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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1935年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对同一篇作品，有时直接采自初次发表的期刊，而非作者自编的小说集。在鲁迅看来，那些经作者再次添削、修饰之后收入集子里面的作品，未必一定会比“质朴的原稿”好[1]。鲁迅这里所说的“质朴”，不完全指风格而言，系更多贯注了作者充满生气的完成形态，而添削、修改则会破坏此种状态的完满性质。鲁迅的编选方法，涉及了小说写作的一个基本原则：小说是不可以修订的。
小说是心境和语境的结合。在这方面，鲁迅也曾贡献出了“除了自己，大概没有人会觉到的”创作经验，他结合《不周山》的创作情形说道，一旦进入写作状态，一口气写下去，人物、场景逐渐活动起来，有了自身的生命，此时如“有什么分心的事情来一打岔”，中断了写作，过了许久再来写，“性格也许就变了样，情景也会和先前所预想的不同起来”[2]。俞平伯于1922年作《红楼梦辨》时就写道，小说是个性的流露，也是环境、心境的体现，“如环境心境改变了”，作者无法完成他以前未完成的作品[3]。至于语境，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每个时代皆有标示其风尚的概念、语汇、话语等。时代变迁了，语境也随之而变化[4]。小说摄取所处时代的语汇，提取其精粹，且加以形象化、典型化，凸显了一时代的特殊语境，当完成之后，即自成系统，作者本人便脱离了写作时的心境、语境，脱离了当时的现场，回不去了。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同理，作家也不可能妥帖无间地返回当时的心境和语境中。无论重写、改写还是修订，都要求作者再度返回并置身现场；绝难返回的事实，则证明了重写、改写或修订之不可能。即便是大家如王蒙，亦未见得动手自如、结果圆满，遑论他人。顺带一句，当代那些自己动手或由他人代劳的小说“修订本”，基本上是在欺骗读者。试举一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了一套“九元丛书”，其中收路遥中篇《人生》，把第二十章马拴对刘巧珍说人家高加林现在成了“国营干部”一词，擅自改为“国家干部”，一字之差，历史语境顿失。“国营干部”意味着城市户口、固定收入以及种种优惠补贴，这曾是一个农民不敢想象的事情。
王蒙有两部长篇小说的命运颇为奇特，从完成初稿到出版，时间跨度二三十年。一部即《青春万岁》，这是王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写得最早，发表得很迟，中经两次修改：第一次在1962年，正值中苏交恶，计划出版时遵命删去了写苏联的部分，第二次在1978年，删掉了被认为感情不够健康的个别段落和词句。两次修改、修订，其实就是删节，并无增添，均受制于外力因素，非作家本人内心要求，这一点非常重要。对此，王蒙仍然心有不甘，他要的是未加增删、修饰的“原貌”，遗憾的是，除了当年发表的部分章节可用于恢复原貌，已经找不到原稿或五十年代的校样了[5]。第二部就是《这边风景》[6]。这次没有外力因素干扰，王蒙却主动增删、修饰，不像《青春万岁》那样一意且一力于保持原貌。方蕤（崔瑞芳）熟悉王蒙的创作情况，她在《凡生琐记：我与先生王蒙》一书中写道：“当然，王蒙也不是一切顺利。他花了很大力气写作和修改的《这边风景》却终于没有搞成。这本书写成于‘四人帮’统治时期，整个架子是按‘样板戏’的路子来的，所以怀胎时就畸形，先天不足。尽管有些段落很感人，有些章节也被报刊选载过，但总的来说不是‘优生’，很难挽救，最后只好报废。”