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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暴雨落在“三八线”上
也落在了皖北平原
1
1950年6月25日，星期日，凌晨4时。
朝鲜半岛海州湾的最深处，一个原名“孤竹”，盛产梨子、砚台和墨的地方，一条东西走向的纬线“三八线”，正在无边的暗夜里静默。
夜色漆黑，大雨滂沱，雷鸣电闪。突然，一道比闪电还要明亮的光线穿透雨幕，在漆黑的夜幕中升了起来。那是一枚信号弹，没有人知道，后来被中国人称为“朝鲜战争”、美国称为“韩战”的著名战争，即将爆发。
北纬38度线上的针叶林和阔叶林，此刻全都笼罩在暴风骤雨之下。
也就在这个夜晚，中国皖北的颍上县，一个叫作“新集孜”的小村庄，午夜时分，农妇李秀英被一阵炸雷惊醒了。她翻身下床，心里一惊，腿肚子以下全是水，她意识到：大水又来了！她并不慌张，住在颍河岸边，这样的大水，总是隔个三五年就来上一次，也不过是水来人走，水走人回，好在这之前就已经做了准备，不至于太手忙脚乱。
皖北苦寒，加上总发大水，老百姓的日子就过得艰难。“泥巴凳，泥巴墙，除了泥巴没家当”，大水一来，荡然无存，一般人家，都没啥值钱的东西，一年四季，冬棉夏单，全都搭在一根麻绳上。可李秀英家不同，李秀英家在集镇上，开着一间小饭铺，算是殷实人家。李秀英走到堂前，看见舅和妗子一人搂个孩子，也都起来了。她走上前去，犹豫着问：爹，走不走？可还没等话说完，就听见一声炸雷轰隆隆滚过，接着一道闪电照亮了夜空，雨声骤然大起来了。她舅大声说：走，走，赶紧走！再不走，怕就走不及了！
李秀英本姓朱，4岁那年过继给舅舅李复燃当闺女。她妗子一辈子没生养，所以李秀英长大成人之后，也没舍得往外嫁，而是收了个上门女婿。
然而此刻，上门女婿冯学永，又在哪里呢？
李秀英顾不上抱怨，而是抱上小的，扶着老的，磕磕绊绊地向门外走去。她男人冯学永，4年前去赶集的路上，让国民党抓了壮丁，至今没有音信。那一年她大闺女才刚会走路，小闺女还在肚子里，没有出生。雨越下越大，还没等走到村外的岗地上，大水就漫过了膝盖，很快就齐腰深了。
李秀英说不出的凄惶，还有一種深深的恐惧。13岁那年，她就被大水冲走过一回，庄里人都以为她回不来了，她却被人扯着头发救起来，活着回到了庄里。16岁结婚，17岁生女，18岁男人就让人抓了壮丁。
你到底在哪儿啊？你是死是活，能不能言语一声？
李秀英一边跌跌撞撞，扶老携幼地往岗上走，一边在心里一遍遍发问。
雨还在“哗哗哗”地往下倒，庄子里鸡飞狗叫，耳边全是孩子们的哭声。李秀英的心里越发凄惶了，对不知死活的男人，不由得生出几分怨恨。她在心里说，你把老老少少，一大家子全都丢给了我，你就不亏心？
当头一个霹雳，把李秀英惊得一个激灵。借着闪电的亮光，李秀英看见她舅一脸的惊慌，他连声说：坏了，坏了！看这架势，今年怕是又要破堤！
自打1938年6月9日凌晨，蒋介石扒开了花园口，黄水顺贾鲁河分两路下泻，西一路沿颍河突入淮河，颍河大坝就破了堤。那一回，河南、安徽、江苏三省总计44个县市被淹，受灾面积29000平方公里，淹没了近2000万亩耕地。豫、皖、苏三省大约有390万人背井离乡，一路乞讨，在逃难的人群中，就有10岁的李秀英。
李秀英对破堤，有着深深的恐惧。后来在治淮工地上，两次成为劳动模范的李秀英，经常能够想起破堤后，他们一家老少无家可归，孤苦伶仃的情景。
李秀英的故事很长很长，作为贯穿新中国70年治淮史的人物，她将不断地出现在后面的章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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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还是回到1950年的那场大水，那场大水来得毫无征兆，因为进入 6月之后，淮河流域一直是干旱少雨。但6月26日到7月20日，20多天的时间，却一直是阴雨连绵。这期间出现了3次阶段性暴雨，第一次是6月26—30日，雨区在淮河上中游及徐淮地区，正阳关雨量124. 0mm、蚌埠雨量123.5 mm、新蔡雨量125.0 mm;第二次是7月2—5日，雨区在淮河上游干流两岸、洪汝河及淮南山区，正阳关雨量229.2mm、新蔡雨量250.6mm;第三次是7月7-19日，雨区在苏北、皖北等地区，淮阴雨量356.2mm、蚌埠雨量355.6mm、浮山雨量301.6mm、新蔡雨量295.9mm、正阳关雨量277.1mm。请原谅我们不得不写下以上这几组数字，因为只有数字才能说明雨情的严重性。洪水主要来自淮河上游及中游北岸各大支流，淮河干流正阳关（鲁台子）、蚌埠、浮山、中渡等地洪水于6月底先后起涨，之后急剧上涨，由上游而中游，先支流后干流，最终发生了大崩溃。
在日后漫长的岁月里，我们还将多次与这些地名相遇。
差不多70年后，我们在图书馆里翻阅治淮资料，面对当年的雨情灾情，仍感触目惊心。7月3日前后，淮河支流南部的谷河、润河、里河、泥河、洪河，北部及中部的肥河、茨河等河堤均发生了漫溢，洪水灌入阜阳专区的阜阳、临泉、太和、颍上等县乡;11日南岸的淠河山洪爆发，灌入淮河后在安丰塘决口，接着在迎河集林家沟下，漫决了四处;14日来水凶猛的颍河，在阜阳、颍上之间冲开多处缺口;16日浍、沱、潼、肥四水并涨，五河县全境尽成泽国;7月5日淮河干堤先是在阜南县境溃决，6日在霍邱境内溃决，紧接其后，怀远、凤台、寿县境内的淮河大堤，发生了连锁性溃决;16日寿西淮堤溃决，18日蚌埠至凤阳段淮堤溃决，20日凤台县焦岗湖、禹山坝、黑张段漫决，21日五河大堤破堤，23日蚌埠柳沟闸溃。溃决、溃决、溃决，连续不断的溃决，不用身临其境，仅看文字描述，就已惊心动魄。从这一天开始，怀远以上的淮河大堤已无完整堤圈，怀远以下水面与坝顶相平;26日沫河口淮堤溃决，大水自蚌埠以下至五河县不分河道，奔流四溢，正阳关至三河尖水面东西100公里，南北20至40公里一片汪洋，沿淮村庄仅能看见树梢。 沿淮很多的老百姓，就是攀在这些树梢之上，才侥幸逃出了一条性命。
自南宋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黄河第四次大改道以来，淮河流域一直大水不断。据不完全统计，在1949年之前的2500多年间，有明确记载的黄河泛滥多达1500多次，改道26次，酿成多次“黄河夺淮”事件。在1194年至1855年的661年间，黄河将大约700亿吨泥沙带入淮河流域，造成鲁南的沂、沭、泗水不能入淮，无数支流与湖泊淤积废弃，淮河原有水系遭到严重破坏。淮河中游北岸的颍河、西淝河、涡河、北淝河、浍河、沱河等支流，多次受到黄河侵扰，每当暴雨集中的汛期，洪水在淮河中游淤积，沿淮洼地一片汪洋，几乎是十年九涝，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
6月下旬开始的这场大暴雨，在皖北平原上一直持续到7月中旬，蚌埠以上各站点水位，均超过了历史上水患严重的1921年和1931年。
家住颍河洼地上的李秀英，在村外的岗地上待了整整40天，大水才慢慢退下去了。没有牛，没有羊，没有鸡，没有狗，没有庄稼生长，到处是冲垮的房屋，冲倒的大树，水洼里蚊虫肆虐，蛙鸣如鼓。这往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呢？看著被大水漫过的土地和村庄，李秀英欲哭无泪，没有一丝死里逃生的喜悦。
对于1931年的大水，李秀英不记得了，那一年她刚3岁，还没过继给新集孜她舅当闺女。大水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走的，印象很模糊，她只是从老人们的口中，知道那一年的大水特别大，倒了很多屋，死了很多人，淹了很多庄稼。后来上了治淮工地，读了扫盲班，她才知道1931年的大水是淮河流域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受灾面积涉及湖北、安徽、河南、江苏等8个省区，受灾人口总计5000多万，40多万人死亡，近1.5亿亩农田泡在大水里。当时的新闻纸，以“洪水横流，弥溢平原，化为巨浸，死亡流离之惨触目惊心”来形容，饿殍遍野，浮尸满地，无数人流离失所。截至那一年的11月份，水灾发生近半年之后，灾民从国民政府手里拿到的救助款，平均每户不过大洋六角。
集上的人已经在商量到哪里去逃荒要饭，这让李秀英更加心慌了。别人家无论多难，总有个男人撑着，自家呢？老的老，小的小，妗子是小脚，舅的痨病又犯了，就在李秀英凄凄惶惶，不知如何是好之际，7月11日，华东军政委员会皖北灾区视察团，突然来到皖北一带。视察团由农林、财政、民政、水利、卫生五个部门共同组成，一同到来的，还有紧急拨发的500万公斤急救粮，和500万公斤种子粮。
李秀英悬着的心，总算落了下来。
7月14日，视察团参加了皖北行署在蚌埠召开的有淮河灾区各专员参加的紧急会议，布置防汛抢救工作，会后，视察团分组到灾区视察水情。7月20日，关于皖北淮河灾情的报告，就递到了中南海毛泽东主席的案头。
领到救济粮的李秀英当然不会知道，淮河大水的报告已经直接交到了毛泽东的手上，但她和乡亲们一样，深深感受到了新政权与旧政权的区别。这份报告中说：“今年水势之大，受灾之惨，不仅重于去年，且为百年来所未有。淮北20个县、淮南沿岸7个县均受淹……其中不少是全村沉没。由于水势凶猛，群众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失足坠水（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者），或船小浪大、翻船而死者，统计489人，受灾人口共990余万，约占皖北人口之半……由于这些原因，干群均极悲观，灾民遇到干部多抱头大哭……”
毛泽东主席读到这份报告，想来一定沉默了很久很久，他的心情也一定非常沉重。对外，该如何应对朝鲜变局;对内，该如何纾解淮河水患，在1950年的夏季，这两大难题一齐涌上了新中国领袖的心头。没有人知道他所承受的压力，也没有人知道他内心做过怎样的斗争。我们能够知道的是，在报告交到他手里之后，中央政府随即就调拨了粮食2亿斤，盐1000万斤，煤炭52万吨，用于救助皖北水灾，紧接着又发放了350亿种子贷款，用来发展生产。新中国刚刚建立，国家还很困难，但不管怎么困难，老百姓的吃饭问题，都必须尽快解决。这是关系到政党威信，政权巩固的大问题，所以在前不久，在1950年6月6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发表了一个十分有名的讲话，叫作《不要四面出击》。这一讲话的重点就是，如何处理好各阶级、政党、民族的关系，以孤立和打击当前的主要敌人，而树敌太多对当前局势不利。新中国就是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这必须成为建国后全党的统一目标，毋庸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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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谁也想不到，淮河流域会发生大水灾，更想不到仅仅半个月后，朝鲜战争就打响了第一枪。内忧外患，纷至沓来，紧紧胶着在一起。7月7日，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的主持下，“保卫国防”第一次紧急会议召开，7月10日，“保卫国防”第二次紧急会议召开，十万火急，研究应对朝鲜战争事宜。
东北地区上空，鸭绿江一线，弥漫着越来越浓的战争乌云。
而7月10日，正是淮河流域第三次阶段性暴雨期间，雨区笼罩了苏北和皖北的广大区域。关于淮河大水的报告，被接连不断地送往中央，和朝鲜战局一样十万火急。7月13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作出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同时还做出了一个日后看来极有远见的部署：动用最精锐的战略预备队，即刻集结在东北地区，组成东北边防军布防在中朝边境，以随时应对变局。
而皖北的暴雨，也一直在下个不停。
那是一段难熬的日子，淮河大水的报告和朝鲜半岛的军报，交替出现在毛泽东的案头，他书房里的灯火，常常是彻夜不熄。随着局势的发展，中国希望在“三八线”停火并和平解决的愿望，看来是越来越渺茫了，朝鲜半岛硝烟弥漫，局势危急。10月1日凌晨2时50分，斯大林收到了苏联大使转来的金日成的正式求援信。信中恳求斯大林给予直接的军事援助：“如果由于某些原因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时，请帮助我们在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组织国际志愿部队，给我们的斗争以军事援助。”
根据档案记载，斯大林拿到金日成的求援信不过10分钟，就口授了他给苏联驻北京大使的电报，要求他尽快转告毛泽东或周恩来。由于时差及中转等原因，斯大林的电报经苏联大使罗申之手递交毛泽东时，已是中午时分了，这时金日成的特使朴一禹，带着求援信先一步来到了中南海。出兵，还是不出兵？相信此时在毛泽东这里，这已经不是问题。他的态度非常明确，虽然出兵存在着种种风险，甚至包括美国向中国宣战的可能性，但如果不出兵，任凭美国人在鸭绿江对岸挑起战争，则无论是国家安全还是经济建设，我们都将受到严重威胁。斯大林怎么想的，且不去管他了，反正在我们，在中国，坚决出兵！ 从10月1日起，直至10月19日志愿军正式跨过鸭绿江，被后来的史学研究者们称为艰难决策的“18个日日夜夜”。为了最后下定决心，毛泽东多日不眠不休。据时任毛泽东卫士长的李银桥记述：“毛主席考虑出兵不出兵，连续几天不能入睡，吃安眠药也睡不着。开会那天，他的东屋里坐了一屋子人，满屋子烟雾腾腾，从五六点钟开始研究，一直到后半夜。”有中央领导人回忆说，在考虑出兵不出兵朝鲜的问题时，毛主席一个礼拜不刮胡子，想通以后，开了会大家意见统一了，才刮了胡子。
1950年10月8日，在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正式越过“三八线”的第二天，毛泽东以中国人民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的军令。一时，世界为之震惊！从当时的历史条件看，出兵朝鲜，中央确实下了很大的决心。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的人均GDP仅29.2美元，而随美军入朝作战的印度，当时的人均GDP是56美元，至于美国的人均GDP更是高达2412美元，国力和财力，都不可同日而语。连年的战争，给中国经济带来毁灭性的破坏，数亿人处在饥饿之中，人民的温饱问题尚未解决，这个时候出兵，拿什么去打呢？
战争背后，拼的是经济实力。
而在外交方面，美国此前刚向与新中国建交的瑞士政府，发去 “贵国过早承认亚洲的一个共产党政权将很不适宜”的警告电报，此后又单独发出照会，要求其所有的盟国，在是否承认新中国的问题上，都必须与美国保持一致。而在国内，西藏反动势力活动频繁，英国人查理逊和美国人托马斯，竟然伙同西藏摄政大札秘密组成“亲善”代表团，谋求美英等外国势力的支持，妄图实现“西藏独立”。而新中国成立虽已数月，大西南土匪活动仍然十分猖獗，经常武装侵扰新生政权。西南地区崇山峻岭连绵不绝，原始森林密布其间，石灰岩造就的奇异地形，为据山为王者提供了优越的天然条件，因此这一地区历来匪患严重，屡剿不绝。1950年初，云南境内发现有土匪148 股，滇南匪特组织“云南人民自救剿共建国军”竟然下辖5个纵队;贵州省发现有土匪541股，在瓮安、余庆、湄潭、金沙及石阡一带肆意破坏交通、抢劫物资、威胁群众，杀害政府和军队工作人员;四川作为抗战时期国民党老巢，反动基础尤其顽固，发现有土匪300多股，多达40万众。内忧未解，外患又起，危机重重，创深痛巨。在如此严峻的局势下，面对淮河水患，共产党的新政权将如何处理，如何解决？确实是一个严峻考验。
现在我们来看看，毛泽东当年所做的几份批示，以及中央针对治淮所发布的一系列政策措施：
7月20日，毛泽东在审阅华东军政委员会关于1950年淮河大水受灾情况的电报后，当即批示：“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请邀集有关人员讨论：（一）目前防救，（二）根本导淮问题。”
8月5日，中共安徽省委关于淮北遭受洪灾情况的报告，以“机要急件”的方式，送到了毛泽东的手中。毛泽东在电报中的“不少是全村沉没”“被毒蛇咬死者”“今后水灾威胁仍极严重”“多抱头大哭”等多处画了横线，并在电报上写了一段给周恩来的批示：“周：请令水利部限日作出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8月份务必作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初即开始动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抓救灾的同时，加紧了对治淮工程的具体部署，这就是一个新生政权，对待淮河水患、对待人民的态度。
大水过后的8月，淮北大堤暑气蒸腾，成千上万的受灾群众，蹲守在堤坝之上，等待政府发放的救助粮，盼着大水快一点退下去。而在东北地区，8月27日，美国9架侵朝空军飞机，飞侵我国边境的辑安、临江、安东等地上空，扫射车站、机场等建筑物，炸死炸伤中国居民24人。这是欺人太甚，也是公然挑釁！中央军委随即将3个航空兵师、15个高射炮团和1个探照灯团，分别部署在沈阳、鞍山、本溪、北京、天津、南京、上海、杭州、广州等地，担任对空防御，并将东北地区南部的部分工业设备和战略储备物资，紧急向北部转移。就是在这样的重重危局之下，8月底，治淮会议在北京召开，华东区与中南区水利部，淮河水利总局及河南、皖北、苏北三省区的负责干部参加了会议。在周恩来总理的主持下，会议对淮河水情、治淮方针及1951年应办工程，进行了反复研讨，为政务院发布治淮决定作好了充分准备。
这时已是8月31日，这个月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在审阅华东军政委员会转报的中共苏北区委治淮意见报告时，其中的第三项引起了他的注意。这项意见是：“如今年即行导淮，则势必要动员苏北党政军民全部力量，苏北今年整个工作方针要重新考虑，既定的土改、复员等工作部署必须改变，这在我们今年工作上转弯是有困难的;且治淮技术上、人力组织上、思想动员上及河床搬家，及其他物资条件准备等等，均感仓促，对下年农业生产及治沂均受很大影响。如果中央为挽救皖北水灾，要苏北改变整个工作方针，服从整个导淮计划，我们亦当竭力克服困难，完成治淮大计。”
出于对这条意见的重视，毛泽东亲笔作出这样的批示：“导淮必苏、皖、豫三省同时动手，三省党委的工作计划，均须以此为中心，并早日告诉他们。”
现在回过头来看，1950年的整个夏季，毛泽东都在为淮河大水殚精竭虑。按照毛泽东的指示，9月11日，水利部治淮会议结束后，立即用电报把中央的治淮决定传至安徽、江苏、河南三省，同时要求三省迅速传达到县一级党委、政府，再传达到农村基层党支部。中央的治淮决定下达后，在苏、皖、豫三省干部和群众中引起了极大反响，极大地鼓舞了人心。9月16日，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在写给华东局和党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为了治淮，中央应向安徽、江苏、河南三省治淮工地紧急调运粮食，而曾希圣的这份报告，也很快就转到了毛泽东手里。9月21日，毛泽东把这份报告批给了周恩来，同时在报告上做了批示：“现已9月底，治淮开工期不宜久拖，请督促早日勘测，早日作好计划，早日开工。”
字里行间，能感到毛泽东焦炙如火的心情。 按照毛泽东的这一指示，治淮前期工作迅速展开，淮河上游工程局随即在开封成立。华东水利部、长江下游工程局、珠江水利工程总局，都相继派出了测量队支援治淮，接着，淮河下游工程局在淮安成立。10月14日，政务院集中各地意见，对治淮计划进行了修改和充实，进一步组织专家反复研讨后，由政务院发布了《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这个决定，不仅阐明了治淮的方针、下年度治淮的工作方案，还具体规定了人力、物力、财力的保障措施。11月6日，治淮委员会在蚌埠成立，同日，苏北运河整修工程开工，淮阴、盐城、泰州3个专区35.76万民工参加，这标志着治淮工程开始全面实施。
