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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
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人生观，而一个民族的人生观往往为这个民族的宗教信仰所支配，一个民族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决定了一个民族的人生观。
欧美人的主流信仰是基督教（包括基督新教、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教深刻地影响着西方人的人生观。基督教徒的经典叫《圣经》，《圣经》分《新约》和《旧约》。《旧约》的开篇为《创世记》，耶和华神第一天创造了光；第二天创造了空气；第三天创造了植物；第四天创造了时间；第五天创造了动物；第六天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让人管理地上的一切动物、植物，这样耶和华神就创造出了整个世界；第七天是神的安息日，神就休息了。人是神创造的，人应该按照神的方式去生活，这就是西方周日的来历，所以有人又称周日为“礼拜日”，即礼拜神的日子。
中国人的人生观也受中国人的信仰所支配。在中国占主流的信仰认为，人不是神创造的，而是天地创造的，是大自然的杰作。天是宇宙间万物的父亲，地是宇宙间万物的母亲，天施气，地受气，万物与人就生成了。孝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范畴，孝就是善事父母，而最大的父母或者说人终极意义上的父母就是天地，所谓“天地者，生之本”，天地是人的生命的终极源头。对天地如何孝呢？中国古人认为，对天地的孝就是效，即效法天地之德就是天地的孝子，违背天道、天理就不是天地的孝子。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卦·象传》）这是说，天是健动不已、运动不息的，太阳东升西落，四时寒往暑来，从未停止过，有修养的君子应当像天那样，自强不息。在中国人生活中尤其是农业文明阶段，中国人没有退休之说，却有告老还乡、落叶归根之念，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荀子在《劝学》中说，“学不可以已”，学习不可以停止下来。什么时候学可以停止下来呢？他说“学至乎没而后止也”，即生命结束了，学习才可以停止下来。终身学习，勤勉一生，这是对天德的效法。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国人效法天道而生活，不是西方那样依神的方式而生活；中国古人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有祭祀，但没有礼拜日或曰星期天。
自强不息包含着不屈不挠、顽强向上的人生态度。孟子有言：“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坚贞不屈、确乎不拔是中华民族的优良品格，也是中国人的人生信念。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是一部饱经患难的历史，她之所以能一次又一次从患难中挺立起来，昂首前行，得益于这种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认为挫折、患难是人的成长方式，是磨炼的机会，所谓“天降大任”，才会让你有一番的磨难，经受一系列的挫折，增强你的韧性，成就你的才干，增长你的智慧，以堪当大任！正是“苍天着意困英雄！”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在这里转化为人生的信念、对挫折的达观，以及敢于接受、勇于挑战的信心。
六、推己及人的仁爱精神
《荀子·子道》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子路去见孔子。孔子问他：“知（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回答：智者使人知道自己，仁者让人爱自己。孔子说，做到这样可称得上士了。子贡去见孔子，孔子以同样的问题问子贡。子贡回答说：“知者知人，仁者爱人。”孔子说，这可以称得上有修养的士了。颜渊去见孔子，孔子也以这个问题问他。他回答说：“知者自知，仁者自爱。”孔子说，这可以称得上是明达的君子了。智包括人知、知人、自知，仁包含人爱、爱人、自爱。自爱是仁爱的起点，也是仁爱的终点。一个自爱的人才会让人爱，才会去爱人，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爱；一个自知的人才会知人，才会使人知，最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知。
