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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荣新江、冯培红先生于《历史研究》2001年1期同时刊出大作，均认为归义军曹氏统治者为粟特后裔。这一结论有商榷的必要。考之史籍早在秦汉之际中原曹姓就已入居敦煌，其子孙又在河西一带枝叶分布。据《曹通神道碑》等，唐初谯郡曹通家族又因官居于瓜州，且屡立军功，荫及子孙，遂成为瓜沙颇为显赫的大族。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很可能为其族属。此外从归义军曹氏之婚姻关系、曹氏统治时期粟特后裔的地位及其影响等分析，都无法证明曹氏为粟特后裔。莫高窟一些洞窟中绘有曹议金的大幅供养画像和题记，画面上曹议金丝毫没有胡人相貌特征，完全为汉族面貌。
关键词：敦煌；归义军；曹议金；粟特；商榷
中图分类号：K825．81；K8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06)06-0109-07
荣新江、冯培红二先生于《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同时刊出大作，分别题为《敦煌归义军曹氏统治者为粟特后裔说》、《敦煌曹氏族属与曹氏归义军政权》，二文(以下分别简称荣文、冯文)均认为归义军曹氏统治者出自粟特后裔。两篇大作视角新颖，立论独特，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看法，很快成为敦煌学界议论的一个热点，引起人们的广泛兴趣和关注，笔者亦从中受益颇多。然而仔细分析有关资料，我们认为荣、冯二位先生的观点仍有不少推测成份，难成定论。笔者不揣梼昧，翻检、征引若干新的史料，拟重新就这一问题予以探讨，并与荣、冯二先生作一商榷性的讨论，以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正确地认识和评估粟特势力及其文化在敦煌、河西的影响状况。
一 曹议金的来历之谜
敦煌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家族的郡望为谯郡，这在敦煌遗书和莫高窟题记中多有载录。冯文统计莫高窟第55、61、85、100、108、256、342、431、444、454窟和榆林窟第16、19、25、34、35等窟供养人题记，以及P．3660、P．3827、P．4514、P．4516、P．4638、S．0518、S．2687、S．4398等文书中均称曹议金家族出自毫州谯郡。
考之史籍，早在秦汉之际中原曹氏就已入居敦煌。《郃阳令曹全碑》载：
君讳全，字景完，敦煌效谷人也。其先盖周之胄，武王秉乾之机，剪伐殷商，既定尔勋，福禄攸同，封弟叔振铎于曹国，因氏焉。秦汉之际，曹参夹辅王室。世宗廓土斥境，子孙迁于雍州之郊，分止右扶风，或在安定，或处武都，或居陇西，或家敦煌。枝分叶布，所在为雄。君高祖父敏，举孝廉，武威长史、巴郡朐忍令、张掖居延都尉。曾祖父述，孝廉，谒者、金城长史、夏阳令、蜀郡西部都尉。祖父凤，孝廉，张掖属国都尉丞、右扶风隃麋侯相、金城西部都尉、北地太守。父琫，少贯名州郡，不幸早世，是以位不副德。……(曹全)历郡右职，上计掾史，仍辟凉州，常为治中、别驾。纪纲万里，朱紫不谬。出典诸郡，弹枉纠邪，贪暴洗心，同僚服德，远近惮威。建宁二年，举孝廉，除郎中，拜西域戊部司马。
