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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勤先生《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一九九五年第十期)刊出后，收到不少来信，现摘载部分。
从文革发动迄今，三十年时光悄然逝去，对于经历过文革的人们，这三十年是否漫长？无论是出于痛恨还是迷惑，许多人恐怕都有一种无法排遣的情怀与挥之不去的思绪吧，对此我们可称为“文革情结”。我知道很多人都在庆幸，毕竟还有一个张志新，还有一个顾准，还有象朱学勤先生所提到的那些青年思想者，不过，有了他们，我们就应该轻松地卸掉思想的负担吗？上帝并没有让每人都成为思想家呀，有人会说。不错，但上帝也没有剥夺我们独立思考的权利，为什么人们却常常放弃它？既然上帝并不能阻止文革发生，它也就不能阻止我们去思考它。
华东师范大学刘克敌
思想史链条的中断，远不说古代中国，即便是在近代以降也已数次之多，这还只是着眼大处，若是进入细微则无以计数。思想的暗杀者是谁？暗杀之外更有明杀，杀手们都是谁？杀害的过程怎样？目的是什么？后果又如何？——这些都该曝光，要深入细致的侦破，未死者还得医治。
人们擅长于忘却，擅长于自我“合理化”，特别是那些悲剧事件，更易忘掉它的残酷、悲痛、血腥的部分，而“升华”之后记住的只是劫后辉煌的激情，或是抹上“往事都是美好的”一类的温情光环。何况有一大批连着一大批的思想不自觉者——在杀害事件发生的当时就处于麻木随从状况，甚至是狂热投入——我们今天的责任更显沉重。仅以“文革”为例，最初的批判主要是将它的罪责划到某些人的头上即可，更多人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后来的反思虽渐渐深入，但这仿佛只是少数人的“专业”。若谁有兴趣问起身边的人，答案肯定难保不是简单。所以说，类似“文革”的思想文化的集体杀害(明杀和暗杀)事件难保不会再发生，尽管早有谁保证：决不能让“文革”运动再度重演。
安徽社会科学院刘小平
我要问：有没有以进行时态人为地让当下的思想“失踪”的现象呢？君不见，现实生活中风行得势的话语霸权体系挤掉、冷漠、湮灭了多少扰攘浮泛的芸芸众生中成文的(不成文的姑且不论)“话语”。这里肯定有“舆论一律”什么的在强力操纵着。
朱先生认为大学垄断了知识传承，我以为文化出版部门编辑、出版文化产品的时候也往往使真知灼见“失踪”，从而阉割知识的个性灵魂。
山东莱芜市委党校薛克智
英国古典人文学者贡布里希认为，“大学职员中的普通教员知道他的价值是由已发表的论文数量和受邀参加讨论会的次数来衡量，那就简直糟透了。正是这些压力，产生了人们常说的学术工业，这种学术工业极少‘推动学科发展’，反而常常阻碍学术的发展”。但是“谴责这种学术工业是件易事，可医治其病根却不那么方便。毕竟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其中的一员。我们生活在一个看重成果的世界中”。(《理想与偶像》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我想朱学勤寻找的那群“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大概都已被学术工业模塑成了冷面的学术机器和学术匠人，作为“知识分子”不能承担起知识分子思考的天职是中国当今学术的一大悲哀。
青岛大学中文系魏韶华
