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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旨在探讨韩国环境社会学的研究趋势，并探索韩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方向。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文章首先概述了韩国环境社会学的体制化过程，主要考察环境社会学研究机构的组织化以及环境社会学成为常规教育课程的过程;接着分析了韩国环境社会学的研究趋势，并归纳其普遍特征。分析发现：在该领域的代表性期刊《环境社会学研究》上，最常见的研究栏目是“核能、风险、灾难”“大规模开发项目”“环境意识与行为”，此外还有环境问题与气候变化等论题;韩国环境社会学研究的显著特征是关注环境问题、以定性研究法为主、重视自由主义传统的环境改革、跨学科性质的专业交流以及研究者与环保活动家的互动等。最后，文章建议韩国环境社会学研究者应当展开跨学研究和实地调研。
[关键词]环境社会学;韩国环境社会学;环境社会学的体制化;韩国环境社会学学会;《环境社会学研究》
一、引言
环境社会学是研究环境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学问，是社会学若干分支学科中较晚完成体制化的研究领域。人们关注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早期研究，应追溯到涂尔干、韦伯、马克思等人的古典社会学研究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芝加哥学派的人类生态学研究。即使在最早创立环境社会学的美国，也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才开始发展的：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农村社会学学会（Rural Sociological Society）组织的自然资源研究团队（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Group），是环境社会学研究领域中最早成立的研究者组织;1973年成立的社会问题研究委员会（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Social Problems）建立了环境问题分会（Environmental Problems Division），①并于同一时期开始使用“环境社会学”（environmental sociology）术语;②1976年美国社会学学会成立了“环境社会学分会”。③
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大约10年间，各种因素影响了美国环境社会学的产生，其中最直接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当时出版的关于警告环境危机的著作，其中卡森 （Rachel Carson，1962）、康芒纳（Barry Commoner， 1971）、埃利希夫妇 （Ehrlich and Ehrlich，1970）、哈丁 （Garrett Hardin，1968）的著作对社会学家最具影响力。二是因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与环保著作的出版而引发的现代环保运动的兴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现代环保运动，是区别于传统自然保存运动并源于工业与化学污染而产生的。现代环保运动的迅速传播，激发了社会学家对环保运动的关注。毋庸置疑，工业与化学污染等环境问题本身对社会各界关注环境问题具有重要影响。总之，环境危机及由此带来的整个社会对环境主义的重视，成为环境社会学产生的背景。
当前，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关心的重要议题。个别国家面对的局部环境问题以及气候变化等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和传播。随后，许多国家把环境社会学确立为社会学的主要研究领域，并成为国际会议的主要研究主题。自1971年以来，“环境与社会”研究委员会被设定为国际社会学学会（ISA）辖下55个研究委员会之一（RC24）。环境社会学在北美的美国、加拿大，欧洲的德国、荷兰、澳大利亚，以及亚洲的日本等国家中得到发展。
在韩国，环境社会学的教育与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通常认为1990年以来的20年，是构建教育与研究的制度基础的阶段;经过20年的发展，韩国环境社会学被国际所熟知。①其契机是：1993年关于“环境与发展”的国际学术会议由韩国社会学学会举办;2004年国际社会学学会RC24在韩国举办，来自日本、中国等国家的学者参与交流;韩国学者参加和举办东亚国际环境社会学学术会议。
本文旨在考察韩国环境社会学的研究趋势，并进一步展望韩国环境社会学的未来。为此，第二部分梳理韩国环境社会学的体制化过程，主要讨论研究者团体的组织化、环境社会学及其相关课程成为高校正规教育课程的过程;第三部分探讨韩国社会学的研究趋势，并试图归纳其特征，重点分析学术著作和《环境社会学研究》杂志上发表的论文主题;第四部分展望韩国环境社会学的未来与任务。
二、韩国环境社会学体制化过程及现状
在韩国，由于自20世纪60年代起工业化进程的加速，70年代麗川、蔚山等工业园区开始出现空气污染的危害，1982年韩国首例公害病——“温山病”在温山发生。因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而恶化的水质，充分引起大众对环境的关注。随后，20世纪80年代“反污染”环保运动团体开始产生，1989年韩国第一个群众性环保组织“公害消除环境运动联合”成立。对因“公害问题”而暴露的环境恶化、环境破坏等环境问题的关注，成為韩国环境社会学产生的背景。
（一）环境社会学编入正规教学课程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社会学者把环境社会学作为正规课程而讲授。迄今所知，韩国最初的环境社会学由西江大学研究生院的崔在贤讲授，参与此课程的学生是由西江大学、首尔大学、延世大学、梨花女子大学的15名研究生组成，当时的课程名称是“环境社会学”，课程内容主要以阅读环境理论著作、公害现场访谈、田野调查等构成。1993年在韩国圣心女子大学（现天主教大学）第一学期，由李时载教授最早针对本科生开设环境社会学课程。②
虽然此后其他大学也开设环境社会学相关课程，但是直到1994年韩国只有少数大学开设环境社会学课程。在本科阶段开设环境社会学课程的大学仅有圣心女子大学（今韩国天主教大学圣心校园，1994年与韩国天主教大学合并）和忠北国立大学，在研究生阶段开设环境社会学及其相关课程的高校有成均馆大学、圣心女子大学和忠南国立大学。此外，还有7所大学在本科和研究生阶段开设人类生态学（论）或者社会生态学课程，①但是从讲授内容来看，与当今的环境社会学学科有一定差异。 之后，开设环境社会学课程的大学逐渐扩大。截至2013年，39所大学的社会学专业及其相关学科中有31所（占80%）大学开设环境社会学相关课程，如表1所示，其中大部分课程以“环境社会学”为课程名称，还有一部分课程是环境与社区、城市、发展、人口相结合，釜山大学、首尔大学、蔚山大学等校则使用“生态”的课程名称。