在治淮工程中，粮食是一个大问题，因为治淮大部分是土方工程，主要靠投入大量人力来完成。有了充足的粮食，才能动员和组织大批民工，投入到治淮工地上来。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粮食奇缺的情况下，也是毛泽东亲自决定，调拨大批粮食到治淮工地。政务院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于当年11月拨出治淮工程粮食2亿多公斤。
大批粮食的调入，保证了各地的治淮工程按期开工， 在那个粮食奇缺的年代，一次性调拨2亿多公斤粮食，需要下很大的决心。
11月23日，水利部在北京召开全国水利工作会议，将治淮列为下年度首位工作。时令已经进入冬季，树木落尽了叶子，大水淤过的淮北大地千疮百孔。听闻中央的一系列决定，在外逃荒要饭的灾民纷纷返回家园，主动请缨为治淮修造船只，打造工具，准备往工地运送工料和粮草。一时“父子齐上阵，兄弟争报名，妇女不示弱，夫妻共出征”，民情激昂，民心沸腾。同时，中央从东北、华北、中南各省调运的建设物资和工程技术人员，也在日夜兼程，赶往治淮工地。
多年后我们发现，抗美援朝和治淮，是1950年发生在中国大地上最大的两件事，它们是那样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并以一种险象环生的方式交替呈现，仿佛就是为了考验中国共产党，考验中国共产党的勇气和胆略。而最终的结果，几乎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美国人没有料到，中国人敢于出兵朝鲜;中国老百姓也没有料到，刚建立不久的新政权，敢于在百业待兴、百废待举、大兵压境、危机四伏中，毅然做出“治淮”的决定。1950年 10月19日晚，就在25万中国军队兵分三路，从安东、长甸河口和辑安一线秘密跨过鸭绿江时，新中国的另一场战争——治淮，也徐徐拉开了它的大幕。
第二节
一个流泪的决定
背后还有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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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后，当我们回顾那段历史时，有一个细节不断被人提及：毛泽东在接到淮河流域皖北大水的灾情报告时，在“被毒蛇咬死者统计489人”的文字下面，用红笔重重地画上了一道线。他边读报告边念叨：“解放了，老百姓还受这么大罪！”他喊来秘书田家英，手举着电报给他看，泪流满面，不断地重复着一句话：“不解救人民，还叫什么共产党！”
这是一个伟人，为人民流下的泪水。
毛泽东的眼泪，让我们切切实实感受到一个共产党人，一位人民领袖，对人民的血肉深情和赤子之心。它注定在日后被反复提及，并永恒地闪亮在历史深处。但是“治理淮河”这一重大决定，在国内库帑空虚、国外战争突起的大背景下做出，并不仅仅是出于毛泽东主席一时的感情冲动，而是与党的宗旨一脉相承。梳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国家层面上的大规模“治淮”，虽在1950年的大水之后启动，但这个政党对于淮河水患的关注，却早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前就已经开始。
发现这一点时，我们非常惊讶，非常激动。
那是2018年6月里的一天，上午10点多钟，当我们走进位于旧称淮阴，今称淮安的苏皖边区政府旧址时，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将发现什么。那一天，苏北的阳光很灿烂，天空非常蓝。 1945年8月，日寇投降后，苏北、苏中、淮北、淮南四大解放区连成一片。1945年11月1日，苏皖边区政府于清江市正式成立，下辖8个行政区，江苏、安徽、河南的73个县市，面积10.5万平方公里，人口2500万。在长长的文字说明中，我们意外发现了边区政府整沭导沂的资料，我们惊呆了。沭水和沂水，都屬于淮河流域，难道早在这一时期，早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前，中国共产党就已经开始治淮了？
我们按捺住内心的激动，迅速掏出本子和笔，摘录相关资料。
也许人们难以理解我们的激动，那是因为你还不知道，这一发现对于治淮意味着什么。人们一般把治淮开始的时间，定在 1951年5月 15日，毛泽东题写“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授予治淮委员会等单位的那一天;而熟悉新中国治淮史的专家，则是从1950年10月14日，政务院发布《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算起。没有人意识到，苏皖边区政府时期甚至更早，中国共产党就已经开始治理淮河了。在这个院落里，我们还发现了一块长条石，上面刻着“永保群众利益”六个楷体大字，下方是一行落款：淮北苏皖解放区淮宝县政府县长方原题，一九四五年八月修。
淮宝县是由今江苏宝应、淮安、淮阴、金湖、洪泽交界处各一部分所组成，即今洪泽县和金湖县的前身，是 1940年 7月，新四军五支队司令员罗炳辉开辟的抗日根据地。让我们感兴趣的是，淮宝县县长方原，是在什么情况下，写下了“永保群众利益”这六个大字？
几经周折，我们在安徽巢湖市的“当代人物志”中，找到了有关方原的资料。他是安徽省巢湖市岐阳乡唐家嘴人，原名赵方远， 1933年 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北平从事地下工作。1946年进入苏北解放区，任中共华中五分区第四中心县委书记兼淮宝县委书记、四支队政委。尽管今天，他的行迹连同他的名字，都早已被岁月的尘埃所掩埋，但“永保群众利益”六个大字，还闪亮在苏北的土地上。
那是1945年8月初，淮宝县为了纪念军民共修洪泽湖大堤，特别镌刻的一块石碑，由县长方原亲笔题勒，镶砌于黄罡寺夺险段新竣工的石工墙。洪泽湖大堤自抗战以来损毁严重，由顺河到武墩，竟有400多段遭到破坏。为了确保洪泽大堤的安全，在淮宝县参议会提议下，淮北行署决定拨出专款，重修洪泽湖大堤，得知这一决定，根据地人民欢欣鼓舞。从1943年7月至1945年8月，新四军四师兼淮北军区参谋长张震，11旅旅长饶子健，在淮宝县带领新四军战士，和当地民众一起，白天避开敌军侵袭，夜间抢修石工墙，培固洪泽湖大堤。在洪水猛涨的汛期，淮宝县政府组织数千民工及地方武装昼夜巡防，谨防敌人侵扰。当大堤出现溃塌险情时，新四军官兵也像今天的人民解放军一样，奋不顾身地跳入水中，携手并肩组成一道人墙，用他们的血肉之躯挡住决口，确保大堤不被洪水冲垮。 而1942年底至1943年冬，是苏北抗日根据地最为艰难的阶段。由于苏联红军在欧洲战场上，成功阻击了德军的攻势，侵华日军为了加强在亚洲战场尤其是在中国占领区的控制，于1943年2月中旬，调集重兵2.5万人，分4路由南向北、由西向东，分进合击，对苏北解放区进行春季大扫荡，妄图消灭新四军在盐阜地区的主力。所以可想而知，重修洪泽湖大堤工程，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形下进行的。1944年春，淮宝县民主政府领导7个区的人民群众，历时100余天，用工30余万个，筑成400多米长的人字头拦河大坝，保证了30多万亩土地的安全。与此同时，又动员了20多万民工，自高良涧经顺河集、黄圩子向北绕成子湖衔接安河，在低洼的荒草滩上，修筑了200余华里的洪泽湖大堤。据记载，这些工程的受益面积达735余万亩，仅1943年就增产粮食7900余万斤，不仅改善了根据地人民的生活，也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
1945年2月，日军侵占了蒋坝镇，破坏大堤石工墙200多丈，堤下百姓日夜不宁。3个月后，新四军收复了蒋坝，立即带领群众修复被日军破坏的石工墙，6月又在周桥南北修复了石工墙320丈。正是为了纪念苏皖解放区军民共筑洪泽湖古堤的业绩，淮宝县民主政府决定在大堤上立碑铭记，县长方原代表中国共产党，在石碑上刻下了“永保群众利益”的题词。
有必要对“石工墙”，先做一个简单的说明。从明万历八年（1580年）起，洪泽湖大堤的迎水坡，就开始增筑直立式条石墙护面，时称“石工墙”，历经明清两代171年渐成规模。石工墙使用千斤重的条石及糯米石灰浆砌筑，共用条石6万多块，规格统一，筑工精细，而其直立條式防浪墙坝技术，代表了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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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28日，我们第二次来到蒋坝。连日暴雨，洪泽湖浊浪滔天，长风鼓荡而过，著名的蒋坝古镇，于夏日的午后静寂无声。和全国所有的乡镇一样，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去了，镇子里只剩下一些老人和孩子。蒋坝位于洪泽湖东岸、洪泽湖大堤最南端，已有1400多年历史，是一座“因堤而兴”的集镇。抗战时间，蒋坝的财神庙，曾是吴运铎领导下的新四军二师、四师兵工厂，在苏北解放区赫赫有名。
如今，70多年过去了，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那块“永保群众利益”的六字碑刻，在苏北初夏的阳光下，依然激荡着我们的心。和“为人民服务”一样，“永保群众利益”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从她诞生的那天起，就时刻铭记。事实上，自1939年，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淮河流域，开辟了苏皖边区、鲁豫皖边区、鄂豫皖边区根据地以来，地处淮河中下游的中国共产党边区政权，即使在严酷的对敌斗争中，也始终没有忘记对淮河的治理。这个从苏皖边区政府的组织架构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边区政府不仅设有建设厅，建设厅还下设水利处，专门负责边区的水利建设，制定边区水利建设方针政策，指导各县水利工程实施，掌握各项水利粮款发放标准。边区政府领导边区人民，一边与敌人打仗，一边抓生产劳动和水利建设，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先后修筑了洪泽湖大堤、淮北大堤、雪枫大堤、人字头大堤等等多项水利工程。
人字头大堤的工程技术指挥，是钱正英。
人字头大堤因坝型酷似“人”字而得名。修人字头大堤时，淮宝县抗日民主政府因缺少技术力量，向淮北专署求援，专署派钱正英前来担任工程的技术指挥。大堤竣工时，解放区《拂晓报》曾以“轰动淮北的人字头工程”为题，作了专门的报道，它是钱正英独立完成的第一个水利工程，对她来说意义重大。
三年多的采访中，我们多次行走在这片土地上，寻找战争年代治水的遗迹。1944年春，淮北行政公署动员3万多军民，修筑淮北大堤蚌埠至五河段，当时，沿淮对敌斗争非常紧张，周围敌伪环伺，碉堡林立。汪伪安徽省政府就设在蚌埠市，淮南是敌占区，淮北是解放区，而蚌埠以东的长淮区、临淮关、毛滩、五河等地，密密麻麻都是日伪军的据点。加上淮河是敌人重要的水上交通线，白天黑夜都有日伪的小汽艇巡逻，更增加了工程的难度。为此，抗日民主政府专门成立了工程流动指挥部，同时为了打击敌人对修堤工程的破坏，彭雪枫指挥主力部队，在津浦铁路和沿淮一带主动出击，牵制敌人，并抽调一部分主力直接参加修堤工程，确保了工程的顺利进行。修堤工程3月里动工， 6月里完工，经过90多天的紧张战斗，解放区军民终于赶在淮河汛期到来之前，将90多公里大堤修好。这项工程也是苏皖根据地最大的水利工程，大堤建成后，当年淮北丰收，淮南受灾，仅一河之隔天差地别。
后来的水利部部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正英，几十年后回忆起这次修堤：“因为我是学土木工程的，所以就被组织上抽调出来搞这项新工作。大堤修成后，群众很高兴，我也从这件事中，深深体会到水利事业涉及人民切身利益，水利事业对我们国家的重要性。从那时候起，我爱上了这项事业。”
说这话时钱正英21岁，但从上海进入淮北解放区，已经两年的时间。1941年9月，18岁的钱正英在上海参加了地下党，对布尔什维克和共产主义，抱有狂热的幻想。1942年秋冬之际，因为给新四军采购药品而行迹暴露，在上海地下党的安排下，与5名党员学生一起，秘密转移到淮北解放区。在泗洪县半城镇新四军四师师部，她见到了师长彭雪枫，那一年，钱正英19岁。
钱正英以遗憾的口气对彭雪枫说：“我的专长是土木工程，只因生不逢时，才放弃科学，投身革命。”彭雪枫安慰她说：将来我们要在半城建造一个大礼堂，你还是可以施展你的才能的。
1943年夏，淮河发大水，淮北大堤决口，两岸尽成泽国。1944年，人民政府决定以工代赈，修复淮河大堤，钱正英这个土木工程专业肄业的上海女生，就成了技术负责人。她白天在大堤上搞工程，晚上和部队一起打游击，以防敌人偷袭。有一次，房东大嫂说：“女人是不能上堤的，不吉利。”她很好奇，就问：“那为什么我天天上堤，也没有人管我呢？”
房东大嫂说：“咦！你不一样，你是来给我们治水的！”
正是从这件小事上，钱正英知道了老百姓是多么看重治水。这期间，她写了一首打油诗：“夕照映远山，大堤临长淮。足下黄水去，天边白云来。跃跃女儿志，浩浩祖国怀。笑指对岸敌，中华屹然在。”满怀豪情。 大堤修好后，钱正英被调到淮北行政公署任水利科长。能够从事自己喜欢的技术工作，她很开心。她没事就骑部自行车，在苏北大地上转悠，拿着一张军用地图，把淮北解放区的几个县都走了一遍，还在当地士绅的家里，找到一些水利方面的书，了解淮河的历史，边干边学。这段经历，让钱正英亲身体会到，共产党如何关心民众的疾苦，如何为老百姓谋利益。这也奠定了她一生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奠定了她对水利事业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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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的淮北大堤草木青青，大叶杨在风中翻动着叶子，发出“哗哗”的声响。我们曾长时间地伫立在大堤之上，看堤下沃野千畴，阡陌纵横，村落密集，心情难以平静。70多年风吹雨打，今天我们已经很难寻觅到当年的痕迹了，但一些共产党人的名字，却永远融铸在了治淮工程里。1941年，苏北阜宁县县长宋乃德，为了使民众不再遭受毁灭性的海啸灾难，先后带领24000人，在国民党、日伪、顽军和敌特暗杀活动的重重侵扰中，苦战两个多月，组织当地军民修筑了长达90华里的防洪堤坝，老百姓称之为“宋公堆” 至今。苏北一带，还有“从南到北一条龙，不让咸潮斗阜东，从此无有冲家祸，每闻潮声思宋公”的民谣歌唱。
“宋公”宋乃德，值得大书特书。盐阜区沿海一带，由于经常发生大潮和海啸，造成海堤溃决，严重威胁沿海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1939年夏，又有海啸发生，国民党“韩顽”政府的官员不仅不顾人民死活，反而瞒上欺下，利用修筑海堤大发横财。“韩顽”的韩，是指国民党韩德勤部，此人曾在苏北战场和陈毅打过黄桥战役。工程预计挖土方20多万，需要工银19万元，结果他们仅挖了5万方，却虚报工银11万多元。偷工减料的海堤未经大潮即被海浪冲溃，数万民众被淹死，沿海一带遍地盐碱，成为不毛之地。1940年底，共产党抗日政权建立后，阜宁县沿海群众纷纷要求重筑海堤。1941年2月，阜宁县参议会在抗日县长宋乃德主持下，讨论通过“修筑海堤”提案，参加会议的100多人，现场发出热烈的欢呼声。会后，宋乃德认真抓了发行公债、筹粮、筹草、动员民工等准备工作，促使修堤工程很快上马。在修堤的过程中，退踞曹甸的国民党韩顽政府，配合敌伪大肆发动谣言攻势，说什么新四军是想借修堤之名，“骗取老百姓一百万块钱”，又说“新四军征修堤坝，是一个骗局，实际上是借此抽壮丁”等等，均被宋乃德针锋相对，一个个粉碎。经过20多天，实际除去阴雨天外，仅用了15天时间，到6月5日，北段海堤就已经全部完工。
北堤修成之后，开始进入三伏天。俗话说“寒不挑河，夏不打堆”，天气炎热，又是梅雨季节，再加卤潮泛滥，时疫流行，这时无论是士绅、工程人员、办事人员，还是民工群众，都主张停修南堤，等秋后再继续。宋乃德为了保证汛期安全，同时为了击破国民党“韩顽”政府与敌伪日益加紧的谣言攻势，坚持工程不能停。但南堤开工后的第4天，即6月23日，就發生了“尖头洋惨案”，工程处监工员、县粮食局科长陈景石，惨遭伪装成八路军的土匪杀害。一时人心惶惶，谣言四起。针对这一紧急情况，宋乃德及时发出《为尖头洋事告工人书》，义正辞严地揭穿敌人的政治阴谋，镇静了民工的情绪。但南堤河口合龙当天，又遭遇一连几天的大风暴雨，当时海水大涨，平地水深两尺，工棚席盖，有的被卷到水里，有的被刮到半空。到了7月11日，更加风狂雨骤，所有的土塘，水深盈尺，多处塌陷，车辙成渠，洼地成河，遍地泞泥。修堤民工害怕东北风起，引来海啸，纷纷将泥车捆绑后留在海滩上，各自跑回家去。见此情形，驻海堤办事处的干部和地方士绅，也都开始动摇，认为本年修堤已是无望，主张立即停下来。
为了征得宋县长的同意，办事处往东坎发了一份电报，而此时宋乃德正卧病在床，接到电报又惊又急。他坚决不同意停工，新政权尚未巩固，停工将失去老百姓的信任，造成极坏的政治影响，也正中敌伪的奸计。他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冒雨涉水，抱病赶往海堤办事处所在的八滩。由于连绵阴雨，从东坎到八滩的60多里几成泽国。本来就重病在身，加上水深及马腹，宋乃德在途中几次跌倒，等赶到八滩时，全身泥水淋淋。广大民工和开明绅士们见此情景，无不被他所感动，从而坚定了修堤的信心。
不到一周时间，跑回去的所有民工，全部返回了工地。为了稳定堤工们的情绪，宋乃德抱病在滩上坐镇指挥数天，回去的时候，经过吴家小集，被国民党顾德扬部所追踪，双方先是对峙，继而枪战，险象环生。不久又发生了“顾德扬旧部”捆绑杀害八滩区长陈振东和县政府科长于欣惨案，陈振东被捕后，从容对匪徒说：“要是杀我，请带我到堤上，我为筑堤来，今为堤死，何憾？”视死如归，大义凛然。
多年以后，当我们从当地百姓的口中，听说了这些故事，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什么是共产主义信仰？什么是为劳苦大众求解放，不怕奋斗与牺牲？我们从宋乃德身上，从死去的八滩区长陈振东身上，找到了答案，看到了精神。还有很多很多的共产党人，倒在了治淮的大堤上，他们甚至没有留下姓名。1946年春，苏皖边区民众在整修加固洪泽湖堤防时，遭到敌机的疯狂扫射和轰炸，29位新四军战士和民工倒在了大堤上，牺牲的时候，肩上还挑着担子。
这一时期，沿淮的抗日民主政权，无不心系百姓疾苦，把治淮放在重要的位置上。1943年，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在沿淮的泗洪、盱眙、五河3县，带领民众修筑淮河大堤136华里，在入洪泽湖的各重要河口，修筑堤防35华里，开挖大小河道290条，总长2693华里。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1943年8月28日，风雨交加，淮水猛涨，淮河大柳巷圈堤的老鳖窝处，突然决了一个90余丈的大口子。淮河过浮山峡往东约5公里处，左岸有著名的大柳巷沙洲，为千百年来淮水过浮山峡冲积而成。大柳巷沙洲东、南临淮河，西、北临窑河，四面环水，相对封闭，洲上遍生野柳。1943年春，陈毅过大柳巷，其作《大柳巷春游》有“淮水中分柳巷洲，平沙绿野柳丝抽”句，因地理独特，土肥水美，洲上聚居着几万生众。老鳖窝决口那天，时任新四军四师师长的彭雪枫，正在大柳巷召开医疗工作会议。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四师医院及泗南县抗日民主政府创办的泗南中学，均设在大柳巷。正在发表讲话的彭雪枫，听见外面有村民鸣锣告急，立即率警卫营和全体与会人员，以及泗南中学师生900余人，顶风冒雨跑步上堤，亲自抱草抬泥，带头跳入了湍急的河流堵缺。在他的激励下，战士们手挽手，在洪水中筑成人墙，经一昼夜的抢险堵缺，终于堵住了决口。1945年1月5日，为纪念牺牲的彭雪枫师长在抢险护堤上的功绩，中共淮北区党委、行署研究决定，将大柳巷圈堤命名为“雪枫堤”，堤内32.54平方公里的圩田，也随之命名为“雪枫圩”。 1944年9月11日，彭雪枫牺牲在围歼夏邑县八里庄顽军李光明部的战场上，年仅37岁。听闻他的死讯，陈毅有“雄气压陇海，英风断淮河。荣哀何有尽，万众泪滂沱”的悼念诗，创痛深剧。彭雪枫陵园在泗洪县半城镇西郊，由钱正英设计。想起她一进解放区，彭师长和她说的话，钱正英百感交集。