算来笔者应是朱学勤的下一代人，正好生于一九六八年，进入大学是一九八六年，如今重返校园读书，却与朱同样产生了强烈的恍如隔世之感。今日大学校园中此起彼伏的叫卖吆喝声和各种实用主义宣言中，已是鲜见十年前那样积极热烈而又蕴纳着整肃使命感与责任感的学术追求与精神气象，那些在各类学术沙龙中沉浮明灭的生动面孔，那些被康德思想折磨得形销骨立的早熟的灵魂，那些仅仅因为一次画展或一首诗歌的问世就啸聚于酒馆的思想畏友，那些刚读大三就敢于张贴海报举办个人讲座的年轻思想斗士……，在今天的校园里已消声匿迹。八十年代的思想文化氛围仍然过于浮躁，过于“泛意识形态化”，然而难以否认的是，“八六年人”内心那种真诚的对理想麻木的拒斥、对精神侏儒症的恐惧却是所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应该拥有的品质。这种品质积淀成的思想资源，在九十年代难道又成了朱学勤说的“失踪者”？
辽宁大学研究生院樊国宾
按理，我们这些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是一批幸运儿，无论从物质上还是精神上讲，“苦难”一词都显得相对遥远。我们背上书包上大学的时候，尚有一批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为了心中的憧憬，用稍显稚嫩的思想无所顾忌地构筑自己的“天堂”，然而不幸的是，与我同时代的伙伴们，虽不尽如朱学勤先生那样要到张贴“寻人启事”的地步，但其中大部分人的面孔已陌生得让人觉着悲哀。问其故，答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我能独善其身吗？”扪心自问，从未离开校园的我，那份“书生意气”如故吗？恐怕难说，当急功近利的思想从社会蔓延到学校，独自凭着无所顾忌的勇气和无所奢求的平和心就能获得安身立命的资本吗？
杭州大学中文系孙凯风
每个社会都会有“被紧紧踩在社会最底层”的思想者，而且会在不同领域。不过也不应悲哀。张承志在今天成不了魏连没那样的“孤独者”，在更广阔的范围里，他的思想也未必是“无援的思想”。诚然，一场大变革后，有人落伍，有人颓唐……但社会毕竟过渡到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而其标志之一就是因选择增多而形成的价值多元化：你继续忧国忧民为国家为社会的发展思索探求，是一种选择；但干上了资产千万的公司，也未必不是合适的选择，何况世上还有三百六十行呢？另外，作为一个人来讲，其追求和奋进的方式也会因时而异的。应相信“海内存知己”，但也信“条条大路通罗马”。就文学(广义)而言，应当承认张承志、韩少功们的深沉和执著，可《编辑部的故事》和《都市放牛》也应有一席之地，这恐怕就是社会——市场的需要吧。
现实比起当年，还是令人欣慰的。
天津工人报崔俊清
从整体看：“六八年人”在回家的时候(回家过日子)就已经完成了“思想”的使命，就是说作为一个群落它已失去了“思想”的冲动和活力。从个体看：“六八年人”中有混迹于思想者队伍的，他们没有底气，只能急功近利，他们是谋一份“思想”的职业，他们不是真实意义的“思想者”。只有少数(少数才正常)为“思想”而思想的“六八年人”，或者说在六八年的时候就开始为“思想”而生存的人，保持了那份执着和真诚。那为什么在朱学勤的眼睛里只有张承志一人呢？因为他们已大多有了自己“思想”的视野和方式，“六八年人”的思想精髓融解在其中，不再直接言说了。不象张承志在荒芜英雄路上(过去是浩荡英雄路)，继续打着“旧式思想”的旗帜。也不象朱学勤“所有的写作就是为了我的同代人”并“以学理言路继续思考六八年问题”。所以“六八年人”在思想舞台上集体失踪是不见怪的。“六八年人”已是历史符号，但是“六八年人”的生活道路在继续，作为非思想者的“思想”在继续。不论从思想史的角度，还是从政治史、文化史的角度，“六八年人”都应该成为研究的对象。新一代学人剥离这个对象的外壳不会手软，作为“六八年人”的学人是否有勇气、有技巧剥离自我的外壳呢。我理解朱学勤寻找的失踪者就是这样的剥离者。
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 金大陆
七八年拨乱反正，中国大陆的建设也渐入正轨，当然，“政治冷漠”也是事实——“极少数人鼓捣政治机器，绝大多数人过自己的生活”(《读书》同期燕继荣文《政治冷漠是不是坏事》)，或许，这又应着一句老话——“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又何曾失踪？“六八年人”当年的不少的思想成果其实正转化为中国大陆现代化的各种操作。
