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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本土和现代的探索》，赵晓阳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10月版，49.00元
一
在北京号称“银街”的东单北大街3号，路边高耸着一座大楼，我曾无数次地路过那里。看见大楼门口竖立着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基督教青年会”几个字，我常感到好奇：不知道这个组织是干什么的，猜想，它可能是青年基督徒的联谊性组织吧。近日看了赵晓阳女士所写的《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本土和现代的探索》一书，让我得知“基督教青年会”原来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国际性组织，它的分支机构“中国青年会”则是一座连接中西文化的桥梁。
美国汉学家孟德卫著《1500-1800：中西方的伟大相遇》(新星出版社2007版)认为，在19世纪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之前很久，中西方就开始了“伟大的”相遇。其所以被称为“伟大”，首先在于“这是两个同样伟大的文化之间的相遇”，“把中国文化推广到欧洲的最初动力源自基督教传教士”。而实际上把西方文化推广到中国的最初动力也是源自基督教传教士，他们要“将上帝的福音传播到世界最远的角落”，在传教的同时也传播了西方的科学文化。
中西文化交往的正式揭幕始自明末西方的天主教传教士来华，双方接触面仅限于人数很少的上层社会。中西方全方位的接触和碰撞，则是在鸦片战争以后，而文化方面较深层的交流，还要到19世纪的末叶。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恰是在这股潮流中应运而生的。
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创建于1885年，是一个已有123年历史的社会和宗教团体。首先，这是一个国际性组织的一部分，与海外的文化和经济联系更为直接和密切。其次，它在中国是全国性组织，在中央机构之下的众多分支机构覆盖全国各大城市。第三，与其他传教士以“他者”、外来者身份来华不同，基督教青年会致力于“本土化”建设，在基层以中国人和华裔成员为主，在高层中外专职人员密切合作，对社会的影响力更广。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基督教青年会是以服务社会和改造社会为主要目标。它对于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即现代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多年来中国学界对外国来华宗教人士的研究偏重于个人传教士，而对基督教青年会较少关注，这方面的研究自然很薄弱。外国人、尤其美国人偏重青年会的总体状况，却不甚注重中国青年会，因而使人们对这个相当重要的组织知之甚少。而赵晓阳的这本书正好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它力图全面描述、分析青年会历史以及它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作用和局限性。
二
该书结构严谨，脉络清晰。全书分为上下两编，共13章。上编主要介绍机构和人，从历史的角度，叙述基督教青年会作为一个世界性组织如何创建和发展，它如何发展到中国；在基督教世界传教运动环境中建立的中国青年会以及它的基本构成和工作方式，青年会在全国各地的情况，最后介绍青年会的一些著名中外代表人物。下编集中介绍青年会的活动。在美国新神学思想影响下，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从中国社会现实出发，从“社会服务”发展为“社会改造”，开展了影响全国的多种运动。
基督教青年会最早诞生于英国。1844年，英国伦敦的一名布店学徒乔治-威廉邀请12位青年店员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基督教青年会。随后青年会迅速发展，扩展至欧洲各国、美洲乃至全世界。1855年8月，巴黎召开“世界博览会”之时，欧美各国青年会在巴黎召开第一次世界性的青年会会议，成立“基督教青年会世界协会”。1878年在瑞士日内瓦设立总部，并存在至今。到1904年，青年会在全世界已有1092个机构，其中美国、加拿大721个，占总数的66％，中国和韩国有37个，占总数的3.39％。青年会会员数为61415，其中北美47000人，占世界会员总数的76.53％。中国和韩国人数1022人，占总人数的1.66％。仅仅60年间，青年会从一个13人的小团体发展为6万余人的庞大机构，从欧洲走向世界，这一奇迹不能不让人惊叹。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目前在全世界的122个国家和地区共设有14000个地方青年会，会员逾4500万，专职干事30000多人。
