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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扶桑，一个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女子;克里斯，一个同时代的白人少年。他们在美国的圣弗朗西斯科相遇相识，发生了恋情。因为扶桑是个20岁的中国妓女，而克里斯是个家境殷实的白人少年，这爱情不仅凄迷，而且成了命运的挑战，这是 严歌苓小说《扶桑》中的主要内容 。[1]作为“东方学”的主要研究对象的中国也逐渐成为“东方”的代名词。艺术鉴赏中用“东方气质”解释中国艺术品的传统之美与文化内涵，笔者则将此概念引入对扶桑人物形象的分析中，分别从名字设置、身体描绘、身份设置、历史隐喻以及精神气质方面分析扶桑这一人物形象的“东方气质。”
【关键词】扶桑;女性形象;东方气质
一、名字里的东方文化内涵
姓名是人进入社会的第一把钥匙，也是自我认知与他人认识自我的重要符码。扶桑的名字充分体现了东方文明的古朴气质。扶桑无姓，名也只是原产于中国的蔷薇花名。据古文献记载，“扶桑”一词最早出现于《淮南子·天文训》：“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谓晨明。”[2]意为太阳升起的地方;后《山海经》又有：“下有汤谷，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3]的说法，意寓无尽的生命力;其后又有：“叶似桑树，长数千丈，大二十国，两两同根生，更相依倚，是以名之扶桑。”[4]表示对爱情的忠贞。
东方是日出之地，也是中国地理位置的所在;对爱情的忠贞与旺盛的生命力也是东方文明的显著特征。在“西方”视域下，古老的东方落后、蒙昧、呆板，却有着高度的忠贞与难以消灭的强大生命力。火红的颜色不再只是花朵的颜色，而是代表孕育出五千年悠久历史文化的中国红。
二、身体里的“东方神韵”
相由心生，身体是自我表达最原始的语言，而具有社会印记的衣物与配饰成了身体语言的延伸。扶桑是传统的东方美人儿——大眼睛，瓜子脸，一双带着青春凹槽的白手和一对不足三寸的木乃伊“玉兰花苞”，“一根白玉簪和一串浅红绢纱花从左耳一路插下来，绕半个髻脑后”，形成繁复庞大的发髻。这如蜜桃般成熟的黄皮女子会吹洞箫、吮田螺、嗑瓜子儿，时常着一件淡红色的绸衫，拿绸扇来回扇着。搽着胭脂的嘴唇在为嫖客准备的茶盅上轻轻一抿，露出像孩童一般痴傻的笑。扶桑的美是在白人男子的“注视”下呈现的，这种具有来自古老东方的神秘与魅惑具有明显的民族偏见。温婉的性格和身体柔美的线条不再是“至阴至柔”的倾情赞美，而是猎奇心理与“东方孱弱”视域下的带有种族色彩的刻板成见。
三、身份与地位的东方隐喻
扶桑是一个中国妓女，从社会学角度讲，妓女是提供性服务的客体，是男性为达到性目的而“使用”的对象，扮演出卖者的角色[5]。事实上，在男性主导的角色游戏中，性爱是对女性的侵害。小说中的“窑姐儿”们大多是发育未熟的雏妓，但由于长期卖肉，没有人能活过20岁，她们18岁便开始掉牙、脱发、濒临生命的终结，只有扶桑一人奇迹般地活过20岁。这生命的奇迹可视为中华民族经久不衰的昂扬斗志与生生不息的旺盛生命力。
一方面，“妓”的身份是对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一批东方女性命运的影射，也是对“有色人种”权力不平的表达;另一方面，女性身份的设定更是一种不平等性别话语的表达。身为“女人”，她们没有自由，成了任人蹂躏和宰割的烂肉，缄默、臣服。扶桑是完全的被压迫者，是彻底的性奴。边缘的社会地位使她成为法律与公德的声讨对象和男权社会的牺牲品，移民身份更让在夹缝中求生的“她”成了无权发声的“她者”。这正如鸦片战争后被列强蹂躏宰割的中国，如同在高船烈炮的侵略下屈辱求生的中国人。
扶桑是在一场反华暴乱中被轮奸的。轮奸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臭名昭著的历史事件，而对华人妓女的日常侵犯行为远比轮奸开始更早，甚至时至今日也未完全终结。据统计，在十九世纪晚期的旧金山，卖身是一项主要生存手段，妓女人数占到当地华人总数的24%。[6]扶桑的人生际遇可以说是一代中国女性的缩影，这些“女仔”们或迫于天灾，或难于人祸，为了生存沦落成一件明码标价的商品，而这经历恰如晚清时期的中国，成为列强谈判桌上的拍卖品。