随着环境社会学成为常规课程，相关教材的编写提上日程。1995年梁钟会和李时载翻译汉弗莱（Craig R. Humphrey）、刘易斯（Tammy L. Lewis）和巴特尔（Frederick H. Buttel）撰写的《环境、能源与社会》（Environment， Energy， and Society，1982），以《环境社会学》为书名出版，成为最早的韩语版环境社会学教科书。2000年开始韩国国内学者撰写的教科书陆续出版，其代表性教材是卢镇澈的《环境与社会》（2001）、郑大然的《环境社会学》（2002）和韩国环境社会学学会所属11名研究者共同编写的《我们眼中的环境社会学》（2005）等。环境社会学学会会员共同参与执笔的教科书，对规范环境社会学的研究范畴及内容的标准化具有一定意义。
（二）研究领域的确立及组织机构的设置
20世纪90年代初，“环境”成为社会学的研究领域。1991年，社会学年会第一次以“环境”为议题设分论坛。1991年6月28日，韩国国立忠南大学举办的第一届（前期）①社会学年会组织了12个分论坛，其中第11个分论坛的议题是“自然与环境问题”，①4位学者以忠庆南道泰安的安眠岛放射性废弃物处置选点为主题进行讨论。1991年12月12—13日，韩国中央大学主办的后期韩国社会学年会正式成立了“环境与公害分论坛”，其主题是生活垃圾的处理。
至20世纪90年代初，社会学年会环境社会学分论坛是环境社会学研究者唯一的互动平台;之后环境社会学者组织的专门研究机构，也成为环境社会学者互动的重要平台。1991—2006年间，社会学年会组织环境社会学分论坛的时间分别是：1991年前期和后期，1994年前期，1995年后期，1996年前期，1998年前期，1998年后期，1999年前期，2000年前期和后期，2003年后期，2004年前期，2006年前期和后期。分论坛上发表的论文总数达到55篇。②
随着关注环境问题的研究者逐渐增多，环境社会学的专门研究机构开始组建。最初的环境社会学研究机构是于1995年6月23日组织的韩国环境社会学研究协会（会长为权泰焕）。尽管此研究会规模小，甚至没有制定行为准则，是一个松散的研究机构，但是会员的积极性高，其活动非常活跃，包括在韩国社会学学会举办的前期/后期社会学年会上组织环境社会学分论坛及论文发表，并举办前期和后期的定期研讨会及实地考察。③
以韩国环境社会学研究协会为基础，韩国环境社会学会于2000年6月3日创立（首任会长为李时载）。创立纪念研讨会的主题，是当时社会焦点之一——东江大坝（宁越大坝）建设争议的研究，发表4篇论文。目前环境社会学学会会员人数达到150多人，大多数会员是社会學家，也有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多个领域的研究人员，还有少数自然科学及工学专业的研究者。从会员的多元性特征中可以看出，环境社会学学会是一个跨学科性质的学会，此性质与社会学“分论坛”特性相比，更倾向于具有环境社会学的“相关学会”的特性。
环境社会学学会持续开展研究协会时期的活动，举办春季和秋季社会学年会的分论坛，春季和秋季的专门学术会议及实地考察等。除此之外，学会还组织专家联合执笔，举办国际学术会议，创办学术期刊《环境社会学研究》等活动。环境社会学学会成员共同编写出版了具有教材性质的《我们眼中的环境社会学》（2005），还出版了“韩国环境社会学系列丛书之一”——《环境社会学理论与环境问题》（2013）2册和《环境运动与生活世界》（2013）。环境社会学学会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主要有2004年的国际社会学学会（ISA）RC24会议和2011年召开的第三届东亚环境社会学国际学术会议（The 3r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in East Asia）。进入21世纪后，环境社会学学会的主要工作是学术期刊半年刊《环境社会学研究》的发行。
三、韩国环境社会学的研究趋势
（一）研究主题
为了把握环境社会学的研究主题，笔者主要关注韩国社会学学会主办的《韩国社会学》和环境社会学学会主办的《环境社会学研究》发表的论文，④以及环境社会学学会举办的学术会议主题、社会学者撰写的环境社会学书籍，其中最重要的分析对象是在《韩国社会学》及《环境社会学研究》上发表的论文。虽然在《韩国社会学》上发表的论文仅有9篇，但这足以展现《环境社会学研究》创刊之前的研究趋势，因此被纳入为研究对象。《环境社会学研究》是韩国环境社会学领域的代表性学术刊物，从创刊号（2001年）至第17卷第1期（2013年上半年）共发表的167篇论文（包括研讨会）均被列为本文的分析对象。
1.《韩国社会学》及《环境社会学研究》发表论文的主题
《韩国社会学》发表的环境社会学研究论文共有9篇，为少数，①主题也并不多样化，但是在《环境社会学研究》创刊之前，环境社会学领域的论文主要发表于《韩国社会学》，因此有必要关注这一时期发表的论文。这一时期发表的论文主题是“环境运动·环境纠纷”（1篇）、“环境意识·环境行为”（2篇）、“环境政策·环境行政”（2篇）和“可持续发展”（1篇）等。20世纪90年代初期环境社会学研究展开伊始，“环境意识·环境行为”及“环境运动·环境纠纷”成为主要话题。《韩国社会学》发表的第一篇环境社会学研究论文是梁钟会撰写的《我国居民环境意识变化及社会基础》（1993），随后发表了金斗植关于环境意识的论文②和具度完关于环境运动的论文。③ 下面将考察在《环境社会学研究》杂志上发表的167篇论文。笔者将论文主题分为19个类别，其中6个主题的研究频率较高。研究频率最高的主题为“核能·风险·灾难”，此主题的论文共21篇，占论文总数的12.6%。④该主题的论文之所以最多，是因为2007年发生的“河北精神”号溢油事故相关研究以专辑的形式发行2次，见下页表2。其次是以“大规模开发项目”为主题的论文，共有19篇。此主题的论文是环境社会学者对东江大坝、新万琴填海项目、四大江项目等政府推动的大规模开发项目给予关注的结果。环境社会学者关注的其他主题分别是“环境意识·环境行为”“环境问题·气候变化”“环境运动·环境纠纷”“环境政治”等，论文共90篇，占论文总数的53.9%。
除以上6个主题之外，环境社会学者关注的其他主题依次是“环境政策”（8篇）、“社会影响评价”（8篇）、“环境·风险治理”（8篇）、“环境不平等·环境正义”（7篇）、“生态农业·粮食·食品”（7篇）、“环境社会学理论”（6篇）、“可持续发展”（5篇）和“环境修复”（5篇）。以“生态农业·粮食·食品”为主题的论文，大部分发表于《农村社会》杂志，所以不包含在分析之中。
以“能源·资源”（4篇）、“生态共同体”（2篇）、“环境社会学方法论”（1篇）、“环境思想”（1篇）为主题的研究论文非常少。最初分论文主题时将“人口”设置为独立主题，但由于未检索到相关论文，因此将其从主题列表中排除，这也意味着没有从环境社会学视角研究人口问题的研究者。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国环境社会学的论文主题逐渐呈现多样化的趋势。20世纪90年代发表少量的以“环境意识·环境行为”“环境运动·环境纠纷”等为主题的论文;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论文数量的增加，主题变得多样化，且涵盖了目前环境社会学的大多数主题。第二，韩国环境社会学研究并不明显集中于1个或者2个特定主题，但是每个主题的论文数量差异较大，其中“核能·风险·灾难”“大规模开发项目”是研究者最关注的主题，而对“环境思想”“生态共同体”“能源·资源”等主题的关注度极低。第三，某个特定主题的研究论文并不明显地呈现上升或下降的趋势。从历年发表的论文来看，关注度较高的6个主题的相关论文分布均衡，但是近期尚未发表以“环境社会学理论”“环境社会学方法论”“环境思想”“环境修复”为主题的论文。尽管近期集中发表关于“能源·资源”的论文，但是相关论文数量较少，所以难以发现显著的研究趋势。