“仁”是孔子学说的核心范畴，是孔子学说的全部根据所在。仁就是爱，就是博爱。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在《原道》中说“博爱之谓仁”，是很有道理的。今天我们一说博爱就想到基督教的博爱，想到西方近代文化所宣扬的自由、民主、博爱，而忘却了“博爱”是中国人的发明。孔子的“泛爱众”是博爱的另一表达方式，而《孝经》则明确提出了“博爱”这个词：“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陈之以德义，而民兴行。”这是说，先王发现孝的教育可以让百姓善良，所以就将博爱教化放在首位。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多处讲到博爱，如“博爱而容众”等等。一句话，博爱不是西方的舶来品，而是中华民族 文化固有之观念。
基督教徒所讲的“爱人若己”，将其翻译为“博爱”并不准确，若翻译为墨子的“兼爱”则基本对应，因为“兼爱”就是“爱人若己”的浓缩，与《孝经》《春秋繁露》《原道》等儒家著作所讲的博爱的含义相去甚远。韩愈明确提出“博爱之谓仁”，但博爱只是仁的部分含义的表达，并不是仁的全部内容。孔子所讲的仁的含义非常丰富，它是各种美德的总根源。
从孔子始，儒家认为，仁是人的本质，人如果失去了仁这种品质，就不成其为人了。所以《孟子·尽心下》认为，“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也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人如果失去了仁，人就不是人；反之，人具有仁，人就是人。这就告诉我们，一个人因为他有仁爱之心，才是一个人；没有仁愛之心，这个人就不是人。中国人骂人最凶狠的话就是不仁不义，不说人话，不办人事。一个不仁不义的人，说的话就不是人话，办的事就不是人事。
有个成语叫“麻木不仁”，为什么“麻木”会“不仁”呢？近代思想家谭嗣同有本书叫《仁学》，其中指出“仁是通”，不通就是不仁，通就是仁。“麻木”就是血脉不通，血脉畅通就不会麻木。我坐久了，姿势坐得又不对，腿会麻木；我枕着胳膊睡觉，时间久了，胳膊也会麻木，这都是血脉受到压迫造成的结果。仁在哪里？仁无所不在，仁就在我们身上，就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血脉畅通就不麻木，就是仁；血脉不流畅，就会让人产生麻木感，麻木就是不仁。身体会麻木，人的心会不会麻木？同样会。身体麻木是身有病，心灵麻木是德有亏。人心之麻木就是对别人的困难、伤痛、疾病、灾害漠不关心，甚至心狠手辣地去残害他人，这种心就是不仁。宇宙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用老百姓的话说“人心都是肉长的”，人人都有同情心、怜悯心、良心，一个人的良心坏了，老百姓会说“良心被狗吃了！”一个有修养的君子，是要保障自己的良心如何才能“不被狗吃”，“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孟子·离娄下》）。君子与一般人不同，在于他能时时处处注意保存、长养自己的 仁心。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们的心是相互沟通、相互感通、相互感应的，甚至会心心相印。这种感通就是我们仁心的释放，感通于父母，就是孝；感通于兄长，就是悌；感通于国家，就是忠；感通于朋友，就是信。当然，儒家认为，仁爱从当下做起，从自己的身边做起。孔子的仁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将心比心，推己及人。这种仁爱精神就是孟子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
七、舍生取义的价值取向
文天祥有句名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生命对每个人而言都只有一次，生命对人之重要人人都明白。然而，活着与尊严相比，生命与道义相比，儒家认为人的尊严比活着重要，道义比生命重要。文天祥是儒家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是孔子的信徒，他认为人的自然生命都会结束，人人都会死，自然生命是短暂的，但忠义将长存史册，光照千秋。
孔子曾言：“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志士仁人”是人间正义的化身，体现着人类的精神价值，是德行高尚的人；当自己的生命与成全仁德发生矛盾、冲突时，志士仁人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成仁，而不是求生，这是传统知识分子应有的气节、操守。孔子又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三军可改变统帅，但一个普通的男子汉却不会改变自己的志向。三军虽然强大，但其统帅可以被对方抓去，一旦丢失统帅，三军就没有了主心骨，马上会垮掉、散掉。匹夫虽然只是一个人，但只要志向坚定，笃信善道，任何人、任何力量都无法让他改变。《三国志·蜀书·张飞传》记载：张飞攻下巴郡，活捉巴郡太守严颜。张飞斥责严颜：“我大军到来，为什么不投降？”严颜回击张飞：“你们毫不讲理，侵我州郡，我州只有断头将军，没有投降将军。”严颜虽然被活捉，失去了三军，只是一匹夫而已，但面对张飞这个三军统帅，面不改色，厉声斥责，头可断，但道义不能丢。张飞被其感动，义释严颜。
在孔子那里是“杀身成仁”，到孟子那里就是“舍生取义”。
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孟子·告子上》）
