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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白法祖虽为佛僧,但受儒家思想和时代环境的影响,仍崇儒重德。其佛教思想中体现的仁义道德观及和谐社会思想与儒家的道德理念相契合,反映出早期佛教发展的依附性,体现了时代需要。
关键词:白法祖 儒家 仁义道德观 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白法祖,原名帛远,本姓万氏,河内人(今河南沁阳人),为西晋时期陇右名僧。祖从小聪慧,少时出家,博通内外经典,“颂经日八九千言”[1]卷一《译经》p31,于《方等经》颇有研究,曾于长安建立精舍,“受学僧俗弟子近千”[1]。西晋惠帝末,与太宰河间王司马 交情甚厚[2] 卷五十九《司马 传》,“每至闲晨静夜,辄谈讲道德,于是,西府初建,后又甚盛,能言之士咸服其远达” [1]。因当时关中大乱,便西循陇右一带。永兴元年(304年),张辅为秦州(今甘肃天水)剌史,[2] 卷六十《张辅传》镇陇上,祖随行,辅以祖名德显著,屡劝其从俗为己幕僚,祖拒不接受,由是结怨。又因管蕃谗言,被张辅所杀。然因祖当时在陇右一带很有影响力,“道化之声被于关陇,崤函之右奉之若神”[1],陇上羌胡原备精骑五千,迎祖西归,中途闻其遇害,群情激愤,欲为之报仇。张辅遣军陇上,羌胡率轻骑迎战。天水故帐下督富整,因忿斩辅。陇上羌胡既雪怨耻而还,分祖尸,各起塔庙。
与许多高僧一样,祖颇具辩才,《高僧传》谓白法祖曾与道士王浮平日争佛道高下,为此王浮作《老子化胡经》以贬佛教。白法祖又具名士风范。祖通梵汉之语,其在晋惠帝代(290—306)译《佛般泥洹经》(2卷)、《佛说大爱道般泥洹经》(1卷)、《佛说菩萨修行经》(1卷)、《佛说菩萨逝经》(1卷)和《佛说贤者五福德经》(1卷)等十六部。据《出三藏记集》卷二载,帛远译《惟逮菩萨经》一卷,梁时已缺。《开元释教录》载其译经十六部十八卷,其中十一部十二卷已缺。现存者即是上述五部六卷。这些是研究中国早期佛教思想的重要依据。
一 白法祖所处的时代背景
战乱频仍,民不聊生,陈尸遍野,是对西晋社会历史形势的真实写照。士族门阀势力的迅速膨胀,引致政治腐败,道德沦丧,使社会矛盾急剧深化,最终导致“八王之乱”的爆发,随之国势衰微,政权更是名存实亡。
佛教与政治的联系,多是出于国情的需要,西晋时的社会形势为佛教发展提供了很大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史籍关于西晋佛教发展状况的记载很少,但据有限资料来看,当时佛教信仰已相当普遍。据《释氏稽古略》记载,西晋时,洛阳、长安两京等地,有寺院180所,僧尼3700余人。据《洛阳伽蓝记》载,西晋佛寺可考者,有十个:白马寺、东牛寺、菩萨寺、石塔寺、愍怀太子浮图、满水寺、磐至鸟山寺、大市寺、宫城西法始立寺、竹林寺[3]p119。又据唐智升《开元释教录》列三国以来译经数目,西晋译经人数12人,译经333部59卷[3]p290—291。可见当时佛教影响之程度。
乱离之世,人心求治。专制社会里,统治者最害怕的是人们的自由选择,因而拼命鼓吹忠孝仁义,要人们甘心俯首贴耳,佛教在进行这种宣传方面,是颇得统治者重视的,因为它的很多地方符合了统治者的需要。其实,佛教传入中国之始,是借神仙方术流行民间,以因果报应和生死轮回说为最盛。佛教由于自己的愿望、意志,势必寻求政治上的突破,于是就有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磨合。
有差别就会有矛盾,佛教的传入最先受到道教的排斥,接着才是儒学。对道教,佛教并不视其为阻力。但对儒家就不同了,因为儒家宣扬的纲常伦理是治国主张。儒家“以和为贵”,倡导人心和善,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天下太平,这也是佛教的核心理念。佛教的传播以翻译的佛经为媒介,弘扬佛法、劝人向善,使佛教的感染力更加强烈,很适合人们祈求幸福、倡导和谐社会的心理。因此,佛教为立足中国,必须在基本的政治理论上屈从于儒家观念。大量的佛经翻译从各个层面为统治阶级提供了合理证据,适合了社会时代的需要,这使佛经翻译工作顺利展开,从而促进了佛教的发展。