2.定期举办学术会议的主题
韩国环境社会学学会每年定期举办春季和秋季两届学术会议。如表3所示，在学会自创立以来定期举办的26届学术会议中，除了主题未确定的2届会议之外，其他24届会议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主题是“大规模开发项目”（5届），具体为东江大坝项目（2001年创立纪念研讨会）、新万琴填海项目（2001年秋季、2003年秋季）、四大江项目（2010年春季）等特定开发案例和大规模开发项目（2006年春季）。出现频率第二高的主题是“环境运动·环境纠纷”，分别是在2004年秋季、2005年春季和秋季、2007年春季举办，共4届。出现频率第三高的主题是“环境政策”（2006年秋季、2009年秋季、2012年秋季）和“環境问题·气候变化”（2007年秋季、2010年秋季、2011年春季），各举办3届。与“环境政策”主题相关的论文有关于卢武铉政府的“营造宜居社区”政策和李明博政府的环境政策、绿色增长政策等研究。此外，以“核能·风险·灾难”（2008春季、2009年春季）、“可持续发展”（2011年秋季、2012年春季）、环境思想（2005年秋季、2013年春季）为主题的会议各举办2届;以“生态共同体”（2002年秋季）、“环境不平等·环境正义”（2004年秋季）、“环境政治”（2006年秋季）、“生态农业·粮食·食品”为主题的会议各举办1届。
3.《环境社会学研究》的专辑主题
《环境社会学研究》每期设定一个主题，将相关论文以专辑的形式收录，该杂志的专辑主题目录参见表4。“核能·风险·灾难”是专辑中最常出现的主题，为6次，具体涉及放射性废弃物、核电等原子能问题（总卷6号、第10卷1号、第17卷1号）和灾难（第12卷1号、第13卷1号、第15卷1号）分别为3次，“河北精神号”溢油事故曾2次被设定为专辑主题。第二个频繁提及的主题是“环境政策”，为5次（总卷5号、总卷8号、第11卷1号、第13卷2号、第16卷2号），具体涉及卢武铉政府的环境政策、绿色国家、气候变化政策以及李明博政府的绿色增长政策和一般环境政策。第三个频繁提及的主题是“大规模开发项目”，为4次（总卷1号、总卷2号、总卷7号、第14卷1号），具体探讨东江大坝及四大江工程各1次，新万琴填海工程2次。此外，关注“社会影响评价”（总卷3号、第10卷2号）和“环境意识·环境行为”（第14卷2号、第15卷2号）主题各2次;涉及“环境正义”（总卷9号）、“环境修复”（总卷4号）、“生态农业·粮食·食品”（第12卷2号）、“环境·风险治理”（第16卷1号）、“环境问题”（第15卷2号）、“可持续发展”（第11卷2号）等主题各1次。
4.主要专著的主题
如表5所示，环境社会学者①撰写的著作②主题比较多样。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著作数量的显著增加，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主题的多样性也大幅度增加。20世纪90年代只限于“环境社会学理论”“环境问题·气候变化”“环境运动·环境纠纷”“环境不平等·环境正义”等4个主题，但进入21世纪以后，出版了“大规模开发项目”6个崭新主题的学术著作，而最值得关注的是近期关于“核能·风险·灾难”主题的学术著作的增加。
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术著作出版最多的主题是“环境社会学理论”“大规模开发项目”“核能·风险·灾难”“环境运动·环境矛盾”“环境政治”等5个，共25本，占全部著作（46本）的一半以上;其次是以“环境问题·气候变化”（4本）、“可持续发展”（4本）和“环境不平等·环境正义”（3本）为主题的著作。 （二）研究方法
如表6所示，《环境社会学研究》从创刊号到2013年6月第17卷1号发表的167篇论文（包括论坛）中，所运用的研究方法分别为9种类型。不少论文没有明确叙述研究方法，而且使用多种研究方法的论文较多，所以不易区分类型。笔者根据自己的主观判断，将所有论文的研究方法分为9个范畴。
首先，论文发表时间不同，研究方法上无显著差异。只是理论研究越到后期，减少的趋势越明显。
其次，各种研究方法的使用频率差异比较明显。使用较多的研究方法是文献研究（40篇）、理论研究（37篇）、问卷调查（25篇）、深度访谈（19篇），相对较少使用的研究方法是现存统计资料分析（10篇）、比较研究（8篇）、内容分析（7篇）、计算机模拟（1篇）等。文献研究及理论研究分别是第一位和第二位，说明环境社会学者独立收集资料的程度并不高。
最后，在比较《环境社会学研究》和《韩国社会学》发表论文使用的研究方法时，发现环境社会学与社会学其他分支学科使用的研究方法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在《环境社会学研究》上发表的论文普遍使用的研究方法依次是文献研究、理论研究、问卷调查;而在《韩国社会学》上发表的论文中，问卷调查（32.3%）、现存统计资料分析（22.8%）、理论研究（18.6%）等研究方法占前三位，①说明研究方法的重视程度各不相同。《环境社会学研究》发表的论文中比较重视的文献研究（24%）、案例分析（12.0%）、深度访谈（11.4%）等研究方法，在《韩国社会学》上发表的论文中所占的比例非常低。产生这种差异表明，环境社会学者与其他社会学者相比，较少运用定量研究方法，更多运用定性研究方法。
四、韩国环境社会学的特征
为了考察韩国环境社会学的特征，有必要探讨环境社会学及其研究活动的各个方面，即从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理论取向、跨学科研究、社会实践等五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环境问题的社会学
通常，日本环境社会学家将美国的环境社会学称为“环境社会学”（sociology of the environment），而将本国的环境社会学称为“环境问题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日本的環境社会学聚焦于具体的环境问题对社区居民及受害者的生活及社区产生的影响，其特点在韩国环境社会学中也有体现。李时载在最近发表的《韩国环境社会学的回顾和展望》中认为，“韩国的环境社会学是始于环境问题的社会学”，并以此作为韩国环境社会学的特征之一，同时列举关于环境问题的研究成果。②
前面我们考察了韩国环境社会学的研究主题如何呈现在论文、专辑、学术会议、著作等之中，而各种研究活动中发表主题最多的论文，最能表明韩国环境社会学者选题的取向。以《环境社会学研究》发表的论文为例，与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环境问题相比，环境社会学者们的关注点主要在“核能·风险·灾难”“大规模开发项目”“环境意识·环境行为”等主题上。而研究频率最高的“核能·风险·灾难”“大规模开发工程”等主题是与环境问题的关注密切相关的;“核能·风险·灾难”虽然被设定为独立的主题，但终归是特殊类型的环境问题;对“大规模开发项目”的关注则源于对开发事业造成的环境问题的顾虑。因此，如果我们关注选题倾向，那么可以认为韩国的环境社会学具有极强的“环境问题的社会学”特征。