曹全及其高祖父、曾祖父、祖父等均任高官，其子孙又在河西一带枝叶分布，“所在为雄”。可见敦煌曹全家族当时堪称一方望族。其祖父曹凤事迹又见于《后汉书·西羌传》、《水经注·河水注》等典籍，载曹凤上言和帝刘肇：“建复西海郡县，规固二榆，广设屯田，隔塞羌胡交关之路，遏绝狂狡窥欲之源。又殖谷富边，省委输之役，国家可以无西方之忧。”上从之，曹凤遂率部屯田湟水一带。《后汉书·西域传》还记载了安帝时敦煌太守曹宗拒北匈奴之事；同传又记灵帝建宁三年(170)凉州刺史孟佗遣从事任涉将敦煌兵五百人与戊己司马曹宽等讨疏勒事。有学者认为曹宽与曹全应为同一人。《后汉书·赵咨传》又记敦煌人曹暠(曾举孝廉)，官任荥阳令。迨及魏晋曹氏子孙仍可见于史籍。如前凉尚书侍郎、西平太守曹祛，武街护军曹权等。
荣文曰：“敦煌的谯郡曹氏一族在归义军出现以前没有见到任何记载”。冯文亦云：“自曹魏迄宋，在传世史籍中找不到谯郡曹氏徙居敦煌的记载。”这些说法显然与史实不符。除上考秦汉之际迁入敦煌的曹全家族外，笔者翻检有关史籍，找到了唐初移居瓜州常乐县的另一位曹氏重要人物——曹通。其事迹载于《曹通神道碑》(碑文杨炯撰)，《文苑英华》卷910、《全唐文》卷194均有收录。碑文云：
君讳通字某，其先沛国谯人也。近代因官遂居于瓜州之常乐县，故今为县人焉。颛顼高阳之子孙，曹叔振铎之苗裔。山河白马，汉丞相开一代之基；谯郡黄龙，魏武帝定三分之业。承家恤胤，岳峙星罗，居雍州之西境，断匈奴之右臂。……祖某隐居不仕，父显荡寇将军。……皇运之初，……隗嚣尚屯于陇右，贺拔盛操符誓众，斩木称兵，以辫发左衽之余，负祷杌穷其之号，遂欲驱驰我塞北，扰乱我河西。天子不怿于庙堂，鼓其雷电；使者相望于道路，申其吊伐。武德元年乃招侍中杨仁恭出使，先之以德义，陈之以兵甲。……君深知逆顺，独断胸怀，去危即安。转祸为福。……敕授昭武校尉。鲜卑丑类，慕容残孽，迁于大棘之城，止于小兰之介。虽谓其群下，愿闻礼于上京，而拜于将军，遂夸大于诸国。贞观八年，诏特进，代国公李靖为行军大总管，登坛拜将，授钺行师。……君当仁不让，闻义则行，……诏除上骑都尉。车师旧国，俯枕前庭；戊己遗墟，斜连后壁。负天山而板荡，拥蒲海而虔刘。圣人之德，非欲穷兵黩武；王者之师，盖为夷凶靖乱。十四年，诏兵部尚书侯君集为行军大总管，……君缅怀高义，思报国恩。从来六郡之子，是为万人之敌。梯)中所及，披靡坚城；矛戟所临，野无横阵。一举而清海外，再战而涤河源。饮至策勋，抑惟恒授，诏除上柱国。君备尝艰阻，频有战功，天子闻之，累加征辟。慕田畴之节，羞卖卢龙之塞。……遂乃散发乡亭，拂衣丘壑。……家童有礼，皆使拜宾。门客多才，成能市义。南宫养老，坐闻鸠杖之荣；东岳游魂，俄见鹤书之召。以龙朔元年某月某日终于里第，呜呼哀哉。夫人某官之女也。……长子游击将军和政府右果毅都尉上柱国永雄。次子朝散郎行西州柳中县主簿上骑都尉知君。……长妇某氏即永雄之妻也，某官之女。……右翊尉卫宏轨……
“雍州西境”、“断匈奴之右臂”，其地望即指河西一带。由上可知曹通实与东汉曹全同属周武王之弟叔振铎(封于曹国)之苗裔、汉丞相曹参之后，同出于谯郡。荣新江以为曹全一族“显然与谯郡不是一支，以后这一支在敦煌的历史上也几近绝迹”，这一看法显然站不住脚。事实上谯郡曹氏家族不仅秦汉之际即已入迁敦煌、河西一带，曹魏时居于“雍州西境”，而且晚至距唐不远的“近代”亦有因官移居瓜沙者。至于曹通及其子孙，在唐高祖、太宗两朝以至后世，屡建战功，颇为显赫，成为名副其实的敦煌大族。