二 白法祖的译经及其仁义道德观
信用高僧,引经据典,予以政治上的使用,已非中国历史的罕见。白法祖由于在佛学上的造诣和其所具有的贤德与才能,得到了张辅的赏识,张辅成就霸业正需要这样能干的人来帮他处理复杂的政务。而白法祖也试图借助儒家提倡的仁义道德及和谐社会的思想理念将其治国理论传播全国各地。面对动荡不安的社会,白法祖抱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救世情怀,西循陇右,倡导仁义道德观及和谐社会思想。当时社会环境下,他的理论听起来可能不切实际,但这展示出他完全懂得这些基本原则,所以深受张辅的看重及陇右羌胡的拥戴,他的这些儒学思想在他所译的几部经典中都有所体现。
如白法祖所译《佛般泥洹经》[4]第1册P160与法显的异译本相比,其对中土佛教影响较小,但其中的仁义道德观及和谐社会思想非常值得注意。该经讲到治国理民的著名 “七法”。即:
数相聚会,讲议政事,修备自守;君臣常和,所任忠良,转相承用;奉法相率,无取无愿,不敢有过;礼化谨敬,男女有别,长幼相事;孝于父母,逊悌师长,受诫教诲;承天则地,敬畏社稷,奉事四时;遵奉道德,国有沙门应真及远方来者,供养衣被床卧医药。
实际上这是佛陀的民主政治主张,是稳固国家的七个重要治国条件,佛陀正是依此七法阻止了印度摩揭陀国与越祗国的战争。白法祖虽为僧人,但受儒家思想的束缚,仍崇尚尊儒重德,倡导为政以德,重视以礼陶冶情感的积极作用,其目的是用孝、敬、信等道德教化人,要君臣和睦共处,举用贤才,讲究原则,行礼仪,遵孝道,敬社稷,供养僧人。
为政以德,其核心观念就是“仁”,爱仁及人,实行仁政。《佛般泥洹经》讲:
吾见忉利天上诸神妙天,共护此地,其有土地,为天上诸神所护救者,其地必安且贵。又此地者,天之中也。主此四分野之天,名曰仁意,仁意所护者,其国久而益胜,必多圣贤智谋之人,余国不及,亦无有能坏者。
此处的“仁意”即是儒家所讲的“仁义”。国君以“仁义”治国,则国泰民安,国家富裕强大,必多贤臣忠良辅佐。主张“圣人之治”[3]卷六十二p1729,把君主与圣人联系起来,继承了儒家“内圣外王之道”。圣人是道德修养、聪明才智和至上权威的化身,他把治乱的希望寄托在“圣君”身上,希图通过学习和自我培养,使君主实现圣化,这种对圣人的崇拜和向往,成为当时的一种社会政治意识,但这种政治意识是不会被当时的社会现实所接受的,它只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人格理想境界。
白法祖以父与子的慈爱与孝道来比对王与臣民的关系,君主要仁爱于臣民,臣民要忠孝于君亲,上下和睦,相互爱戴,讲信修义,这样才能建立井然有序的社会秩序,最终达到和平稳定的治世局面。这里以佛教理论进行大胆劝戒,实则是以儒家的纲常名教要求人们规范自己的行为。可见,白法祖无论是讲治国理民之术,还是君臣子民关系,忠孝仁义之德,无不遵奉着儒家的纲常伦理,体现了早期佛教发展对儒家思想的依附性。为政,还必须把教化放在首位,教化的目的是想培养出忠臣义士,把人向“善”方面引导,从而达到重德尚善的目的,提高人的道德素质。佛教也很注重这方面的教化。佛教宣讲众生平等,人人皆有佛性,都能成佛。其平等思想,是教化人们行善积德。
《佛说菩萨修行经》[3]第12册P63说:“善恶随身,父有过恶,子不获殃,子有过恶,父不获殃。各自生死,善恶殃昝,各随其身。”
即现世现报,现身现报,不对自己以外的人有牵连,具有劝善止恶、和谐社会秩序的功能。又《佛说贤者五福德经》[3]第17册P714言:“上语亦善中语亦善下语亦善,其义备足归寂无为。”
此处的上、中、下指六道轮回之天、人、阿修罗三善道。如此三善道轮回,即得智慧解脱,即得“五福德”。“归寂”、“无为”均涅 意,这里借用道家思想发挥佛教义理,其中又糅合了儒家仁、义、礼、智、信的道德精神。这不仅起到教化别人的作用,而且更是自己内在素质外化的表现。
另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白法祖所译的《佛说菩萨逝经》[3]第14册P803,据该经书尾题记“光明皇后愿文”,这是一篇发愿文。经中的佛教转轮王思想和佛国净土思想非常突出。“转轮王”在佛典中常称为正义之王,“转轮王”领导的世界是佛教理想国土。这简直是“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是人人向往的美妙净土。白法祖所译《佛说菩萨逝经》表明,西晋末年政治动乱情况下,广大劳苦大众在无力把握自己命运的情况下,产生的对和谐幸福生活的憧憬,人们渴望和平统一,因而更盼望“转轮王”出世,天下太平。