（二）定性研究方法的运用
环境社会学在美国创立时受到了农村社会学的较大影响，最具代表性的是重视经验调查方法的使用，而韩国的环境社会学也延续了环境社会学的传统。如上页表6所示，在韩国环境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中，理论研究占22.2%，按比例来看虽然不低，但是运用多种类型的经验性资料（实证）进行研究的比重要远远大于理论研究。
在经验研究中，环境社会学者相对于其他社会学者更重视的是通过案例分析、访谈等方法获取定性资料。与其他社会学者相比，环境社会学者对问卷调查、二次数据（现存资料统计研究）的使用、汇总资料等定量研究的运用较差，而通过案例分析或访谈等方法获得定性资料则更多。
定性资料的运用之所以活跃，与环境社会学者研究对象的特征相关，东江大坝工程、新万金填海工程、四大江工程等大规模开发工程，“河北精神号”溢油事故以及与各种开发项目相关的环境运动和环境纠纷被作为案例来研究。另外，在研究这些个案时，研究者更倾向于将深度访谈作为收集资料的方法。
（三）自由主义的环境改革论
环境社会学领域存在生态学（ecological explanation）与政治经济学解释（political economy explanation）、反思性现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与生态现代化（ecological modernization）、真实主义（realism）与建构主义（constructionism）的争论。①但在韩国社会学中，难以发现围绕这些焦点的争论，也很难看到为构建独立理论而作出的努力。正如尹顺真所指出的，“很多研究都是运用其他学科建构的理论来解释与环境相关的焦点和现象”，②或者停留在运用国外环境社会学界已建构的理论基础。
但是，即使运用其他学科或者国外环境社会学所建构的理论，研究者的理论选择也受理论取向的影响。因此，大部分的研究中有研究者自身潜在的理论取向。那么，在韩国环境社会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理论取向是什么，其变化方向又是怎样的？毋庸置疑，韩国环境社会学中并存着各种理论取向，即汉弗莱、刘易斯和巴特尔所说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等研究范式。③保守主义范式在环境意识及环境行为等研究中时而出现，但影响力微乎其微;激进主义范式主要在核电、风险、环境正义、大规模开发项目（列为国家政策事业的项目）、替代性共同体、生态民主主义等研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其影响力超越保守主义研究范式;自由主义的环境改革论主要体现在绿色国家、环境问题·气候变化、环境政策、环境政治、环境·风险治理、可持续发展、大规模开发项目等研究中。 （四）相关专业的观点交流
通过对《环境社会学研究》杂志的投稿，可知研究环境社会学的学者专业非常多样，可能比社会学的其他分支学科都多样化。根据尹顺真对《环境社会学研究》上发表的论文（包括书评）作者进行分析，可知共有24个领域的研究者参与，具体包括：社会学、人类学、行政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工作学、心理学、地理学、地理教育学、城市及社区相关学科、环境·能源政策学、政治生态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哲学、韩国学等人文专业的学者;生态学、生态昆虫学、生物学、地质学、环境保健学、科学技术史学、科学管理学、生命工程等攻读自然科学领域的学者;土木工程等工科专业人士。当然不同专业的研究者数量大不相同，社会学专业的研究者最多，达到37名，其次是城市及社区相关专业（18名）、人类学专业（8名）和行政学专业（6名）的学者。④
《环境社会学研究》发表的论文中，不同专业研究者合作的情况并不多见，“几乎大部分是同一学科师生之间的合著，或者同一专业的同事或前后辈之间的合作”。⑤从这一特点来看，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但是至少通过学会、期刊等学术平台，各专业之间共享观点及交流的情况非常活跃。
（五）研究者与活动家的互动
韩国环境社会学的显著特征之一是有很多研究者积极参与环境运动。环境社会学者既是研究者，又是在全国性环保组织任职的代表（李时载、李相宪、尹顺真、李必烈、赵明来）、在地方性环保组织任职的代表（朴在墨、卢镇澈、崔炳斗）和環保组织的负责人（具度完）等。与上述提到的研究者相比，更多的环境社会学者以负责人的身份参与地方环保组织的活动。另外，环保组织的专职工作人员也作为环境社会学学会会员（李升旼、安秉玉、崔礼镕、金正洙）发表论文。
环境社会学者积极参与环境运动而活动家参与研究，这一现象的出现是与环境社会学的特征相关的，即从最基本的问题出发，关注环境问题的根源、环境问题的影响及环境问题的解决，①而且韩国的环境社会学尤其具有“环境问题的社会学”性质。
五、韩国环境社会学的未来展望与任务
经过20多年的发展，韩国环境社会学实现了体制化过程。在此期间，环境社会学被许多学科纳为正规课程，成为社会学独立的分支学科。另外，随着该领域的研究者独立组织学会及学会发行学术杂志，具备了研究活动的平台。由此可以说，韩国环境社会学的体制化已经基本完成。
过去20年既是韩国环境社会学的构建期，也是韩国环境社会学的成长期。尽管成长速度缓慢，但研究者的数量有所增加，相应地也积累了学术成果。环境社会学者们关注的“核能·风险·灾难”“大规模开发项目”“环境运动”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果。最近，韩国环境社会学进入稳定期。“年轻一代的补充停滞不前”，研究生阶段攻读环境社会学的学生有所减少。②整个社会学界的停滞氛围，在一定程度上也波及环境社会学，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环境社会学经历的倒退趋势似乎也在韩国出现。
但是，笔者预测环境社会学的停滞状态不会持续，其根据有两个：一是产生环境社会学的环境问题仍然存在。另外，诸如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在未来将长期存在，而像有毒化学物质等新的环境问题也在增加。总之，只要环境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环境社会学就会存续下去。二是目前的停滞状态在一定意义上可视为成长期之后的巩固阶段。因此，从长远来看，韩国环境社会学将会保持稳定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讲，韩国环境社会学的前景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学者如何履行自身所赋予的使命。2005年，当笔者撰写由环境社会学学会出版的《我们眼中的环境社会学》第一章时，曾将环境社会学的使命设定为“社会的绿色化”和“社会学的绿色化”。前者受人类豁免主义传统社会学的影响，从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生物环境的角度进行阐释;后者则从社会学角度阐明环境污染和破坏的原因、影响及解决方案。环境社会学者们怎样完成后者的使命，将对环境社会学的未来产生很大影响。而为了完成社会学绿色化，形成跨学科研究和加强实地研究是当前需要完成的任务。