今日的雪枫圩，是泗洪县最大的沿河圩区，也是四河乡人民政府所在地。2018年10月，我們弃高速而走淮北大堤，行至四河乡停下，一直走进“雪枫圩”深处。圩内沟渠交织，稻香鱼肥，“雪枫堤”上银杏金黄，展眼望去，四野秋色深浓，万物都已成熟。今日中国，普天之下，红旗招展，沿淮百姓再无洪水之害，死去的彭雪枫师长，可以瞑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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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三年，从春到夏，从秋到冬，我们行走于辽阔的两淮大地，打捞尘封的往事，感受历史的温度。进入属于“沂沭泗”水系的山东临沂地区，是2018年10月，天气已经有些凉了，天空有大雁飞过，树叶开始飘落。“沂沭泗”是指沭水、沂水和泗水，黄河夺淮后成为淮河流域内一个相对独立的水系，位于淮河流域东北部，长江和黄河之间，北起沂蒙山，东临黄海，西至黄河右堤，南以废黄河与淮河水系为界，流域面积约8万平方公里，包括山东、江苏、安徽、河南4省15个地市78个县、市（区），人口4638万，耕地5412万亩，人口众多，地域辽阔。1946年，鲁东南地区解放后，山东党组织和人民政府非常重视淮河流域鲁南、苏北地区的洪涝灾害，将苏皖边区水利局撤下来的部分人员，编入解放区山东省实业厅水利队，开始做“沂沭泗”水系治理的准备工作。时任苏皖边区政府水利局副局长的江国栋，和山东水利队长张次宾，各带领一部分同志，一边进行军事交通工作，一边对沂河沭河进行调查、查勘，于1947年编制了导沭工程初步治理方案。1948年9月，济南战役刚刚结束，中共华东中央局就批复了上述方案，并组成了山东省沂沭泗流域水利工程总队。1949年2月，淮海战役结束不久，山东省政府就批准了《导沭经沙入海工程全部计划初稿》，同年3月成立了导沭委员会。4月21日导沭工程正式开工，从而揭开了山东治淮的序幕。
关于“沂沭泗”治理，我们在后面还会专门写到。
研究新中国“治淮史”，你会发现，年轻的共和国把淮河作为夺取政权后第一条治理的大河，有着非常深刻的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考虑。据2010年的统计数字，淮河流域是中国人口密度最大的流域，流域5省共涉及40个市、158个县，人口总数1.71亿，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3%，是全国平均人口密度的4.6倍。这里又是中国的粮仓，以不足全国2.8%的土地面积，产出占全国粮食总产量13%的粮食，养育着占全国1/8的人口——我们由此知道了“治淮”的意义。
当年毛泽东流着眼泪，做出治理淮河的重大决定时，他也许是想起了几年前，他与历史学家翦伯赞的一次谈话。那是在重庆，1945年8月下旬的一天，著名的历史学家翦伯赞，终于见到了毛泽东，见到了他1939年在《群众、领袖与历史》一文中，热烈赞颂的“伟大的历史人物”。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两个星期之内，蒋介石就接连三次发电报到延安，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是”，毛泽东为争取和平，排除各种干扰，毅然飞赴重庆谈判，不仅让蒋介石深感意外，也赢得了国统区民主人士的盛赞。谈判期间，毛泽东和周恩来会见了生活在重庆的知名学者和社会贤达，一方面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希望他们促成国共合作;一方面也向他们咨询治国方略，以求兴国之策。和翦伯赞关于淮河问题的谈话，就是在这个时候。
翦伯赞1898年出生于湖南省桃源县，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著有《中国史纲》《史料与史学》《历史哲学教程》等史学著作。他的父亲与“党国元老”覃振是同学同乡，而翦伯赞本人在1929年就拜见了覃振，所以当覃振宴请毛泽东时，他得以“敬陪末座”。席间，毛泽东兴趣盎然地同翦伯赞讨论起“中国大历史”，说到历代的农民起义，翦伯赞说，在中国历史上，发生在江淮地区的农民起义最多，也最成功。从秦末发生在东阳城（今盱眙县马坝镇境内）的陈婴、项梁起义，陈胜、吴广起义，汉时的刘邦、项羽起义，隋唐时被称为“江淮起义”的杜伏威起义，到宋、金以淮河为界的对峙，再到明代的讨饭皇帝朱元璋等等，这些在中国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都与江淮地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这一地区的造反者，都直接推翻了当朝政权。
毛泽东倾下身子，认真地听，若有所思。
翦伯赞接着分析，中国有“四大粮仓”，江淮地区地处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跨越“两大粮仓”所在地，在中国历史上有“江淮熟，天下足”和“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之说。在这样一个广袤的地区，几乎占了中国八分之一的地区和人口，如果这里的老百姓，得不到基本的生活保障，他们的唯一出路就是造反。中国有句俗话，叫“饿死不如做强盗”，他们一旦造反，人多势众，势不可挡，任何力量都难以镇压。所以，江淮地区的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政权稳定。
毛泽东很赞成，他说是啊，北宋有个思想家就说过：当今天下根本在于江淮，天下无江淮不能以足用，江淮无天下自可以为国。
翦伯赞很兴奋，他说主席，梁启超先生也有过这样的表述：淮河流域阳开阴合，为我们数千年来政治史的中心，其代产英雄，龙跳虎卧，为吾国数千年人物史的代表。
现在，人民领袖毛泽东，要从治淮开始，结束这一地区千百年来的动荡史和苦难史，给人民一份安定的生活！
第三节
从“导淮”到“治淮”
信心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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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7月20日至9月21 日，短短2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为淮河救灾和治理工作，连续做出了四次批示。虽然，四次批示加起来还不足250字，但它却成为新中国治淮的开端，构成新中国治淮的基本方略。
后来的研究者发现，毛泽东的这四次批示，在表述上有着很大的变化：前三次批示，即7月20日、8月5日和8月31日的批示中，或以“导淮工程”，或以“导淮计划”，或以“导淮”来表示，但在最后一次批示中，毛泽东将“导淮”改成了“治淮”。 一字之差，变化巨大！
治淮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几乎与出兵朝鲜同时做出的重大决定，因此这绝不是一时的笔误或疏忽。如果说这之前还有所犹豫，还信心不足的话，那么此时，毛泽东要彻底治理淮河的决心，已经非常明确，非常坚定了！
所以当8个月后，他给治淮工程题词时，他毫不犹豫，提笔写下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八个大字。
从“导淮”到“修好”，是毛泽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对治淮所做出的深入思考和最终选择。这绝不是一种语词上的斟酌与改变，这是大政方略之变，更是思想认识之变、态度立场之变、信心信念之变，因此有必要来看一看，高峻先生在其《新中国治水事业的起步》一书中，对此所做的论述：
毛泽东在前三封电报的批示中，均使用的是“导淮”一词，但在9月21日的批示中，却改用了“治淮”。“导”“治”一字之差，表明毛泽东的淮河战略思想的一个突变。从明朝万历五年（1577年）礼部给事中汤聘尹首次提出导淮方案，到国民政府的导淮委员会，历代帝王总统都言“导”，导了几百年也没解决淮河问题。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初便弃“导”言“治”，要从根本上解除淮河流域人民延续了800多年的苦难，还淮河人民一条清晏的大河，这充分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说得太好了！确如高先生所言，“导”和“治”，无论是力度、方法还是措施、目标，都大不相同，那么，毛泽东治淮思想的转变，是因何而起？又是从何而来？他又为什么敢于坚信，中国共产党就一定能把淮河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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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这一疑问，能够从朝鲜战场上找到答案。中国共产党从诞生的那天起，就拥有了在异常艰难的境遇下，格外顽强、格外乐观的意志品格，所以当新中国建立之初，遭遇朝鲜战争的考验时，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退缩，反而把国际反动势力的孤立当成一种激励，义无反顾地出兵朝鲜。枪林弹雨，冰天雪地，一把炒面一把雪，朝鲜战场上每一场战役，每一次胜利，都让祖国人民热血沸腾。把胸膛堵上去，把生命交出去！为了祖国，为了胜利，向我开炮！向我开炮！向我开炮！
这是电影《英雄儿女》中最震撼人心的镜头，惊天动地，气吞山河。
《英雄儿女》中王成的原型，或是特级忠臣李文彦，或是大功团战斗英雄赵先友，或是抱着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杨根思，或是辽宁锦州大岭村的步话机员蒋庆泉。王成熔铸了无数志愿军战士的形象，王成不是个人，王成是一个英雄群体，是全体中国人民志愿军。每天都有捷报传回国内，每天都有英雄人物诞生。从东北到华南，从农村到城市，从工厂到学校，从老人到儿童，举国是抗美援朝的气氛，到处回荡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歌声。朝鲜战场上的所向披靡，激励了中国人民，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没有什么是不可战胜的！
当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时，国际上没有谁认为中国人能打赢，傲慢的联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更是想不到中国人会打赢这场战争。但是我们打赢了，打得不可一世的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丢官去职，打得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翻车丧命，打得美国人灰溜溜地回到谈判桌上。到过朝鲜战场的美军，很多人在回忆录中，描述过志愿军发起冲锋时，“撕心裂肺的军号声”和“尖利刺耳的哨子声”，而这些声音一直伴随他们走到生命终点，让他们不得安宁。
他们至死也不明白，被他们称为“谜一样的东方精神”，到底是一种什么精神？
我们无法揣测，是否是朝鲜战场的胜利，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给了人民领袖毛泽东“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信心和决心，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朝鲜战场的冰天雪地，上甘岭战役的艰苦卓绝，极大地鼓舞了治淮工地上的人们，给了他们改天换地的勇气。在古老的沂水和泗水，在洪泽湖畔，在伏牛山和大别山的褶皱深处，热火朝天的治淮工地上，人们放声歌唱，作为对抗美援朝的呼应：
工地是战场，
工具作刀枪，
多干一方土，
就是多打一个美国狼！
抗美援朝和治淮，就这样奇妙地结合到了一起。还有一首歌，稍后也响彻了祖国大地，而最初，它是在电影《上甘岭》里唱响：
一条大河波浪宽
风吹稻花香两岸
我家就在岸上住
聽惯了艄公的号子
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姑娘好像花儿一样
小伙儿心胸多宽广
为了开辟新天地
唤醒了沉睡的高山
让那河流改变了模样……
这是《上甘岭》插曲《我的祖国》，初名《一条大河》，乔羽作词，刘炽作曲，郭兰英演唱。《上甘岭》导演沙蒙曾问乔羽，为什么不写成“长江万里波浪宽？那样不是更有气势吗？”乔羽这样回答：长江的确是中国最大的一条江，居住在这个流域的人口也很多，但和全国人口相比仍然是少数。譬如我吧，我是一个北方土包子，过去只见过黄河，没有见过长江。而“一条大河”就不同了，无论你出生在何时何地，家门口几乎都有一条河……
是的，即使你家门前只是一条很小的溪流，在孩子的心目中它也是一条大河，无论这以后你走到哪里，它都勾起你对家乡的怀想。虽然，这首歌诞生的1956年，朝鲜战场的硝烟已经消散，但这首歌所歌唱的祖国，却从志愿军跨出国门的那一刻起，就给以志愿军战士冲锋陷阵，奋不顾身的力量。“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就是保卫家乡门前，那条波浪翻滚，稻香两岸的大河。
在后来的治淮工地上，这首歌曾被成千上万的人传唱，而其中最能契合治淮人心境，最能引起治淮人共鸣的，就是那句“唤醒了沉睡的高山/让那河流改变了模样”。改天换地，重造河山，治淮人心中，充满了自豪感。和朝鲜战场一样，这里也是战场，和百万爬冰卧雪，不怕牺牲的志愿军战士一样，这里也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当淮河两岸的220万农民，以部队建制进驻治淮工地，当红旗猎猎，震天的口号响起，我们还有什么，是不能战胜的呢？ 差不多70年过去了，翻阅当年的资料和报纸，我们仍然热血沸腾，心潮激荡！那是共和国最青春烂漫的日子，热情，美好，勇敢，善良，万众一心，不可阻挡！此情此景，给曾经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傅作义，带来极大的震骇。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想不到啊想不到！他不止一次地感慨，经历过旧政权的腐败、贪贿，山河破碎、民不聊生，治淮给他带来的冲击实在是太大了！这使得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水利部长的傅作义，每到一处治淮工地，都要忍不住赞叹：历史上没有一个政府，曾经把一个政令、一个运动、一个治水的工作，深入普及到这样家喻户晓的程度！
这是他的原话，想起他曾经服务多年的国民党旧政权，他有时会突然沉默。
第四节
历来有搞过治淮的
从没有搞好过
1
1950年，深秋里的一天，毛泽东邀请全国政协常委邵力子和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到他中南海颐年堂的住处商谈国事。二人准时到达，当傅作义下了车，去扶邵力子老先生时，毛泽东已经走出来迎接他们了。毛泽东的心情很好，一边和二位客人握手，一边连声说：“欢迎！欢迎！先生和将军，都很准时啊！”
邵力子说：“主席是珍惜时间的人。”
傅作义说：“军人第一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第二是以时间准确为生命。”
听了这话，毛泽东朗声道：“那就让我们只争朝夕地进屋吧！”
毛泽东请来的这两位客人，都与治水有着很深的渊源。邵力子，浙江绍兴人，中国近代著名民主人士，原名邵景泰，后从《后汉书》“游子天所弃，力子天所富”之句，取“力子”二字为名。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舞台上，邵力子是一位活跃而又特殊的人物，他自幼习诵诗文，早年参加同盟会，他漫长的一生中，不仅与蒋介石过从甚密，被蒋介石委任过各种要职;也被毛泽东委任过各种要职，与毛泽东私交很深。傅作义的一生，更是光怪陆离，他是保定军校五期毕业生，曾任察哈尔和绥远省政府主席，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剿总”总司令。1949年1月，驻守北平的傅作义接受中共条件，率部和平起义。起义时他曾感叹，自己反共太久了，唯愿在共产党取得政权后，为毛泽东当一个小秘书。
毛泽东后来听说了这话，他笑称：“当秘书太委屈他了，听说他对水利感兴趣，对治理黄河也做了一些工作，以后就让他当个水利部长吧！”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傅作义为水利部部长，不知是否是出自毛泽东的建议。
那一日，主客三人一走进客厅，毛泽东就展开一张墨迹未干的宣纸，只见上面写着“治淮”两个大字。不等二人开口，毛泽东就风趣地说：邵先生，傅将军，我这两个字，可是一个续字谜呐！
邵力子先是不解，但很快就明白过来了。他试探着问：“方案？”
“对，方案！”
毛泽东请他们来，就是为了就“治淮”方案，听听二位水利专家的意见。邵力子早年在陕西，做过国民党省政府主席，所以毛泽东一上来，就称他为“西京王”：“记得我们红军一到陕北，就听老百姓美传先生是当代大禹，先生重视黄河水利，修建泾惠和洛惠两大渠，还有龙门闸和风陵渡，工程浩大得很呐！”见邵力子谦虚地直摆手，他又转身對傅作义说：“将军是新中国第一任水利部长，虽带兵打仗几十年，但将军博学，对我国的水利情况是了解的，能不能请你撰写一个全面兴修水利的方案啊？”
那个下午，毛泽东的兴致很高，谈笑风生，侃侃而论。最后他提议说，二位先生若是能离京去考察，那是最好不过，这个，就是我那续字谜的谜底哦！
秋阳从窗外透进来，金子一般明亮，毛泽东浓重的湖南口音，在深阔的颐年堂激起很大的回响。
2
这之后不久，年近七旬的邵力子就沿淮河流域，实地考察了一个月，回京后即递上一份考察报告。几天后，毛泽东给邵力子打了一个电话：“先生的报告拜读了，觉得很好，也符合实际。中央研究决定，先从淮河向水患宣战。”