由碑文知，曹通一生主要干了三件大事：一是武德初期参与平定敦煌贺拔行威的叛乱，二是贞观八、九年间(634～635)从李靖军征讨吐谷浑；三 是贞观十四年(640)从侯君集军平高昌。在这三次战役中曹通均建有军功，分别被授予“昭武校尉”、“上骑都尉”、“上柱国”等职衔。
又据碑文，曹通其他家庭成员的任职情况大略如下：
祖父 曹某 隐居未仕
父 曹显 荡寇将军
长子 曹永雄 游击将军 和政府
右果毅都尉 上柱国
次子 曹知君 朝散郎 行西州柳
中县主簿 上骑都尉
长孙 曹宏轨 右翊尉卫
可见曹通家族因官居于瓜州后，其父辈即以军功发迹，其子孙亦有官位，还荫及后人。从婚姻状况看，曹通夫人、长媳又均为官宦之女。其家族在敦煌的声威和权势颇可炙手。
又由碑文知，曹通功成名就后“慕田畴之节，羞卖卢龙之塞”，即解甲还乡，“遂乃散发乡亭，拂衣丘壑，……坐闻鸠杖之荣”。家中有奴童、门客，家资之殷厚自不待言。再加上其子孙均居官职，通婚对象也都为官宦之家，曹通家族无疑为瓜沙地区显赫的一支大族。因此有理由认为，同为谯郡郡望的曹议金有可能即是曹通家族的后代。
为了进一步究明问题，笔者还注意到曹氏族属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曹良才。此人又名曹仁裕，是曹议金的长兄。P．4638《曹良才邈真赞并序》：“公讳厶乙，字良才，即今河西一十一州节度使曹大王之长兄矣。公乃是毫州鼎族，因官停彻(辙)于龙沙，谯郡高原，任职已临于西府。祖宗受宠，昆季沾恩。官禄居宰辅之荣，品秩列三公之贵。门传阀阅，输匡佐之奇才；勋业相承，有出入之通变。”该文书述及其先祖的语句与《曹通神道碑》的有关内容颇为一致。
如“公乃是亳州鼎族，因官停彻(辙)于龙沙，谯郡高原，任职已临于西府”一句，就与《曹通神道碑》所记“其先沛国谯人也，近代因官遂居于瓜州之常乐县，故今为县人焉”一致。冯文认为：《曹良才邈真赞并序》“未叙谯郡曹氏先祖于何时到敦煌做官，语焉含糊，不足征信。另外敦煌名族志文书中并无曹氏族志这一点同样也说明了曹议金这一支曹氏的来历不明，其先人并无足以骄人的阀阅门资和为官业绩”。显然这种判断是不能成立的，是不能以此做为曹议金为粟特后裔的证据的。如果将曹议金一族看作曹通家族的后代，这些疑点自会冰释。曹通家族乃“近代因官遂居瓜州之常乐县”，曹通主要活动的时代在高祖、太宗两朝，其子孙后嗣的影响无疑又会延及唐代中后期以至更远，这距曹议金崛起的五代初期相当接近，且其家族兴旺，军功显赫，家族背景不可能不为州人所知，也不可能不在一段时间内存在影响。故而曹议金没有任何必要，也没有可能去伪造、篡改其家族郡望。又因为两件《敦煌名族志》文书皆首尾俱残，其中P．2625仅存张氏的最后一部分(约百余字)、阴氏和索氏的前一部分；P．4010残损更甚，仅余10行，仅记索靖事迹。因而敦煌名族志中没有曹氏名族的记载不足为怪，这应是文书本身残损之故。
由以上论证可见，曹议金家族恐怕很难和粟特裔民挂上钩，显然应为敦煌汉族豪门。
二 归义军曹氏之婚姻关系
荣文专列“曹氏的婚姻关系”一节，认为“曹氏与甘州回鹘汗族及于阗王族的联姻，很难仅仅用政治婚姻来解释，很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种族同为胡族，甚至同为伊朗人种，在胡族内部联姻制的影响下而结合。也就是说，从婚姻的角度也可以为归义军曹氏出自粟特后裔的说法提供一个可能性。”这种推测显得过于牵强。