[7]创作于“‘四人帮’统治时期”，基本构架依照“样板戏”的路子———描写了20世纪60年代“发生在风景这边独好的伊犁河谷”一个生产大队的事情，人物划分为革命群众与地富反坏右两个阵营，以追查“反革命盗窃”案（小麦失窃）和谣言（加入苏联国籍）为主线，穿插“社教”运动、“四清”运动等政治事件，而所有矛盾又皆由一两个坏人背后挑拨，语境方面基本上属于“文革”话语系统。显然，王蒙之所以数次修订，盖因他想“救活”这个文本。救活之法，一则为淡化阶级斗争氛围，一则增加日常生活描写。在第六章“小说人语”中，王蒙颇为自信地写道，尽管因着顺应“政治正确”而多有“政治宣扬”的文字，“生活实感则用它的活泼泼的生命挽救了一部尘封四十年的小说”。王蒙挚爱他笔下描写的民族，第二章“小说人语”中，王蒙回忆了他于2008年重返伊犁，当年的老农认出之后抱着他号啕大哭；第五十一章“小说人语”中，王蒙说，当他读到一个做错事的老实人被女医生谴责这节文字时，自己激动得禁不住热泪盈眶、泪流如注。一个作家几十年未曾分毫削减地热爱着另一个民族，其情深意切有如斯者！这或许也解释了作家何以主动修订文本的一个心理及情感因素。
然而，这种修订从根本上说不可成立、难以成功，因为文本的内部结构出了问题。那个以阶级意识形态随意凌辱人民、戕害人性的时代被彻底否定了，很大程度上顺服而非质疑此种时代风气的文本，无论怎样淡化或增饰，总有一种或隐或显的暴戾之气。即便如此，它也是一个完整的文本，哪怕它在文学上的价值甚微，作为一个特殊时代的见证，其意义亦不容忽视。它又有如一个机体，拒绝改动、整容，改动越大，矛盾、漏洞、相互抵触之处愈多。仔细读下去，原有文字与后加文字，昭昭在目，判然有别，而且相互妨碍。以下尝试拈出文本中一个词语、一个句子、一个细节描写，略加评析。
第九章第一段中的一个词语：
……乡村里年长的、被尊称为阿科萨卡勒（银须长髯）的长者，常常告诫后辈们每天要拿出一段时间，每天要有几次来想一想死亡，想一想自己的终结和世界的末日，人人要有这样的终极关注。有了终极挂念终极敬畏也就有了警觉和自律，有了崇拜和祈求，有了郑重和虔敬，有了坚定和规范，有了依傍和归宿。
本段文字系后加，与五六十年代背景氛围格格不入，彼时宗教被定为迷信，故而宗教生活亦在扫荡之列，基本上绝迹了。此处发声的叙事者不管他站在何种角度、处于哪个时段，他所讲述的长者劝诫后辈们每天要抽出一点时间“想一想死亡”———实际上就是做一点宗教功课，这种模糊背景的修订法反而破坏了背景的统一性，也让笔下的历史变得含混不清。其中最成问题的是与宗教相关的“终极关注”一词。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绝无可能存在产生“终极关注”或“终极关怀”这个词语的人文土壤；王蒙创作本部长篇小说的1975—1978年的中国，也没有这个词语，其时整体社会心理转向更紧要的政治诉求，无暇亦无余裕心情将“终极关怀”纳入关注范围。“终极关怀”一词的流行，始于20世纪90年代。莫言在2005年做过名为《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的演讲，其中说道，“终极关怀”是前几年才成为“时髦话语”的[8]，当指90年代中期。何西来曾专门论述过“终极关怀”一词，认定这个词语流行时间大致在所谓“人文精神”讨论前后，在讨论过程中“出现频率极高”；有相当数量的学者把“终极关怀”当成了“人文精神”的基础和依据，将之作为一种价值观念或“思想武器”，来对抗世俗社会[9]。 巴赫金在《拉伯雷研究》一书中说过，拉伯雷的长篇小说“具有深刻的百科全书的特点”，当时所有领域的知识和实际生活，都在他的小说中通过专门细节准确地表现出来。巴赫金特别指出了一个尚未被认识到的特点：拉伯雷小说中占大多数的描写均是首次出现的新事物、新名称、新词语，“拉伯雷对重要的新事物和新名称非常酷爱、非常敏感”。很难想象，拉伯雷的小说中会突然出现一个与其时代无关的词语、术语，或用错某个词语、术语。巴赫金说，有学者曾经怀疑拉伯雷小说中丰富的海洋术语的准确性，随后便有另一位学者考证，证明拉伯雷对这些词语、术语的运用是充分的、可靠的[10]。同理，王蒙先生的小说在某种意义上可称之为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而百科全书所要求的时代性和准确性，又反过来证明这种随意性较大的修订，只能导致常识、知识上的错位和错误。