在多方调研、实地考查的基础上，新中国第一个治淮方略出台了，这就是1950年10月14日颁布的《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对于这个治淮方略，随后中央水利部治淮通讯上，有一篇《把淮河千年的水患变成永远的水利》的文章，展望了新淮河流域的美好愿景，详细解释了治理淮河的新方针。有一段话今天看来，很是耐人寻味：“这个方针，不但完全符合淮河流域的实际情况，使根治淮河的工程实现，有了重要保证，而且标志出人民时代和过去反动统治时代在治河思想和技术上的基本区别。在反动统治时期，因受封建制度和反动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限制，对于一个河流的治理，往往是从一个地区的利益出发，只看见一个地区的利益，看不见全流域互相关联的其他地区的利益。对于雨量水情，缺乏全面的系统的了解，因此多数工程都带着极大的局部性、盲目性和片面性，虽然耗费着很多人力物力，却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这段话颇能触动人心，尤其是一批留用的国民党时期工程技术人员，读到此处感触很深。而他们第一个联想到的，往往是1931年开始的导淮入海工程。从清末到民国时期，面对淮河流域水系混乱，水利失修，灾害频繁的状况，国民党政府内部的一些有识之士，也先后提交了一系列“复淮”“导淮”的主张和计划，但真正付诸实施的却很少。1928年，民国政府建设委员会设立了“导淮图案整理委员会”，接收前运河工程局保管的“江淮水利测量局”导淮测量资料，以及安徽水利测量局的测量资料，并收集整理清末民初各种导淮计划资料和图表，编制了《导淮图案报告》一书。这对于制定和实施“导淮”计划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但不知什么原因，该机构于1929年1月撤销。又不知经过怎样的周折，同年7月1日成立了导淮委员会，委员长由蒋介石亲自担任，黄郛任副委员长，但此人并未到任。国民政府于无奈之下，只得发布庄崧甫为代理副委员长，最终在1932年7月，由“CC系”掌门陈果夫接任了此职。
经过好一番争吵，1931年4月，第一期《导淮工程计划》终于经国民政府审议后通过了。该计划分5年实施，采取江海分疏，沂沭分治的原则，排洪入江而不使江淮受害，并利用洪泽湖拦洪，以减省尾闾工程，兼以蓄水，发展灌溉，便利航运，开阔入海水道，以减轻洪泽湖的压力。 这个工程计划在1931年当年没能实施，这不仅因为淮河流域爆发了百年一遇的大洪水，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资金严重缺乏。但在洪灾过后，国民政府加速了导淮工程计划的实施，特别是继陈果夫被任命为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后，又任命沈百先为导淮委员会秘书处处长。这二人是姐夫郎舅，也是儿女亲家。有必要先来说说沈百先其人。沈是浙江湖州人，我国早期著名的水利工程专家、教育家和学者型官员，中国河工专业和中国水利工程学会的创始人之一。他毕业于今河海大学的前身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毕业后赴美国衣阿华大学攻读防洪工程和水工设计，获硕士学位后又赴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苏联等国，考察多项水利工程。陈果夫的妹妹陈顺夫嫁给沈百先后，陈果夫经常向沈百先询问水利问题，并通过沈百先结识了不少水利专家。
平心而论，陈果夫主持的导淮委员会，还是做了一些实事的。1934年11月1日开工的导淮入海工程，被誉为几百年来耗资最大的水利工程，它包括张福河疏浚工程，刘老涧三河活动坝工程，高邮湖通运河小船闸水利工程等等一系列工程。1936年4月，高邮船闸完工;8月，邵阳、淮阳等船闸放水通航;1937年4月，导淮入海涟水段、淮安段同时大功告成;不久，众人顾虑最多的泗阳段、淮阴段工程也顺利完成。5月5日，陈果夫从镇江亲自乘船北上，巡视邵阳船闸、淮阳船闸、杨庄活动坝、淮阴及东海全县入海工程，全程167公里，陈果夫自豪地宣称，为苏北地区开辟了新纪元。
陈果夫这个人，号称“不学有术，聪明过人”。他毕业于南京陆军第四中学，没上过大学，更没留过洋，但在他60岁去世时，却留下200多万字的著作。这其中当然有反共理论文章，但更多的是杂文科普、电影剧本、文艺小说，甚至还有40多首歌曲，被周恩来称为“值得尊敬的敌人”。“导淮”是一个庞大的工程，没有充足的人力不行，陈果夫根据孙中山“人工产生资本”的理论，征用每年1月至5月，11月至12月農闲时的农民，以义务劳动的方式出河工，解决了导淮工程所需的人力问题。沿淮的专员、县长、区、乡、保甲长，一齐上阵动员，在淮阴、泗阳、江都、泰县、高邮、宝应、淮安、涟水、东台、盐城、阜宁等12个县征工5万人，最多时征工24万人，分段开工，相互联络，一气告成。所以当张福河等一期工程完工后，中英庚款董事会成员来苏北考察，深为感动。之后即主动拨款900万银元，用以兴建杨庄、刘老涧三河活动坝及高邮湖通运河小船闸水利工程，拨款数额比此前各次拨款的总和还要多一倍，可见中英庚款董事会对陈果夫的信任。上海巨富，犹太商人的沙逊洋行，也向中英庚款委员会董事陈光甫及英籍董事马歇尔表示，愿向导淮委员会提供借款35万英镑，以加速工程。
导淮工程的首战告捷，不仅使陈果夫声名大震，也使他信心倍增。就在陈果夫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7年底，导淮委员会被迫西迁重庆。1938年，淮河流域全部沦陷，导淮工程全面停工。
但导淮委员会最早制定、江苏省导淮工程处最早付诸实施的导淮入海工程计划，包括水道堤防建设和新的水利设施，在完工后不久就遭到导淮委员会原总工程师李仪祉的质疑。他警告说，如果没有切实有效的保护措施，已建的这些工程，将受到黄河1855年改道所淤积的黄土侵蚀。这时的李仪祉还不知道，比黄淤更加可怕的灾难，很快就会来到。1938年6月9日，为了阻止日军南下，蒋介石命令部队炸开河南省花园口黄河大堤。历史再一次重演，黄河再一次“以水代兵”，一泻千里。洪水淹没了中牟、尉氏、扶沟、西华、淮阳等地，又经颍河、西淝河从蚌埠注入淮河，冲垮了淮河堤岸，冲断了蚌埠淮河铁路大桥。江苏4000多个村庄被淹，成千上万的人畜死于滔滔黄水，留在黄水淤泥中的，是导淮入海工程的残坝断堤。
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曾借“导淮”的名义，发行过很多公债，结果是一半入了私囊，一半变成了官僚资本。他们留给沿淮百姓的，除了这些残断的堤坝之外，就是对于治淮的深深失望，对于国民政府的严重不信任。
而且也不光是民众，著名学者黄炎培就曾愤而断言：“历来有搞过治淮的，从没有搞好过。”
这是一种更深的绝望，出自知识分子之口，代表了社会的普遍看法。
从1194年“河决阳武故堤，灌封丘而东”，到1855年黄河在今河南兰考铜瓦厢决口北徙，黄河夺淮的661年间，一共经历了宋、元、明、清四个朝代。历代都治淮，元代贾鲁的“疏塞并举”，明代潘季驯的“蓄清刷黄”，尤其在清朝统治的211年间，尤其是在康熙、乾隆、嘉庆三朝，统治者为了保证漕运，更是竭尽全力投入治淮。当时著名的治淮人物靳辅，曾向康熙连上八道奏折，史称“治河八疏”，提出综合防汛、减灾、通航、漕运等事宜，将黄河、淮河、运河一起治理的理念，给朝廷和百姓都带来极大的希望。但一个残酷的事实是，靳辅治河22年，黄河河床不断淤高，黄、淮、运河水位日益抬升，洪泽湖大堤不断延长、加高、加固，还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修建了洪泽湖大堤石工墙，增建了归海闸、归江坝，使淮水分流入江入海。但到了道光、咸丰年间，黄、淮、运河却已千疮百孔，岌岌可危，沿淮百姓十年九涝，苦不堪言。当时的治河总督，差不多一年一换，以惩处治河不力。
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黄淮同时发大水，洪泽湖大堤南端蒋坝大堤决口，洪水经三河流经高宝洼地和芒稻河，在三江营入江，形成了入江水道的雏形。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留下从兰考经徐州、淮阴，到云梯关入海口的一条高出地面十数米的黄河故道，至此，原本统一的淮河水系，被划成了淮河水系和沂沭泗水系，淮河流域百姓的苦难，愈加深重了。
3
2018年11月的一天，我们的车子穿过兰考县城，直达铜瓦厢黄河决口处。风很大，一路上焦桐遍野，桐涛阵阵，竟无丝毫黄河故道，风沙弥天的感觉。这里已是中原腹地，呈现出迥异于江淮之间的村落风貌。庄稼早就收割干净了，玉米和棉花都整整齐齐，堆放在农家院外的墙下，四野空空荡荡，大地寂寥。 铜瓦厢本是黄河西岸一个古津渡，也曾是热闹的集市，黄河决口前，黄色琉璃瓦贴护着长长一段堤坝，远望如铜墙铁壁金光闪闪，故得名“铜瓦厢”。当然，一切过往的繁华，都已湮没在兰考与封丘之间的黄河河道中了。1855年的那个夏日，河水异涨，狂涛奔泻，铜瓦厢一溃成名，成为黄河夺淮史上一个转折性标志。至此时、至此地，奔腾不羁的黄河流向西北，复转东北，夺大清河而注渤海，结束了长达661年的夺淮史，也使铜瓦厢以东数千里黄河河道自此断流。
所以今日铜瓦厢，已成大片的黄河滩地，从平街村穿过李庄一路向东，就是地处黄河河湾顶点上的东坝头。刻有“铜瓦厢决口处”的石碑，就立在村子附近的河岸，这里是明清两代河防最险要的一段，是黄河西来，漫转东南的“豆腐腰”。
尽管历史上黄河曾多次在这里决溢，东坝头村目前仍是一个有着2000多人口的大村落。改道后形成的河湾内，沙丘起伏，岗滩相间，又因为是九曲黄河最后一弯，河面宽阔。在村头，我们向正在晾晒棉花的梁姓夫妇询问当年黄河具体在哪里决口，他们也说不清楚。“梁”是东坝头村的大姓，梁姓在这里落地生根，也有好几百年了。听庄上老人们说，村子原先在河西，改道后转到了河东，河西还有一万多亩土地，年年春种秋收，都要经过浮桥去耕作。
村里很有一些年轻人，梁姓夫妇看上去也不老。不像江淮之间的农村，年轻人多到沿海一带打工，这村的年轻人出去的不多。秋季以玉米和棉花为主，所以家家户户的门前，都码放着高高的玉米垛。河湾的水流仍然很激，一如既往的浓稠，翻卷着沉甸甸的波涛。自清中期以来，黄河下游的决口日渐频繁，据统计，清初至鸦片战争近200年间，黄河决口达361次，平均约6个月一次，最近一次是1938年，蒋介石扒开花园口，中原百姓在日寇铁蹄的践踏下，复遭黄水肆虐。
从日军占领中原之后，直到1949年，国家层面的治黄和治淮，都处于一种停滞状态。如今，新成立不久的人民共和国，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就出台了一系列的治淮方略和办法，且行动迅猛，声势浩大，前所未有。面对这一切，人们不禁要问：共产党真的能够打破历史上“治淮治淮，越治越坏”的铁律吗？
第五节
从“蓄泄之争”
到“蓄泄兼筹”
1
新中国治淮号令既出，沿淮各市县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无不欢欣鼓舞，摩拳擦掌，但是在如何治理的问题上，却很难统一。淮河全长1000公里，流经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四省，主流在三江营入长江，总落差200米：河南、安徽两省交界的洪河口为上游，长360公里，地面落差178米;洪河口至洪泽湖出口的中渡为中游，长490公里，地面落差16米;中渡以下为下游，入江水道长150公里，地面落差仅6米。这就形成了“两头高、中间低”的奇特地形，而“中间低”一段，集中在流经安徽的430公里。
因此在整个治淮中，安徽是重头戏。
这一带是淮北大平原，又称“淮河中部平原洼地”。淮河支流众多，成不对称“羽状”分布，北岸支流多且长，重要的有谷河、润河、颍河、西淝河、茨河、涡河、北淝河、浍河、沱河、潼河、唐河等;南岸支流少且短，重要的有史河、汲河、沣河、淠河、东淝河、池河等，而这些支流，无一不在安徽境内。
至于淮河干流上的三峡：安徽凤台的硖山峡、安徽怀远的荆山峡、安徽明光的浮山峡;四关：河南信阳的长台关、安徽寿县的正阳关、安徽凤阳的临淮关、江苏滨海的云梯关;三口：安徽颍上的颍水入淮口、安徽怀远的涡水入淮口、江苏淮安的运河入淮口，也多是集中在淮河中游的安徽段，由此可知安徽的压力。
因为关系到上、中、下游的切身利益，河南、安徽、江苏三省各自从本省立场出发，产生了很大分歧。河南尤其是安徽因为内涝严重，希望尽快、尽量把水排入下游的洪泽湖;而江苏担心洪水猛泄不能顺利入海，加深加重苏北的水患，当然不愿意。上游要泄，下游要蓄，各执一词，难以平衡，而洪泽湖又是主要矛盾。
东汉以前，是没有洪泽湖的，当时淮河右岸有几个小型湖泊，汛期湖水常常东淹淮安。为了解决淮安受淹问题，东汉典农校尉陈登于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在阜陵湖东筑高家堰而成破釜塘，又称破釜涧，堰长15公里，是当时著名的水利设施。公元616年，隋炀帝把破釜涧改名为洪泽涧，始有洪泽之名。
黄河夺淮携带的大量泥沙沉积在大运河，严重影响到大运河漕运。明万历七年，公元1578年，潘季驯大筑高家堰 “蓄清刷黄”，以确保漕运，使高家堰扩至30公里。高家堰的增高和加长，使淮水向东的出口被彻底堵闭。继明末潘季驯之后，清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靳辅再次大修高家堰，在加高的同时，向南北两个方向扩展到50公里，自此，枯水季节仍有统一湖面的洪泽湖最终形成。
自黄河南徙经泗水在淮阴以下，居高临下倒灌入淮，淮河彻底失去了入海水道，只能借道大运河流入长江，而后入海。由于河道淤塞弯曲，加之洪泽湖抬高了数米水位，致使淮河流域水涝频繁。在发生大洪水时，受洪泽湖水位顶托，淮河中游水位大大高于两岸地面，导致淮河中游的大水无法流入淮河干流，形成大面积涝灾。
洪泽湖位于淮河中下游接合部，承轉淮河上中游15.8万平方公里的洪水，分泄入江入海，其蓄泄能力对于淮河防洪至关重要。而洪泽湖周边，里下河地区，地势低洼，湖荡相连，同样呈现四周高、中间低的“锅底状”，登高而望，内若釜底。同时，黄河夺淮后苏北“地上河”的形成，高家堰的逐年抬高，运河大堤的不断加固，频繁开启“归海坝”和高家堰“减水坝”，都进一步强化着里下河地区的低洼性。每至夏秋汛期，黄淮洪水暴涨，以千里奔悍之势，攻一线孤高之堤防，值西风鼓浪，高家堰时刻有溃决之虞。而高家堰一旦决口，洪泽湖水狂泄运西湖泊，冲决运河大堤，进而泻入里下河地区。据《河渠纪闻》卷十四记载，康熙九年（1670）五月，狂风暴雨掀起巨浪，把高家堰冲决5丈多宽的口子，塌陷石工60余段，又“漫翟坝而下，直注高宝湖，风水大涌，塌崩如雪，高、宝、泰田庐尽淹”，兴化以北无城郭室庐。又据《清史稿·河渠志》统计，从顺治四年到同治五年的219年间，共决运堤14次，每当决堤，里下河地区一片泽国，因此而有“决了高家堰，淮扬二府不见面”，“一夜飞符开五坝，朝来屋顶已行船”的苏北民谣流传。 是这样的利益交关，生死之虞，上下游之间，又如何能够心平气和，不争不论？
2
1949年夏秋之交，淮河流域又发生大洪水，安徽皖北地区被淹田地2800万亩，受灾人口800万人，其中重灾人口440万，外出逃荒者36万，晚秋作物三种三淹。当时的皖北人民行政公署党委书记曾希圣，在向中央汇报时就明确提出，“导淮问题不宜于一个地方独立进行，必须苏皖豫同时兴办，如果只将皖北部分办好则大水东流，对苏北大为不利，同时以皖北力量也是不容易办好的。”他此时已经敏感地意识到，与下游江苏可能会产生矛盾，“因此建议由华东局派人主持导淮工作，或由三省协同办理”。
应该说，他提出的治淮“必须苏皖豫同时兴办”和“由三省协同办理”的建议，对于一年后中央的治淮决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50年6月7月，豫皖交界地区连降暴雨，百年未有。史、洪、淮、淠数河洪水并涨，水头高达一丈以上，皖北一半以上，地区被洪水吞没。8月1日，曾希圣与黄岩、李世农致电华东局、华东军政委员会并转中央，报告皖北灾情：“今年水势之大，受灾之惨，不仅重于去年，且为百年来所未有，淮北20个县，淮南沿岸7个县均受淹，城市因受淹而迁徙者约23万人，被淹田亩总计约3100余万亩。”
8月3日，心急如焚的曾希圣，在给总理周恩来、副总理董必武的报告中，再一次强调：治淮“要豫皖苏三省同时进行。河南搞好则皖北不利，皖北搞好，则对苏北不利，以目前说以皖北最不利。淮河关节在皖北，因豫境之水小，到皖北地区则全部汇集起来，且河南上游系小河多已疏开，而皖北全被淤塞，所以每年均有连续水灾，如果不治，则淮北人民势必他徙而流离失所，皖北前途则不堪设想。”
1950年8月5日，毛泽东见到了华东局转来的曾希圣等人的电报，他立即批给周恩来：“请令水利部限日作出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8月份务需做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初即开始动工。”
拿到毛泽东8月5日批来的治淮急件，周恩来很快就决定召开政务院治淮工作会议。1950年8月25日治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水利部，华东、中南水利部，淮河水利工程总局，河南、皖北、苏北三省区等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和水利专家40余人与会。会议由水利部长傅作义亲自主持，周恩来3次听取了汇报。会议前一天，1950年8月24日，周恩来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上，做了题为《建设与团结》的讲话。讲话中说到：“兴修水利，我们不能只求治标，一定要治本，要把几条主要河流，如淮河、汉水、黄河、长江等修治好。”他鼓励科学家：“从新民主主义开步走，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打下万年根基，其功不在禹下。大禹治水，為中华民族取得了福利，中国科学家的努力，一定会比大禹创造出更大的功绩。”
“其功不在禹下”，这是中国共产党自己给自己定的“治淮目标”，大约从这时起，周恩来就下决心要处理好“蓄泄兼筹”的关系。会议期间第3天，8月28日，华东军政委员会向周恩来转报了中共苏北区委对治淮意见的电报：“鉴于今年浮山仅7000多流量，已使洪湖大堆、运河及新淮河非常吃紧，运河南段二度出险，几乎决口。若上游导淮后浮山流量较现在增加，即无其他意外，今后洪湖大堆、运河及新淮河必会更加吃紧。”
各方都在表达，都在争取。为了统一豫、皖、苏三省的行动，解决安徽和江苏之间的蓄泄之争，周恩来召集各省负责同志讨论、协商达6次之多。会下，他多次与各省负责人个别谈话，征求意见，化解矛盾。会议从8月25日，一直开到9月12日，时间长达19天。最后，一向心思缜密，善于避害趋利的周恩来举重若轻道：“今年大水后，毛主席做了根治淮河的批示，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对一条河流提出根治。如何达到根治？综合你们的讨论，研究几千年治淮历史，我的体会是，应该坚持蓄泄兼筹，以达根治之目的。在中国历史上，治淮就有蓄泄之争。新中国治水，既不是单纯地蓄，也不是一味地泄，要蓄泄兼筹，不但要送走淮水，还要根治淮河，全面达到除害兴利的目的。”
这就是周恩来运用唯物辩证法和现代科学理念，兼顾上中下游利益，提出的“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会议根据这一方针，做出了淮河上游以蓄洪发展水利为长远目标，中游蓄泄并重，下游则开辟入海水道的重大决策。为了实现豫、皖、苏“三省共保”，决定成立治淮委员会和上、中、下游三个工程局。
7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望治淮历史时，我们再一次深深体会到“蓄泄兼筹”这一决策的英明。
事实证明，在1950年之后的治淮进程中，凡是遵循这一原则的，治淮工作就卓有成效;凡是违背这一原则的，则必然出现很多问题。长期担任水利部部长的钱正英，曾写过一篇《跟随周总理治水》的文章，专门提到了当年的“蓄泄之争”：
大地接受的降雨量是不均衡的，河流输送的径流量也是不均衡的，这在全世界都是如此。在我国，由于受季候风的影响，水资源在时间和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更加显著。旱则赤地千里，河流干涸，涝则洪水泛滥，一片汪洋。因此，在中国的历史上，治水就有蓄泄之争。传说中，鲧是主张堵水的，失败了;其子禹改用疏导，将水送入大海，成功了……总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观点，提出了“蓄泄兼筹，以达根治之目的”，作为治淮的方针，因为单纯地蓄或者单纯地排，都不能全面达到除害兴利的要求。蓄泄兼筹的方针，准确地表达了治水的自然辩证法，结束了治水的历史争论。对淮河适用，对其他河流也适用。
“蓄泄兼筹”方针，准确地实现了治水的自然辩证法，结束了治水的历史争论。然而，“蓄泄之争”并没有就此停止，到了1958年争论又起，它甚至贯穿于整个治淮过程之中。
责任编辑 赵 萌
暴雨落在“三八线”上