三 白法祖思想对和谐社会构建的启示
也许是由于白法祖看到了同时代人的苦难及社会的不公平,试图重新审视变动的世界。其理想是成为有博爱观、具有道德良心以及有能力实现其信念的人,梦想有一个和平、和谐的社会秩序,人人安居乐业,但其梦想是不会实现的。这是一个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相互影响的时代,所以,观念的根本变化是有两面性的,西晋时期见证了观念领域的巨大变化。
同时,还应看到历史环境对个人的影响。魏晋时代是一个各民族大迁徙、大流动的时代,又是一个国土版荡、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苦难时代。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有一定权势的人物,都有可能成为这个时代的当权者。西晋惠帝时,长安的政治形势已变得十分严峻。时河间王 专制关中,遇雍川剌史刘沈和秦州刺史皇甫重讨伐,张辅因助 有功,代重为秦州剌史,据有陇上重权。此人擅权威,欲图霸业。辅极具文才武略,其传载他论管仲不如鲍叔,班固著书不比司马迁,又论魏武帝不及刘备,乐毅减于诸葛亮。张辅有 作后盾,如有白法祖之协助,无疑就是虎上添翼。又白法祖与 交情甚厚,其在陇右声望极高,受到陇右羌胡极大尊崇,所以,张辅在陇右一图霸业是轻而易举。
与许多西行高僧一样,白法祖作为东来高僧,也是为自己寻求发展的环境和机遇,其随从张辅西循陇右,概由此来。暂且不论白法祖是否是“第一位与大族,尤其是王室、权臣有个人关系的中国法师”[4] p101, 值得肯定的是,他是一个具有浓厚儒家情怀的僧人。受儒家思想及时代环境的影响,他不可能成为一个彻彻底底的僧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的佛教思想里充满了儒家的思想精髓。白法祖的最终目标是不仅要完成自身的仁义道德修养,更重要的是要将其仁义道德观及和谐社会思想推及他人、国家以及全天下,并通过服务于君主以及教导君主为仁之道,来扩大他的良好影响。
《高僧传》中有关张辅对白法祖之死颇有悔意的记载表明,辅之初衷还是非常想利用白法祖在陇右的声望及其佛教理论来收拢人心,以成霸业的。任何时候,无论在什么地方,佛教的传播和发展与社会政权的稳定性有着必然的联系。所以,动荡不安的西晋历史形势决定了这一时期陇右佛教发展与政治的不可抗衡,也就注定了某种命运的在劫难逃,白法祖当然不能例外。不过,就其生前分布经像财物,译经注经及死后被羌人分尸建塔庙的情况看,白法祖在距离长安较近的陇右一带是很有影响的,其仁义道德观及和谐社会思想深刻地体现了他对挽救国家危亡的哀痛,与实现国家和平统一的愿望。同时,遗露出他对下层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对上层统治者的焦虑心态,更体现出白法祖为弘法、护法而舍身的奉献精神。
参考文献:
[1]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中华书局,1996年。
[2] 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
[3]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4] 《大藏经》,(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93年。
[5] [荷兰]许君和:《佛教征服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6] 杜斗城:《陇右高僧录》,兰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