第二十一章描写哈什河的句子：
……渠首在伊犁的上游哈什河。……它是伊犁的美丽、富裕和欢乐的源泉。挺拔的白杨，郁郁葱葱的果园，一望无际的田野，各种人畜工农商百业，都依赖着这生命的乳汁。
而且我做的这些事，太费劲了，太吃力了，上级说，这样那样是“滑向了资本主义”，而我要做的是“坚持社会主义”，为什么，资本主义只须要轻轻一滑，而社会主义，硬是要使出吃奶的力气、咬牙切齿地顶在那里；为什么资本主义就像哈什河顺流而下，社会主义却像是一道难以修好垒结实的大坝，随时有被冲垮的危险呢？
哈什河水，波涛滚滚，激荡轰鸣，似乎有千军万马在奔腾呼啸。
在“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话语系统中，江海湖泊、雾雨雷电、草木虫鱼等自然形象、景观，基本上政治化了，成为强行植入种种政治内涵的象征，不再具有单纯的审美意义。二元对立是这些自然形象、景观共享的一个特点：革命/反革命，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等等。在《这边风景》中，资本主义就像哈什河一样“顺流而下”，可确定系原文本中的文字———这是小说“核心人物”、爱国大队七生产队队长的一段内心独白，他与坏分子斗，与落后分子斗，与一切剥削行为斗，慨叹自己“做的斗争难道还少吗”。问题是，许多事情刚一解决，新的事情又出现了，稍不注意，种种贪图享受、眼中只有物质利益等现象便丛生出来，这当然是资本主义，它如哈什河一样滔滔而下，冲决堤坝，不费力气就占了上风。此处哈什河的象征意义、倾向性确然无疑。可令人不解的是，同一段落中哈什河又被赋予了完全相反的意涵———波涛滚滚、激荡轰鸣的哈什河，犹如千军万马一般奔向前方、奔向胜利。无法确定此处描写为原稿所有，还是后加文字；但能够判明同一章开首部分形容哈什河是“伊犁的美丽、富裕和欢乐的源泉”“生命的乳汁”，则为后补描写无疑。同一个象征，同一个意象，在同一章节中同时拥有两种截然相反、不相兼容的意思，这种过于明显的矛盾、漏洞，这种一眼看去即知其相互抵触的硬伤，出现在王蒙的作品中，委实令人难以置信。
第三十六章描写麦素木、古海丽巴侬夫妇招待客人礼节：
……古海丽巴侬用双手把茶盘高举，库图库扎尔连忙伸手来取，古海丽却轻轻一闪，把茶盘伸向自己的丈夫。茶水也罢，其他食品也罢，先由丈夫取下，再由丈夫献给宾客，不知道是为了表示隆重还是以示男女授受不亲，反正这种多费一套手续的做法，正是一种老式的礼节。
第三十九章写麦、古夫妇的“色诱”计划：麦与队长“势不两立”，为了除掉这个障碍，他竟然想到让妻子引诱马车夫泰外库，令其在社教运动中站出来反对队长。
不能确定递茶水细节是否为后补，但“正是一种老式的礼节”一句则多少显出修削痕迹，意在用日常生活细节冲淡政治色彩。麦素木是一个被写得很坏的人物，是小说中的反面形象，他的妻子古海丽巴侬并不能因此亦成为一个坏人。从后加外貌描写文字，可证此女性就是一正面形象：高个，肤色黧黑，身材苗条，“眉毛细长，扁扁的大眼睛，鼻准端正面且高耸，她的如水的目光和微微噘起的两片小嘴唇，嘴角的两边纹路，娇媚之中又显示一种成熟甚至清醒”。这样一个美丽、娇媚而又成熟、清醒的女性，严格遵守“老式的礼节”，连异性客人的手都不敢碰触，怎么会突然间不仅同意了其夫的色诱主意，而且“宣布了她的方案”，甘愿把自己的“突他克”（下身器官）送给一个男性，且在想象中“陶醉地闭上了眼睛”？同一人物，两副面孔。后加形貌及礼仪习俗描写，与文本中原有“色诱”情节严重排异。倘要删改，该拿掉的正是“色诱”一节。这个细节并非王蒙所独创，而是“当代文学”共享的一个套路和模式。《暴风骤雨》中的地主韩老六让自己的女儿去勾引农会委员，《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中的地主钱文贵让侄女去引诱农会主任，《创业史》中的地主姚士杰则把亲妹子献上，去拉拢农会小组长。县某科原科长麦素木亦不甘落后，把自己的妻子当作了工具。让妻子、女儿、侄女、妹子等献上肉体，作为诱惑和“拉拢”手段，以达到所谓“破坏”目的，这是“当代文学”中最为臭名昭著的道德败坏、想象力低下的一个套路，其影响所及，连王蒙亦不能幸免，因而未能免俗。