也落在了皖北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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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6月25日，星期日，凌晨4时。
朝鲜半岛海州湾的最深处，一个原名“孤竹”，盛产梨子、砚台和墨的地方，一条东西走向的纬线“三八线”，正在无边的暗夜里静默。
夜色漆黑，大雨滂沱，雷鸣电闪。突然，一道比闪电还要明亮的光线穿透雨幕，在漆黑的夜幕中升了起来。那是一枚信号弹，没有人知道，后来被中国人称为“朝鲜战争”、美国称为“韩战”的著名战争，即将爆发。
北纬38度线上的针叶林和阔叶林，此刻全都笼罩在暴风骤雨之下。
也就在这个夜晚，中国皖北的颍上县，一个叫作“新集孜”的小村庄，午夜时分，农妇李秀英被一阵炸雷惊醒了。她翻身下床，心里一惊，腿肚子以下全是水，她意识到：大水又来了！她并不慌张，住在颍河岸边，这样的大水，总是隔个三五年就来上一次，也不过是水来人走，水走人回，好在这之前就已经做了准备，不至于太手忙脚乱。
皖北苦寒，加上总发大水，老百姓的日子就过得艰难。“泥巴凳，泥巴墙，除了泥巴没家当”，大水一来，荡然无存，一般人家，都没啥值钱的东西，一年四季，冬棉夏单，全都搭在一根麻绳上。可李秀英家不同，李秀英家在集镇上，开着一间小饭铺，算是殷实人家。李秀英走到堂前，看见舅和妗子一人搂个孩子，也都起来了。她走上前去，犹豫着问：爹，走不走？可还没等话说完，就听见一声炸雷轰隆隆滚过，接着一道闪电照亮了夜空，雨声骤然大起来了。她舅大声说：走，走，赶紧走！再不走，怕就走不及了！
李秀英本姓朱，4岁那年过继给舅舅李复燃当闺女。她妗子一辈子没生养，所以李秀英长大成人之后，也没舍得往外嫁，而是收了个上门女婿。
然而此刻，上门女婿冯学永，又在哪里呢？
李秀英顾不上抱怨，而是抱上小的，扶着老的，磕磕绊绊地向门外走去。她男人冯学永，4年前去赶集的路上，让国民党抓了壮丁，至今没有音信。那一年她大闺女才刚会走路，小闺女还在肚子里，没有出生。雨越下越大，还没等走到村外的岗地上，大水就漫过了膝盖，很快就齐腰深了。
李秀英说不出的凄惶，还有一種深深的恐惧。13岁那年，她就被大水冲走过一回，庄里人都以为她回不来了，她却被人扯着头发救起来，活着回到了庄里。16岁结婚，17岁生女，18岁男人就让人抓了壮丁。
你到底在哪儿啊？你是死是活，能不能言语一声？
李秀英一边跌跌撞撞，扶老携幼地往岗上走，一边在心里一遍遍发问。
雨还在“哗哗哗”地往下倒，庄子里鸡飞狗叫，耳边全是孩子们的哭声。李秀英的心里越发凄惶了，对不知死活的男人，不由得生出几分怨恨。她在心里说，你把老老少少，一大家子全都丢给了我，你就不亏心？
当头一个霹雳，把李秀英惊得一个激灵。借着闪电的亮光，李秀英看见她舅一脸的惊慌，他连声说：坏了，坏了！看这架势，今年怕是又要破堤！
自打1938年6月9日凌晨，蒋介石扒开了花园口，黄水顺贾鲁河分两路下泻，西一路沿颍河突入淮河，颍河大坝就破了堤。那一回，河南、安徽、江苏三省总计44个县市被淹，受灾面积29000平方公里，淹没了近2000万亩耕地。豫、皖、苏三省大约有390万人背井离乡，一路乞讨，在逃难的人群中，就有10岁的李秀英。
李秀英对破堤，有着深深的恐惧。后来在治淮工地上，两次成为劳动模范的李秀英，经常能够想起破堤后，他们一家老少无家可归，孤苦伶仃的情景。
李秀英的故事很长很长，作为贯穿新中国70年治淮史的人物，她将不断地出现在后面的章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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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还是回到1950年的那场大水，那场大水来得毫无征兆，因为进入 6月之后，淮河流域一直是干旱少雨。但6月26日到7月20日，20多天的时间，却一直是阴雨连绵。这期间出现了3次阶段性暴雨，第一次是6月26—30日，雨区在淮河上中游及徐淮地区，正阳关雨量124. 0mm、蚌埠雨量123.5 mm、新蔡雨量125.0 mm;第二次是7月2—5日，雨区在淮河上游干流两岸、洪汝河及淮南山区，正阳关雨量229.2mm、新蔡雨量250.6mm;第三次是7月7-19日，雨区在苏北、皖北等地区，淮阴雨量356.2mm、蚌埠雨量355.6mm、浮山雨量301.6mm、新蔡雨量295.9mm、正阳关雨量277.1mm。请原谅我们不得不写下以上这几组数字，因为只有数字才能说明雨情的严重性。洪水主要来自淮河上游及中游北岸各大支流，淮河干流正阳关（鲁台子）、蚌埠、浮山、中渡等地洪水于6月底先后起涨，之后急剧上涨，由上游而中游，先支流后干流，最终发生了大崩溃。
在日后漫长的岁月里，我们还将多次与这些地名相遇。
差不多70年后，我们在图书馆里翻阅治淮资料，面对当年的雨情灾情，仍感触目惊心。7月3日前后，淮河支流南部的谷河、润河、里河、泥河、洪河，北部及中部的肥河、茨河等河堤均发生了漫溢，洪水灌入阜阳专区的阜阳、临泉、太和、颍上等县乡;11日南岸的淠河山洪爆发，灌入淮河后在安丰塘决口，接着在迎河集林家沟下，漫决了四处;14日来水凶猛的颍河，在阜阳、颍上之间冲开多处缺口;16日浍、沱、潼、肥四水并涨，五河县全境尽成泽国;7月5日淮河干堤先是在阜南县境溃决，6日在霍邱境内溃决，紧接其后，怀远、凤台、寿县境内的淮河大堤，发生了连锁性溃决;16日寿西淮堤溃决，18日蚌埠至凤阳段淮堤溃决，20日凤台县焦岗湖、禹山坝、黑张段漫决，21日五河大堤破堤，23日蚌埠柳沟闸溃。溃决、溃决、溃决，连续不断的溃决，不用身临其境，仅看文字描述，就已惊心动魄。从这一天开始，怀远以上的淮河大堤已无完整堤圈，怀远以下水面与坝顶相平;26日沫河口淮堤溃决，大水自蚌埠以下至五河县不分河道，奔流四溢，正阳关至三河尖水面东西100公里，南北20至40公里一片汪洋，沿淮村庄仅能看见树梢。 沿淮很多的老百姓，就是攀在这些树梢之上，才侥幸逃出了一条性命。
自南宋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黄河第四次大改道以来，淮河流域一直大水不断。据不完全统计，在1949年之前的2500多年间，有明确记载的黄河泛滥多达1500多次，改道26次，酿成多次“黄河夺淮”事件。在1194年至1855年的661年间，黄河将大约700亿吨泥沙带入淮河流域，造成鲁南的沂、沭、泗水不能入淮，无数支流与湖泊淤积废弃，淮河原有水系遭到严重破坏。淮河中游北岸的颍河、西淝河、涡河、北淝河、浍河、沱河等支流，多次受到黄河侵扰，每当暴雨集中的汛期，洪水在淮河中游淤积，沿淮洼地一片汪洋，几乎是十年九涝，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
6月下旬开始的这场大暴雨，在皖北平原上一直持续到7月中旬，蚌埠以上各站点水位，均超过了历史上水患严重的1921年和1931年。
家住颍河洼地上的李秀英，在村外的岗地上待了整整40天，大水才慢慢退下去了。没有牛，没有羊，没有鸡，没有狗，没有庄稼生长，到处是冲垮的房屋，冲倒的大树，水洼里蚊虫肆虐，蛙鸣如鼓。这往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呢？看著被大水漫过的土地和村庄，李秀英欲哭无泪，没有一丝死里逃生的喜悦。
对于1931年的大水，李秀英不记得了，那一年她刚3岁，还没过继给新集孜她舅当闺女。大水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走的，印象很模糊，她只是从老人们的口中，知道那一年的大水特别大，倒了很多屋，死了很多人，淹了很多庄稼。后来上了治淮工地，读了扫盲班，她才知道1931年的大水是淮河流域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受灾面积涉及湖北、安徽、河南、江苏等8个省区，受灾人口总计5000多万，40多万人死亡，近1.5亿亩农田泡在大水里。当时的新闻纸，以“洪水横流，弥溢平原，化为巨浸，死亡流离之惨触目惊心”来形容，饿殍遍野，浮尸满地，无数人流离失所。截至那一年的11月份，水灾发生近半年之后，灾民从国民政府手里拿到的救助款，平均每户不过大洋六角。
集上的人已经在商量到哪里去逃荒要饭，这让李秀英更加心慌了。别人家无论多难，总有个男人撑着，自家呢？老的老，小的小，妗子是小脚，舅的痨病又犯了，就在李秀英凄凄惶惶，不知如何是好之际，7月11日，华东军政委员会皖北灾区视察团，突然来到皖北一带。视察团由农林、财政、民政、水利、卫生五个部门共同组成，一同到来的，还有紧急拨发的500万公斤急救粮，和500万公斤种子粮。
李秀英悬着的心，总算落了下来。
7月14日，视察团参加了皖北行署在蚌埠召开的有淮河灾区各专员参加的紧急会议，布置防汛抢救工作，会后，视察团分组到灾区视察水情。7月20日，关于皖北淮河灾情的报告，就递到了中南海毛泽东主席的案头。
领到救济粮的李秀英当然不会知道，淮河大水的报告已经直接交到了毛泽东的手上，但她和乡亲们一样，深深感受到了新政权与旧政权的区别。这份报告中说：“今年水势之大，受灾之惨，不仅重于去年，且为百年来所未有。淮北20个县、淮南沿岸7个县均受淹……其中不少是全村沉没。由于水势凶猛，群众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失足坠水（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者），或船小浪大、翻船而死者，统计489人，受灾人口共990余万，约占皖北人口之半……由于这些原因，干群均极悲观，灾民遇到干部多抱头大哭……”
毛泽东主席读到这份报告，想来一定沉默了很久很久，他的心情也一定非常沉重。对外，该如何应对朝鲜变局;对内，该如何纾解淮河水患，在1950年的夏季，这两大难题一齐涌上了新中国领袖的心头。没有人知道他所承受的压力，也没有人知道他内心做过怎样的斗争。我们能够知道的是，在报告交到他手里之后，中央政府随即就调拨了粮食2亿斤，盐1000万斤，煤炭52万吨，用于救助皖北水灾，紧接着又发放了350亿种子贷款，用来发展生产。新中国刚刚建立，国家还很困难，但不管怎么困难，老百姓的吃饭问题，都必须尽快解决。这是关系到政党威信，政权巩固的大问题，所以在前不久，在1950年6月6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发表了一个十分有名的讲话，叫作《不要四面出击》。这一讲话的重点就是，如何处理好各阶级、政党、民族的关系，以孤立和打击当前的主要敌人，而树敌太多对当前局势不利。新中国就是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这必须成为建国后全党的统一目标，毋庸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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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谁也想不到，淮河流域会发生大水灾，更想不到仅仅半个月后，朝鲜战争就打响了第一枪。内忧外患，纷至沓来，紧紧胶着在一起。7月7日，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的主持下，“保卫国防”第一次紧急会议召开，7月10日，“保卫国防”第二次紧急会议召开，十万火急，研究应对朝鲜战争事宜。
东北地区上空，鸭绿江一线，弥漫着越来越浓的战争乌云。
而7月10日，正是淮河流域第三次阶段性暴雨期间，雨区笼罩了苏北和皖北的广大区域。关于淮河大水的报告，被接连不断地送往中央，和朝鲜战局一样十万火急。7月13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作出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同时还做出了一个日后看来极有远见的部署：动用最精锐的战略预备队，即刻集结在东北地区，组成东北边防军布防在中朝边境，以随时应对变局。
而皖北的暴雨，也一直在下个不停。
那是一段难熬的日子，淮河大水的报告和朝鲜半岛的军报，交替出现在毛泽东的案头，他书房里的灯火，常常是彻夜不熄。随着局势的发展，中国希望在“三八线”停火并和平解决的愿望，看来是越来越渺茫了，朝鲜半岛硝烟弥漫，局势危急。10月1日凌晨2时50分，斯大林收到了苏联大使转来的金日成的正式求援信。信中恳求斯大林给予直接的军事援助：“如果由于某些原因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时，请帮助我们在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组织国际志愿部队，给我们的斗争以军事援助。”
根据档案记载，斯大林拿到金日成的求援信不过10分钟，就口授了他给苏联驻北京大使的电报，要求他尽快转告毛泽东或周恩来。由于时差及中转等原因，斯大林的电报经苏联大使罗申之手递交毛泽东时，已是中午时分了，这时金日成的特使朴一禹，带着求援信先一步来到了中南海。出兵，还是不出兵？相信此时在毛泽东这里，这已经不是问题。他的态度非常明确，虽然出兵存在着种种风险，甚至包括美国向中国宣战的可能性，但如果不出兵，任凭美国人在鸭绿江对岸挑起战争，则无论是国家安全还是经济建设，我们都将受到严重威胁。斯大林怎么想的，且不去管他了，反正在我们，在中国，坚决出兵！ 从10月1日起，直至10月19日志愿军正式跨过鸭绿江，被后来的史学研究者们称为艰难决策的“18个日日夜夜”。为了最后下定决心，毛泽东多日不眠不休。据时任毛泽东卫士长的李银桥记述：“毛主席考虑出兵不出兵，连续几天不能入睡，吃安眠药也睡不着。开会那天，他的东屋里坐了一屋子人，满屋子烟雾腾腾，从五六点钟开始研究，一直到后半夜。”有中央领导人回忆说，在考虑出兵不出兵朝鲜的问题时，毛主席一个礼拜不刮胡子，想通以后，开了会大家意见统一了，才刮了胡子。
1950年10月8日，在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正式越过“三八线”的第二天，毛泽东以中国人民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的军令。一时，世界为之震惊！从当时的历史条件看，出兵朝鲜，中央确实下了很大的决心。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的人均GDP仅29.2美元，而随美军入朝作战的印度，当时的人均GDP是56美元，至于美国的人均GDP更是高达2412美元，国力和财力，都不可同日而语。连年的战争，给中国经济带来毁灭性的破坏，数亿人处在饥饿之中，人民的温饱问题尚未解决，这个时候出兵，拿什么去打呢？
战争背后，拼的是经济实力。
而在外交方面，美国此前刚向与新中国建交的瑞士政府，发去 “贵国过早承认亚洲的一个共产党政权将很不适宜”的警告电报，此后又单独发出照会，要求其所有的盟国，在是否承认新中国的问题上，都必须与美国保持一致。而在国内，西藏反动势力活动频繁，英国人查理逊和美国人托马斯，竟然伙同西藏摄政大札秘密组成“亲善”代表团，谋求美英等外国势力的支持，妄图实现“西藏独立”。而新中国成立虽已数月，大西南土匪活动仍然十分猖獗，经常武装侵扰新生政权。西南地区崇山峻岭连绵不绝，原始森林密布其间，石灰岩造就的奇异地形，为据山为王者提供了优越的天然条件，因此这一地区历来匪患严重，屡剿不绝。1950年初，云南境内发现有土匪148 股，滇南匪特组织“云南人民自救剿共建国军”竟然下辖5个纵队;贵州省发现有土匪541股，在瓮安、余庆、湄潭、金沙及石阡一带肆意破坏交通、抢劫物资、威胁群众，杀害政府和军队工作人员;四川作为抗战时期国民党老巢，反动基础尤其顽固，发现有土匪300多股，多达40万众。内忧未解，外患又起，危机重重，创深痛巨。在如此严峻的局势下，面对淮河水患，共产党的新政权将如何处理，如何解决？确实是一个严峻考验。
现在我们来看看，毛泽东当年所做的几份批示，以及中央针对治淮所发布的一系列政策措施：
7月20日，毛泽东在审阅华东军政委员会关于1950年淮河大水受灾情况的电报后，当即批示：“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请邀集有关人员讨论：（一）目前防救，（二）根本导淮问题。”
8月5日，中共安徽省委关于淮北遭受洪灾情况的报告，以“机要急件”的方式，送到了毛泽东的手中。毛泽东在电报中的“不少是全村沉没”“被毒蛇咬死者”“今后水灾威胁仍极严重”“多抱头大哭”等多处画了横线，并在电报上写了一段给周恩来的批示：“周：请令水利部限日作出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8月份务必作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初即开始动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抓救灾的同时，加紧了对治淮工程的具体部署，这就是一个新生政权，对待淮河水患、对待人民的态度。
大水过后的8月，淮北大堤暑气蒸腾，成千上万的受灾群众，蹲守在堤坝之上，等待政府发放的救助粮，盼着大水快一点退下去。而在东北地区，8月27日，美国9架侵朝空军飞机，飞侵我国边境的辑安、临江、安东等地上空，扫射车站、机场等建筑物，炸死炸伤中国居民24人。这是欺人太甚，也是公然挑釁！中央军委随即将3个航空兵师、15个高射炮团和1个探照灯团，分别部署在沈阳、鞍山、本溪、北京、天津、南京、上海、杭州、广州等地，担任对空防御，并将东北地区南部的部分工业设备和战略储备物资，紧急向北部转移。就是在这样的重重危局之下，8月底，治淮会议在北京召开，华东区与中南区水利部，淮河水利总局及河南、皖北、苏北三省区的负责干部参加了会议。在周恩来总理的主持下，会议对淮河水情、治淮方针及1951年应办工程，进行了反复研讨，为政务院发布治淮决定作好了充分准备。
这时已是8月31日，这个月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在审阅华东军政委员会转报的中共苏北区委治淮意见报告时，其中的第三项引起了他的注意。这项意见是：“如今年即行导淮，则势必要动员苏北党政军民全部力量，苏北今年整个工作方针要重新考虑，既定的土改、复员等工作部署必须改变，这在我们今年工作上转弯是有困难的;且治淮技术上、人力组织上、思想动员上及河床搬家，及其他物资条件准备等等，均感仓促，对下年农业生产及治沂均受很大影响。如果中央为挽救皖北水灾，要苏北改变整个工作方针，服从整个导淮计划，我们亦当竭力克服困难，完成治淮大计。”
出于对这条意见的重视，毛泽东亲笔作出这样的批示：“导淮必苏、皖、豫三省同时动手，三省党委的工作计划，均须以此为中心，并早日告诉他们。”
现在回过头来看，1950年的整个夏季，毛泽东都在为淮河大水殚精竭虑。按照毛泽东的指示，9月11日，水利部治淮会议结束后，立即用电报把中央的治淮决定传至安徽、江苏、河南三省，同时要求三省迅速传达到县一级党委、政府，再传达到农村基层党支部。中央的治淮决定下达后，在苏、皖、豫三省干部和群众中引起了极大反响，极大地鼓舞了人心。9月16日，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在写给华东局和党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为了治淮，中央应向安徽、江苏、河南三省治淮工地紧急调运粮食，而曾希圣的这份报告，也很快就转到了毛泽东手里。9月21日，毛泽东把这份报告批给了周恩来，同时在报告上做了批示：“现已9月底，治淮开工期不宜久拖，请督促早日勘测，早日作好计划，早日开工。”
字里行间，能感到毛泽东焦炙如火的心情。 按照毛泽东的这一指示，治淮前期工作迅速展开，淮河上游工程局随即在开封成立。华东水利部、长江下游工程局、珠江水利工程总局，都相继派出了测量队支援治淮，接着，淮河下游工程局在淮安成立。10月14日，政务院集中各地意见，对治淮计划进行了修改和充实，进一步组织专家反复研讨后，由政务院发布了《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这个决定，不仅阐明了治淮的方针、下年度治淮的工作方案，还具体规定了人力、物力、财力的保障措施。11月6日，治淮委员会在蚌埠成立，同日，苏北运河整修工程开工，淮阴、盐城、泰州3个专区35.76万民工参加，这标志着治淮工程开始全面实施。