曹议金娶甘州回鹘可汗之女为妻，又嫁女给甘州回鹘可汗和于阗王，同时他的三个儿子相继执政后仍奉甘州回鹘公主为“国母天公主”，这些作法完全是一个政权政治上的需要和外交手段，这也是由当时的社会背景所决定的。曹议金上台后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东面有甘州回鹘虎视耽耽，西北有西州回鹘雄居一方，西南则是强盛的于阗王国，同时周围还有吐谷浑、仲云、龙家、 末等民族、部族散布，真可谓“六蕃四面围”，孤悬西陲，境况险恶。曹议金则以其睿智和才能，汲取张承奉西汉金山国割据称霸、东征西讨、四面受敌最终导致败亡的深刻教训，改变外交策略，通过和亲联姻等办法，东面结好甘州回鹘，西面联络于阗王国，并与西州回鹘保持友好关系，从而为归义军政权营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毫无疑问曹氏与甘州、于阗的姻亲关系只能视为政治上的和亲手段。
莫高窟第98窟为曹议金的功德窟，由其供养人题记等史料看，曹议金虽与甘州、于阗联姻，但就其整个家族联姻对象来看仍以汉族占绝大多数。曹议金有三位夫人，分别是甘州回鹘天公主、钜鹿索氏、广平宋氏。其姊妹出适氾、张、罗、阎诸氏；其女分别出适阴、翟、邓、陈、慕容诸氏；其子分别娶索、张、阎、李、翟诸氏；其侄女又出适李、氾诸氏。这里需特别指出的是与曹氏通婚的罗氏、翟氏均为汉族，非胡人后裔。P．2482《罗盈达墓志铭并序》：“府君讳盈达，字胜迁。神资(姿)异貌，岳立英雄，久传通辩之雄才，夙蕴天聪之异众。其先著姓，本自颛顼末胤，受封于房州罗国，故号罗氏。后一子任职敦煌，子孙因官，遂为此郡人也。……夫人曹氏即前河西节度使曹大王之贵妹也。……女小娘子出适曹氏。”至于敦煌翟氏的郡望有两种记载，即蔡州汝南之上蔡和江州浔阳郡。P．4640《翟家碑》称：“河右振其嘉声，上蔡闻其雅誉”，该氏当源出蔡州汝南郡，这是归义军初期的记载。迨归义军后期则又有浔阳翟氏。如莫高窟第220窟甬道北壁留有五代翟奉达发愿题文：“清仕信弟子节度押衙守随军口(参)谋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使中丞上柱国浔阳翟奉达……”由此可以排除与曹氏通婚的罗氏、翟氏属中亚吐火罗国后裔和高车国后裔的可能性。
可见，除吐谷浑慕容氏族系外，在瓜沙当地同曹氏联姻的几乎均为敦煌汉族著姓。通过婚姻所张开的这张大网，使曹氏统治者与这些世家大族建立了既紧密又复杂的人际关系，结成一个盘根错节的关系网，这是曹氏政权维护其统治的重要社会基础。曹氏之所以能够顺利取代张氏并稳定和发展其统治，其婚姻关系是一支重要力量。事实上早在曹议金上台之前，作为敦煌大族的曹氏就已与张氏统治者联姻，如曹盈达就是归义军张氏家族的女婿。P．3718《曹盈达写真赞并序》：“公讳盈达，字盈达，则故敦煌郡首张公第十六之子婿矣。”虽然目前还尚不能证明曹盈达与曹议金家族有无宗亲关系，但从其写真赞所云“门承贵族，阀阅晖联；名高玉塞，礼乐双全”可以判断，其应属汉族曹氏无疑，或亦为曹通族属。或许曹氏家族正是通过这种姻亲关系，才使其势力迅速上升，最终取代张氏而掌持归义军政权。
荣文云：“粟特人入华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习惯于内部联姻。……即使在中原内地，粟特后裔的内部联姻仍然顽强地保持着。”荣先生还以晚唐魏博节度使何进滔、后晋皇帝石敬塘等粟特后裔的内部联姻举例论说。既然如此，而我们却在敦煌文献中找不到曹氏与粟特诸姓联姻的资料，在敦煌颇有实力的粟特康氏、安氏等并未成 为曹氏家族通婚的对象。就此我们不能不提出疑问，若曹议金果为粟特后裔，为何不见曹氏家族与粟特诸姓联姻?依荣先生的观点推理，这只能说明曹议金根本就不是粟特后裔，同时也说明康氏、安氏等粟特诸姓虽有一定实力，但远不及汉族著姓实力强大，而曹氏家族自视为中原豪族尚不屑与粟特后裔联姻。
