形式；另一方面则要建立健全“四权”落实的监督保障制度，从制度化的视角对“网络问政”主体的“四权”进行设置、规范和保障。
第三，建立制度规范的“问政平台”。当今社会已进入网络时代，互联网已成为覆盖不同群体、横跨不同领域、超越传统媒体的全新平台，成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与纽带。科学地设置政府机构、职能和政权运行机制是网络时代政治文明建设的新要求。因此，一是要利用网络本身所包含的平等性、交互性、便捷性、广泛性、公开性和经济性等特征，使它成为公众直接参与政治的重要渠道；二是要建立健全制度规范的“问政平台”：包括建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网络处理意见制度、网络发言人制度、党政领导定期上网倾听网民意见制度、定期举办网络意见办公会制度和网络信息督办联动制度等，形成与网民经常性、制度化的网上沟通机制，有效推动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的解决。 第四，建立回应制度和问责制度。“网络问政”的关键既在“问”，又在“答”。“网络问政”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而是一个信息相互对流的过程，互动才是它的本质。“网络问政”过程中，政府只有真正实现“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的承诺，群众才能切身感受到政府听民意、解民忧、集民智的诚意。因此，一是要遵循网络信息的传播规律，做到及时受理、妥善答复，确保件件有回音，事事有落实，提高网帖回复的权威性、直接性；二是要建立网络舆情分析制度。包括网络舆情收集研判制度、网络舆情监测与受理互動制度；三是建立政府与网络意见领袖沟通互动制度、网络舆论理性引导制度、网络监督制度、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和问责制度等。
第五，建立沟通与协调制度。公民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的方式是多方面的。虽然“网络问政”是信息时代政治文明发展的新方式，但是仅靠“网络问政”还是不够的，因为网络言论也具有片面性、非广泛性、非理性、欺骗性和放大性等负面特性，加上“数字鸿沟”的存在，网络民意的代表性受到制约。因此，在重视网络民意的同时，依然要重视调查研究等传统的问政方式，把“网络问政”与“网下问政”结合起来，深入研究诸如“网络问政”与信访等沟通和协调的制度化问题，建立定期的回应和交流制度。
第六，建立“网络问政”的法律救济制度。“网络问政”是公民依照宪法和法律参加国家事务与社会事务管理的政治权利。因此，公民进行“网络问政”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一是要设立“网络问政”主体政治参与权、参与程序的保障制度；二是要设立“网络问政”的内容、议题正当合法的公开制度；三是要设立“网络问政”过程透明有序、结果公正有效的审查制度；四是要设立“网络问政”的新闻发布、信息公开和回应的工作制度；五是要健全“网络问政”的责任制度、评议制度、监督制度。在条件成熟时，可以制定专门的《网络问政法》，内容包括：“网络问政”的参与程序、内容、议题正当合法，处理过程的透明有序，信息公开和“网络问政”的回应，考核和奖惩，发帖举报人权利保护及“网络问政”的监督等法律制度等。
总之，“网络问政”是信息时代党政领导干部重要的工作方式，是国家政务公开的新模式，只有大力推进“网络问政”的制度化和法制化建设，才能真正推动中国民主政治的创新。
（本文为2011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网络问政”的制度化研究》〔批准号：11BZZ06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陈纯柱为重庆邮电大学法学院教授
（责编/朱艳秋）
一、 “网络问政”在实践运行中的困惑
“网络问政”的出现，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和途径，人们在歌颂和赞扬的同时，也看到了“网络问政”在目前发展中还存在的问题。