在治淮工程中，粮食是一个大问题，因为治淮大部分是土方工程，主要靠投入大量人力来完成。有了充足的粮食，才能动员和组织大批民工，投入到治淮工地上来。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粮食奇缺的情况下，也是毛泽东亲自决定，调拨大批粮食到治淮工地。政务院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于当年11月拨出治淮工程粮食2亿多公斤。
大批粮食的调入，保证了各地的治淮工程按期开工， 在那个粮食奇缺的年代，一次性调拨2亿多公斤粮食，需要下很大的决心。
11月23日，水利部在北京召开全国水利工作会议，将治淮列为下年度首位工作。时令已经进入冬季，树木落尽了叶子，大水淤过的淮北大地千疮百孔。听闻中央的一系列决定，在外逃荒要饭的灾民纷纷返回家园，主动请缨为治淮修造船只，打造工具，准备往工地运送工料和粮草。一时“父子齐上阵，兄弟争报名，妇女不示弱，夫妻共出征”，民情激昂，民心沸腾。同时，中央从东北、华北、中南各省调运的建设物资和工程技术人员，也在日夜兼程，赶往治淮工地。
多年后我们发现，抗美援朝和治淮，是1950年发生在中国大地上最大的两件事，它们是那样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并以一种险象环生的方式交替呈现，仿佛就是为了考验中国共产党，考验中国共产党的勇气和胆略。而最终的结果，几乎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美国人没有料到，中国人敢于出兵朝鲜;中国老百姓也没有料到，刚建立不久的新政权，敢于在百业待兴、百废待举、大兵压境、危机四伏中，毅然做出“治淮”的决定。1950年 10月19日晚，就在25万中国军队兵分三路，从安东、长甸河口和辑安一线秘密跨过鸭绿江时，新中国的另一场战争——治淮，也徐徐拉开了它的大幕。
第二节
一个流泪的决定
背后还有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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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后，当我们回顾那段历史时，有一个细节不断被人提及：毛泽东在接到淮河流域皖北大水的灾情报告时，在“被毒蛇咬死者统计489人”的文字下面，用红笔重重地画上了一道线。他边读报告边念叨：“解放了，老百姓还受这么大罪！”他喊来秘书田家英，手举着电报给他看，泪流满面，不断地重复着一句话：“不解救人民，还叫什么共产党！”
这是一个伟人，为人民流下的泪水。
毛泽东的眼泪，让我们切切实实感受到一个共产党人，一位人民领袖，对人民的血肉深情和赤子之心。它注定在日后被反复提及，并永恒地闪亮在历史深处。但是“治理淮河”这一重大决定，在国内库帑空虚、国外战争突起的大背景下做出，并不仅仅是出于毛泽东主席一时的感情冲动，而是与党的宗旨一脉相承。梳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国家层面上的大规模“治淮”，虽在1950年的大水之后启动，但这个政党对于淮河水患的关注，却早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前就已经开始。
发现这一点时，我们非常惊讶，非常激动。
那是2018年6月里的一天，上午10点多钟，当我们走进位于旧称淮阴，今称淮安的苏皖边区政府旧址时，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将发现什么。那一天，苏北的阳光很灿烂，天空非常蓝。 1945年8月，日寇投降后，苏北、苏中、淮北、淮南四大解放区连成一片。1945年11月1日，苏皖边区政府于清江市正式成立，下辖8个行政区，江苏、安徽、河南的73个县市，面积10.5万平方公里，人口2500万。在长长的文字说明中，我们意外发现了边区政府整沭导沂的资料，我们惊呆了。沭水和沂水，都屬于淮河流域，难道早在这一时期，早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前，中国共产党就已经开始治淮了？
我们按捺住内心的激动，迅速掏出本子和笔，摘录相关资料。
也许人们难以理解我们的激动，那是因为你还不知道，这一发现对于治淮意味着什么。人们一般把治淮开始的时间，定在 1951年5月 15日，毛泽东题写“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授予治淮委员会等单位的那一天;而熟悉新中国治淮史的专家，则是从1950年10月14日，政务院发布《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算起。没有人意识到，苏皖边区政府时期甚至更早，中国共产党就已经开始治理淮河了。在这个院落里，我们还发现了一块长条石，上面刻着“永保群众利益”六个楷体大字，下方是一行落款：淮北苏皖解放区淮宝县政府县长方原题，一九四五年八月修。
淮宝县是由今江苏宝应、淮安、淮阴、金湖、洪泽交界处各一部分所组成，即今洪泽县和金湖县的前身，是 1940年 7月，新四军五支队司令员罗炳辉开辟的抗日根据地。让我们感兴趣的是，淮宝县县长方原，是在什么情况下，写下了“永保群众利益”这六个大字？
几经周折，我们在安徽巢湖市的“当代人物志”中，找到了有关方原的资料。他是安徽省巢湖市岐阳乡唐家嘴人，原名赵方远， 1933年 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北平从事地下工作。1946年进入苏北解放区，任中共华中五分区第四中心县委书记兼淮宝县委书记、四支队政委。尽管今天，他的行迹连同他的名字，都早已被岁月的尘埃所掩埋，但“永保群众利益”六个大字，还闪亮在苏北的土地上。
那是1945年8月初，淮宝县为了纪念军民共修洪泽湖大堤，特别镌刻的一块石碑，由县长方原亲笔题勒，镶砌于黄罡寺夺险段新竣工的石工墙。洪泽湖大堤自抗战以来损毁严重，由顺河到武墩，竟有400多段遭到破坏。为了确保洪泽大堤的安全，在淮宝县参议会提议下，淮北行署决定拨出专款，重修洪泽湖大堤，得知这一决定，根据地人民欢欣鼓舞。从1943年7月至1945年8月，新四军四师兼淮北军区参谋长张震，11旅旅长饶子健，在淮宝县带领新四军战士，和当地民众一起，白天避开敌军侵袭，夜间抢修石工墙，培固洪泽湖大堤。在洪水猛涨的汛期，淮宝县政府组织数千民工及地方武装昼夜巡防，谨防敌人侵扰。当大堤出现溃塌险情时，新四军官兵也像今天的人民解放军一样，奋不顾身地跳入水中，携手并肩组成一道人墙，用他们的血肉之躯挡住决口，确保大堤不被洪水冲垮。 而1942年底至1943年冬，是苏北抗日根据地最为艰难的阶段。由于苏联红军在欧洲战场上，成功阻击了德军的攻势，侵华日军为了加强在亚洲战场尤其是在中国占领区的控制，于1943年2月中旬，调集重兵2.5万人，分4路由南向北、由西向东，分进合击，对苏北解放区进行春季大扫荡，妄图消灭新四军在盐阜地区的主力。所以可想而知，重修洪泽湖大堤工程，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形下进行的。1944年春，淮宝县民主政府领导7个区的人民群众，历时100余天，用工30余万个，筑成400多米长的人字头拦河大坝，保证了30多万亩土地的安全。与此同时，又动员了20多万民工，自高良涧经顺河集、黄圩子向北绕成子湖衔接安河，在低洼的荒草滩上，修筑了200余华里的洪泽湖大堤。据记载，这些工程的受益面积达735余万亩，仅1943年就增产粮食7900余万斤，不仅改善了根据地人民的生活，也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
1945年2月，日军侵占了蒋坝镇，破坏大堤石工墙200多丈，堤下百姓日夜不宁。3个月后，新四军收复了蒋坝，立即带领群众修复被日军破坏的石工墙，6月又在周桥南北修复了石工墙320丈。正是为了纪念苏皖解放区军民共筑洪泽湖古堤的业绩，淮宝县民主政府决定在大堤上立碑铭记，县长方原代表中国共产党，在石碑上刻下了“永保群众利益”的题词。
有必要对“石工墙”，先做一个简单的说明。从明万历八年（1580年）起，洪泽湖大堤的迎水坡，就开始增筑直立式条石墙护面，时称“石工墙”，历经明清两代171年渐成规模。石工墙使用千斤重的条石及糯米石灰浆砌筑，共用条石6万多块，规格统一，筑工精细，而其直立條式防浪墙坝技术，代表了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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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28日，我们第二次来到蒋坝。连日暴雨，洪泽湖浊浪滔天，长风鼓荡而过，著名的蒋坝古镇，于夏日的午后静寂无声。和全国所有的乡镇一样，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去了，镇子里只剩下一些老人和孩子。蒋坝位于洪泽湖东岸、洪泽湖大堤最南端，已有1400多年历史，是一座“因堤而兴”的集镇。抗战时间，蒋坝的财神庙，曾是吴运铎领导下的新四军二师、四师兵工厂，在苏北解放区赫赫有名。
如今，70多年过去了，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那块“永保群众利益”的六字碑刻，在苏北初夏的阳光下，依然激荡着我们的心。和“为人民服务”一样，“永保群众利益”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从她诞生的那天起，就时刻铭记。事实上，自1939年，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淮河流域，开辟了苏皖边区、鲁豫皖边区、鄂豫皖边区根据地以来，地处淮河中下游的中国共产党边区政权，即使在严酷的对敌斗争中，也始终没有忘记对淮河的治理。这个从苏皖边区政府的组织架构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边区政府不仅设有建设厅，建设厅还下设水利处，专门负责边区的水利建设，制定边区水利建设方针政策，指导各县水利工程实施，掌握各项水利粮款发放标准。边区政府领导边区人民，一边与敌人打仗，一边抓生产劳动和水利建设，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先后修筑了洪泽湖大堤、淮北大堤、雪枫大堤、人字头大堤等等多项水利工程。
人字头大堤的工程技术指挥，是钱正英。
人字头大堤因坝型酷似“人”字而得名。修人字头大堤时，淮宝县抗日民主政府因缺少技术力量，向淮北专署求援，专署派钱正英前来担任工程的技术指挥。大堤竣工时，解放区《拂晓报》曾以“轰动淮北的人字头工程”为题，作了专门的报道，它是钱正英独立完成的第一个水利工程，对她来说意义重大。
三年多的采访中，我们多次行走在这片土地上，寻找战争年代治水的遗迹。1944年春，淮北行政公署动员3万多军民，修筑淮北大堤蚌埠至五河段，当时，沿淮对敌斗争非常紧张，周围敌伪环伺，碉堡林立。汪伪安徽省政府就设在蚌埠市，淮南是敌占区，淮北是解放区，而蚌埠以东的长淮区、临淮关、毛滩、五河等地，密密麻麻都是日伪军的据点。加上淮河是敌人重要的水上交通线，白天黑夜都有日伪的小汽艇巡逻，更增加了工程的难度。为此，抗日民主政府专门成立了工程流动指挥部，同时为了打击敌人对修堤工程的破坏，彭雪枫指挥主力部队，在津浦铁路和沿淮一带主动出击，牵制敌人，并抽调一部分主力直接参加修堤工程，确保了工程的顺利进行。修堤工程3月里动工， 6月里完工，经过90多天的紧张战斗，解放区军民终于赶在淮河汛期到来之前，将90多公里大堤修好。这项工程也是苏皖根据地最大的水利工程，大堤建成后，当年淮北丰收，淮南受灾，仅一河之隔天差地别。
后来的水利部部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正英，几十年后回忆起这次修堤：“因为我是学土木工程的，所以就被组织上抽调出来搞这项新工作。大堤修成后，群众很高兴，我也从这件事中，深深体会到水利事业涉及人民切身利益，水利事业对我们国家的重要性。从那时候起，我爱上了这项事业。”
说这话时钱正英21岁，但从上海进入淮北解放区，已经两年的时间。1941年9月，18岁的钱正英在上海参加了地下党，对布尔什维克和共产主义，抱有狂热的幻想。1942年秋冬之际，因为给新四军采购药品而行迹暴露，在上海地下党的安排下，与5名党员学生一起，秘密转移到淮北解放区。在泗洪县半城镇新四军四师师部，她见到了师长彭雪枫，那一年，钱正英19岁。
钱正英以遗憾的口气对彭雪枫说：“我的专长是土木工程，只因生不逢时，才放弃科学，投身革命。”彭雪枫安慰她说：将来我们要在半城建造一个大礼堂，你还是可以施展你的才能的。
1943年夏，淮河发大水，淮北大堤决口，两岸尽成泽国。1944年，人民政府决定以工代赈，修复淮河大堤，钱正英这个土木工程专业肄业的上海女生，就成了技术负责人。她白天在大堤上搞工程，晚上和部队一起打游击，以防敌人偷袭。有一次，房东大嫂说：“女人是不能上堤的，不吉利。”她很好奇，就问：“那为什么我天天上堤，也没有人管我呢？”
房东大嫂说：“咦！你不一样，你是来给我们治水的！”
正是从这件小事上，钱正英知道了老百姓是多么看重治水。这期间，她写了一首打油诗：“夕照映远山，大堤临长淮。足下黄水去，天边白云来。跃跃女儿志，浩浩祖国怀。笑指对岸敌，中华屹然在。”满怀豪情。 大堤修好后，钱正英被调到淮北行政公署任水利科长。能够从事自己喜欢的技术工作，她很开心。她没事就骑部自行车，在苏北大地上转悠，拿着一张军用地图，把淮北解放区的几个县都走了一遍，还在当地士绅的家里，找到一些水利方面的书，了解淮河的历史，边干边学。这段经历，让钱正英亲身体会到，共产党如何关心民众的疾苦，如何为老百姓谋利益。这也奠定了她一生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奠定了她对水利事业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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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的淮北大堤草木青青，大叶杨在风中翻动着叶子，发出“哗哗”的声响。我们曾长时间地伫立在大堤之上，看堤下沃野千畴，阡陌纵横，村落密集，心情难以平静。70多年风吹雨打，今天我们已经很难寻觅到当年的痕迹了，但一些共产党人的名字，却永远融铸在了治淮工程里。1941年，苏北阜宁县县长宋乃德，为了使民众不再遭受毁灭性的海啸灾难，先后带领24000人，在国民党、日伪、顽军和敌特暗杀活动的重重侵扰中，苦战两个多月，组织当地军民修筑了长达90华里的防洪堤坝，老百姓称之为“宋公堆” 至今。苏北一带，还有“从南到北一条龙，不让咸潮斗阜东，从此无有冲家祸，每闻潮声思宋公”的民谣歌唱。
“宋公”宋乃德，值得大书特书。盐阜区沿海一带，由于经常发生大潮和海啸，造成海堤溃决，严重威胁沿海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1939年夏，又有海啸发生，国民党“韩顽”政府的官员不仅不顾人民死活，反而瞒上欺下，利用修筑海堤大发横财。“韩顽”的韩，是指国民党韩德勤部，此人曾在苏北战场和陈毅打过黄桥战役。工程预计挖土方20多万，需要工银19万元，结果他们仅挖了5万方，却虚报工银11万多元。偷工减料的海堤未经大潮即被海浪冲溃，数万民众被淹死，沿海一带遍地盐碱，成为不毛之地。1940年底，共产党抗日政权建立后，阜宁县沿海群众纷纷要求重筑海堤。1941年2月，阜宁县参议会在抗日县长宋乃德主持下，讨论通过“修筑海堤”提案，参加会议的100多人，现场发出热烈的欢呼声。会后，宋乃德认真抓了发行公债、筹粮、筹草、动员民工等准备工作，促使修堤工程很快上马。在修堤的过程中，退踞曹甸的国民党韩顽政府，配合敌伪大肆发动谣言攻势，说什么新四军是想借修堤之名，“骗取老百姓一百万块钱”，又说“新四军征修堤坝，是一个骗局，实际上是借此抽壮丁”等等，均被宋乃德针锋相对，一个个粉碎。经过20多天，实际除去阴雨天外，仅用了15天时间，到6月5日，北段海堤就已经全部完工。
北堤修成之后，开始进入三伏天。俗话说“寒不挑河，夏不打堆”，天气炎热，又是梅雨季节，再加卤潮泛滥，时疫流行，这时无论是士绅、工程人员、办事人员，还是民工群众，都主张停修南堤，等秋后再继续。宋乃德为了保证汛期安全，同时为了击破国民党“韩顽”政府与敌伪日益加紧的谣言攻势，坚持工程不能停。但南堤开工后的第4天，即6月23日，就發生了“尖头洋惨案”，工程处监工员、县粮食局科长陈景石，惨遭伪装成八路军的土匪杀害。一时人心惶惶，谣言四起。针对这一紧急情况，宋乃德及时发出《为尖头洋事告工人书》，义正辞严地揭穿敌人的政治阴谋，镇静了民工的情绪。但南堤河口合龙当天，又遭遇一连几天的大风暴雨，当时海水大涨，平地水深两尺，工棚席盖，有的被卷到水里，有的被刮到半空。到了7月11日，更加风狂雨骤，所有的土塘，水深盈尺，多处塌陷，车辙成渠，洼地成河，遍地泞泥。修堤民工害怕东北风起，引来海啸，纷纷将泥车捆绑后留在海滩上，各自跑回家去。见此情形，驻海堤办事处的干部和地方士绅，也都开始动摇，认为本年修堤已是无望，主张立即停下来。
为了征得宋县长的同意，办事处往东坎发了一份电报，而此时宋乃德正卧病在床，接到电报又惊又急。他坚决不同意停工，新政权尚未巩固，停工将失去老百姓的信任，造成极坏的政治影响，也正中敌伪的奸计。他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冒雨涉水，抱病赶往海堤办事处所在的八滩。由于连绵阴雨，从东坎到八滩的60多里几成泽国。本来就重病在身，加上水深及马腹，宋乃德在途中几次跌倒，等赶到八滩时，全身泥水淋淋。广大民工和开明绅士们见此情景，无不被他所感动，从而坚定了修堤的信心。
不到一周时间，跑回去的所有民工，全部返回了工地。为了稳定堤工们的情绪，宋乃德抱病在滩上坐镇指挥数天，回去的时候，经过吴家小集，被国民党顾德扬部所追踪，双方先是对峙，继而枪战，险象环生。不久又发生了“顾德扬旧部”捆绑杀害八滩区长陈振东和县政府科长于欣惨案，陈振东被捕后，从容对匪徒说：“要是杀我，请带我到堤上，我为筑堤来，今为堤死，何憾？”视死如归，大义凛然。
多年以后，当我们从当地百姓的口中，听说了这些故事，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什么是共产主义信仰？什么是为劳苦大众求解放，不怕奋斗与牺牲？我们从宋乃德身上，从死去的八滩区长陈振东身上，找到了答案，看到了精神。还有很多很多的共产党人，倒在了治淮的大堤上，他们甚至没有留下姓名。1946年春，苏皖边区民众在整修加固洪泽湖堤防时，遭到敌机的疯狂扫射和轰炸，29位新四军战士和民工倒在了大堤上，牺牲的时候，肩上还挑着担子。
这一时期，沿淮的抗日民主政权，无不心系百姓疾苦，把治淮放在重要的位置上。1943年，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在沿淮的泗洪、盱眙、五河3县，带领民众修筑淮河大堤136华里，在入洪泽湖的各重要河口，修筑堤防35华里，开挖大小河道290条，总长2693华里。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1943年8月28日，风雨交加，淮水猛涨，淮河大柳巷圈堤的老鳖窝处，突然决了一个90余丈的大口子。淮河过浮山峡往东约5公里处，左岸有著名的大柳巷沙洲，为千百年来淮水过浮山峡冲积而成。大柳巷沙洲东、南临淮河，西、北临窑河，四面环水，相对封闭，洲上遍生野柳。1943年春，陈毅过大柳巷，其作《大柳巷春游》有“淮水中分柳巷洲，平沙绿野柳丝抽”句，因地理独特，土肥水美，洲上聚居着几万生众。老鳖窝决口那天，时任新四军四师师长的彭雪枫，正在大柳巷召开医疗工作会议。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四师医院及泗南县抗日民主政府创办的泗南中学，均设在大柳巷。正在发表讲话的彭雪枫，听见外面有村民鸣锣告急，立即率警卫营和全体与会人员，以及泗南中学师生900余人，顶风冒雨跑步上堤，亲自抱草抬泥，带头跳入了湍急的河流堵缺。在他的激励下，战士们手挽手，在洪水中筑成人墙，经一昼夜的抢险堵缺，终于堵住了决口。1945年1月5日，为纪念牺牲的彭雪枫师长在抢险护堤上的功绩，中共淮北区党委、行署研究决定，将大柳巷圈堤命名为“雪枫堤”，堤内32.54平方公里的圩田，也随之命名为“雪枫圩”。 1944年9月11日，彭雪枫牺牲在围歼夏邑县八里庄顽军李光明部的战场上，年仅37岁。听闻他的死讯，陈毅有“雄气压陇海，英风断淮河。荣哀何有尽，万众泪滂沱”的悼念诗，创痛深剧。彭雪枫陵园在泗洪县半城镇西郊，由钱正英设计。想起她一进解放区，彭师长和她说的话，钱正英百感交集。