基督教青年会在全世界的迅速发展当与它的开放性、以及为社会服务的宗旨密不可分。1885年8月22日，青年会大会确定基督教青年会是一个宗教性的服务团体。“基督教青年会之旨趣，在联合同道青年，即凡愿按照圣经，奉耶稣基督为上帝与救主，心信躬行为其门徒，更愿协力推广天国于青年之间者。”1973年7月，青年会世界协会第六届大会在乌干达首都康帕拉举行，再次确认“巴黎本旨”，并通过附加的“康帕拉原则”：“巴黎本旨是表达基督为一联合各宗派的世界性团契运动中心，一致采取开明的会员政策，以广纳不同的信仰、年龄、性别及社会背景人士。”
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分为城市青年会和学校青年会两大部分，学校青年会由美国传教士施美志于1885年以及毕海澜于1886年先后建立。1895年12月，中国第一个城市青年会——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正式成立。1896年11月，青年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开启了中国青年会有全国组织和全国大会之先河。到1901年，全国已有学校青年会40处，城市青年会3处(天津、上海、香港)。1906年，青年会派人在日本的东京成立留日学生青年会，1909年和1910年先后建立留美、留英学生青年会。随后，全国许多地区都建立了青年会。据统计，城市青年会共有33个，学校青年会152个，留学生青年会4个，华侨、外侨青年会为7个。
三
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是在中外杰出人士共同努力下成长和发展的，该书介绍其中的重要人物，可以让人从他们的感人事迹中，深入认识青年会的作用。
1895年美国传教士来会理受北美协会和学生志愿海外运动派遣来到中国，成为中国青年会第一名外籍专职干事。他曾将当时人们称为“筐球”的篮球引入中国，介绍给天津青年会的成员。这时距篮球发明才仅仅4年。青年会第一任华人总干事王正廷曾是同盟会成员，并于1906年在东京建立留日学生青年会。他在任职青年会总干事(1915-1916)一年后离开青年会，历任外交部长、中国驻美大使等职。此后他一直与青年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尤其为青年会开创并做出巨大贡献的近代体育事业尽力。1920年，以青年会为主体的远东体育协会第一次与国际奥委会发生联系，时任中国大学校长的王正廷被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1924年，他参与发起组建以青年会为基本主体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1948年，王正廷以总领队的身份参加第14届奥运会。余日章从1917年起任青年会全国总干事长达20年， 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人物，也是20世纪基督教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头面人物”。余日章曾参加过辛亥革命，在黎元洪政府短期任职；帮助孙中山撰写英文《实业计划》，1921年作为国民代表出席华盛顿会议，1922年成立“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余日章连任三任会长达10多年，领导了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基督教会。人们对他的赞誉是：“他是先知、爱国者、和平主义者。”
在著名中国干事中，范皕诲创办《青年进步》这一青年会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广的杂志；晏阳初创办平民教育事业；吴耀宗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被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并参加宋庆龄“保卫中国同盟”；陈立廷曾任中国反内战联盟执行委员；阎宝航领导东北抗日、促进张学良逼蒋抗日；刘湛恩因领导上海教育界抗日活动而惨遭日伪特务杀害，以身殉国；沈体兰与马寅初等人发起成立“上海市教育界人权保障会”，反对内战、反对逮捕进步学生；刘良模推广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到军队和民众中教唱救亡歌曲，他还把《义勇军进行曲》译成英文……