（原载于《韩国社会》2014年第15卷第1期，第55—85页。此次翻译已获作者授权。）
责任编辑：胡颖峰
[关键词]环境社会学;韩国环境社会学;环境社会学的体制化;韩国环境社会学学会;《环境社会学研究》
一、引言
环境社会学是研究环境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学问，是社会学若干分支学科中较晚完成体制化的研究领域。人们关注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早期研究，应追溯到涂尔干、韦伯、马克思等人的古典社会学研究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芝加哥学派的人类生态学研究。即使在最早创立环境社会学的美国，也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才开始发展的：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农村社会学学会（Rural Sociological Society）组织的自然资源研究团队（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Group），是环境社会学研究领域中最早成立的研究者组织;1973年成立的社会问题研究委员会（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Social Problems）建立了环境问题分会（Environmental Problems Division），①并于同一时期开始使用“环境社会学”（environmental sociology）术语;②1976年美国社会学学会成立了“环境社会学分会”。③
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大约10年间，各种因素影响了美国环境社会学的产生，其中最直接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当时出版的关于警告环境危机的著作，其中卡森 （Rachel Carson，1962）、康芒纳（Barry Commoner， 1971）、埃利希夫妇 （Ehrlich and Ehrlich，1970）、哈丁 （Garrett Hardin，1968）的著作对社会学家最具影响力。二是因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与环保著作的出版而引发的现代环保运动的兴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现代环保运动，是区别于传统自然保存运动并源于工业与化学污染而产生的。现代环保运动的迅速传播，激发了社会学家对环保运动的关注。毋庸置疑，工业与化学污染等环境问题本身对社会各界关注环境问题具有重要影响。总之，环境危机及由此带来的整个社会对环境主义的重视，成为环境社会学产生的背景。
当前，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关心的重要议题。个别国家面对的局部环境问题以及气候变化等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和传播。随后，许多国家把环境社会学确立为社会学的主要研究领域，并成为国际会议的主要研究主题。自1971年以来，“环境与社会”研究委员会被设定为国际社会学学会（ISA）辖下55个研究委员会之一（RC24）。环境社会学在北美的美国、加拿大，欧洲的德国、荷兰、澳大利亚，以及亚洲的日本等国家中得到发展。
在韩国，环境社会学的教育与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通常认为1990年以来的20年，是构建教育与研究的制度基础的阶段;经过20年的发展，韩国环境社会学被国际所熟知。①其契机是：1993年关于“环境与发展”的国际学术会议由韩国社会学学会举办;2004年国际社会学学会RC24在韩国举办，来自日本、中国等国家的学者参与交流;韩国学者参加和举办东亚国际环境社会学学术会议。
本文旨在考察韩国环境社会学的研究趋势，并进一步展望韩国环境社会学的未来。为此，第二部分梳理韩国环境社会学的体制化过程，主要讨论研究者团体的组织化、环境社会学及其相关课程成为高校正规教育课程的过程;第三部分探讨韩国社会学的研究趋势，并试图归纳其特征，重点分析学术著作和《环境社会学研究》杂志上发表的论文主题;第四部分展望韩国环境社会学的未来与任务。
二、韩国环境社会学体制化过程及现状
在韩国，由于自20世纪60年代起工业化进程的加速，70年代麗川、蔚山等工业园区开始出现空气污染的危害，1982年韩国首例公害病——“温山病”在温山发生。因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而恶化的水质，充分引起大众对环境的关注。随后，20世纪80年代“反污染”环保运动团体开始产生，1989年韩国第一个群众性环保组织“公害消除环境运动联合”成立。对因“公害问题”而暴露的环境恶化、环境破坏等环境问题的关注，成為韩国环境社会学产生的背景。
（一）环境社会学编入正规教学课程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社会学者把环境社会学作为正规课程而讲授。迄今所知，韩国最初的环境社会学由西江大学研究生院的崔在贤讲授，参与此课程的学生是由西江大学、首尔大学、延世大学、梨花女子大学的15名研究生组成，当时的课程名称是“环境社会学”，课程内容主要以阅读环境理论著作、公害现场访谈、田野调查等构成。1993年在韩国圣心女子大学（现天主教大学）第一学期，由李时载教授最早针对本科生开设环境社会学课程。②
虽然此后其他大学也开设环境社会学相关课程，但是直到1994年韩国只有少数大学开设环境社会学课程。在本科阶段开设环境社会学课程的大学仅有圣心女子大学（今韩国天主教大学圣心校园，1994年与韩国天主教大学合并）和忠北国立大学，在研究生阶段开设环境社会学及其相关课程的高校有成均馆大学、圣心女子大学和忠南国立大学。此外，还有7所大学在本科和研究生阶段开设人类生态学（论）或者社会生态学课程，①但是从讲授内容来看，与当今的环境社会学学科有一定差异。 之后，开设环境社会学课程的大学逐渐扩大。截至2013年，39所大学的社会学专业及其相关学科中有31所（占80%）大学开设环境社会学相关课程，如表1所示，其中大部分课程以“环境社会学”为课程名称，还有一部分课程是环境与社区、城市、发展、人口相结合，釜山大学、首尔大学、蔚山大学等校则使用“生态”的课程名称。