今日的雪枫圩，是泗洪县最大的沿河圩区，也是四河乡人民政府所在地。2018年10月，我們弃高速而走淮北大堤，行至四河乡停下，一直走进“雪枫圩”深处。圩内沟渠交织，稻香鱼肥，“雪枫堤”上银杏金黄，展眼望去，四野秋色深浓，万物都已成熟。今日中国，普天之下，红旗招展，沿淮百姓再无洪水之害，死去的彭雪枫师长，可以瞑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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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三年，从春到夏，从秋到冬，我们行走于辽阔的两淮大地，打捞尘封的往事，感受历史的温度。进入属于“沂沭泗”水系的山东临沂地区，是2018年10月，天气已经有些凉了，天空有大雁飞过，树叶开始飘落。“沂沭泗”是指沭水、沂水和泗水，黄河夺淮后成为淮河流域内一个相对独立的水系，位于淮河流域东北部，长江和黄河之间，北起沂蒙山，东临黄海，西至黄河右堤，南以废黄河与淮河水系为界，流域面积约8万平方公里，包括山东、江苏、安徽、河南4省15个地市78个县、市（区），人口4638万，耕地5412万亩，人口众多，地域辽阔。1946年，鲁东南地区解放后，山东党组织和人民政府非常重视淮河流域鲁南、苏北地区的洪涝灾害，将苏皖边区水利局撤下来的部分人员，编入解放区山东省实业厅水利队，开始做“沂沭泗”水系治理的准备工作。时任苏皖边区政府水利局副局长的江国栋，和山东水利队长张次宾，各带领一部分同志，一边进行军事交通工作，一边对沂河沭河进行调查、查勘，于1947年编制了导沭工程初步治理方案。1948年9月，济南战役刚刚结束，中共华东中央局就批复了上述方案，并组成了山东省沂沭泗流域水利工程总队。1949年2月，淮海战役结束不久，山东省政府就批准了《导沭经沙入海工程全部计划初稿》，同年3月成立了导沭委员会。4月21日导沭工程正式开工，从而揭开了山东治淮的序幕。
关于“沂沭泗”治理，我们在后面还会专门写到。
研究新中国“治淮史”，你会发现，年轻的共和国把淮河作为夺取政权后第一条治理的大河，有着非常深刻的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考虑。据2010年的统计数字，淮河流域是中国人口密度最大的流域，流域5省共涉及40个市、158个县，人口总数1.71亿，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3%，是全国平均人口密度的4.6倍。这里又是中国的粮仓，以不足全国2.8%的土地面积，产出占全国粮食总产量13%的粮食，养育着占全国1/8的人口——我们由此知道了“治淮”的意义。
当年毛泽东流着眼泪，做出治理淮河的重大决定时，他也许是想起了几年前，他与历史学家翦伯赞的一次谈话。那是在重庆，1945年8月下旬的一天，著名的历史学家翦伯赞，终于见到了毛泽东，见到了他1939年在《群众、领袖与历史》一文中，热烈赞颂的“伟大的历史人物”。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两个星期之内，蒋介石就接连三次发电报到延安，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是”，毛泽东为争取和平，排除各种干扰，毅然飞赴重庆谈判，不仅让蒋介石深感意外，也赢得了国统区民主人士的盛赞。谈判期间，毛泽东和周恩来会见了生活在重庆的知名学者和社会贤达，一方面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希望他们促成国共合作;一方面也向他们咨询治国方略，以求兴国之策。和翦伯赞关于淮河问题的谈话，就是在这个时候。
翦伯赞1898年出生于湖南省桃源县，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著有《中国史纲》《史料与史学》《历史哲学教程》等史学著作。他的父亲与“党国元老”覃振是同学同乡，而翦伯赞本人在1929年就拜见了覃振，所以当覃振宴请毛泽东时，他得以“敬陪末座”。席间，毛泽东兴趣盎然地同翦伯赞讨论起“中国大历史”，说到历代的农民起义，翦伯赞说，在中国历史上，发生在江淮地区的农民起义最多，也最成功。从秦末发生在东阳城（今盱眙县马坝镇境内）的陈婴、项梁起义，陈胜、吴广起义，汉时的刘邦、项羽起义，隋唐时被称为“江淮起义”的杜伏威起义，到宋、金以淮河为界的对峙，再到明代的讨饭皇帝朱元璋等等，这些在中国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都与江淮地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这一地区的造反者，都直接推翻了当朝政权。
毛泽东倾下身子，认真地听，若有所思。
翦伯赞接着分析，中国有“四大粮仓”，江淮地区地处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跨越“两大粮仓”所在地，在中国历史上有“江淮熟，天下足”和“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之说。在这样一个广袤的地区，几乎占了中国八分之一的地区和人口，如果这里的老百姓，得不到基本的生活保障，他们的唯一出路就是造反。中国有句俗话，叫“饿死不如做强盗”，他们一旦造反，人多势众，势不可挡，任何力量都难以镇压。所以，江淮地区的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政权稳定。
毛泽东很赞成，他说是啊，北宋有个思想家就说过：当今天下根本在于江淮，天下无江淮不能以足用，江淮无天下自可以为国。
翦伯赞很兴奋，他说主席，梁启超先生也有过这样的表述：淮河流域阳开阴合，为我们数千年来政治史的中心，其代产英雄，龙跳虎卧，为吾国数千年人物史的代表。
现在，人民领袖毛泽东，要从治淮开始，结束这一地区千百年来的动荡史和苦难史，给人民一份安定的生活！
第三节
从“导淮”到“治淮”
信心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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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7月20日至9月21 日，短短2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为淮河救灾和治理工作，连续做出了四次批示。虽然，四次批示加起来还不足250字，但它却成为新中国治淮的开端，构成新中国治淮的基本方略。
后来的研究者发现，毛泽东的这四次批示，在表述上有着很大的变化：前三次批示，即7月20日、8月5日和8月31日的批示中，或以“导淮工程”，或以“导淮计划”，或以“导淮”来表示，但在最后一次批示中，毛泽东将“导淮”改成了“治淮”。 一字之差，变化巨大！
治淮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几乎与出兵朝鲜同时做出的重大决定，因此这绝不是一时的笔误或疏忽。如果说这之前还有所犹豫，还信心不足的话，那么此时，毛泽东要彻底治理淮河的决心，已经非常明确，非常坚定了！
所以当8个月后，他给治淮工程题词时，他毫不犹豫，提笔写下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八个大字。
从“导淮”到“修好”，是毛泽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对治淮所做出的深入思考和最终选择。这绝不是一种语词上的斟酌与改变，这是大政方略之变，更是思想认识之变、态度立场之变、信心信念之变，因此有必要来看一看，高峻先生在其《新中国治水事业的起步》一书中，对此所做的论述：
毛泽东在前三封电报的批示中，均使用的是“导淮”一词，但在9月21日的批示中，却改用了“治淮”。“导”“治”一字之差，表明毛泽东的淮河战略思想的一个突变。从明朝万历五年（1577年）礼部给事中汤聘尹首次提出导淮方案，到国民政府的导淮委员会，历代帝王总统都言“导”，导了几百年也没解决淮河问题。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初便弃“导”言“治”，要从根本上解除淮河流域人民延续了800多年的苦难，还淮河人民一条清晏的大河，这充分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说得太好了！确如高先生所言，“导”和“治”，无论是力度、方法还是措施、目标，都大不相同，那么，毛泽东治淮思想的转变，是因何而起？又是从何而来？他又为什么敢于坚信，中国共产党就一定能把淮河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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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这一疑问，能够从朝鲜战场上找到答案。中国共产党从诞生的那天起，就拥有了在异常艰难的境遇下，格外顽强、格外乐观的意志品格，所以当新中国建立之初，遭遇朝鲜战争的考验时，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退缩，反而把国际反动势力的孤立当成一种激励，义无反顾地出兵朝鲜。枪林弹雨，冰天雪地，一把炒面一把雪，朝鲜战场上每一场战役，每一次胜利，都让祖国人民热血沸腾。把胸膛堵上去，把生命交出去！为了祖国，为了胜利，向我开炮！向我开炮！向我开炮！
这是电影《英雄儿女》中最震撼人心的镜头，惊天动地，气吞山河。
《英雄儿女》中王成的原型，或是特级忠臣李文彦，或是大功团战斗英雄赵先友，或是抱着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杨根思，或是辽宁锦州大岭村的步话机员蒋庆泉。王成熔铸了无数志愿军战士的形象，王成不是个人，王成是一个英雄群体，是全体中国人民志愿军。每天都有捷报传回国内，每天都有英雄人物诞生。从东北到华南，从农村到城市，从工厂到学校，从老人到儿童，举国是抗美援朝的气氛，到处回荡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歌声。朝鲜战场上的所向披靡，激励了中国人民，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没有什么是不可战胜的！
当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时，国际上没有谁认为中国人能打赢，傲慢的联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更是想不到中国人会打赢这场战争。但是我们打赢了，打得不可一世的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丢官去职，打得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翻车丧命，打得美国人灰溜溜地回到谈判桌上。到过朝鲜战场的美军，很多人在回忆录中，描述过志愿军发起冲锋时，“撕心裂肺的军号声”和“尖利刺耳的哨子声”，而这些声音一直伴随他们走到生命终点，让他们不得安宁。
他们至死也不明白，被他们称为“谜一样的东方精神”，到底是一种什么精神？
我们无法揣测，是否是朝鲜战场的胜利，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给了人民领袖毛泽东“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信心和决心，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朝鲜战场的冰天雪地，上甘岭战役的艰苦卓绝，极大地鼓舞了治淮工地上的人们，给了他们改天换地的勇气。在古老的沂水和泗水，在洪泽湖畔，在伏牛山和大别山的褶皱深处，热火朝天的治淮工地上，人们放声歌唱，作为对抗美援朝的呼应：
工地是战场，
工具作刀枪，
多干一方土，
就是多打一个美国狼！
抗美援朝和治淮，就这样奇妙地结合到了一起。还有一首歌，稍后也响彻了祖国大地，而最初，它是在电影《上甘岭》里唱响：
一条大河波浪宽
风吹稻花香两岸
我家就在岸上住
聽惯了艄公的号子
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姑娘好像花儿一样
小伙儿心胸多宽广
为了开辟新天地
唤醒了沉睡的高山
让那河流改变了模样……
这是《上甘岭》插曲《我的祖国》，初名《一条大河》，乔羽作词，刘炽作曲，郭兰英演唱。《上甘岭》导演沙蒙曾问乔羽，为什么不写成“长江万里波浪宽？那样不是更有气势吗？”乔羽这样回答：长江的确是中国最大的一条江，居住在这个流域的人口也很多，但和全国人口相比仍然是少数。譬如我吧，我是一个北方土包子，过去只见过黄河，没有见过长江。而“一条大河”就不同了，无论你出生在何时何地，家门口几乎都有一条河……
是的，即使你家门前只是一条很小的溪流，在孩子的心目中它也是一条大河，无论这以后你走到哪里，它都勾起你对家乡的怀想。虽然，这首歌诞生的1956年，朝鲜战场的硝烟已经消散，但这首歌所歌唱的祖国，却从志愿军跨出国门的那一刻起，就给以志愿军战士冲锋陷阵，奋不顾身的力量。“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就是保卫家乡门前，那条波浪翻滚，稻香两岸的大河。
在后来的治淮工地上，这首歌曾被成千上万的人传唱，而其中最能契合治淮人心境，最能引起治淮人共鸣的，就是那句“唤醒了沉睡的高山/让那河流改变了模样”。改天换地，重造河山，治淮人心中，充满了自豪感。和朝鲜战场一样，这里也是战场，和百万爬冰卧雪，不怕牺牲的志愿军战士一样，这里也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当淮河两岸的220万农民，以部队建制进驻治淮工地，当红旗猎猎，震天的口号响起，我们还有什么，是不能战胜的呢？ 差不多70年过去了，翻阅当年的资料和报纸，我们仍然热血沸腾，心潮激荡！那是共和国最青春烂漫的日子，热情，美好，勇敢，善良，万众一心，不可阻挡！此情此景，给曾经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傅作义，带来极大的震骇。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想不到啊想不到！他不止一次地感慨，经历过旧政权的腐败、贪贿，山河破碎、民不聊生，治淮给他带来的冲击实在是太大了！这使得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水利部长的傅作义，每到一处治淮工地，都要忍不住赞叹：历史上没有一个政府，曾经把一个政令、一个运动、一个治水的工作，深入普及到这样家喻户晓的程度！
这是他的原话，想起他曾经服务多年的国民党旧政权，他有时会突然沉默。
第四节
历来有搞过治淮的
从没有搞好过
1
1950年，深秋里的一天，毛泽东邀请全国政协常委邵力子和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到他中南海颐年堂的住处商谈国事。二人准时到达，当傅作义下了车，去扶邵力子老先生时，毛泽东已经走出来迎接他们了。毛泽东的心情很好，一边和二位客人握手，一边连声说：“欢迎！欢迎！先生和将军，都很准时啊！”
邵力子说：“主席是珍惜时间的人。”
傅作义说：“军人第一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第二是以时间准确为生命。”
听了这话，毛泽东朗声道：“那就让我们只争朝夕地进屋吧！”
毛泽东请来的这两位客人，都与治水有着很深的渊源。邵力子，浙江绍兴人，中国近代著名民主人士，原名邵景泰，后从《后汉书》“游子天所弃，力子天所富”之句，取“力子”二字为名。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舞台上，邵力子是一位活跃而又特殊的人物，他自幼习诵诗文，早年参加同盟会，他漫长的一生中，不仅与蒋介石过从甚密，被蒋介石委任过各种要职;也被毛泽东委任过各种要职，与毛泽东私交很深。傅作义的一生，更是光怪陆离，他是保定军校五期毕业生，曾任察哈尔和绥远省政府主席，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剿总”总司令。1949年1月，驻守北平的傅作义接受中共条件，率部和平起义。起义时他曾感叹，自己反共太久了，唯愿在共产党取得政权后，为毛泽东当一个小秘书。
毛泽东后来听说了这话，他笑称：“当秘书太委屈他了，听说他对水利感兴趣，对治理黄河也做了一些工作，以后就让他当个水利部长吧！”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傅作义为水利部部长，不知是否是出自毛泽东的建议。
那一日，主客三人一走进客厅，毛泽东就展开一张墨迹未干的宣纸，只见上面写着“治淮”两个大字。不等二人开口，毛泽东就风趣地说：邵先生，傅将军，我这两个字，可是一个续字谜呐！
邵力子先是不解，但很快就明白过来了。他试探着问：“方案？”
“对，方案！”
毛泽东请他们来，就是为了就“治淮”方案，听听二位水利专家的意见。邵力子早年在陕西，做过国民党省政府主席，所以毛泽东一上来，就称他为“西京王”：“记得我们红军一到陕北，就听老百姓美传先生是当代大禹，先生重视黄河水利，修建泾惠和洛惠两大渠，还有龙门闸和风陵渡，工程浩大得很呐！”见邵力子谦虚地直摆手，他又转身對傅作义说：“将军是新中国第一任水利部长，虽带兵打仗几十年，但将军博学，对我国的水利情况是了解的，能不能请你撰写一个全面兴修水利的方案啊？”
那个下午，毛泽东的兴致很高，谈笑风生，侃侃而论。最后他提议说，二位先生若是能离京去考察，那是最好不过，这个，就是我那续字谜的谜底哦！
秋阳从窗外透进来，金子一般明亮，毛泽东浓重的湖南口音，在深阔的颐年堂激起很大的回响。
2
这之后不久，年近七旬的邵力子就沿淮河流域，实地考察了一个月，回京后即递上一份考察报告。几天后，毛泽东给邵力子打了一个电话：“先生的报告拜读了，觉得很好，也符合实际。中央研究决定，先从淮河向水患宣战。”