著名外国干事也有着骄人的成就。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穆德是美国青年会的总干事，不仅在中国青年学生中有广泛影响，而且与当时中国政府政要有较密切联系，曾受到袁世凯、黎元洪、曹锟、蒋介石、孔祥熙等人的接见；他在中国的活动也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格林在任天津青年会总干事期间积极开展天津地区的体育事业(他本人曾是全美足球明星)。1909年，他与中国人张佩芝等发起成立北京基督教青年会，任第一任总干事，创办中国首家财政商业学校——北京财政商业专门学校。办校26年，毕业生千余人，培养了北京地区最早的现代商业人才。9次来华的著名布道家艾迪是青年会亚洲部干事，在青年会的安排下去全国各地布道演讲。他结合社会现实宣传人类的基本信念，就人类幸福、社会正义等问题展开讨论，对学生和知识界影响很大。青年会干事吴耀宗、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曾宝荪等人就是受他的影响信奉基督教的。裴德士1914年任北京青年会干事，1916年至1941年，以及1945年后任在北京的华北协和华语学校校长。该校是著名的以外国人为主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知识的专门学校，学生多为外国传教士、外交官、军官和商人等，有力地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曾任北京青年会干事的艾德敷长期以义赈救灾为业，并因此而知名。他于1942-1949年任“美国援华联合会”副会长和主任，管理美国部分援华资金。1947-1949年任中国政府社会事业部社会福利国际合作司顾问。1947年他以校董的身份管理燕京大学校务。北京青年会干事步济时在京开展社会慈善性事业，开办贫民夜校，组建“北京社会实进会”，隶属于青年会学生部。创办《生命月刊》，后与《真理》合刊为《真理与生命》，成为基督教三大权威刊物之一。步济时还是中国的社会学学科的创始人，他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来中国后，在燕京大学讲授社会学，把国外的社会学引人中国。1922年受美国普林斯顿一北京基金会委托，在燕京大学倡议成立社会学系，步济时任系主任。他首次将社会学研究中的田野调查带到了中国。日军占领南京后，进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时任南京青年会总干事的费吴生出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副主任，为救助难民做出了贡献。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审判日本战犯时，费吴生作为检查组证人之一出庭作证。
四
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是本着基督教精神，面向社会、服务于人的基督教社会团体，主张“发扬基督精神、团结青年同志，养成完全人格，建设完美社会”。百余年来，青年会激发中国青年的社会责任感，鼓励他们对社会事务的参与。青年会以“德、智、体、群”为宗旨，以“社会服务”相号召，进行各种活动，培养青年，为社会服务。抗日战争时期，青年会积极投入抗日活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20世纪初，青年会开展广泛的社会改造运动——
公民教育运动：是让国民认识到自己与围家的关系，自身在中国和世界的地位，作为国家成员应有的权利和责任，承担起自己作为公民对国家、对社会应尽的责任。提倡“人格救国”。在青年会公民教育委员会的领导下，各城市青年会和学校青年会设立了公民研究社、公民教育训练所、公民宣讲队，举办公民展览会、评选模范公民等，编印公民教育研究书籍和宣传品。
平民教育运动：它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青年会战时军人服务务工作。战争结束后，曾参与这项工作的晏阳初、傅若愚从美国归国，将平民教育运动发展到中国。1920年青年会在智育部下设“平民教育科”，晏阳初和傅若愚任正、副主任。从1920年到1935年，全国各地青年会所教授过的平民学生人数当在25万左右。教育界、文化界、宗教界知名人士陶行知、黄炎培、胡适、朱经农，乃至班禅喇嘛都热情关注和支持平民教育运动。
体育运动：青年会是中国新体育的向导和开拓者。从各学校的体育班，发展到校际比赛会、各省和全国运动会，直至亚运会的前身远东运动会，都由青年会首先倡导。1912年青年会设立体育部，是为中国最早的专门体育机构。它在以下方面为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培养体育人才，引进南美国青年会发明的体育项目——篮球和排球；介绍近代体育思想和体育教育；组建体育机构和推动社会体育活动，使中国近代体育从无到有地开展起来。
此外，青年会还开展公民卫生运动、学生救济、军人服务、劳工社会福利等活动，创建近代基督教史上唯一一个中国人自办的出版机构。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的那样，从第一任干事来会理1885年到中国直到1949年，青年会一直是中国社会改革的推动力。它对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方面产生的影响，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找不到同样的例子。
1949年以后，青年会不同程度地停止了活动，到“文革”期间，则完全停止活动。1980年以后，青年会恢复工作，同时恢复了与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友好往来与合作。目前，青年会在十个城市还有青年会的机构和活动。