王蒙的文字永远地具有一种吸引力，满足多种阅读期待。然而，《这边风景》中太多修改、改不胜改之处，恰如一件缀满了补丁的衣服，初看新鲜，吸引人的眼球，再看则显眼、刺目。亦如方蕤所说，怀胎时畸形、先天不足的文字，无论怎样补救，依然摆脱不了畸形儿的命运。
注释
[1]《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4页。
[2]《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7页。
[3]俞平伯：《红楼梦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5页。
[4]旷新年：《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概念》，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页。
[5]王蒙：《青春万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24页。
[6]王蒙：《这边风景》，花城出版社2013年版。
[7]方蕤：《凡生琐记：我与先生王蒙》，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114页。
[8]莫言：《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1期。
[9]何西来：《新时期文学与道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58页。
[10][俄]巴赫金：《拉伯雷研究》，李兆林、夏忠宪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29页。
小说是心境和语境的结合。在这方面，鲁迅也曾贡献出了“除了自己，大概没有人会觉到的”创作经验，他结合《不周山》的创作情形说道，一旦进入写作状态，一口气写下去，人物、场景逐渐活动起来，有了自身的生命，此时如“有什么分心的事情来一打岔”，中断了写作，过了许久再来写，“性格也许就变了样，情景也会和先前所预想的不同起来”[2]。俞平伯于1922年作《红楼梦辨》时就写道，小说是个性的流露，也是环境、心境的体现，“如环境心境改变了”，作者无法完成他以前未完成的作品[3]。至于语境，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每个时代皆有标示其风尚的概念、语汇、话语等。时代变迁了，语境也随之而变化[4]。小说摄取所处时代的语汇，提取其精粹，且加以形象化、典型化，凸显了一时代的特殊语境，当完成之后，即自成系统，作者本人便脱离了写作时的心境、语境，脱离了当时的现场，回不去了。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同理，作家也不可能妥帖无间地返回当时的心境和语境中。无论重写、改写还是修订，都要求作者再度返回并置身现场；绝难返回的事实，则证明了重写、改写或修订之不可能。即便是大家如王蒙，亦未见得动手自如、结果圆满，遑论他人。顺带一句，当代那些自己动手或由他人代劳的小说“修订本”，基本上是在欺骗读者。试举一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了一套“九元丛书”，其中收路遥中篇《人生》，把第二十章马拴对刘巧珍说人家高加林现在成了“国营干部”一词，擅自改为“国家干部”，一字之差，历史语境顿失。“国营干部”意味着城市户口、固定收入以及种种优惠补贴，这曾是一个农民不敢想象的事情。