第一，一些领导干部对“网络问政”建设不够重视。“网络问政”就是党委、政府通过网络的互动交流而问计于民、问政于民，为政府的重大决策提供更多的民主意愿和科学依据。因此，党委和政府是“网络问政”真正落实的主体。但是，现在很多地方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网络问政”问题仅仅成了一些领导干部的口头禅，没有建设的举措；二是有的网络媒体虽然开设了“网络问政”栏目，但还主要停留在“发布信息”和“听政”上，政府部门很少参与交流，对网民的意见和建议采纳回复较少；三是“网络问政”常常面临尴尬。一些政府部门对网民的意见或充耳不闻，或回答网民的咨询时态度粗暴，甚至将网民的帖子直接删掉。
第二，一些网民对“网络问政”的理解存在“功能错位”问题。“网络问政”是政府与民众的政治互动。党和政府要利用网络平台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同时又要问政于民、问计于民。但现在很多人对“网络问政”的理解存在“功能错位”问题：一是片面强调民众对党委、政府的监督，以为“网络问政”就是通过网络质询、监督甚至质疑政府及政府官员，而看不到“网络问政”在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促进行政能效的提高、承载民众政治参与和满足人民群众需求上的价值；二是一些人在网络上不是积极地宣传党的主张，为党委、政府出谋划策，为党和政府分忧，而是在事实尚不清楚的情况下就一味地批评党委、政府。这种“错位现象”的存在，将严重影响“网络问政”的健康发展。
第三，“网络问政”缺乏长效的监管机制。“网络问政”带来了新的执政管理方式，引起了政府和民众的普遍关注。但目前还没有长效的监管机制作保障，主要表现在：一是对“网络问政”缺乏常态化和制度化的建设与管理，在实践中很难确保“网络问政”的健康发展；二是在一些政府网站、市长邮箱、官员博客等平台上，缺乏监管规章和制度，造成“问政”无序；三是在一些部门，“网络问政”的管理人员缺乏系统培训，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不高；四是网络主流舆论引导能力不强，网民意见的办理缺乏有力的督办与跟进，对办理效果缺乏考核评价。
第四，“网络问政”的法制建设滞后。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表达渠道，它的便捷性、开放性、交互性和匿名性等特征弥补了传统新闻媒体和沟通渠道的不足，促成了公众多样化的参与方式。但网民在互联网上处于匿名化的表达环境，必然又带来“网络问政”过程中新的问题：一是大量的非理性表达方式，即出现侮辱、谩骂和发布虚假信息的情况；二是有的网民攻击诋毁政府，扰乱社会秩序，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使“网络问政”处于自发无序的状态。目前，我国的法律法规还远远不适应互联网的发展要求，“网络问政”中所涉及的诸如知情权与隐私权、政务公开与国家机密、言论自由与造谣诽谤等矛盾和问题，缺乏明确的、可操作的法律法规界定。
二、“网络问政”健康发展的破解之策
推动“网络问政”的良性发展，必须依靠法律的有效规制，使“网络问政”整个流程纳入统一的常规管理，不断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保证其高效运作。笔者认为，应从以下方面规制“网络问政”。
第一，建立和完善促进信息技术创新的管理制度。随着“网络问政“的深入发展，政府机关网络与信息安全问题显得非常重要。当前，一些政府机关的网络不论从硬件、软件还是系统本身，都同“网络问政”的要求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一些地方在“网络问政”中因各种故障而引发的系统停机、业务停顿现象时有发生，被黑客攻击、病毒传染、系统瘫痪和数据丢失的情况也不乏其例，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网络问政”工作的顺利开展。因此，要搞好“网络问政”，必须要有非常好的網络通信技术作为支撑，有相关完善的管理制度作为保障。
第二，建立内容、议题正当合法的审查制度。政治生活的实践证明，公众通过网络表达自身利益时，难免会带有主观色彩和非理性的表现，如果没有专门的甄别系统，可能会导致制定政策的非客观性和科学性。如何有效、有序地识别信息、加工信息,成为政府部门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一是加强网络管理，优化“网络问政”环境，根据网络信息的自身特点，制定“网络问政”内容、议题正当合法的管理法规，切实保证“网络问政”的内容、议题规范化。二是设立审查“网络问政”内容、议题的专门机构；三是制定“网络问政”内容、议题的准入制度，防止低俗虚假的信息进入；四是对“网络问政”中的违法信息，要及时处理和删除，对在网络上违法的人员要加强查处，从而对网络犯罪形成威慑。