随着环境社会学成为常规课程，相关教材的编写提上日程。1995年梁钟会和李时载翻译汉弗莱（Craig R. Humphrey）、刘易斯（Tammy L. Lewis）和巴特尔（Frederick H. Buttel）撰写的《环境、能源与社会》（Environment， Energy， and Society，1982），以《环境社会学》为书名出版，成为最早的韩语版环境社会学教科书。2000年开始韩国国内学者撰写的教科书陆续出版，其代表性教材是卢镇澈的《环境与社会》（2001）、郑大然的《环境社会学》（2002）和韩国环境社会学学会所属11名研究者共同编写的《我们眼中的环境社会学》（2005）等。环境社会学学会会员共同参与执笔的教科书，对规范环境社会学的研究范畴及内容的标准化具有一定意义。
（二）研究领域的确立及组织机构的设置
20世纪90年代初，“环境”成为社会学的研究领域。1991年，社会学年会第一次以“环境”为议题设分论坛。1991年6月28日，韩国国立忠南大学举办的第一届（前期）①社会学年会组织了12个分论坛，其中第11个分论坛的议题是“自然与环境问题”，①4位学者以忠庆南道泰安的安眠岛放射性废弃物处置选点为主题进行讨论。1991年12月12—13日，韩国中央大学主办的后期韩国社会学年会正式成立了“环境与公害分论坛”，其主题是生活垃圾的处理。
至20世纪90年代初，社会学年会环境社会学分论坛是环境社会学研究者唯一的互动平台;之后环境社会学者组织的专门研究机构，也成为环境社会学者互动的重要平台。1991—2006年间，社会学年会组织环境社会学分论坛的时间分别是：1991年前期和后期，1994年前期，1995年后期，1996年前期，1998年前期，1998年后期，1999年前期，2000年前期和后期，2003年后期，2004年前期，2006年前期和后期。分论坛上发表的论文总数达到55篇。②
随着关注环境问题的研究者逐渐增多，环境社会学的专门研究机构开始组建。最初的环境社会学研究机构是于1995年6月23日组织的韩国环境社会学研究协会（会长为权泰焕）。尽管此研究会规模小，甚至没有制定行为准则，是一个松散的研究机构，但是会员的积极性高，其活动非常活跃，包括在韩国社会学学会举办的前期/后期社会学年会上组织环境社会学分论坛及论文发表，并举办前期和后期的定期研讨会及实地考察。③
以韩国环境社会学研究协会为基础，韩国环境社会学会于2000年6月3日创立（首任会长为李时载）。创立纪念研讨会的主题，是当时社会焦点之一——东江大坝（宁越大坝）建设争议的研究，发表4篇论文。目前环境社会学学会会员人数达到150多人，大多数会员是社会學家，也有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多个领域的研究人员，还有少数自然科学及工学专业的研究者。从会员的多元性特征中可以看出，环境社会学学会是一个跨学科性质的学会，此性质与社会学“分论坛”特性相比，更倾向于具有环境社会学的“相关学会”的特性。
环境社会学学会持续开展研究协会时期的活动，举办春季和秋季社会学年会的分论坛，春季和秋季的专门学术会议及实地考察等。除此之外，学会还组织专家联合执笔，举办国际学术会议，创办学术期刊《环境社会学研究》等活动。环境社会学学会成员共同编写出版了具有教材性质的《我们眼中的环境社会学》（2005），还出版了“韩国环境社会学系列丛书之一”——《环境社会学理论与环境问题》（2013）2册和《环境运动与生活世界》（2013）。环境社会学学会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主要有2004年的国际社会学学会（ISA）RC24会议和2011年召开的第三届东亚环境社会学国际学术会议（The 3r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in East Asia）。进入21世纪后，环境社会学学会的主要工作是学术期刊半年刊《环境社会学研究》的发行。
三、韩国环境社会学的研究趋势
（一）研究主题
为了把握环境社会学的研究主题，笔者主要关注韩国社会学学会主办的《韩国社会学》和环境社会学学会主办的《环境社会学研究》发表的论文，④以及环境社会学学会举办的学术会议主题、社会学者撰写的环境社会学书籍，其中最重要的分析对象是在《韩国社会学》及《环境社会学研究》上发表的论文。虽然在《韩国社会学》上发表的论文仅有9篇，但这足以展现《环境社会学研究》创刊之前的研究趋势，因此被纳入为研究对象。《环境社会学研究》是韩国环境社会学领域的代表性学术刊物，从创刊号（2001年）至第17卷第1期（2013年上半年）共发表的167篇论文（包括研讨会）均被列为本文的分析对象。
1.《韩国社会学》及《环境社会学研究》发表论文的主题
《韩国社会学》发表的环境社会学研究论文共有9篇，为少数，①主题也并不多样化，但是在《环境社会学研究》创刊之前，环境社会学领域的论文主要发表于《韩国社会学》，因此有必要关注这一时期发表的论文。这一时期发表的论文主题是“环境运动·环境纠纷”（1篇）、“环境意识·环境行为”（2篇）、“环境政策·环境行政”（2篇）和“可持续发展”（1篇）等。20世纪90年代初期环境社会学研究展开伊始，“环境意识·环境行为”及“环境运动·环境纠纷”成为主要话题。《韩国社会学》发表的第一篇环境社会学研究论文是梁钟会撰写的《我国居民环境意识变化及社会基础》（1993），随后发表了金斗植关于环境意识的论文②和具度完关于环境运动的论文。③ 下面将考察在《环境社会学研究》杂志上发表的167篇论文。笔者将论文主题分为19个类别，其中6个主题的研究频率较高。研究频率最高的主题为“核能·风险·灾难”，此主题的论文共21篇，占论文总数的12.6%。④该主题的论文之所以最多，是因为2007年发生的“河北精神”号溢油事故相关研究以专辑的形式发行2次，见下页表2。其次是以“大规模开发项目”为主题的论文，共有19篇。此主题的论文是环境社会学者对东江大坝、新万琴填海项目、四大江项目等政府推动的大规模开发项目给予关注的结果。环境社会学者关注的其他主题分别是“环境意识·环境行为”“环境问题·气候变化”“环境运动·环境纠纷”“环境政治”等，论文共90篇，占论文总数的53.9%。
除以上6个主题之外，环境社会学者关注的其他主题依次是“环境政策”（8篇）、“社会影响评价”（8篇）、“环境·风险治理”（8篇）、“环境不平等·环境正义”（7篇）、“生态农业·粮食·食品”（7篇）、“环境社会学理论”（6篇）、“可持续发展”（5篇）和“环境修复”（5篇）。以“生态农业·粮食·食品”为主题的论文，大部分发表于《农村社会》杂志，所以不包含在分析之中。
以“能源·资源”（4篇）、“生态共同体”（2篇）、“环境社会学方法论”（1篇）、“环境思想”（1篇）为主题的研究论文非常少。最初分论文主题时将“人口”设置为独立主题，但由于未检索到相关论文，因此将其从主题列表中排除，这也意味着没有从环境社会学视角研究人口问题的研究者。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国环境社会学的论文主题逐渐呈现多样化的趋势。20世纪90年代发表少量的以“环境意识·环境行为”“环境运动·环境纠纷”等为主题的论文;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论文数量的增加，主题变得多样化，且涵盖了目前环境社会学的大多数主题。第二，韩国环境社会学研究并不明显集中于1个或者2个特定主题，但是每个主题的论文数量差异较大，其中“核能·风险·灾难”“大规模开发项目”是研究者最关注的主题，而对“环境思想”“生态共同体”“能源·资源”等主题的关注度极低。第三，某个特定主题的研究论文并不明显地呈现上升或下降的趋势。从历年发表的论文来看，关注度较高的6个主题的相关论文分布均衡，但是近期尚未发表以“环境社会学理论”“环境社会学方法论”“环境思想”“环境修复”为主题的论文。尽管近期集中发表关于“能源·资源”的论文，但是相关论文数量较少，所以难以发现显著的研究趋势。
2.定期举办学术会议的主题