在多方调研、实地考查的基础上，新中国第一个治淮方略出台了，这就是1950年10月14日颁布的《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对于这个治淮方略，随后中央水利部治淮通讯上，有一篇《把淮河千年的水患变成永远的水利》的文章，展望了新淮河流域的美好愿景，详细解释了治理淮河的新方针。有一段话今天看来，很是耐人寻味：“这个方针，不但完全符合淮河流域的实际情况，使根治淮河的工程实现，有了重要保证，而且标志出人民时代和过去反动统治时代在治河思想和技术上的基本区别。在反动统治时期，因受封建制度和反动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限制，对于一个河流的治理，往往是从一个地区的利益出发，只看见一个地区的利益，看不见全流域互相关联的其他地区的利益。对于雨量水情，缺乏全面的系统的了解，因此多数工程都带着极大的局部性、盲目性和片面性，虽然耗费着很多人力物力，却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这段话颇能触动人心，尤其是一批留用的国民党时期工程技术人员，读到此处感触很深。而他们第一个联想到的，往往是1931年开始的导淮入海工程。从清末到民国时期，面对淮河流域水系混乱，水利失修，灾害频繁的状况，国民党政府内部的一些有识之士，也先后提交了一系列“复淮”“导淮”的主张和计划，但真正付诸实施的却很少。1928年，民国政府建设委员会设立了“导淮图案整理委员会”，接收前运河工程局保管的“江淮水利测量局”导淮测量资料，以及安徽水利测量局的测量资料，并收集整理清末民初各种导淮计划资料和图表，编制了《导淮图案报告》一书。这对于制定和实施“导淮”计划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但不知什么原因，该机构于1929年1月撤销。又不知经过怎样的周折，同年7月1日成立了导淮委员会，委员长由蒋介石亲自担任，黄郛任副委员长，但此人并未到任。国民政府于无奈之下，只得发布庄崧甫为代理副委员长，最终在1932年7月，由“CC系”掌门陈果夫接任了此职。
经过好一番争吵，1931年4月，第一期《导淮工程计划》终于经国民政府审议后通过了。该计划分5年实施，采取江海分疏，沂沭分治的原则，排洪入江而不使江淮受害，并利用洪泽湖拦洪，以减省尾闾工程，兼以蓄水，发展灌溉，便利航运，开阔入海水道，以减轻洪泽湖的压力。 这个工程计划在1931年当年没能实施，这不仅因为淮河流域爆发了百年一遇的大洪水，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资金严重缺乏。但在洪灾过后，国民政府加速了导淮工程计划的实施，特别是继陈果夫被任命为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后，又任命沈百先为导淮委员会秘书处处长。这二人是姐夫郎舅，也是儿女亲家。有必要先来说说沈百先其人。沈是浙江湖州人，我国早期著名的水利工程专家、教育家和学者型官员，中国河工专业和中国水利工程学会的创始人之一。他毕业于今河海大学的前身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毕业后赴美国衣阿华大学攻读防洪工程和水工设计，获硕士学位后又赴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苏联等国，考察多项水利工程。陈果夫的妹妹陈顺夫嫁给沈百先后，陈果夫经常向沈百先询问水利问题，并通过沈百先结识了不少水利专家。
平心而论，陈果夫主持的导淮委员会，还是做了一些实事的。1934年11月1日开工的导淮入海工程，被誉为几百年来耗资最大的水利工程，它包括张福河疏浚工程，刘老涧三河活动坝工程，高邮湖通运河小船闸水利工程等等一系列工程。1936年4月，高邮船闸完工;8月，邵阳、淮阳等船闸放水通航;1937年4月，导淮入海涟水段、淮安段同时大功告成;不久，众人顾虑最多的泗阳段、淮阴段工程也顺利完成。5月5日，陈果夫从镇江亲自乘船北上，巡视邵阳船闸、淮阳船闸、杨庄活动坝、淮阴及东海全县入海工程，全程167公里，陈果夫自豪地宣称，为苏北地区开辟了新纪元。
陈果夫这个人，号称“不学有术，聪明过人”。他毕业于南京陆军第四中学，没上过大学，更没留过洋，但在他60岁去世时，却留下200多万字的著作。这其中当然有反共理论文章，但更多的是杂文科普、电影剧本、文艺小说，甚至还有40多首歌曲，被周恩来称为“值得尊敬的敌人”。“导淮”是一个庞大的工程，没有充足的人力不行，陈果夫根据孙中山“人工产生资本”的理论，征用每年1月至5月，11月至12月農闲时的农民，以义务劳动的方式出河工，解决了导淮工程所需的人力问题。沿淮的专员、县长、区、乡、保甲长，一齐上阵动员，在淮阴、泗阳、江都、泰县、高邮、宝应、淮安、涟水、东台、盐城、阜宁等12个县征工5万人，最多时征工24万人，分段开工，相互联络，一气告成。所以当张福河等一期工程完工后，中英庚款董事会成员来苏北考察，深为感动。之后即主动拨款900万银元，用以兴建杨庄、刘老涧三河活动坝及高邮湖通运河小船闸水利工程，拨款数额比此前各次拨款的总和还要多一倍，可见中英庚款董事会对陈果夫的信任。上海巨富，犹太商人的沙逊洋行，也向中英庚款委员会董事陈光甫及英籍董事马歇尔表示，愿向导淮委员会提供借款35万英镑，以加速工程。
导淮工程的首战告捷，不仅使陈果夫声名大震，也使他信心倍增。就在陈果夫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7年底，导淮委员会被迫西迁重庆。1938年，淮河流域全部沦陷，导淮工程全面停工。
但导淮委员会最早制定、江苏省导淮工程处最早付诸实施的导淮入海工程计划，包括水道堤防建设和新的水利设施，在完工后不久就遭到导淮委员会原总工程师李仪祉的质疑。他警告说，如果没有切实有效的保护措施，已建的这些工程，将受到黄河1855年改道所淤积的黄土侵蚀。这时的李仪祉还不知道，比黄淤更加可怕的灾难，很快就会来到。1938年6月9日，为了阻止日军南下，蒋介石命令部队炸开河南省花园口黄河大堤。历史再一次重演，黄河再一次“以水代兵”，一泻千里。洪水淹没了中牟、尉氏、扶沟、西华、淮阳等地，又经颍河、西淝河从蚌埠注入淮河，冲垮了淮河堤岸，冲断了蚌埠淮河铁路大桥。江苏4000多个村庄被淹，成千上万的人畜死于滔滔黄水，留在黄水淤泥中的，是导淮入海工程的残坝断堤。
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曾借“导淮”的名义，发行过很多公债，结果是一半入了私囊，一半变成了官僚资本。他们留给沿淮百姓的，除了这些残断的堤坝之外，就是对于治淮的深深失望，对于国民政府的严重不信任。
而且也不光是民众，著名学者黄炎培就曾愤而断言：“历来有搞过治淮的，从没有搞好过。”
这是一种更深的绝望，出自知识分子之口，代表了社会的普遍看法。
从1194年“河决阳武故堤，灌封丘而东”，到1855年黄河在今河南兰考铜瓦厢决口北徙，黄河夺淮的661年间，一共经历了宋、元、明、清四个朝代。历代都治淮，元代贾鲁的“疏塞并举”，明代潘季驯的“蓄清刷黄”，尤其在清朝统治的211年间，尤其是在康熙、乾隆、嘉庆三朝，统治者为了保证漕运，更是竭尽全力投入治淮。当时著名的治淮人物靳辅，曾向康熙连上八道奏折，史称“治河八疏”，提出综合防汛、减灾、通航、漕运等事宜，将黄河、淮河、运河一起治理的理念，给朝廷和百姓都带来极大的希望。但一个残酷的事实是，靳辅治河22年，黄河河床不断淤高，黄、淮、运河水位日益抬升，洪泽湖大堤不断延长、加高、加固，还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修建了洪泽湖大堤石工墙，增建了归海闸、归江坝，使淮水分流入江入海。但到了道光、咸丰年间，黄、淮、运河却已千疮百孔，岌岌可危，沿淮百姓十年九涝，苦不堪言。当时的治河总督，差不多一年一换，以惩处治河不力。
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黄淮同时发大水，洪泽湖大堤南端蒋坝大堤决口，洪水经三河流经高宝洼地和芒稻河，在三江营入江，形成了入江水道的雏形。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留下从兰考经徐州、淮阴，到云梯关入海口的一条高出地面十数米的黄河故道，至此，原本统一的淮河水系，被划成了淮河水系和沂沭泗水系，淮河流域百姓的苦难，愈加深重了。
3
2018年11月的一天，我们的车子穿过兰考县城，直达铜瓦厢黄河决口处。风很大，一路上焦桐遍野，桐涛阵阵，竟无丝毫黄河故道，风沙弥天的感觉。这里已是中原腹地，呈现出迥异于江淮之间的村落风貌。庄稼早就收割干净了，玉米和棉花都整整齐齐，堆放在农家院外的墙下，四野空空荡荡，大地寂寥。 铜瓦厢本是黄河西岸一个古津渡，也曾是热闹的集市，黄河决口前，黄色琉璃瓦贴护着长长一段堤坝，远望如铜墙铁壁金光闪闪，故得名“铜瓦厢”。当然，一切过往的繁华，都已湮没在兰考与封丘之间的黄河河道中了。1855年的那个夏日，河水异涨，狂涛奔泻，铜瓦厢一溃成名，成为黄河夺淮史上一个转折性标志。至此时、至此地，奔腾不羁的黄河流向西北，复转东北，夺大清河而注渤海，结束了长达661年的夺淮史，也使铜瓦厢以东数千里黄河河道自此断流。
所以今日铜瓦厢，已成大片的黄河滩地，从平街村穿过李庄一路向东，就是地处黄河河湾顶点上的东坝头。刻有“铜瓦厢决口处”的石碑，就立在村子附近的河岸，这里是明清两代河防最险要的一段，是黄河西来，漫转东南的“豆腐腰”。
尽管历史上黄河曾多次在这里决溢，东坝头村目前仍是一个有着2000多人口的大村落。改道后形成的河湾内，沙丘起伏，岗滩相间，又因为是九曲黄河最后一弯，河面宽阔。在村头，我们向正在晾晒棉花的梁姓夫妇询问当年黄河具体在哪里决口，他们也说不清楚。“梁”是东坝头村的大姓，梁姓在这里落地生根，也有好几百年了。听庄上老人们说，村子原先在河西，改道后转到了河东，河西还有一万多亩土地，年年春种秋收，都要经过浮桥去耕作。
村里很有一些年轻人，梁姓夫妇看上去也不老。不像江淮之间的农村，年轻人多到沿海一带打工，这村的年轻人出去的不多。秋季以玉米和棉花为主，所以家家户户的门前，都码放着高高的玉米垛。河湾的水流仍然很激，一如既往的浓稠，翻卷着沉甸甸的波涛。自清中期以来，黄河下游的决口日渐频繁，据统计，清初至鸦片战争近200年间，黄河决口达361次，平均约6个月一次，最近一次是1938年，蒋介石扒开花园口，中原百姓在日寇铁蹄的践踏下，复遭黄水肆虐。
从日军占领中原之后，直到1949年，国家层面的治黄和治淮，都处于一种停滞状态。如今，新成立不久的人民共和国，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就出台了一系列的治淮方略和办法，且行动迅猛，声势浩大，前所未有。面对这一切，人们不禁要问：共产党真的能够打破历史上“治淮治淮，越治越坏”的铁律吗？
第五节
从“蓄泄之争”
到“蓄泄兼筹”
1
新中国治淮号令既出，沿淮各市县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无不欢欣鼓舞，摩拳擦掌，但是在如何治理的问题上，却很难统一。淮河全长1000公里，流经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四省，主流在三江营入长江，总落差200米：河南、安徽两省交界的洪河口为上游，长360公里，地面落差178米;洪河口至洪泽湖出口的中渡为中游，长490公里，地面落差16米;中渡以下为下游，入江水道长150公里，地面落差仅6米。这就形成了“两头高、中间低”的奇特地形，而“中间低”一段，集中在流经安徽的430公里。
因此在整个治淮中，安徽是重头戏。
这一带是淮北大平原，又称“淮河中部平原洼地”。淮河支流众多，成不对称“羽状”分布，北岸支流多且长，重要的有谷河、润河、颍河、西淝河、茨河、涡河、北淝河、浍河、沱河、潼河、唐河等;南岸支流少且短，重要的有史河、汲河、沣河、淠河、东淝河、池河等，而这些支流，无一不在安徽境内。
至于淮河干流上的三峡：安徽凤台的硖山峡、安徽怀远的荆山峡、安徽明光的浮山峡;四关：河南信阳的长台关、安徽寿县的正阳关、安徽凤阳的临淮关、江苏滨海的云梯关;三口：安徽颍上的颍水入淮口、安徽怀远的涡水入淮口、江苏淮安的运河入淮口，也多是集中在淮河中游的安徽段，由此可知安徽的压力。
因为关系到上、中、下游的切身利益，河南、安徽、江苏三省各自从本省立场出发，产生了很大分歧。河南尤其是安徽因为内涝严重，希望尽快、尽量把水排入下游的洪泽湖;而江苏担心洪水猛泄不能顺利入海，加深加重苏北的水患，当然不愿意。上游要泄，下游要蓄，各执一词，难以平衡，而洪泽湖又是主要矛盾。
东汉以前，是没有洪泽湖的，当时淮河右岸有几个小型湖泊，汛期湖水常常东淹淮安。为了解决淮安受淹问题，东汉典农校尉陈登于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在阜陵湖东筑高家堰而成破釜塘，又称破釜涧，堰长15公里，是当时著名的水利设施。公元616年，隋炀帝把破釜涧改名为洪泽涧，始有洪泽之名。
黄河夺淮携带的大量泥沙沉积在大运河，严重影响到大运河漕运。明万历七年，公元1578年，潘季驯大筑高家堰 “蓄清刷黄”，以确保漕运，使高家堰扩至30公里。高家堰的增高和加长，使淮水向东的出口被彻底堵闭。继明末潘季驯之后，清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靳辅再次大修高家堰，在加高的同时，向南北两个方向扩展到50公里，自此，枯水季节仍有统一湖面的洪泽湖最终形成。
自黄河南徙经泗水在淮阴以下，居高临下倒灌入淮，淮河彻底失去了入海水道，只能借道大运河流入长江，而后入海。由于河道淤塞弯曲，加之洪泽湖抬高了数米水位，致使淮河流域水涝频繁。在发生大洪水时，受洪泽湖水位顶托，淮河中游水位大大高于两岸地面，导致淮河中游的大水无法流入淮河干流，形成大面积涝灾。
洪泽湖位于淮河中下游接合部，承轉淮河上中游15.8万平方公里的洪水，分泄入江入海，其蓄泄能力对于淮河防洪至关重要。而洪泽湖周边，里下河地区，地势低洼，湖荡相连，同样呈现四周高、中间低的“锅底状”，登高而望，内若釜底。同时，黄河夺淮后苏北“地上河”的形成，高家堰的逐年抬高，运河大堤的不断加固，频繁开启“归海坝”和高家堰“减水坝”，都进一步强化着里下河地区的低洼性。每至夏秋汛期，黄淮洪水暴涨，以千里奔悍之势，攻一线孤高之堤防，值西风鼓浪，高家堰时刻有溃决之虞。而高家堰一旦决口，洪泽湖水狂泄运西湖泊，冲决运河大堤，进而泻入里下河地区。据《河渠纪闻》卷十四记载，康熙九年（1670）五月，狂风暴雨掀起巨浪，把高家堰冲决5丈多宽的口子，塌陷石工60余段，又“漫翟坝而下，直注高宝湖，风水大涌，塌崩如雪，高、宝、泰田庐尽淹”，兴化以北无城郭室庐。又据《清史稿·河渠志》统计，从顺治四年到同治五年的219年间，共决运堤14次，每当决堤，里下河地区一片泽国，因此而有“决了高家堰，淮扬二府不见面”，“一夜飞符开五坝，朝来屋顶已行船”的苏北民谣流传。 是这样的利益交关，生死之虞，上下游之间，又如何能够心平气和，不争不论？
2
1949年夏秋之交，淮河流域又发生大洪水，安徽皖北地区被淹田地2800万亩，受灾人口800万人，其中重灾人口440万，外出逃荒者36万，晚秋作物三种三淹。当时的皖北人民行政公署党委书记曾希圣，在向中央汇报时就明确提出，“导淮问题不宜于一个地方独立进行，必须苏皖豫同时兴办，如果只将皖北部分办好则大水东流，对苏北大为不利，同时以皖北力量也是不容易办好的。”他此时已经敏感地意识到，与下游江苏可能会产生矛盾，“因此建议由华东局派人主持导淮工作，或由三省协同办理”。
应该说，他提出的治淮“必须苏皖豫同时兴办”和“由三省协同办理”的建议，对于一年后中央的治淮决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50年6月7月，豫皖交界地区连降暴雨，百年未有。史、洪、淮、淠数河洪水并涨，水头高达一丈以上，皖北一半以上，地区被洪水吞没。8月1日，曾希圣与黄岩、李世农致电华东局、华东军政委员会并转中央，报告皖北灾情：“今年水势之大，受灾之惨，不仅重于去年，且为百年来所未有，淮北20个县，淮南沿岸7个县均受淹，城市因受淹而迁徙者约23万人，被淹田亩总计约3100余万亩。”
8月3日，心急如焚的曾希圣，在给总理周恩来、副总理董必武的报告中，再一次强调：治淮“要豫皖苏三省同时进行。河南搞好则皖北不利，皖北搞好，则对苏北不利，以目前说以皖北最不利。淮河关节在皖北，因豫境之水小，到皖北地区则全部汇集起来，且河南上游系小河多已疏开，而皖北全被淤塞，所以每年均有连续水灾，如果不治，则淮北人民势必他徙而流离失所，皖北前途则不堪设想。”
1950年8月5日，毛泽东见到了华东局转来的曾希圣等人的电报，他立即批给周恩来：“请令水利部限日作出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8月份务需做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初即开始动工。”
拿到毛泽东8月5日批来的治淮急件，周恩来很快就决定召开政务院治淮工作会议。1950年8月25日治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水利部，华东、中南水利部，淮河水利工程总局，河南、皖北、苏北三省区等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和水利专家40余人与会。会议由水利部长傅作义亲自主持，周恩来3次听取了汇报。会议前一天，1950年8月24日，周恩来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上，做了题为《建设与团结》的讲话。讲话中说到：“兴修水利，我们不能只求治标，一定要治本，要把几条主要河流，如淮河、汉水、黄河、长江等修治好。”他鼓励科学家：“从新民主主义开步走，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打下万年根基，其功不在禹下。大禹治水，為中华民族取得了福利，中国科学家的努力，一定会比大禹创造出更大的功绩。”
“其功不在禹下”，这是中国共产党自己给自己定的“治淮目标”，大约从这时起，周恩来就下决心要处理好“蓄泄兼筹”的关系。会议期间第3天，8月28日，华东军政委员会向周恩来转报了中共苏北区委对治淮意见的电报：“鉴于今年浮山仅7000多流量，已使洪湖大堆、运河及新淮河非常吃紧，运河南段二度出险，几乎决口。若上游导淮后浮山流量较现在增加，即无其他意外，今后洪湖大堆、运河及新淮河必会更加吃紧。”
各方都在表达，都在争取。为了统一豫、皖、苏三省的行动，解决安徽和江苏之间的蓄泄之争，周恩来召集各省负责同志讨论、协商达6次之多。会下，他多次与各省负责人个别谈话，征求意见，化解矛盾。会议从8月25日，一直开到9月12日，时间长达19天。最后，一向心思缜密，善于避害趋利的周恩来举重若轻道：“今年大水后，毛主席做了根治淮河的批示，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对一条河流提出根治。如何达到根治？综合你们的讨论，研究几千年治淮历史，我的体会是，应该坚持蓄泄兼筹，以达根治之目的。在中国历史上，治淮就有蓄泄之争。新中国治水，既不是单纯地蓄，也不是一味地泄，要蓄泄兼筹，不但要送走淮水，还要根治淮河，全面达到除害兴利的目的。”
这就是周恩来运用唯物辩证法和现代科学理念，兼顾上中下游利益，提出的“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会议根据这一方针，做出了淮河上游以蓄洪发展水利为长远目标，中游蓄泄并重，下游则开辟入海水道的重大决策。为了实现豫、皖、苏“三省共保”，决定成立治淮委员会和上、中、下游三个工程局。
7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望治淮历史时，我们再一次深深体会到“蓄泄兼筹”这一决策的英明。
事实证明，在1950年之后的治淮进程中，凡是遵循这一原则的，治淮工作就卓有成效;凡是违背这一原则的，则必然出现很多问题。长期担任水利部部长的钱正英，曾写过一篇《跟随周总理治水》的文章，专门提到了当年的“蓄泄之争”：
大地接受的降雨量是不均衡的，河流输送的径流量也是不均衡的，这在全世界都是如此。在我国，由于受季候风的影响，水资源在时间和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更加显著。旱则赤地千里，河流干涸，涝则洪水泛滥，一片汪洋。因此，在中国的历史上，治水就有蓄泄之争。传说中，鲧是主张堵水的，失败了;其子禹改用疏导，将水送入大海，成功了……总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观点，提出了“蓄泄兼筹，以达根治之目的”，作为治淮的方针，因为单纯地蓄或者单纯地排，都不能全面达到除害兴利的要求。蓄泄兼筹的方针，准确地表达了治水的自然辩证法，结束了治水的历史争论。对淮河适用，对其他河流也适用。
“蓄泄兼筹”方针，准确地实现了治水的自然辩证法，结束了治水的历史争论。然而，“蓄泄之争”并没有就此停止，到了1958年争论又起，它甚至贯穿于整个治淮过程之中。
责任编辑 赵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