这是孟子的名言，也是千古绝唱！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是中国知识分子、士大夫面对生死考验，为捍卫民族大义，捍卫人间正道，捍卫人的尊严，而义无反顾，慷慨赴死。颜杲卿、颜真卿、文天祥、史可法、谭嗣同、秋瑾、吉鸿昌、李大钊等等，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谱写了一篇篇可歌可泣的人生华章！
八、希贤希圣的人格理想
《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曹操煮酒论英雄”，曹操与刘备一边品青梅酒，一边纵论天下人物。曹操问刘备：当今天下，谁为英雄？刘备将当时的天下豪雄如淮南袁术、河北袁绍、荆州刘表、江东孙策、益州刘璋以及张绣、张鲁、韩遂等等数了个遍，曹操一一否定，指出这些人皆非英雄。曹操明告刘备：“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刘备说：“谁能当之？”曹操以手指刘备，然后指向自己，说：“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这是曹操心目中的英雄，是他对英雄人格的界定：“胸怀大志，腹有良谋”。
英雄非人人可为，也非人人需为。时势造英雄，没有时势，英雄无用武之地，可能就是一位普通的百姓，终老于民间。人人成为英雄是不可能的，但人人成为君子、圣贤则是可能的。期于君子、终于圣人是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文化的重要
特征。
荀子在《劝学》中指出：“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学习从哪里开始？哪里是终点呢？学习的程序开始于读经典，最后读礼；而学习的目标始于成为一个士人，终于成为圣人。学习的程序有个终结，但学习的目标对人而言一会儿也不能离开。不断向圣人的目标努力，是人的本分，放弃了向这一目标努力，人就成为禽兽了。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不为圣贤，则为禽兽”的最早来源。
对传统文化有所了解，或对字帖、书画有所兴趣的人，或到过故宫的人，对“三希堂”不会陌生。三希堂是故宫养心殿的一部分，是清朝乾隆皇帝的书房，原名温室，乾隆改名为三希堂。乾隆书写的“三希堂”匾额和《三希堂记》墨迹，至今还悬挂在墙上。三希堂为什么叫“三希”呢？“三希”其实就是“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
“希”是向往、仰慕的意思，“圣希天”是说圣人向往、仰慕天，希望自己能效法天道，像天那样自强不息、健动不已，像天那样高远、深邃，普照万物。“贤希圣”是说贤良的人即有德有才的人向往、仰慕圣人。“士希贤”是说读书人都希望自己成为一位贤良之人。三国时代，李康《运命论》就有孟轲、荀卿“体二希圣”之说。北宋范仲淹《上张右丞书》也有：“希圣者，亦圣人之徒也。”希圣的人，也是圣人的信徒，从容中道，但不能仅仅抓住圣人的细枝末节。而明确提出三希的人是稍晚一点的、有宋明理学开山之称的周敦颐。他在《通书·志学》中说：“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伊尹、颜渊，大贤也。伊尹耻其君不为尧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挞于市；颜渊‘不迁怒，不贰过’，‘三月不违仁’。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过则圣，及则贤，不及则亦不失于令名。”这就是乾隆三希堂“三希”一词的来源。伊尹，曾耕于有莘之野，商汤三聘而起，成为商朝的开国宰相。他以其君不能成为尧舜那样的圣君、其民不能成为尧舜时代的圣民而深以为耻。而颜渊是孔子的学生，他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过着简单的生活，但不迁怒，不贰过，其心三月不违仁，屡受孔子的赞杨。相传孔子弟子有三千之多，身通六艺者七十余人；颜渊为其三千弟子之冠，七十二贤之首。“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超过了伊尹、颜子就是圣人，达到伊尹、颜子的标准就是大贤。即使达不到伊尹、颜子那样，但以伊尹、颜子为标准也不会失去美好的声誉。
圣贤对人而言，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为不为的问题。在儒家看来，人皆可以为尧舜，“个个人心有仲尼”，人人都有一颗与圣人、与孔子一样的心，这个心叫圣心。“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英雄是时势造的，能否成圣成贤则无关乎时势，不管时代如何，是治还是乱，也不论一个人身份高低，甚至不分接受过怎样的教育，都可以成为圣贤。正所谓“某不识一个字，也不妨堂堂正正做个人”。
明代思想家吕坤认为男儿有“八景”，即“泰山乔岳之身，海阔天空之腹，和风甘雨之色，日照月临之目，旋乾转坤之手，磐石砥柱之足，临深履薄之心，玉洁冰清之骨”（《呻吟语》）。“男儿八景”是人格形态的形象说法。“八景”将中国文化中的德性人格化为艺术性欣赏，由德性之善向艺术之美延展，实现了善与美的统一。（未完
待續）
（选自《崇先祖 重道统—中华文化与民族精神》，中华书局。有删改。作者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