王蒙有两部长篇小说的命运颇为奇特，从完成初稿到出版，时间跨度二三十年。一部即《青春万岁》，这是王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写得最早，发表得很迟，中经两次修改：第一次在1962年，正值中苏交恶，计划出版时遵命删去了写苏联的部分，第二次在1978年，删掉了被认为感情不够健康的个别段落和词句。两次修改、修订，其实就是删节，并无增添，均受制于外力因素，非作家本人内心要求，这一点非常重要。对此，王蒙仍然心有不甘，他要的是未加增删、修饰的“原貌”，遗憾的是，除了当年发表的部分章节可用于恢复原貌，已经找不到原稿或五十年代的校样了[5]。第二部就是《这边风景》[6]。这次没有外力因素干扰，王蒙却主动增删、修饰，不像《青春万岁》那样一意且一力于保持原貌。方蕤（崔瑞芳）熟悉王蒙的创作情况，她在《凡生琐记：我与先生王蒙》一书中写道：“当然，王蒙也不是一切顺利。他花了很大力气写作和修改的《这边风景》却终于没有搞成。这本书写成于‘四人帮’统治时期，整个架子是按‘样板戏’的路子来的，所以怀胎时就畸形，先天不足。尽管有些段落很感人，有些章节也被报刊选载过，但总的来说不是‘优生’，很难挽救，最后只好报废。”[7]创作于“‘四人帮’统治时期”，基本构架依照“样板戏”的路子———描写了20世纪60年代“发生在风景这边独好的伊犁河谷”一个生产大队的事情，人物划分为革命群众与地富反坏右两个阵营，以追查“反革命盗窃”案（小麦失窃）和谣言（加入苏联国籍）为主线，穿插“社教”运动、“四清”运动等政治事件，而所有矛盾又皆由一两个坏人背后挑拨，语境方面基本上属于“文革”话语系统。显然，王蒙之所以数次修订，盖因他想“救活”这个文本。救活之法，一则为淡化阶级斗争氛围，一则增加日常生活描写。在第六章“小说人语”中，王蒙颇为自信地写道，尽管因着顺应“政治正确”而多有“政治宣扬”的文字，“生活实感则用它的活泼泼的生命挽救了一部尘封四十年的小说”。王蒙挚爱他笔下描写的民族，第二章“小说人语”中，王蒙回忆了他于2008年重返伊犁，当年的老农认出之后抱着他号啕大哭；第五十一章“小说人语”中，王蒙说，当他读到一个做错事的老实人被女医生谴责这节文字时，自己激动得禁不住热泪盈眶、泪流如注。一个作家几十年未曾分毫削减地热爱着另一个民族，其情深意切有如斯者！这或许也解释了作家何以主动修订文本的一个心理及情感因素。
然而，这种修订从根本上说不可成立、难以成功，因为文本的内部结构出了问题。那个以阶级意识形态随意凌辱人民、戕害人性的时代被彻底否定了，很大程度上顺服而非质疑此种时代风气的文本，无论怎样淡化或增饰，总有一种或隐或显的暴戾之气。即便如此，它也是一个完整的文本，哪怕它在文学上的价值甚微，作为一个特殊时代的见证，其意义亦不容忽视。它又有如一个机体，拒绝改动、整容，改动越大，矛盾、漏洞、相互抵触之处愈多。仔细读下去，原有文字与后加文字，昭昭在目，判然有别，而且相互妨碍。以下尝试拈出文本中一个词语、一个句子、一个细节描写，略加评析。
第九章第一段中的一个词语：
……乡村里年长的、被尊称为阿科萨卡勒（银须长髯）的长者，常常告诫后辈们每天要拿出一段时间，每天要有几次来想一想死亡，想一想自己的终结和世界的末日，人人要有这样的终极关注。有了终极挂念终极敬畏也就有了警觉和自律，有了崇拜和祈求，有了郑重和虔敬，有了坚定和规范，有了依傍和归宿。