从文革发动迄今，三十年时光悄然逝去，对于经历过文革的人们，这三十年是否漫长？无论是出于痛恨还是迷惑，许多人恐怕都有一种无法排遣的情怀与挥之不去的思绪吧，对此我们可称为“文革情结”。我知道很多人都在庆幸，毕竟还有一个张志新，还有一个顾准，还有象朱学勤先生所提到的那些青年思想者，不过，有了他们，我们就应该轻松地卸掉思想的负担吗？上帝并没有让每人都成为思想家呀，有人会说。不错，但上帝也没有剥夺我们独立思考的权利，为什么人们却常常放弃它？既然上帝并不能阻止文革发生，它也就不能阻止我们去思考它。
华东师范大学刘克敌
思想史链条的中断，远不说古代中国，即便是在近代以降也已数次之多，这还只是着眼大处，若是进入细微则无以计数。思想的暗杀者是谁？暗杀之外更有明杀，杀手们都是谁？杀害的过程怎样？目的是什么？后果又如何？——这些都该曝光，要深入细致的侦破，未死者还得医治。
人们擅长于忘却，擅长于自我“合理化”，特别是那些悲剧事件，更易忘掉它的残酷、悲痛、血腥的部分，而“升华”之后记住的只是劫后辉煌的激情，或是抹上“往事都是美好的”一类的温情光环。何况有一大批连着一大批的思想不自觉者——在杀害事件发生的当时就处于麻木随从状况，甚至是狂热投入——我们今天的责任更显沉重。仅以“文革”为例，最初的批判主要是将它的罪责划到某些人的头上即可，更多人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后来的反思虽渐渐深入，但这仿佛只是少数人的“专业”。若谁有兴趣问起身边的人，答案肯定难保不是简单。所以说，类似“文革”的思想文化的集体杀害(明杀和暗杀)事件难保不会再发生，尽管早有谁保证：决不能让“文革”运动再度重演。
安徽社会科学院刘小平
我要问：有没有以进行时态人为地让当下的思想“失踪”的现象呢？君不见，现实生活中风行得势的话语霸权体系挤掉、冷漠、湮灭了多少扰攘浮泛的芸芸众生中成文的(不成文的姑且不论)“话语”。这里肯定有“舆论一律”什么的在强力操纵着。
朱先生认为大学垄断了知识传承，我以为文化出版部门编辑、出版文化产品的时候也往往使真知灼见“失踪”，从而阉割知识的个性灵魂。
山东莱芜市委党校薛克智
英国古典人文学者贡布里希认为，“大学职员中的普通教员知道他的价值是由已发表的论文数量和受邀参加讨论会的次数来衡量，那就简直糟透了。正是这些压力，产生了人们常说的学术工业，这种学术工业极少‘推动学科发展’，反而常常阻碍学术的发展”。但是“谴责这种学术工业是件易事，可医治其病根却不那么方便。毕竟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其中的一员。我们生活在一个看重成果的世界中”。(《理想与偶像》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我想朱学勤寻找的那群“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大概都已被学术工业模塑成了冷面的学术机器和学术匠人，作为“知识分子”不能承担起知识分子思考的天职是中国当今学术的一大悲哀。
青岛大学中文系魏韶华
算来笔者应是朱学勤的下一代人，正好生于一九六八年，进入大学是一九八六年，如今重返校园读书，却与朱同样产生了强烈的恍如隔世之感。今日大学校园中此起彼伏的叫卖吆喝声和各种实用主义宣言中，已是鲜见十年前那样积极热烈而又蕴纳着整肃使命感与责任感的学术追求与精神气象，那些在各类学术沙龙中沉浮明灭的生动面孔，那些被康德思想折磨得形销骨立的早熟的灵魂，那些仅仅因为一次画展或一首诗歌的问世就啸聚于酒馆的思想畏友，那些刚读大三就敢于张贴海报举办个人讲座的年轻思想斗士……，在今天的校园里已消声匿迹。八十年代的思想文化氛围仍然过于浮躁，过于“泛意识形态化”，然而难以否认的是，“八六年人”内心那种真诚的对理想麻木的拒斥、对精神侏儒症的恐惧却是所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应该拥有的品质。这种品质积淀成的思想资源，在九十年代难道又成了朱学勤说的“失踪者”？