院长）
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人生观，而一个民族的人生观往往为这个民族的宗教信仰所支配，一个民族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决定了一个民族的人生观。
欧美人的主流信仰是基督教（包括基督新教、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教深刻地影响着西方人的人生观。基督教徒的经典叫《圣经》，《圣经》分《新约》和《旧约》。《旧约》的开篇为《创世记》，耶和华神第一天创造了光；第二天创造了空气；第三天创造了植物；第四天创造了时间；第五天创造了动物；第六天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让人管理地上的一切动物、植物，这样耶和华神就创造出了整个世界；第七天是神的安息日，神就休息了。人是神创造的，人应该按照神的方式去生活，这就是西方周日的来历，所以有人又称周日为“礼拜日”，即礼拜神的日子。
中国人的人生观也受中国人的信仰所支配。在中国占主流的信仰认为，人不是神创造的，而是天地创造的，是大自然的杰作。天是宇宙间万物的父亲，地是宇宙间万物的母亲，天施气，地受气，万物与人就生成了。孝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范畴，孝就是善事父母，而最大的父母或者说人终极意义上的父母就是天地，所谓“天地者，生之本”，天地是人的生命的终极源头。对天地如何孝呢？中国古人认为，对天地的孝就是效，即效法天地之德就是天地的孝子，违背天道、天理就不是天地的孝子。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卦·象传》）这是说，天是健动不已、运动不息的，太阳东升西落，四时寒往暑来，从未停止过，有修养的君子应当像天那样，自强不息。在中国人生活中尤其是农业文明阶段，中国人没有退休之说，却有告老还乡、落叶归根之念，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荀子在《劝学》中说，“学不可以已”，学习不可以停止下来。什么时候学可以停止下来呢？他说“学至乎没而后止也”，即生命结束了，学习才可以停止下来。终身学习，勤勉一生，这是对天德的效法。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国人效法天道而生活，不是西方那样依神的方式而生活；中国古人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有祭祀，但没有礼拜日或曰星期天。
自强不息包含着不屈不挠、顽强向上的人生态度。孟子有言：“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坚贞不屈、确乎不拔是中华民族的优良品格，也是中国人的人生信念。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是一部饱经患难的历史，她之所以能一次又一次从患难中挺立起来，昂首前行，得益于这种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认为挫折、患难是人的成长方式，是磨炼的机会，所谓“天降大任”，才会让你有一番的磨难，经受一系列的挫折，增强你的韧性，成就你的才干，增长你的智慧，以堪当大任！正是“苍天着意困英雄！”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在这里转化为人生的信念、对挫折的达观，以及敢于接受、勇于挑战的信心。
六、推己及人的仁爱精神
《荀子·子道》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子路去见孔子。孔子问他：“知（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回答：智者使人知道自己，仁者让人爱自己。孔子说，做到这样可称得上士了。子贡去见孔子，孔子以同样的问题问子贡。子贡回答说：“知者知人，仁者爱人。”孔子说，这可以称得上有修养的士了。颜渊去见孔子，孔子也以这个问题问他。他回答说：“知者自知，仁者自爱。”孔子说，这可以称得上是明达的君子了。智包括人知、知人、自知，仁包含人爱、爱人、自爱。自爱是仁爱的起点，也是仁爱的终点。一个自爱的人才会让人爱，才会去爱人，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爱；一个自知的人才会知人，才会使人知，最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知。
“仁”是孔子学说的核心范畴，是孔子学说的全部根据所在。仁就是爱，就是博爱。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在《原道》中说“博爱之谓仁”，是很有道理的。今天我们一说博爱就想到基督教的博爱，想到西方近代文化所宣扬的自由、民主、博爱，而忘却了“博爱”是中国人的发明。孔子的“泛爱众”是博爱的另一表达方式，而《孝经》则明确提出了“博爱”这个词：“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陈之以德义，而民兴行。”这是说，先王发现孝的教育可以让百姓善良，所以就将博爱教化放在首位。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多处讲到博爱，如“博爱而容众”等等。一句话，博爱不是西方的舶来品，而是中华民族 文化固有之观念。