一
在北京号称“银街”的东单北大街3号，路边高耸着一座大楼，我曾无数次地路过那里。看见大楼门口竖立着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基督教青年会”几个字，我常感到好奇：不知道这个组织是干什么的，猜想，它可能是青年基督徒的联谊性组织吧。近日看了赵晓阳女士所写的《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本土和现代的探索》一书，让我得知“基督教青年会”原来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国际性组织，它的分支机构“中国青年会”则是一座连接中西文化的桥梁。
美国汉学家孟德卫著《1500-1800：中西方的伟大相遇》(新星出版社2007版)认为，在19世纪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之前很久，中西方就开始了“伟大的”相遇。其所以被称为“伟大”，首先在于“这是两个同样伟大的文化之间的相遇”，“把中国文化推广到欧洲的最初动力源自基督教传教士”。而实际上把西方文化推广到中国的最初动力也是源自基督教传教士，他们要“将上帝的福音传播到世界最远的角落”，在传教的同时也传播了西方的科学文化。
中西文化交往的正式揭幕始自明末西方的天主教传教士来华，双方接触面仅限于人数很少的上层社会。中西方全方位的接触和碰撞，则是在鸦片战争以后，而文化方面较深层的交流，还要到19世纪的末叶。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恰是在这股潮流中应运而生的。
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创建于1885年，是一个已有123年历史的社会和宗教团体。首先，这是一个国际性组织的一部分，与海外的文化和经济联系更为直接和密切。其次，它在中国是全国性组织，在中央机构之下的众多分支机构覆盖全国各大城市。第三，与其他传教士以“他者”、外来者身份来华不同，基督教青年会致力于“本土化”建设，在基层以中国人和华裔成员为主，在高层中外专职人员密切合作，对社会的影响力更广。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基督教青年会是以服务社会和改造社会为主要目标。它对于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即现代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多年来中国学界对外国来华宗教人士的研究偏重于个人传教士，而对基督教青年会较少关注，这方面的研究自然很薄弱。外国人、尤其美国人偏重青年会的总体状况，却不甚注重中国青年会，因而使人们对这个相当重要的组织知之甚少。而赵晓阳的这本书正好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它力图全面描述、分析青年会历史以及它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作用和局限性。
二
该书结构严谨，脉络清晰。全书分为上下两编，共13章。上编主要介绍机构和人，从历史的角度，叙述基督教青年会作为一个世界性组织如何创建和发展，它如何发展到中国；在基督教世界传教运动环境中建立的中国青年会以及它的基本构成和工作方式，青年会在全国各地的情况，最后介绍青年会的一些著名中外代表人物。下编集中介绍青年会的活动。在美国新神学思想影响下，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从中国社会现实出发，从“社会服务”发展为“社会改造”，开展了影响全国的多种运动。
基督教青年会最早诞生于英国。1844年，英国伦敦的一名布店学徒乔治-威廉邀请12位青年店员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基督教青年会。随后青年会迅速发展，扩展至欧洲各国、美洲乃至全世界。1855年8月，巴黎召开“世界博览会”之时，欧美各国青年会在巴黎召开第一次世界性的青年会会议，成立“基督教青年会世界协会”。1878年在瑞士日内瓦设立总部，并存在至今。到1904年，青年会在全世界已有1092个机构，其中美国、加拿大721个，占总数的66％，中国和韩国有37个，占总数的3.39％。青年会会员数为61415，其中北美47000人，占世界会员总数的76.53％。中国和韩国人数1022人，占总人数的1.66％。仅仅60年间，青年会从一个13人的小团体发展为6万余人的庞大机构，从欧洲走向世界，这一奇迹不能不让人惊叹。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目前在全世界的122个国家和地区共设有14000个地方青年会，会员逾4500万，专职干事30000多人。