第二，建立健全网民政治参与权保障制度。“网络问政”是民众进行政治表达、政治参与和政治监督的重要渠道。“网络问政”的主体是公民，他们享有宪法赋予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因此，一方面要探索知情权制度、表达权制度、参与权制度、监督权制度的新内容和新形式；另一方面则要建立健全“四权”落实的监督保障制度，从制度化的视角对“网络问政”主体的“四权”进行设置、规范和保障。
第三，建立制度规范的“问政平台”。当今社会已进入网络时代，互联网已成为覆盖不同群体、横跨不同领域、超越传统媒体的全新平台，成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与纽带。科学地设置政府机构、职能和政权运行机制是网络时代政治文明建设的新要求。因此，一是要利用网络本身所包含的平等性、交互性、便捷性、广泛性、公开性和经济性等特征，使它成为公众直接参与政治的重要渠道；二是要建立健全制度规范的“问政平台”：包括建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网络处理意见制度、网络发言人制度、党政领导定期上网倾听网民意见制度、定期举办网络意见办公会制度和网络信息督办联动制度等，形成与网民经常性、制度化的网上沟通机制，有效推动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的解决。 第四，建立回应制度和问责制度。“网络问政”的关键既在“问”，又在“答”。“网络问政”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而是一个信息相互对流的过程，互动才是它的本质。“网络问政”过程中，政府只有真正实现“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的承诺，群众才能切身感受到政府听民意、解民忧、集民智的诚意。因此，一是要遵循网络信息的传播规律，做到及时受理、妥善答复，确保件件有回音，事事有落实，提高网帖回复的权威性、直接性；二是要建立网络舆情分析制度。包括网络舆情收集研判制度、网络舆情监测与受理互動制度；三是建立政府与网络意见领袖沟通互动制度、网络舆论理性引导制度、网络监督制度、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和问责制度等。
第五，建立沟通与协调制度。公民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的方式是多方面的。虽然“网络问政”是信息时代政治文明发展的新方式，但是仅靠“网络问政”还是不够的，因为网络言论也具有片面性、非广泛性、非理性、欺骗性和放大性等负面特性，加上“数字鸿沟”的存在，网络民意的代表性受到制约。因此，在重视网络民意的同时，依然要重视调查研究等传统的问政方式，把“网络问政”与“网下问政”结合起来，深入研究诸如“网络问政”与信访等沟通和协调的制度化问题，建立定期的回应和交流制度。
第六，建立“网络问政”的法律救济制度。“网络问政”是公民依照宪法和法律参加国家事务与社会事务管理的政治权利。因此，公民进行“网络问政”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一是要设立“网络问政”主体政治参与权、参与程序的保障制度；二是要设立“网络问政”的内容、议题正当合法的公开制度；三是要设立“网络问政”过程透明有序、结果公正有效的审查制度；四是要设立“网络问政”的新闻发布、信息公开和回应的工作制度；五是要健全“网络问政”的责任制度、评议制度、监督制度。在条件成熟时，可以制定专门的《网络问政法》，内容包括：“网络问政”的参与程序、内容、议题正当合法，处理过程的透明有序，信息公开和“网络问政”的回应，考核和奖惩，发帖举报人权利保护及“网络问政”的监督等法律制度等。
总之，“网络问政”是信息时代党政领导干部重要的工作方式，是国家政务公开的新模式，只有大力推进“网络问政”的制度化和法制化建设，才能真正推动中国民主政治的创新。
（本文为2011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网络问政”的制度化研究》〔批准号：11BZZ06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陈纯柱为重庆邮电大学法学院教授
（责编/朱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