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七月，墨西哥卫生部副部长洛佩斯–加特利在访问南部贫困州恰帕斯时提出，碳酸饮料是“瓶装毒药”，是致使人们死于新冠病毒的罪魁祸首。这听起来有些匪夷所思，但他提到，每年有约4万名墨西哥人死于过量饮用碳酸饮料，与当时记录在案的新冠病毒受害者人数相当。这些产品让人们觉得“碳酸饮料就是快乐”，加特利称，如果人们没有被这些营销套路欺骗，那么整个墨西哥的健康状况“会截然不同”。
　　截至今年一月中旬，墨西哥新冠肺炎死亡人数已超过13万，这主要应该归咎于当地政府对疫情的迟缓反应。不过，针对含糖饮料的指控是有道理的。墨西哥的肥胖症和糖尿病人数居高不下，而这两种病症能削弱人们对新冠病毒的抵抗力，这一点无可辩驳。如今，有3/4的墨西哥人体重超标，这一比例远高于1996年的1/5。不得不承认，碳酸饮料已经成为了该国文化的一部分。
　　加特利并没有直接点出饮料的品牌名称，他也不需要。可口可乐风靡整个拉丁美洲，在墨西哥的受欢迎程度尤为惊人。可口可乐公司最近发布的有关旗下饮料受欢迎程度的数据显示，其产品在墨西哥的人均消耗量要比第二名高出50%。在西部哈利斯科州经营汉堡店的阿尔瓦罗·阿吉拉尔表示，在墨西哥，喝可乐“是一种仪式，就像法国人喝红酒一样”。
　　这种习惯被当地左翼人士谴责为“可口可乐殖民化”的表现。最典型的例子恐怕要数恰帕斯丘陵地带的圣胡安·恰穆拉镇，在那里，四个月大的婴儿都会抱着奶瓶吮吸可乐。在镇上的教堂里，当地的印第安佐齐族药师会将可口可乐洒到一排排点燃的蜡烛火焰上，以消除恶灵。
　　加特利将墨西哥人的不良饮食习惯归咎于自1994年开始的美墨自由贸易。不过，在那之前，可口可樂就已在墨西哥地位斐然了。自上世纪20年代墨西哥人打开第一瓶可乐以来，可口可乐已成为一个行业的基石。当地的装瓶商Arca和Femsa从可口可乐公司进口原液，然后负责包装销售等剩余工作。可口可乐墨西哥公司的霍安·普拉茨说，仅是装瓶和分销就雇用了10万人，并声称，该公司提供了100万个工作岗位，贡献了GDP的1.4%。
　　可口可乐在每个村庄都能买到，但药品却不能，现任墨西哥总统洛佩斯·奥夫拉多尔常会对此表示失望。于2000年成为墨西哥总统的比森特·福克斯，在上世纪70年代曾担任可口可乐墨西哥公司的老板。福克斯在回忆录中提到，自己早年曾乘坐可口可乐的送货卡车在全国各地往返穿梭，“就像美国总统候选人从艾奥瓦州到新罕布什尔州进行巡回演讲一样”。两任总统的感受截然不同。
　　直到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随着过量摄入糖分的危害变得广为人知，墨西哥人才开始将可口可乐视为外来品牌。一个悬挂的吊瓶正将可口可乐输入到住院患者的静脉中——这是拍摄于1965年的黑白电影《秘密配方》的开头一幕。胡安·鲁尔福专门为这部电影写了诗，借用他的话说，与他墨西哥身份相关的“一系列噩梦”便是由那一幕开始的。
　　如今，出于对公众健康的担忧，许多人加入到了抵制可口可乐的队伍。只喝健怡可乐的墨西哥前总统培尼亚·涅托曾在2013年强制征收每升一比索（约八美分）的碳酸饮料税。这似乎抑制了消费量的增长。去年十月，奥夫拉多尔总统给可口可乐和其他公认的不健康食品贴上了大大的黑色警告标签。南部的瓦哈卡州已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包装垃圾食品。其他州也相继效仿。
　　不过，可口可乐的适应性一向很好。按照福克斯的说法，可口可乐公司曾在上世纪70年代承诺（但从未兑现）建立海水淡化厂以逃避国有化。2018年，它为墨西哥消费者从原可乐配方中减掉了1/3的糖。而在去年十月与奥夫拉多尔总统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该公司承诺购买更多的墨西哥商品用作其他饮料的原料，如从奇瓦瓦州而不是智利购买苹果汁，以及为墨西哥120万因新冠病毒肆虐而失业的可口可乐销售员提供援助。这个典型的美国品牌决心延续它作为墨西哥国饮的地位。也许，在政界人士的助推下，它能让墨西哥人在消费可乐的同时，少付出一些健康的代价。
　　[编译自英国《经济学人》]
　　编辑：马果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