基督教徒所讲的“爱人若己”，将其翻译为“博爱”并不准确，若翻译为墨子的“兼爱”则基本对应，因为“兼爱”就是“爱人若己”的浓缩，与《孝经》《春秋繁露》《原道》等儒家著作所讲的博爱的含义相去甚远。韩愈明确提出“博爱之谓仁”，但博爱只是仁的部分含义的表达，并不是仁的全部内容。孔子所讲的仁的含义非常丰富，它是各种美德的总根源。
从孔子始，儒家认为，仁是人的本质，人如果失去了仁这种品质，就不成其为人了。所以《孟子·尽心下》认为，“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也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人如果失去了仁，人就不是人；反之，人具有仁，人就是人。这就告诉我们，一个人因为他有仁爱之心，才是一个人；没有仁愛之心，这个人就不是人。中国人骂人最凶狠的话就是不仁不义，不说人话，不办人事。一个不仁不义的人，说的话就不是人话，办的事就不是人事。
有个成语叫“麻木不仁”，为什么“麻木”会“不仁”呢？近代思想家谭嗣同有本书叫《仁学》，其中指出“仁是通”，不通就是不仁，通就是仁。“麻木”就是血脉不通，血脉畅通就不会麻木。我坐久了，姿势坐得又不对，腿会麻木；我枕着胳膊睡觉，时间久了，胳膊也会麻木，这都是血脉受到压迫造成的结果。仁在哪里？仁无所不在，仁就在我们身上，就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血脉畅通就不麻木，就是仁；血脉不流畅，就会让人产生麻木感，麻木就是不仁。身体会麻木，人的心会不会麻木？同样会。身体麻木是身有病，心灵麻木是德有亏。人心之麻木就是对别人的困难、伤痛、疾病、灾害漠不关心，甚至心狠手辣地去残害他人，这种心就是不仁。宇宙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用老百姓的话说“人心都是肉长的”，人人都有同情心、怜悯心、良心，一个人的良心坏了，老百姓会说“良心被狗吃了！”一个有修养的君子，是要保障自己的良心如何才能“不被狗吃”，“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孟子·离娄下》）。君子与一般人不同，在于他能时时处处注意保存、长养自己的 仁心。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们的心是相互沟通、相互感通、相互感应的，甚至会心心相印。这种感通就是我们仁心的释放，感通于父母，就是孝；感通于兄长，就是悌；感通于国家，就是忠；感通于朋友，就是信。当然，儒家认为，仁爱从当下做起，从自己的身边做起。孔子的仁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将心比心，推己及人。这种仁爱精神就是孟子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
七、舍生取义的价值取向
文天祥有句名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生命对每个人而言都只有一次，生命对人之重要人人都明白。然而，活着与尊严相比，生命与道义相比，儒家认为人的尊严比活着重要，道义比生命重要。文天祥是儒家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是孔子的信徒，他认为人的自然生命都会结束，人人都会死，自然生命是短暂的，但忠义将长存史册，光照千秋。
孔子曾言：“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志士仁人”是人间正义的化身，体现着人类的精神价值，是德行高尚的人；当自己的生命与成全仁德发生矛盾、冲突时，志士仁人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成仁，而不是求生，这是传统知识分子应有的气节、操守。孔子又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三军可改变统帅，但一个普通的男子汉却不会改变自己的志向。三军虽然强大，但其统帅可以被对方抓去，一旦丢失统帅，三军就没有了主心骨，马上会垮掉、散掉。匹夫虽然只是一个人，但只要志向坚定，笃信善道，任何人、任何力量都无法让他改变。《三国志·蜀书·张飞传》记载：张飞攻下巴郡，活捉巴郡太守严颜。张飞斥责严颜：“我大军到来，为什么不投降？”严颜回击张飞：“你们毫不讲理，侵我州郡，我州只有断头将军，没有投降将军。”严颜虽然被活捉，失去了三军，只是一匹夫而已，但面对张飞这个三军统帅，面不改色，厉声斥责，头可断，但道义不能丢。张飞被其感动，义释严颜。
在孔子那里是“杀身成仁”，到孟子那里就是“舍生取义”。
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孟子·告子上》）
这是孟子的名言，也是千古绝唱！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是中国知识分子、士大夫面对生死考验，为捍卫民族大义，捍卫人间正道，捍卫人的尊严，而义无反顾，慷慨赴死。颜杲卿、颜真卿、文天祥、史可法、谭嗣同、秋瑾、吉鸿昌、李大钊等等，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谱写了一篇篇可歌可泣的人生华章！