四、东方的地母情怀
扶桑是一个带着世俗烟火气息与强大生命力的神女，一些学者称之为“地母”。张爱玲曾写过“地母娘娘是一个妓女，一个强壮、安静、肉感、黄头发的女人，二十岁左右，皮肤鲜洁，乳房丰满，髋骨宽大。她的大眼睛里像做梦一般反应出深沉的天性的骚动……”[7]而扶桑被卖到窑子里的时候恰好“二十多岁，成熟、浑圆，是个恰到好处的小娘们儿”。她的血像一眼井，旺得很，流淌于净如白藕的双腿之间。这血是生命之血，是极强的生命力与生育力的象征。文中多次提到扶桑流血：一次是拍卖会上，“流血”让她免于当中赤裸的尴尬，一次是与克里斯交还后双腿间泻下的红线，一次是在无马的马车上被轮奸后的血污。这女性周期性的流血是一种神圣的生理仪式，是生命得以延续的希望和讯号。圆实多肉的身体均匀地铺展为孕育而生的膏，粗黑的头发油得发亮，这种原始的强大生命力所呈现的是古老东方对生命的崇敬与生殖崇拜。
古老的东方是孕育生命与繁衍文明的沃土，她以绝对的包容，接纳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一切生物;用无限的慷慨，赠与肌体上所能奉献的一切因子，任凭入侵者在那片厚重的土地上拓荒、开垦，尽情挥洒生命难过的种子。扶桑也是一样，她是所有人的妻子，是唐人区各种颜色的鬼们共用的老婆，面对男人的索取，她没有逃避，而是以绝对开放的姿态接纳每一位入侵者——她“敞开自己，任你掠夺和侵害”，似海滩一样迎合着海浪的拍打，用雪白的酮体接受无数男人的“进攻”，在享受“最底下、最不受精神干涉的快乐”时呈现“一种天真的原始”。她对每个人笑，超越一切年龄，种族与阶级的界限，真实而热烈，让每个占有她的男人”感受洞房的热烈以及消灭童贞的隆重”。她是妻子，更是母亲，用坚挺的乳房缓和了“婴儿”对乳头和乳汁的干渴，用洁净的胸脯宽慰在现世受伤的如孩童般脆弱的心灵。
性别关系和种族差异是权力话语最为熟稔的修辞，也是西方殖民者关于东方的叙述中最为原始的修辞[8]。古老的东方文明曾远胜过后起西方文明，这正如如二十歲的扶桑远成熟于十二岁的克里斯。因此小说中扶桑的意义远超过独立存在的中国妓女，而象征着与“西方”相对的“东方”文明。与克里斯，那个十二岁的男童相比，年满二十岁的扶桑高大，端庄，如同一尊面露红晕的圣母。她用母牛一般的温厚征服眼前12岁的男童，两个“翘首以望”的奶对未经世事的孩童发出性启蒙。在小说中，扶桑是被象征化了的中国，而孩童一般的克里斯正是美国的化身。与东方悠久厚重的历史相比，新兴的美国显得幼稚，无知，他用那双充满好奇的眼睛窥伺着充满神秘和异域风情的东方文明，在强大的生命力前显得惊恐无措。扶桑的成熟是对东方文明的诗性写意，用女性魅惑展现对悠久历史文化的自信。
扶桑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由西方人臆想的那个“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充满浪漫传奇色彩和异国情调的、萦绕着人们记忆和视野的、有着奇特经历的地方”，在历史的污垢中，这个美丽的东方女人还扮演着游离于社会边缘的苦难群体和游走于崩溃边缘的古老文明。这一戴着地母圣洁的光环的女性是人类世俗社会理想化了的女人，更是呼唤新时代平等的女神，用博大的胸怀哺育行走于这片土地的每一个人。
参考文献：
[1]严歌苓.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101.
[2]张双棣.淮南子校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319.
[3]郭郛.山海经注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653.
[4]袁珂.山海经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260.
[5]田玉红.传统与现代结合的中国女性典范——析严歌苓小说《扶桑》中独特的妓女形象[J].南阳理工学院学报，2015，7（01）：96-99.