基督教青年会在全世界的迅速发展当与它的开放性、以及为社会服务的宗旨密不可分。1885年8月22日，青年会大会确定基督教青年会是一个宗教性的服务团体。“基督教青年会之旨趣，在联合同道青年，即凡愿按照圣经，奉耶稣基督为上帝与救主，心信躬行为其门徒，更愿协力推广天国于青年之间者。”1973年7月，青年会世界协会第六届大会在乌干达首都康帕拉举行，再次确认“巴黎本旨”，并通过附加的“康帕拉原则”：“巴黎本旨是表达基督为一联合各宗派的世界性团契运动中心，一致采取开明的会员政策，以广纳不同的信仰、年龄、性别及社会背景人士。”
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分为城市青年会和学校青年会两大部分，学校青年会由美国传教士施美志于1885年以及毕海澜于1886年先后建立。1895年12月，中国第一个城市青年会——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正式成立。1896年11月，青年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开启了中国青年会有全国组织和全国大会之先河。到1901年，全国已有学校青年会40处，城市青年会3处(天津、上海、香港)。1906年，青年会派人在日本的东京成立留日学生青年会，1909年和1910年先后建立留美、留英学生青年会。随后，全国许多地区都建立了青年会。据统计，城市青年会共有33个，学校青年会152个，留学生青年会4个，华侨、外侨青年会为7个。
三
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是在中外杰出人士共同努力下成长和发展的，该书介绍其中的重要人物，可以让人从他们的感人事迹中，深入认识青年会的作用。
1895年美国传教士来会理受北美协会和学生志愿海外运动派遣来到中国，成为中国青年会第一名外籍专职干事。他曾将当时人们称为“筐球”的篮球引入中国，介绍给天津青年会的成员。这时距篮球发明才仅仅4年。青年会第一任华人总干事王正廷曾是同盟会成员，并于1906年在东京建立留日学生青年会。他在任职青年会总干事(1915-1916)一年后离开青年会，历任外交部长、中国驻美大使等职。此后他一直与青年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尤其为青年会开创并做出巨大贡献的近代体育事业尽力。1920年，以青年会为主体的远东体育协会第一次与国际奥委会发生联系，时任中国大学校长的王正廷被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1924年，他参与发起组建以青年会为基本主体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1948年，王正廷以总领队的身份参加第14届奥运会。余日章从1917年起任青年会全国总干事长达20年， 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人物，也是20世纪基督教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头面人物”。余日章曾参加过辛亥革命，在黎元洪政府短期任职；帮助孙中山撰写英文《实业计划》，1921年作为国民代表出席华盛顿会议，1922年成立“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余日章连任三任会长达10多年，领导了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基督教会。人们对他的赞誉是：“他是先知、爱国者、和平主义者。”
在著名中国干事中，范皕诲创办《青年进步》这一青年会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广的杂志；晏阳初创办平民教育事业；吴耀宗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被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并参加宋庆龄“保卫中国同盟”；陈立廷曾任中国反内战联盟执行委员；阎宝航领导东北抗日、促进张学良逼蒋抗日；刘湛恩因领导上海教育界抗日活动而惨遭日伪特务杀害，以身殉国；沈体兰与马寅初等人发起成立“上海市教育界人权保障会”，反对内战、反对逮捕进步学生；刘良模推广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到军队和民众中教唱救亡歌曲，他还把《义勇军进行曲》译成英文……
著名外国干事也有着骄人的成就。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穆德是美国青年会的总干事，不仅在中国青年学生中有广泛影响，而且与当时中国政府政要有较密切联系，曾受到袁世凯、黎元洪、曹锟、蒋介石、孔祥熙等人的接见；他在中国的活动也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格林在任天津青年会总干事期间积极开展天津地区的体育事业(他本人曾是全美足球明星)。1909年，他与中国人张佩芝等发起成立北京基督教青年会，任第一任总干事，创办中国首家财政商业学校——北京财政商业专门学校。办校26年，毕业生千余人，培养了北京地区最早的现代商业人才。9次来华的著名布道家艾迪是青年会亚洲部干事，在青年会的安排下去全国各地布道演讲。