八、希贤希圣的人格理想
《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曹操煮酒论英雄”，曹操与刘备一边品青梅酒，一边纵论天下人物。曹操问刘备：当今天下，谁为英雄？刘备将当时的天下豪雄如淮南袁术、河北袁绍、荆州刘表、江东孙策、益州刘璋以及张绣、张鲁、韩遂等等数了个遍，曹操一一否定，指出这些人皆非英雄。曹操明告刘备：“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刘备说：“谁能当之？”曹操以手指刘备，然后指向自己，说：“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这是曹操心目中的英雄，是他对英雄人格的界定：“胸怀大志，腹有良谋”。
英雄非人人可为，也非人人需为。时势造英雄，没有时势，英雄无用武之地，可能就是一位普通的百姓，终老于民间。人人成为英雄是不可能的，但人人成为君子、圣贤则是可能的。期于君子、终于圣人是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文化的重要
特征。
荀子在《劝学》中指出：“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学习从哪里开始？哪里是终点呢？学习的程序开始于读经典，最后读礼；而学习的目标始于成为一个士人，终于成为圣人。学习的程序有个终结，但学习的目标对人而言一会儿也不能离开。不断向圣人的目标努力，是人的本分，放弃了向这一目标努力，人就成为禽兽了。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不为圣贤，则为禽兽”的最早来源。
对传统文化有所了解，或对字帖、书画有所兴趣的人，或到过故宫的人，对“三希堂”不会陌生。三希堂是故宫养心殿的一部分，是清朝乾隆皇帝的书房，原名温室，乾隆改名为三希堂。乾隆书写的“三希堂”匾额和《三希堂记》墨迹，至今还悬挂在墙上。三希堂为什么叫“三希”呢？“三希”其实就是“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
“希”是向往、仰慕的意思，“圣希天”是说圣人向往、仰慕天，希望自己能效法天道，像天那样自强不息、健动不已，像天那样高远、深邃，普照万物。“贤希圣”是说贤良的人即有德有才的人向往、仰慕圣人。“士希贤”是说读书人都希望自己成为一位贤良之人。三国时代，李康《运命论》就有孟轲、荀卿“体二希圣”之说。北宋范仲淹《上张右丞书》也有：“希圣者，亦圣人之徒也。”希圣的人，也是圣人的信徒，从容中道，但不能仅仅抓住圣人的细枝末节。而明确提出三希的人是稍晚一点的、有宋明理学开山之称的周敦颐。他在《通书·志学》中说：“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伊尹、颜渊，大贤也。伊尹耻其君不为尧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挞于市；颜渊‘不迁怒，不贰过’，‘三月不违仁’。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过则圣，及则贤，不及则亦不失于令名。”这就是乾隆三希堂“三希”一词的来源。伊尹，曾耕于有莘之野，商汤三聘而起，成为商朝的开国宰相。他以其君不能成为尧舜那样的圣君、其民不能成为尧舜时代的圣民而深以为耻。而颜渊是孔子的学生，他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过着简单的生活，但不迁怒，不贰过，其心三月不违仁，屡受孔子的赞杨。相传孔子弟子有三千之多，身通六艺者七十余人；颜渊为其三千弟子之冠，七十二贤之首。“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超过了伊尹、颜子就是圣人，达到伊尹、颜子的标准就是大贤。即使达不到伊尹、颜子那样，但以伊尹、颜子为标准也不会失去美好的声誉。
圣贤对人而言，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为不为的问题。在儒家看来，人皆可以为尧舜，“个个人心有仲尼”，人人都有一颗与圣人、与孔子一样的心，这个心叫圣心。“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英雄是时势造的，能否成圣成贤则无关乎时势，不管时代如何，是治还是乱，也不论一个人身份高低，甚至不分接受过怎样的教育，都可以成为圣贤。正所谓“某不识一个字，也不妨堂堂正正做个人”。
明代思想家吕坤认为男儿有“八景”，即“泰山乔岳之身，海阔天空之腹，和风甘雨之色，日照月临之目，旋乾转坤之手，磐石砥柱之足，临深履薄之心，玉洁冰清之骨”（《呻吟语》）。“男儿八景”是人格形态的形象说法。“八景”将中国文化中的德性人格化为艺术性欣赏，由德性之善向艺术之美延展，实现了善与美的统一。（未完
待續）
（选自《崇先祖 重道统—中华文化与民族精神》，中华书局。有删改。作者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
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