从以上情况来看，归义军曹氏家族的婚姻关系处处都体现着汉族大姓的婚姻观念，而非荣文所说：“曹氏的婚姻关系很难用汉族大姓的婚姻观念来看待。”
三 曹氏统治时期粟特后裔的地位和影响
近年来关于敦煌粟特人的情况，不少学者做过专门研究，并有学者认为敦煌粟特人的势力相当大。诚然，入居敦煌的粟特人确有不少，并在8世纪中叶还一度形成了粟特人聚居的从化乡，该乡约300户、1400多人口中粟特人占了大部分。然而就整个敦煌社会来看，粟特人势力究竟有多大?其影响究竟达到何种程度?是否如冯文所断言的“曹氏归义军政权的性质应为以粟特族人为主并联合部分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如荣文所认为的“在曹氏归义军的官府中粟特后裔占有很大比重”?这又是需要我们以史实为依据予以客观分析的。
我们不妨先来分析一下张氏归义军时的情况。当时粟特人的势力和影响可以从P．4640《唐己未至辛酉年(899～901)归义军衙内布纸破用历》中略窥一二。该文书共有284行，登录了张氏归义军衙内外官吏需用布纸的支出情况。时归义军瓜沙二州境内设有六个军镇，从此卷知担任六镇镇使的分别是紫亭镇使高神政、邕归镇使杨神海、悬泉镇使曹子盈、新城镇使张从武、寿昌镇使研罗悉兵(己未年)、寿昌镇使张议城(庚申年)、玉门镇使索通达、玉门镇副使张进达。悬泉镇使曹子盈暂无法确定其族属，从其名来看可能为汉族。己未年担任寿昌镇使的研罗悉兵显非汉人，但一年后(庚申年)已换为汉人张议城了。可见把持六镇的殆乎全是汉人。此外该卷中出现的大小官吏有142人，有可能为粟特姓者所占比重不足10％。
张氏归义军时期虽有粟特后裔康通信、康使君等担任重要官职，但与汉人相比其势力毕竟有限，似不宜将个别或少数粟特人在归义军中的任职或任要职即看作是粟特后裔势力占有优势的依据。P．3720、S．56306张淮深造窟功德碑》记：“河西异族狡杂，羌、龙、(口昷)末、退浑数十万众，驰诚奉质……”此处“河西异族”中并未言及粟特，说明其人数与达“数十万众”的整个河西少数民族相比，粟特人势力并不算太强。
我们再来看曹氏归义军时的情况，即以莫高窟第98窟曹议金功德窟供养人题记为例做一分析。该窟共保留供养人题记169条，除去内宅眷属、释门僧人以及于阗国主等外，其中可以辨认姓名的曹氏归义军各类官员共计75人，又其中可以确定为汉族官员者61人，可能是粟特官员者仅11人，其他民族官员3人。在可能是粟特官员中米姓1人、安姓4人、罗姓2人、史姓1人、曹姓仅3人(不包括曹盈达，因由其写真赞可确知其为汉人)。罗姓2人为罗守忠与罗安信，曹姓3人为曹安宁、曹通玄和曹国昌。从这5人的名字来看均可能是汉族，还未必一定是粟特人。即使将曹、罗二氏均算作粟特人，窟中粟特官员也仅占官员总数的14．67％，事实上有可能粟特官员仅占官员总数的8％；而汉族官员则至少占到官员总数的81．3％，若将曹、罗二氏亦算入汉族官员的话，其比例即占到官员总数的88％。可见曹议金的各类官员中汉族占了绝大多数，曹氏归义军的统治基础无疑仍以汉族为主，粟特人的势力并不很强，如何谈得上“曹氏归义军政权的性质应为以粟特族人为主”?至于该窟题记中的僧官大德(共35人)因均未标明其俗姓，尚无法判断其族属，但依理亦应是汉人占绝对优势。
况且归义军时期粟特安姓和康姓势力相对于米、史、曹、石等粟特其他姓要大得多，这就很难理解果若粟特后裔执掌归义军政权的话，为什么不是康氏或安氏，而是曹氏?