辽宁大学研究生院樊国宾
按理，我们这些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是一批幸运儿，无论从物质上还是精神上讲，“苦难”一词都显得相对遥远。我们背上书包上大学的时候，尚有一批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为了心中的憧憬，用稍显稚嫩的思想无所顾忌地构筑自己的“天堂”，然而不幸的是，与我同时代的伙伴们，虽不尽如朱学勤先生那样要到张贴“寻人启事”的地步，但其中大部分人的面孔已陌生得让人觉着悲哀。问其故，答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我能独善其身吗？”扪心自问，从未离开校园的我，那份“书生意气”如故吗？恐怕难说，当急功近利的思想从社会蔓延到学校，独自凭着无所顾忌的勇气和无所奢求的平和心就能获得安身立命的资本吗？
杭州大学中文系孙凯风
每个社会都会有“被紧紧踩在社会最底层”的思想者，而且会在不同领域。不过也不应悲哀。张承志在今天成不了魏连没那样的“孤独者”，在更广阔的范围里，他的思想也未必是“无援的思想”。诚然，一场大变革后，有人落伍，有人颓唐……但社会毕竟过渡到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而其标志之一就是因选择增多而形成的价值多元化：你继续忧国忧民为国家为社会的发展思索探求，是一种选择；但干上了资产千万的公司，也未必不是合适的选择，何况世上还有三百六十行呢？另外，作为一个人来讲，其追求和奋进的方式也会因时而异的。应相信“海内存知己”，但也信“条条大路通罗马”。就文学(广义)而言，应当承认张承志、韩少功们的深沉和执著，可《编辑部的故事》和《都市放牛》也应有一席之地，这恐怕就是社会——市场的需要吧。
现实比起当年，还是令人欣慰的。
天津工人报崔俊清
从整体看：“六八年人”在回家的时候(回家过日子)就已经完成了“思想”的使命，就是说作为一个群落它已失去了“思想”的冲动和活力。从个体看：“六八年人”中有混迹于思想者队伍的，他们没有底气，只能急功近利，他们是谋一份“思想”的职业，他们不是真实意义的“思想者”。只有少数(少数才正常)为“思想”而思想的“六八年人”，或者说在六八年的时候就开始为“思想”而生存的人，保持了那份执着和真诚。那为什么在朱学勤的眼睛里只有张承志一人呢？因为他们已大多有了自己“思想”的视野和方式，“六八年人”的思想精髓融解在其中，不再直接言说了。不象张承志在荒芜英雄路上(过去是浩荡英雄路)，继续打着“旧式思想”的旗帜。也不象朱学勤“所有的写作就是为了我的同代人”并“以学理言路继续思考六八年问题”。所以“六八年人”在思想舞台上集体失踪是不见怪的。“六八年人”已是历史符号，但是“六八年人”的生活道路在继续，作为非思想者的“思想”在继续。不论从思想史的角度，还是从政治史、文化史的角度，“六八年人”都应该成为研究的对象。新一代学人剥离这个对象的外壳不会手软，作为“六八年人”的学人是否有勇气、有技巧剥离自我的外壳呢。我理解朱学勤寻找的失踪者就是这样的剥离者。
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 金大陆
七八年拨乱反正，中国大陆的建设也渐入正轨，当然，“政治冷漠”也是事实——“极少数人鼓捣政治机器，绝大多数人过自己的生活”(《读书》同期燕继荣文《政治冷漠是不是坏事》)，或许，这又应着一句老话——“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又何曾失踪？“六八年人”当年的不少的思想成果其实正转化为中国大陆现代化的各种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