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时，我想成为女大使。考上外交学院念大一，想到联合国工作。这就必须先走出去，再实现愿望。大二那年我就准备自费留学，虽然学校认为不可能，我还是考了640多分的托福成绩，自己申请到了奖学金。1985年，我成为全校第一个踏出国门的人。后来我很清楚，所有这些超乎常规的努力，都是因为我认为别人不能替我说“NO”，只要世界没有说“NO”，我都可以有机会争取。
　　 去美国时，我是当时那趟航班上唯一号啕大哭直到飞机落地的人。男友分手了，父母分别了，身上只有50美金，两只箱子比我还大，更重要的是没人能预料到中国能发展到今天，心里恐惧的是这辈子难得再见父母了。到达美国正好半夜三点，我在牛仔酒吧坐了一晚，在那里我告诫自己，我为理想而来，从此以后每一个挑战我都必须把它当作快乐。
　　 事实上，早年的经历非常大地锻炼和塑造了我的性格。记得小时候练武，在武术队常常慰问工农兵，我们给陆军表演时开过坦克，给空军表演时坐过米格-21。那么小的年纪就经历了别人无法经历的生活，我的胆子也越来越大。所以今天我常说，聪明人很多，胆大的人太少，我就是少数的胆大的人。
　　 1987年从美国得克萨斯州的贝勒大学毕业后，我进入了联合国总部工作，在公共信息部负责制作电视广播节目《联合国呼唤亚洲》，并担任主播。3年后，又在纽约市专业律师事务所负责开展中国业务，代表中国客户参与最惠国待遇和贸易政策的游说工作。
　　 这段生活舒适而轻松，最重要的是遇到了我的丈夫，当时在标准普尔的汪潮涌。婚后我们经常驾车游历美国，或者与好友谭盾、崔健在纽约“小意大利”的咖啡馆聊天。但我们心里都清楚，这不是我们最后的选择。
　　 1993年机会来了，汪潮涌被摩根士丹利派驻回国，负责中国公司股票融资业务。我也一块回来了，事业从零开始。记得很清楚，1994年自己是身怀六甲在美国博雅公关公司面试的，而且是从经理职位上，在对公关、对国内市场全无经验的情况下开始打拼。但发展速度很快，3年后就升任为董事总经理。
　　 在此期间，我主要为英国石油公司、英特尔、菲利普-莫里斯等知名跨国企业策划进入市场的战略。我的好奇和学习能力让我从客户身上“偷艺”到许多行业的关键知识，比如后来在维亚康姆对媒体产业的运作，我就从当时的客户(也是后来的竞争对手)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受益多多。
　　 这个时候，期望打开中国市场的维亚康姆注意到了我，先后多次想挖我过去。当时自己比较犹豫，汪潮涌一遍遍鼓励我，说传媒是一个朝阳产业，而且去维亚康姆是超越自己的一次机会。现在看来，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一开始实在艰难。当时维亚康姆在中国只有位于中粮广场一间办公室，员工只有6人。最令人不安的是，世界传媒巨擘在中国市场不认识维亚康姆，有人甚至把我们当作一家生产酵母片的药厂。
　　 不过，自己习惯了从零开始。1999年4月来维亚康姆负责MTV后，一个月后就拿到了CCTV-MTV音乐盛典的批文，MTV的品牌能和中央电视台联系在一起，对品牌影响力的提升是显而易见的。当我打电话汇报时，亚太区的总裁从电话那边传来了一连十几声表示极度兴奋的感叹词。在此之后，维亚康姆连续4年成功地与中央电视台联合举办了CCTV-MTV音乐盛典。
　　 MTV是一个通过音乐进行国际文化交流的平台，我把自己定义为推动中美文化交流的兼职“文化参赞”。我们董事长雷石东说过，他一生的成功经验就是双赢，任何一个商业模式如果只是一方得利，另一方是失利，就做不长久。所以我和我的团队一直跟中国政府、广电集团和中央电视台交流，可以给合作伙伴什么，他们有什么样的需求？
　　 2002年雷石东访华，向中国政府表示愿意推动中国文化在美国的传播。我借此积极展开工作，在维亚康姆中国没有赢利的情况下，向总部申请了100万美元，2003年促成了中国最大的民族乐团——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在纽约林肯中心、华盛顿肯尼迪中心音乐厅等四地的演出，获得巨大成功。
　　 无论是事业还是生活，我从来不偷懒。你可以说我做得还不够完美，但你不能说我没有尽力。不去尝试，机会是零；去努力了，就有50%成功的机会。人生就是由每一天、每一个事件、每一个危机的处理和每一个销售的业绩组成的。如果你在小事情上苟且，那么你在大事上和你的一生中，一定是一个苟且的人。
　　 对于刚刚归国和正在归国的留学生，我有两个忠告：第一，一定要脚踏实地，不能害怕从零开始；第二，一定要回归社会，融入现实环境，不能总是把自己孤立成一个外来者。
　　 这么多年来，闲暇之余也会舞剑放松一下，有时候，我爱人汪潮涌如15年前一样吹笛伴奏。此情此景，正像有次他对媒体所说:“这的确代表了我们的心境，笑傲江湖、侠士风尚，我们从中国到美国去逛一圈，现在又回到中国的商场上，其实心里支持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精神就是江湖的一种豪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