韩国环境社会学学会每年定期举办春季和秋季两届学术会议。如表3所示，在学会自创立以来定期举办的26届学术会议中，除了主题未确定的2届会议之外，其他24届会议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主题是“大规模开发项目”（5届），具体为东江大坝项目（2001年创立纪念研讨会）、新万琴填海项目（2001年秋季、2003年秋季）、四大江项目（2010年春季）等特定开发案例和大规模开发项目（2006年春季）。出现频率第二高的主题是“环境运动·环境纠纷”，分别是在2004年秋季、2005年春季和秋季、2007年春季举办，共4届。出现频率第三高的主题是“环境政策”（2006年秋季、2009年秋季、2012年秋季）和“環境问题·气候变化”（2007年秋季、2010年秋季、2011年春季），各举办3届。与“环境政策”主题相关的论文有关于卢武铉政府的“营造宜居社区”政策和李明博政府的环境政策、绿色增长政策等研究。此外，以“核能·风险·灾难”（2008春季、2009年春季）、“可持续发展”（2011年秋季、2012年春季）、环境思想（2005年秋季、2013年春季）为主题的会议各举办2届;以“生态共同体”（2002年秋季）、“环境不平等·环境正义”（2004年秋季）、“环境政治”（2006年秋季）、“生态农业·粮食·食品”为主题的会议各举办1届。
3.《环境社会学研究》的专辑主题
《环境社会学研究》每期设定一个主题，将相关论文以专辑的形式收录，该杂志的专辑主题目录参见表4。“核能·风险·灾难”是专辑中最常出现的主题，为6次，具体涉及放射性废弃物、核电等原子能问题（总卷6号、第10卷1号、第17卷1号）和灾难（第12卷1号、第13卷1号、第15卷1号）分别为3次，“河北精神号”溢油事故曾2次被设定为专辑主题。第二个频繁提及的主题是“环境政策”，为5次（总卷5号、总卷8号、第11卷1号、第13卷2号、第16卷2号），具体涉及卢武铉政府的环境政策、绿色国家、气候变化政策以及李明博政府的绿色增长政策和一般环境政策。第三个频繁提及的主题是“大规模开发项目”，为4次（总卷1号、总卷2号、总卷7号、第14卷1号），具体探讨东江大坝及四大江工程各1次，新万琴填海工程2次。此外，关注“社会影响评价”（总卷3号、第10卷2号）和“环境意识·环境行为”（第14卷2号、第15卷2号）主题各2次;涉及“环境正义”（总卷9号）、“环境修复”（总卷4号）、“生态农业·粮食·食品”（第12卷2号）、“环境·风险治理”（第16卷1号）、“环境问题”（第15卷2号）、“可持续发展”（第11卷2号）等主题各1次。
4.主要专著的主题
如表5所示，环境社会学者①撰写的著作②主题比较多样。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著作数量的显著增加，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主题的多样性也大幅度增加。20世纪90年代只限于“环境社会学理论”“环境问题·气候变化”“环境运动·环境纠纷”“环境不平等·环境正义”等4个主题，但进入21世纪以后，出版了“大规模开发项目”6个崭新主题的学术著作，而最值得关注的是近期关于“核能·风险·灾难”主题的学术著作的增加。
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术著作出版最多的主题是“环境社会学理论”“大规模开发项目”“核能·风险·灾难”“环境运动·环境矛盾”“环境政治”等5个，共25本，占全部著作（46本）的一半以上;其次是以“环境问题·气候变化”（4本）、“可持续发展”（4本）和“环境不平等·环境正义”（3本）为主题的著作。 （二）研究方法
如表6所示，《环境社会学研究》从创刊号到2013年6月第17卷1号发表的167篇论文（包括论坛）中，所运用的研究方法分别为9种类型。不少论文没有明确叙述研究方法，而且使用多种研究方法的论文较多，所以不易区分类型。笔者根据自己的主观判断，将所有论文的研究方法分为9个范畴。
首先，论文发表时间不同，研究方法上无显著差异。只是理论研究越到后期，减少的趋势越明显。
其次，各种研究方法的使用频率差异比较明显。使用较多的研究方法是文献研究（40篇）、理论研究（37篇）、问卷调查（25篇）、深度访谈（19篇），相对较少使用的研究方法是现存统计资料分析（10篇）、比较研究（8篇）、内容分析（7篇）、计算机模拟（1篇）等。文献研究及理论研究分别是第一位和第二位，说明环境社会学者独立收集资料的程度并不高。
最后，在比较《环境社会学研究》和《韩国社会学》发表论文使用的研究方法时，发现环境社会学与社会学其他分支学科使用的研究方法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在《环境社会学研究》上发表的论文普遍使用的研究方法依次是文献研究、理论研究、问卷调查;而在《韩国社会学》上发表的论文中，问卷调查（32.3%）、现存统计资料分析（22.8%）、理论研究（18.6%）等研究方法占前三位，①说明研究方法的重视程度各不相同。《环境社会学研究》发表的论文中比较重视的文献研究（24%）、案例分析（12.0%）、深度访谈（11.4%）等研究方法，在《韩国社会学》上发表的论文中所占的比例非常低。产生这种差异表明，环境社会学者与其他社会学者相比，较少运用定量研究方法，更多运用定性研究方法。
四、韩国环境社会学的特征
为了考察韩国环境社会学的特征，有必要探讨环境社会学及其研究活动的各个方面，即从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理论取向、跨学科研究、社会实践等五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环境问题的社会学
通常，日本环境社会学家将美国的环境社会学称为“环境社会学”（sociology of the environment），而将本国的环境社会学称为“环境问题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日本的環境社会学聚焦于具体的环境问题对社区居民及受害者的生活及社区产生的影响，其特点在韩国环境社会学中也有体现。李时载在最近发表的《韩国环境社会学的回顾和展望》中认为，“韩国的环境社会学是始于环境问题的社会学”，并以此作为韩国环境社会学的特征之一，同时列举关于环境问题的研究成果。②
前面我们考察了韩国环境社会学的研究主题如何呈现在论文、专辑、学术会议、著作等之中，而各种研究活动中发表主题最多的论文，最能表明韩国环境社会学者选题的取向。以《环境社会学研究》发表的论文为例，与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环境问题相比，环境社会学者们的关注点主要在“核能·风险·灾难”“大规模开发项目”“环境意识·环境行为”等主题上。而研究频率最高的“核能·风险·灾难”“大规模开发工程”等主题是与环境问题的关注密切相关的;“核能·风险·灾难”虽然被设定为独立的主题，但终归是特殊类型的环境问题;对“大规模开发项目”的关注则源于对开发事业造成的环境问题的顾虑。因此，如果我们关注选题倾向，那么可以认为韩国的环境社会学具有极强的“环境问题的社会学”特征。
（二）定性研究方法的运用
环境社会学在美国创立时受到了农村社会学的较大影响，最具代表性的是重视经验调查方法的使用，而韩国的环境社会学也延续了环境社会学的传统。如上页表6所示，在韩国环境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中，理论研究占22.2%，按比例来看虽然不低，但是运用多种类型的经验性资料（实证）进行研究的比重要远远大于理论研究。