本段文字系后加，与五六十年代背景氛围格格不入，彼时宗教被定为迷信，故而宗教生活亦在扫荡之列，基本上绝迹了。此处发声的叙事者不管他站在何种角度、处于哪个时段，他所讲述的长者劝诫后辈们每天要抽出一点时间“想一想死亡”———实际上就是做一点宗教功课，这种模糊背景的修订法反而破坏了背景的统一性，也让笔下的历史变得含混不清。其中最成问题的是与宗教相关的“终极关注”一词。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绝无可能存在产生“终极关注”或“终极关怀”这个词语的人文土壤；王蒙创作本部长篇小说的1975—1978年的中国，也没有这个词语，其时整体社会心理转向更紧要的政治诉求，无暇亦无余裕心情将“终极关怀”纳入关注范围。“终极关怀”一词的流行，始于20世纪90年代。莫言在2005年做过名为《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的演讲，其中说道，“终极关怀”是前几年才成为“时髦话语”的[8]，当指90年代中期。何西来曾专门论述过“终极关怀”一词，认定这个词语流行时间大致在所谓“人文精神”讨论前后，在讨论过程中“出现频率极高”；有相当数量的学者把“终极关怀”当成了“人文精神”的基础和依据，将之作为一种价值观念或“思想武器”，来对抗世俗社会[9]。 巴赫金在《拉伯雷研究》一书中说过，拉伯雷的长篇小说“具有深刻的百科全书的特点”，当时所有领域的知识和实际生活，都在他的小说中通过专门细节准确地表现出来。巴赫金特别指出了一个尚未被认识到的特点：拉伯雷小说中占大多数的描写均是首次出现的新事物、新名称、新词语，“拉伯雷对重要的新事物和新名称非常酷爱、非常敏感”。很难想象，拉伯雷的小说中会突然出现一个与其时代无关的词语、术语，或用错某个词语、术语。巴赫金说，有学者曾经怀疑拉伯雷小说中丰富的海洋术语的准确性，随后便有另一位学者考证，证明拉伯雷对这些词语、术语的运用是充分的、可靠的[10]。同理，王蒙先生的小说在某种意义上可称之为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而百科全书所要求的时代性和准确性，又反过来证明这种随意性较大的修订，只能导致常识、知识上的错位和错误。
第二十一章描写哈什河的句子：
……渠首在伊犁的上游哈什河。……它是伊犁的美丽、富裕和欢乐的源泉。挺拔的白杨，郁郁葱葱的果园，一望无际的田野，各种人畜工农商百业，都依赖着这生命的乳汁。
而且我做的这些事，太费劲了，太吃力了，上级说，这样那样是“滑向了资本主义”，而我要做的是“坚持社会主义”，为什么，资本主义只须要轻轻一滑，而社会主义，硬是要使出吃奶的力气、咬牙切齿地顶在那里；为什么资本主义就像哈什河顺流而下，社会主义却像是一道难以修好垒结实的大坝，随时有被冲垮的危险呢？
哈什河水，波涛滚滚，激荡轰鸣，似乎有千军万马在奔腾呼啸。
在“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话语系统中，江海湖泊、雾雨雷电、草木虫鱼等自然形象、景观，基本上政治化了，成为强行植入种种政治内涵的象征，不再具有单纯的审美意义。二元对立是这些自然形象、景观共享的一个特点：革命/反革命，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等等。在《这边风景》中，资本主义就像哈什河一样“顺流而下”，可确定系原文本中的文字———这是小说“核心人物”、爱国大队七生产队队长的一段内心独白，他与坏分子斗，与落后分子斗，与一切剥削行为斗，慨叹自己“做的斗争难道还少吗”。问题是，许多事情刚一解决，新的事情又出现了，稍不注意，种种贪图享受、眼中只有物质利益等现象便丛生出来，这当然是资本主义，它如哈什河一样滔滔而下，冲决堤坝，不费力气就占了上风。此处哈什河的象征意义、倾向性确然无疑。可令人不解的是，同一段落中哈什河又被赋予了完全相反的意涵———波涛滚滚、激荡轰鸣的哈什河，犹如千军万马一般奔向前方、奔向胜利。无法确定此处描写为原稿所有，还是后加文字；但能够判明同一章开首部分形容哈什河是“伊犁的美丽、富裕和欢乐的源泉”“生命的乳汁”，则为后补描写无疑。同一个象征，同一个意象，在同一章节中同时拥有两种截然相反、不相兼容的意思，这种过于明显的矛盾、漏洞，这种一眼看去即知其相互抵触的硬伤，出现在王蒙的作品中，委实令人难以置信。