[6]吕燕.离散族裔的创伤与后记忆——评严歌苓的小说《扶桑》[J].华文文学，2012（01）：55-63.
[7]女作家聚会谈[J].上海杂志，1994（2）：4.
[8]郝延斌.“亚洲电影”的国族叙事与性别修辞[J].当代电影，2014（10）：59-62.
【关键词】扶桑;女性形象;东方气质
一、名字里的东方文化内涵
姓名是人进入社会的第一把钥匙，也是自我认知与他人认识自我的重要符码。扶桑的名字充分体现了东方文明的古朴气质。扶桑无姓，名也只是原产于中国的蔷薇花名。据古文献记载，“扶桑”一词最早出现于《淮南子·天文训》：“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谓晨明。”[2]意为太阳升起的地方;后《山海经》又有：“下有汤谷，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3]的说法，意寓无尽的生命力;其后又有：“叶似桑树，长数千丈，大二十国，两两同根生，更相依倚，是以名之扶桑。”[4]表示对爱情的忠贞。
东方是日出之地，也是中国地理位置的所在;对爱情的忠贞与旺盛的生命力也是东方文明的显著特征。在“西方”视域下，古老的东方落后、蒙昧、呆板，却有着高度的忠贞与难以消灭的强大生命力。火红的颜色不再只是花朵的颜色，而是代表孕育出五千年悠久历史文化的中国红。
二、身体里的“东方神韵”
相由心生，身体是自我表达最原始的语言，而具有社会印记的衣物与配饰成了身体语言的延伸。扶桑是传统的东方美人儿——大眼睛，瓜子脸，一双带着青春凹槽的白手和一对不足三寸的木乃伊“玉兰花苞”，“一根白玉簪和一串浅红绢纱花从左耳一路插下来，绕半个髻脑后”，形成繁复庞大的发髻。这如蜜桃般成熟的黄皮女子会吹洞箫、吮田螺、嗑瓜子儿，时常着一件淡红色的绸衫，拿绸扇来回扇着。搽着胭脂的嘴唇在为嫖客准备的茶盅上轻轻一抿，露出像孩童一般痴傻的笑。扶桑的美是在白人男子的“注视”下呈现的，这种具有来自古老东方的神秘与魅惑具有明显的民族偏见。温婉的性格和身体柔美的线条不再是“至阴至柔”的倾情赞美，而是猎奇心理与“东方孱弱”视域下的带有种族色彩的刻板成见。
三、身份与地位的东方隐喻
扶桑是一个中国妓女，从社会学角度讲，妓女是提供性服务的客体，是男性为达到性目的而“使用”的对象，扮演出卖者的角色[5]。事实上，在男性主导的角色游戏中，性爱是对女性的侵害。小说中的“窑姐儿”们大多是发育未熟的雏妓，但由于长期卖肉，没有人能活过20岁，她们18岁便开始掉牙、脱发、濒临生命的终结，只有扶桑一人奇迹般地活过20岁。这生命的奇迹可视为中华民族经久不衰的昂扬斗志与生生不息的旺盛生命力。
一方面，“妓”的身份是对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一批东方女性命运的影射，也是对“有色人种”权力不平的表达;另一方面，女性身份的设定更是一种不平等性别话语的表达。身为“女人”，她们没有自由，成了任人蹂躏和宰割的烂肉，缄默、臣服。扶桑是完全的被压迫者，是彻底的性奴。边缘的社会地位使她成为法律与公德的声讨对象和男权社会的牺牲品，移民身份更让在夹缝中求生的“她”成了无权发声的“她者”。这正如鸦片战争后被列强蹂躏宰割的中国，如同在高船烈炮的侵略下屈辱求生的中国人。
扶桑是在一场反华暴乱中被轮奸的。轮奸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臭名昭著的历史事件，而对华人妓女的日常侵犯行为远比轮奸开始更早，甚至时至今日也未完全终结。据统计，在十九世纪晚期的旧金山，卖身是一项主要生存手段，妓女人数占到当地华人总数的24%。[6]扶桑的人生际遇可以说是一代中国女性的缩影，这些“女仔”们或迫于天灾，或难于人祸，为了生存沦落成一件明码标价的商品，而这经历恰如晚清时期的中国，成为列强谈判桌上的拍卖品。
四、东方的地母情怀