他结合社会现实宣传人类的基本信念，就人类幸福、社会正义等问题展开讨论，对学生和知识界影响很大。青年会干事吴耀宗、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曾宝荪等人就是受他的影响信奉基督教的。裴德士1914年任北京青年会干事，1916年至1941年，以及1945年后任在北京的华北协和华语学校校长。该校是著名的以外国人为主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知识的专门学校，学生多为外国传教士、外交官、军官和商人等，有力地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曾任北京青年会干事的艾德敷长期以义赈救灾为业，并因此而知名。他于1942-1949年任“美国援华联合会”副会长和主任，管理美国部分援华资金。1947-1949年任中国政府社会事业部社会福利国际合作司顾问。1947年他以校董的身份管理燕京大学校务。北京青年会干事步济时在京开展社会慈善性事业，开办贫民夜校，组建“北京社会实进会”，隶属于青年会学生部。创办《生命月刊》，后与《真理》合刊为《真理与生命》，成为基督教三大权威刊物之一。步济时还是中国的社会学学科的创始人，他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来中国后，在燕京大学讲授社会学，把国外的社会学引人中国。1922年受美国普林斯顿一北京基金会委托，在燕京大学倡议成立社会学系，步济时任系主任。他首次将社会学研究中的田野调查带到了中国。日军占领南京后，进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时任南京青年会总干事的费吴生出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副主任，为救助难民做出了贡献。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审判日本战犯时，费吴生作为检查组证人之一出庭作证。
四
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是本着基督教精神，面向社会、服务于人的基督教社会团体，主张“发扬基督精神、团结青年同志，养成完全人格，建设完美社会”。百余年来，青年会激发中国青年的社会责任感，鼓励他们对社会事务的参与。青年会以“德、智、体、群”为宗旨，以“社会服务”相号召，进行各种活动，培养青年，为社会服务。抗日战争时期，青年会积极投入抗日活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20世纪初，青年会开展广泛的社会改造运动——
公民教育运动：是让国民认识到自己与围家的关系，自身在中国和世界的地位，作为国家成员应有的权利和责任，承担起自己作为公民对国家、对社会应尽的责任。提倡“人格救国”。在青年会公民教育委员会的领导下，各城市青年会和学校青年会设立了公民研究社、公民教育训练所、公民宣讲队，举办公民展览会、评选模范公民等，编印公民教育研究书籍和宣传品。
平民教育运动：它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青年会战时军人服务务工作。战争结束后，曾参与这项工作的晏阳初、傅若愚从美国归国，将平民教育运动发展到中国。1920年青年会在智育部下设“平民教育科”，晏阳初和傅若愚任正、副主任。从1920年到1935年，全国各地青年会所教授过的平民学生人数当在25万左右。教育界、文化界、宗教界知名人士陶行知、黄炎培、胡适、朱经农，乃至班禅喇嘛都热情关注和支持平民教育运动。
体育运动：青年会是中国新体育的向导和开拓者。从各学校的体育班，发展到校际比赛会、各省和全国运动会，直至亚运会的前身远东运动会，都由青年会首先倡导。1912年青年会设立体育部，是为中国最早的专门体育机构。它在以下方面为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培养体育人才，引进南美国青年会发明的体育项目——篮球和排球；介绍近代体育思想和体育教育；组建体育机构和推动社会体育活动，使中国近代体育从无到有地开展起来。
此外，青年会还开展公民卫生运动、学生救济、军人服务、劳工社会福利等活动，创建近代基督教史上唯一一个中国人自办的出版机构。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的那样，从第一任干事来会理1885年到中国直到1949年，青年会一直是中国社会改革的推动力。它对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方面产生的影响，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找不到同样的例子。
1949年以后，青年会不同程度地停止了活动，到“文革”期间，则完全停止活动。1980年以后，青年会恢复工作，同时恢复了与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友好往来与合作。目前，青年会在十个城市还有青年会的机构和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