[7]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作者简介:王艳玲,女,1976—,宁夏陶乐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工作单位:许昌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关键词:白法祖 儒家 仁义道德观 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白法祖,原名帛远,本姓万氏,河内人(今河南沁阳人),为西晋时期陇右名僧。祖从小聪慧,少时出家,博通内外经典,“颂经日八九千言”[1]卷一《译经》p31,于《方等经》颇有研究,曾于长安建立精舍,“受学僧俗弟子近千”[1]。西晋惠帝末,与太宰河间王司马 交情甚厚[2] 卷五十九《司马 传》,“每至闲晨静夜,辄谈讲道德,于是,西府初建,后又甚盛,能言之士咸服其远达” [1]。因当时关中大乱,便西循陇右一带。永兴元年(304年),张辅为秦州(今甘肃天水)剌史,[2] 卷六十《张辅传》镇陇上,祖随行,辅以祖名德显著,屡劝其从俗为己幕僚,祖拒不接受,由是结怨。又因管蕃谗言,被张辅所杀。然因祖当时在陇右一带很有影响力,“道化之声被于关陇,崤函之右奉之若神”[1],陇上羌胡原备精骑五千,迎祖西归,中途闻其遇害,群情激愤,欲为之报仇。张辅遣军陇上,羌胡率轻骑迎战。天水故帐下督富整,因忿斩辅。陇上羌胡既雪怨耻而还,分祖尸,各起塔庙。
与许多高僧一样,祖颇具辩才,《高僧传》谓白法祖曾与道士王浮平日争佛道高下,为此王浮作《老子化胡经》以贬佛教。白法祖又具名士风范。祖通梵汉之语,其在晋惠帝代(290—306)译《佛般泥洹经》(2卷)、《佛说大爱道般泥洹经》(1卷)、《佛说菩萨修行经》(1卷)、《佛说菩萨逝经》(1卷)和《佛说贤者五福德经》(1卷)等十六部。据《出三藏记集》卷二载,帛远译《惟逮菩萨经》一卷,梁时已缺。《开元释教录》载其译经十六部十八卷,其中十一部十二卷已缺。现存者即是上述五部六卷。这些是研究中国早期佛教思想的重要依据。
一 白法祖所处的时代背景
战乱频仍,民不聊生,陈尸遍野,是对西晋社会历史形势的真实写照。士族门阀势力的迅速膨胀,引致政治腐败,道德沦丧,使社会矛盾急剧深化,最终导致“八王之乱”的爆发,随之国势衰微,政权更是名存实亡。
佛教与政治的联系,多是出于国情的需要,西晋时的社会形势为佛教发展提供了很大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史籍关于西晋佛教发展状况的记载很少,但据有限资料来看,当时佛教信仰已相当普遍。据《释氏稽古略》记载,西晋时,洛阳、长安两京等地,有寺院180所,僧尼3700余人。据《洛阳伽蓝记》载,西晋佛寺可考者,有十个:白马寺、东牛寺、菩萨寺、石塔寺、愍怀太子浮图、满水寺、磐至鸟山寺、大市寺、宫城西法始立寺、竹林寺[3]p119。又据唐智升《开元释教录》列三国以来译经数目,西晋译经人数12人,译经333部59卷[3]p290—291。可见当时佛教影响之程度。
乱离之世,人心求治。专制社会里,统治者最害怕的是人们的自由选择,因而拼命鼓吹忠孝仁义,要人们甘心俯首贴耳,佛教在进行这种宣传方面,是颇得统治者重视的,因为它的很多地方符合了统治者的需要。其实,佛教传入中国之始,是借神仙方术流行民间,以因果报应和生死轮回说为最盛。佛教由于自己的愿望、意志,势必寻求政治上的突破,于是就有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磨合。
有差别就会有矛盾,佛教的传入最先受到道教的排斥,接着才是儒学。对道教,佛教并不视其为阻力。但对儒家就不同了,因为儒家宣扬的纲常伦理是治国主张。儒家“以和为贵”,倡导人心和善,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天下太平,这也是佛教的核心理念。佛教的传播以翻译的佛经为媒介,弘扬佛法、劝人向善,使佛教的感染力更加强烈,很适合人们祈求幸福、倡导和谐社会的心理。因此,佛教为立足中国,必须在基本的政治理论上屈从于儒家观念。大量的佛经翻译从各个层面为统治阶级提供了合理证据,适合了社会时代的需要,这使佛经翻译工作顺利展开,从而促进了佛教的发展。
二 白法祖的译经及其仁义道德观