第三十六章描写麦素木、古海丽巴侬夫妇招待客人礼节：
……古海丽巴侬用双手把茶盘高举，库图库扎尔连忙伸手来取，古海丽却轻轻一闪，把茶盘伸向自己的丈夫。茶水也罢，其他食品也罢，先由丈夫取下，再由丈夫献给宾客，不知道是为了表示隆重还是以示男女授受不亲，反正这种多费一套手续的做法，正是一种老式的礼节。
第三十九章写麦、古夫妇的“色诱”计划：麦与队长“势不两立”，为了除掉这个障碍，他竟然想到让妻子引诱马车夫泰外库，令其在社教运动中站出来反对队长。
不能确定递茶水细节是否为后补，但“正是一种老式的礼节”一句则多少显出修削痕迹，意在用日常生活细节冲淡政治色彩。麦素木是一个被写得很坏的人物，是小说中的反面形象，他的妻子古海丽巴侬并不能因此亦成为一个坏人。从后加外貌描写文字，可证此女性就是一正面形象：高个，肤色黧黑，身材苗条，“眉毛细长，扁扁的大眼睛，鼻准端正面且高耸，她的如水的目光和微微噘起的两片小嘴唇，嘴角的两边纹路，娇媚之中又显示一种成熟甚至清醒”。这样一个美丽、娇媚而又成熟、清醒的女性，严格遵守“老式的礼节”，连异性客人的手都不敢碰触，怎么会突然间不仅同意了其夫的色诱主意，而且“宣布了她的方案”，甘愿把自己的“突他克”（下身器官）送给一个男性，且在想象中“陶醉地闭上了眼睛”？同一人物，两副面孔。后加形貌及礼仪习俗描写，与文本中原有“色诱”情节严重排异。倘要删改，该拿掉的正是“色诱”一节。这个细节并非王蒙所独创，而是“当代文学”共享的一个套路和模式。《暴风骤雨》中的地主韩老六让自己的女儿去勾引农会委员，《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中的地主钱文贵让侄女去引诱农会主任，《创业史》中的地主姚士杰则把亲妹子献上，去拉拢农会小组长。县某科原科长麦素木亦不甘落后，把自己的妻子当作了工具。让妻子、女儿、侄女、妹子等献上肉体，作为诱惑和“拉拢”手段，以达到所谓“破坏”目的，这是“当代文学”中最为臭名昭著的道德败坏、想象力低下的一个套路，其影响所及，连王蒙亦不能幸免，因而未能免俗。
王蒙的文字永远地具有一种吸引力，满足多种阅读期待。然而，《这边风景》中太多修改、改不胜改之处，恰如一件缀满了补丁的衣服，初看新鲜，吸引人的眼球，再看则显眼、刺目。亦如方蕤所说，怀胎时畸形、先天不足的文字，无论怎样补救，依然摆脱不了畸形儿的命运。
注释
[1]《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4页。
[2]《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7页。
[3]俞平伯：《红楼梦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5页。
[4]旷新年：《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概念》，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页。
[5]王蒙：《青春万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24页。
[6]王蒙：《这边风景》，花城出版社2013年版。
[7]方蕤：《凡生琐记：我与先生王蒙》，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114页。
[8]莫言：《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1期。
[9]何西来：《新时期文学与道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58页。
[10][俄]巴赫金：《拉伯雷研究》，李兆林、夏忠宪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