扶桑是一个带着世俗烟火气息与强大生命力的神女，一些学者称之为“地母”。张爱玲曾写过“地母娘娘是一个妓女，一个强壮、安静、肉感、黄头发的女人，二十岁左右，皮肤鲜洁，乳房丰满，髋骨宽大。她的大眼睛里像做梦一般反应出深沉的天性的骚动……”[7]而扶桑被卖到窑子里的时候恰好“二十多岁，成熟、浑圆，是个恰到好处的小娘们儿”。她的血像一眼井，旺得很，流淌于净如白藕的双腿之间。这血是生命之血，是极强的生命力与生育力的象征。文中多次提到扶桑流血：一次是拍卖会上，“流血”让她免于当中赤裸的尴尬，一次是与克里斯交还后双腿间泻下的红线，一次是在无马的马车上被轮奸后的血污。这女性周期性的流血是一种神圣的生理仪式，是生命得以延续的希望和讯号。圆实多肉的身体均匀地铺展为孕育而生的膏，粗黑的头发油得发亮，这种原始的强大生命力所呈现的是古老东方对生命的崇敬与生殖崇拜。
古老的东方是孕育生命与繁衍文明的沃土，她以绝对的包容，接纳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一切生物;用无限的慷慨，赠与肌体上所能奉献的一切因子，任凭入侵者在那片厚重的土地上拓荒、开垦，尽情挥洒生命难过的种子。扶桑也是一样，她是所有人的妻子，是唐人区各种颜色的鬼们共用的老婆，面对男人的索取，她没有逃避，而是以绝对开放的姿态接纳每一位入侵者——她“敞开自己，任你掠夺和侵害”，似海滩一样迎合着海浪的拍打，用雪白的酮体接受无数男人的“进攻”，在享受“最底下、最不受精神干涉的快乐”时呈现“一种天真的原始”。她对每个人笑，超越一切年龄，种族与阶级的界限，真实而热烈，让每个占有她的男人”感受洞房的热烈以及消灭童贞的隆重”。她是妻子，更是母亲，用坚挺的乳房缓和了“婴儿”对乳头和乳汁的干渴，用洁净的胸脯宽慰在现世受伤的如孩童般脆弱的心灵。
性别关系和种族差异是权力话语最为熟稔的修辞，也是西方殖民者关于东方的叙述中最为原始的修辞[8]。古老的东方文明曾远胜过后起西方文明，这正如如二十歲的扶桑远成熟于十二岁的克里斯。因此小说中扶桑的意义远超过独立存在的中国妓女，而象征着与“西方”相对的“东方”文明。与克里斯，那个十二岁的男童相比，年满二十岁的扶桑高大，端庄，如同一尊面露红晕的圣母。她用母牛一般的温厚征服眼前12岁的男童，两个“翘首以望”的奶对未经世事的孩童发出性启蒙。在小说中，扶桑是被象征化了的中国，而孩童一般的克里斯正是美国的化身。与东方悠久厚重的历史相比，新兴的美国显得幼稚，无知，他用那双充满好奇的眼睛窥伺着充满神秘和异域风情的东方文明，在强大的生命力前显得惊恐无措。扶桑的成熟是对东方文明的诗性写意，用女性魅惑展现对悠久历史文化的自信。
扶桑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由西方人臆想的那个“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充满浪漫传奇色彩和异国情调的、萦绕着人们记忆和视野的、有着奇特经历的地方”，在历史的污垢中，这个美丽的东方女人还扮演着游离于社会边缘的苦难群体和游走于崩溃边缘的古老文明。这一戴着地母圣洁的光环的女性是人类世俗社会理想化了的女人，更是呼唤新时代平等的女神，用博大的胸怀哺育行走于这片土地的每一个人。
参考文献：
[1]严歌苓.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101.
[2]张双棣.淮南子校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319.
[3]郭郛.山海经注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653.
[4]袁珂.山海经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260.
[5]田玉红.传统与现代结合的中国女性典范——析严歌苓小说《扶桑》中独特的妓女形象[J].南阳理工学院学报，2015，7（01）：96-99.
[6]吕燕.离散族裔的创伤与后记忆——评严歌苓的小说《扶桑》[J].华文文学，2012（01）：55-63.
[7]女作家聚会谈[J].上海杂志，1994（2）：4.
[8]郝延斌.“亚洲电影”的国族叙事与性别修辞[J].当代电影，2014（10）：5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