信用高僧,引经据典,予以政治上的使用,已非中国历史的罕见。白法祖由于在佛学上的造诣和其所具有的贤德与才能,得到了张辅的赏识,张辅成就霸业正需要这样能干的人来帮他处理复杂的政务。而白法祖也试图借助儒家提倡的仁义道德及和谐社会的思想理念将其治国理论传播全国各地。面对动荡不安的社会,白法祖抱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救世情怀,西循陇右,倡导仁义道德观及和谐社会思想。当时社会环境下,他的理论听起来可能不切实际,但这展示出他完全懂得这些基本原则,所以深受张辅的看重及陇右羌胡的拥戴,他的这些儒学思想在他所译的几部经典中都有所体现。
如白法祖所译《佛般泥洹经》[4]第1册P160与法显的异译本相比,其对中土佛教影响较小,但其中的仁义道德观及和谐社会思想非常值得注意。该经讲到治国理民的著名 “七法”。即:
数相聚会,讲议政事,修备自守;君臣常和,所任忠良,转相承用;奉法相率,无取无愿,不敢有过;礼化谨敬,男女有别,长幼相事;孝于父母,逊悌师长,受诫教诲;承天则地,敬畏社稷,奉事四时;遵奉道德,国有沙门应真及远方来者,供养衣被床卧医药。
实际上这是佛陀的民主政治主张,是稳固国家的七个重要治国条件,佛陀正是依此七法阻止了印度摩揭陀国与越祗国的战争。白法祖虽为僧人,但受儒家思想的束缚,仍崇尚尊儒重德,倡导为政以德,重视以礼陶冶情感的积极作用,其目的是用孝、敬、信等道德教化人,要君臣和睦共处,举用贤才,讲究原则,行礼仪,遵孝道,敬社稷,供养僧人。
为政以德,其核心观念就是“仁”,爱仁及人,实行仁政。《佛般泥洹经》讲:
吾见忉利天上诸神妙天,共护此地,其有土地,为天上诸神所护救者,其地必安且贵。又此地者,天之中也。主此四分野之天,名曰仁意,仁意所护者,其国久而益胜,必多圣贤智谋之人,余国不及,亦无有能坏者。
此处的“仁意”即是儒家所讲的“仁义”。国君以“仁义”治国,则国泰民安,国家富裕强大,必多贤臣忠良辅佐。主张“圣人之治”[3]卷六十二p1729,把君主与圣人联系起来,继承了儒家“内圣外王之道”。圣人是道德修养、聪明才智和至上权威的化身,他把治乱的希望寄托在“圣君”身上,希图通过学习和自我培养,使君主实现圣化,这种对圣人的崇拜和向往,成为当时的一种社会政治意识,但这种政治意识是不会被当时的社会现实所接受的,它只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人格理想境界。
白法祖以父与子的慈爱与孝道来比对王与臣民的关系,君主要仁爱于臣民,臣民要忠孝于君亲,上下和睦,相互爱戴,讲信修义,这样才能建立井然有序的社会秩序,最终达到和平稳定的治世局面。这里以佛教理论进行大胆劝戒,实则是以儒家的纲常名教要求人们规范自己的行为。可见,白法祖无论是讲治国理民之术,还是君臣子民关系,忠孝仁义之德,无不遵奉着儒家的纲常伦理,体现了早期佛教发展对儒家思想的依附性。为政,还必须把教化放在首位,教化的目的是想培养出忠臣义士,把人向“善”方面引导,从而达到重德尚善的目的,提高人的道德素质。佛教也很注重这方面的教化。佛教宣讲众生平等,人人皆有佛性,都能成佛。其平等思想,是教化人们行善积德。
《佛说菩萨修行经》[3]第12册P63说:“善恶随身,父有过恶,子不获殃,子有过恶,父不获殃。各自生死,善恶殃昝,各随其身。”
即现世现报,现身现报,不对自己以外的人有牵连,具有劝善止恶、和谐社会秩序的功能。又《佛说贤者五福德经》[3]第17册P714言:“上语亦善中语亦善下语亦善,其义备足归寂无为。”
此处的上、中、下指六道轮回之天、人、阿修罗三善道。如此三善道轮回,即得智慧解脱,即得“五福德”。“归寂”、“无为”均涅 意,这里借用道家思想发挥佛教义理,其中又糅合了儒家仁、义、礼、智、信的道德精神。这不仅起到教化别人的作用,而且更是自己内在素质外化的表现。
另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白法祖所译的《佛说菩萨逝经》[3]第14册P803,据该经书尾题记“光明皇后愿文”,这是一篇发愿文。经中的佛教转轮王思想和佛国净土思想非常突出。“转轮王”在佛典中常称为正义之王,“转轮王”领导的世界是佛教理想国土。这简直是“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是人人向往的美妙净土。白法祖所译《佛说菩萨逝经》表明,西晋末年政治动乱情况下,广大劳苦大众在无力把握自己命运的情况下,产生的对和谐幸福生活的憧憬,人们渴望和平统一,因而更盼望“转轮王”出世,天下太平。