在经验研究中，环境社会学者相对于其他社会学者更重视的是通过案例分析、访谈等方法获取定性资料。与其他社会学者相比，环境社会学者对问卷调查、二次数据（现存资料统计研究）的使用、汇总资料等定量研究的运用较差，而通过案例分析或访谈等方法获得定性资料则更多。
定性资料的运用之所以活跃，与环境社会学者研究对象的特征相关，东江大坝工程、新万金填海工程、四大江工程等大规模开发工程，“河北精神号”溢油事故以及与各种开发项目相关的环境运动和环境纠纷被作为案例来研究。另外，在研究这些个案时，研究者更倾向于将深度访谈作为收集资料的方法。
（三）自由主义的环境改革论
环境社会学领域存在生态学（ecological explanation）与政治经济学解释（political economy explanation）、反思性现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与生态现代化（ecological modernization）、真实主义（realism）与建构主义（constructionism）的争论。①但在韩国社会学中，难以发现围绕这些焦点的争论，也很难看到为构建独立理论而作出的努力。正如尹顺真所指出的，“很多研究都是运用其他学科建构的理论来解释与环境相关的焦点和现象”，②或者停留在运用国外环境社会学界已建构的理论基础。
但是，即使运用其他学科或者国外环境社会学所建构的理论，研究者的理论选择也受理论取向的影响。因此，大部分的研究中有研究者自身潜在的理论取向。那么，在韩国环境社会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理论取向是什么，其变化方向又是怎样的？毋庸置疑，韩国环境社会学中并存着各种理论取向，即汉弗莱、刘易斯和巴特尔所说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等研究范式。③保守主义范式在环境意识及环境行为等研究中时而出现，但影响力微乎其微;激进主义范式主要在核电、风险、环境正义、大规模开发项目（列为国家政策事业的项目）、替代性共同体、生态民主主义等研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其影响力超越保守主义研究范式;自由主义的环境改革论主要体现在绿色国家、环境问题·气候变化、环境政策、环境政治、环境·风险治理、可持续发展、大规模开发项目等研究中。 （四）相关专业的观点交流
通过对《环境社会学研究》杂志的投稿，可知研究环境社会学的学者专业非常多样，可能比社会学的其他分支学科都多样化。根据尹顺真对《环境社会学研究》上发表的论文（包括书评）作者进行分析，可知共有24个领域的研究者参与，具体包括：社会学、人类学、行政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工作学、心理学、地理学、地理教育学、城市及社区相关学科、环境·能源政策学、政治生态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哲学、韩国学等人文专业的学者;生态学、生态昆虫学、生物学、地质学、环境保健学、科学技术史学、科学管理学、生命工程等攻读自然科学领域的学者;土木工程等工科专业人士。当然不同专业的研究者数量大不相同，社会学专业的研究者最多，达到37名，其次是城市及社区相关专业（18名）、人类学专业（8名）和行政学专业（6名）的学者。④
《环境社会学研究》发表的论文中，不同专业研究者合作的情况并不多见，“几乎大部分是同一学科师生之间的合著，或者同一专业的同事或前后辈之间的合作”。⑤从这一特点来看，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但是至少通过学会、期刊等学术平台，各专业之间共享观点及交流的情况非常活跃。
（五）研究者与活动家的互动
韩国环境社会学的显著特征之一是有很多研究者积极参与环境运动。环境社会学者既是研究者，又是在全国性环保组织任职的代表（李时载、李相宪、尹顺真、李必烈、赵明来）、在地方性环保组织任职的代表（朴在墨、卢镇澈、崔炳斗）和環保组织的负责人（具度完）等。与上述提到的研究者相比，更多的环境社会学者以负责人的身份参与地方环保组织的活动。另外，环保组织的专职工作人员也作为环境社会学学会会员（李升旼、安秉玉、崔礼镕、金正洙）发表论文。
环境社会学者积极参与环境运动而活动家参与研究，这一现象的出现是与环境社会学的特征相关的，即从最基本的问题出发，关注环境问题的根源、环境问题的影响及环境问题的解决，①而且韩国的环境社会学尤其具有“环境问题的社会学”性质。
五、韩国环境社会学的未来展望与任务
经过20多年的发展，韩国环境社会学实现了体制化过程。在此期间，环境社会学被许多学科纳为正规课程，成为社会学独立的分支学科。另外，随着该领域的研究者独立组织学会及学会发行学术杂志，具备了研究活动的平台。由此可以说，韩国环境社会学的体制化已经基本完成。
过去20年既是韩国环境社会学的构建期，也是韩国环境社会学的成长期。尽管成长速度缓慢，但研究者的数量有所增加，相应地也积累了学术成果。环境社会学者们关注的“核能·风险·灾难”“大规模开发项目”“环境运动”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果。最近，韩国环境社会学进入稳定期。“年轻一代的补充停滞不前”，研究生阶段攻读环境社会学的学生有所减少。②整个社会学界的停滞氛围，在一定程度上也波及环境社会学，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环境社会学经历的倒退趋势似乎也在韩国出现。
但是，笔者预测环境社会学的停滞状态不会持续，其根据有两个：一是产生环境社会学的环境问题仍然存在。另外，诸如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在未来将长期存在，而像有毒化学物质等新的环境问题也在增加。总之，只要环境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环境社会学就会存续下去。二是目前的停滞状态在一定意义上可视为成长期之后的巩固阶段。因此，从长远来看，韩国环境社会学将会保持稳定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讲，韩国环境社会学的前景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学者如何履行自身所赋予的使命。2005年，当笔者撰写由环境社会学学会出版的《我们眼中的环境社会学》第一章时，曾将环境社会学的使命设定为“社会的绿色化”和“社会学的绿色化”。前者受人类豁免主义传统社会学的影响，从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生物环境的角度进行阐释;后者则从社会学角度阐明环境污染和破坏的原因、影响及解决方案。环境社会学者们怎样完成后者的使命，将对环境社会学的未来产生很大影响。而为了完成社会学绿色化，形成跨学科研究和加强实地研究是当前需要完成的任务。
（原载于《韩国社会》2014年第15卷第1期，第55—85页。此次翻译已获作者授权。）
责任编辑：胡颖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