三 白法祖思想对和谐社会构建的启示
也许是由于白法祖看到了同时代人的苦难及社会的不公平,试图重新审视变动的世界。其理想是成为有博爱观、具有道德良心以及有能力实现其信念的人,梦想有一个和平、和谐的社会秩序,人人安居乐业,但其梦想是不会实现的。这是一个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相互影响的时代,所以,观念的根本变化是有两面性的,西晋时期见证了观念领域的巨大变化。
同时,还应看到历史环境对个人的影响。魏晋时代是一个各民族大迁徙、大流动的时代,又是一个国土版荡、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苦难时代。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有一定权势的人物,都有可能成为这个时代的当权者。西晋惠帝时,长安的政治形势已变得十分严峻。时河间王 专制关中,遇雍川剌史刘沈和秦州刺史皇甫重讨伐,张辅因助 有功,代重为秦州剌史,据有陇上重权。此人擅权威,欲图霸业。辅极具文才武略,其传载他论管仲不如鲍叔,班固著书不比司马迁,又论魏武帝不及刘备,乐毅减于诸葛亮。张辅有 作后盾,如有白法祖之协助,无疑就是虎上添翼。又白法祖与 交情甚厚,其在陇右声望极高,受到陇右羌胡极大尊崇,所以,张辅在陇右一图霸业是轻而易举。
与许多西行高僧一样,白法祖作为东来高僧,也是为自己寻求发展的环境和机遇,其随从张辅西循陇右,概由此来。暂且不论白法祖是否是“第一位与大族,尤其是王室、权臣有个人关系的中国法师”[4] p101, 值得肯定的是,他是一个具有浓厚儒家情怀的僧人。受儒家思想及时代环境的影响,他不可能成为一个彻彻底底的僧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的佛教思想里充满了儒家的思想精髓。白法祖的最终目标是不仅要完成自身的仁义道德修养,更重要的是要将其仁义道德观及和谐社会思想推及他人、国家以及全天下,并通过服务于君主以及教导君主为仁之道,来扩大他的良好影响。
《高僧传》中有关张辅对白法祖之死颇有悔意的记载表明,辅之初衷还是非常想利用白法祖在陇右的声望及其佛教理论来收拢人心,以成霸业的。任何时候,无论在什么地方,佛教的传播和发展与社会政权的稳定性有着必然的联系。所以,动荡不安的西晋历史形势决定了这一时期陇右佛教发展与政治的不可抗衡,也就注定了某种命运的在劫难逃,白法祖当然不能例外。不过,就其生前分布经像财物,译经注经及死后被羌人分尸建塔庙的情况看,白法祖在距离长安较近的陇右一带是很有影响的,其仁义道德观及和谐社会思想深刻地体现了他对挽救国家危亡的哀痛,与实现国家和平统一的愿望。同时,遗露出他对下层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对上层统治者的焦虑心态,更体现出白法祖为弘法、护法而舍身的奉献精神。
参考文献:
[1]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中华书局,1996年。
[2] 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
[3]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4] 《大藏经》,(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93年。
[5] [荷兰]许君和:《佛教征服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6] 杜斗城:《陇右高僧录》,兰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
[7]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作者简介:王艳玲,女,1976—,宁夏陶乐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工作单位:许昌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