荣文还写道，粟特后裔在归义军外交上起着重要作用，由于粟特人在语言上的天分，充当了不同国家和民族间的使者和翻译，代表归义军曹氏出使东西各国的使者有不少是粟特后裔。这一看法笔者基本赞同。但遗憾的是荣氏并没有指出粟特后裔在归义军外交使团中究竟占有多大比重，其重要到何等程度。检梳敦煌文书可知，尽管粟特后裔在外交上的作用不容忽视，然而曹氏归义军外交通使人员中仍多为汉族。曹氏归义军与西州回鹘、甘州回鹘、于阗王国等常常互通使节。即依荣氏大著《归义军史研究》第11章第4节检索出的曹氏归义军出使人员来看，其出使西州者有令狐愿德(P．2737)、张修造(北图殷字41)、康员进(P．3501V)、吴保住(P．3579)、贾彦昌(P．3453)、索僧正(S．5937)、住儿(P．3156)、徐留通(P．3472)、僧法宝(P．3051V)、宋虫口(P．2652)、武达儿弟(P．4638)、僧善友(S．4504V)、龙弘子(S．4504V)等；出使伊州使者有王悉多敦(北图殷字41)、康幸全(P．2504V)、康员奴(P．3501V)、马报达(北图新1013)等；出使甘州使者有梁保德(S．4884)、贾荣实(P．2992V)、曹延定(P．2155V)、索仁安(S．0389)、口住(P．3156)、程住儿(S．1403)、阎物成(P．3272)等；出使于阗使者有润宁(P．4638)、富住(P．3416)等[9][P364]。上述26人中，从其姓名观之，可能为粟特人或其后裔者至多4人(康员进、康幸全、康员奴、曹延定)，另有其他民族者2人(王悉多敦、龙弘子)，而汉族人员应在14人以上，远多于粟特人。
由上可见，尽管出使西州、伊州、于阗等地粟特人具有民族上、语言上等方面的独特优势，然而活跃在这一带的归义军使者大多仍为汉人，仅少数为粟特后裔和其他民族人员。
我们再来看敦煌下层社会的情况。池田温先生认为粟特人聚落从化乡在吐蕃占领敦煌后就基本消失了，一部分居民离散，残存下来的一部分居民则依附于汉人的寺院下生存。笔者认为，从化乡消失后原来的聚落形式已不复存在，即使粟特人仍部分地聚集在一起，也只可能限于少数，不会再有如从化乡那样千人的聚落，这可从敦煌文书中得到反映。兹举一例：约撰于晚唐的《沙州诸寺尼籍》(S．2669)登录了来自敦煌11个乡的尼名籍，共计268人，其中可能为粟特姓者仅16人，仅占总人数的5．97％。就这16人来看其中有些人还未必就一定是粟特后裔，如慈惠乡的曹宠真、莫高乡的曹意气等。这些粟特居民分布在9个乡中，莫高乡最多，有5人，效谷、赤心二乡仅各1人，洪润乡和玉关乡没有。可见归义军时期粟特居民数量既少，而且分布相当分散。
事实上是，归义军时期粟特居民多分散在汉族居民聚落内，与汉族居民交错而居，互为邻里。 如S．3827《天复九年(909)安力子卖地契)记，粟特后裔安力子田地四至分别与汉族唐荣德、氾温子等毗邻。又如S．3835《宋太平兴国九年(984)马保定卖宅舍契》记，汉族居民马保定宅舍四周分别与粟特后裔安信住、安针子和汉族杨定住、王保富为邻。
故而，无论从曹氏归义军政权的社会上层还是下层来看，占绝大多数的为汉族居民，而非粟特人，因而很难据之得出曹氏统治者为粟特后裔，甚或曹氏归义军政权以粟特族人为主的结论。
冯文还认为，曹氏归义军时期“莫高窟藏经洞所体现的敦煌文化正是粟特族为主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这一看法亦失之偏颇。由上而知粟特族既非敦煌地区的主体民族，则敦煌文化的创造者也不可能以粟特族为主。诚然，敦煌作为丝绸路上的重要交通枢纽和国际性都会，敦煌文化中确实融入不少中亚粟特以及其他民族的文化成分和营养，呈现出一种开放性、多元性、包容性的斑斓色彩。然而就敦煌文化的主体来看，包括敦煌艺术和藏经洞出土文书文物所体现的敦煌文化，诚如颜廷亮先生所论，它则是一种在中原传统文化主导下的多元开放文化，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敦煌地区各个民族的全体居民所创造的，是古代世界文化格局中汉文化圈的西陲硕果。
四 曹议金相貌特征显系汉人
来自中亚地区的胡人，其族属为伊兰或东伊兰人，他们具有印欧人种的特征。《册府元龟》卷961《外臣部·土风三》记载昭武诸国“人皆深目高鼻，多须髯”。唐代大量粟特人东迁，在从索格底亚那(Sogdiana)到中国的这条粟特人走过的丝绸之路上，可以找到许多粟特人遗迹或聚落遗址，于是粟特胡人往往成为这一时期诗人吟颂的对象。李白《上云乐》描绘康国人外貌：“碧玉炅炅双目瞳，黄金拳拳两鬓红。华盖垂下睫，嵩岳临上唇。”长期来往于西域的边塞诗人岑参的《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吟道：“君不闻胡笳声最悲，紫髯绿眼胡人吹。”李端《胡腾儿》：“胡腾身是凉州儿，肌肤如玉鼻如锥。”张说《苏摩遮》：“摩遮本出海西胡，琉璃宝服紫髯胡。”李贺《龙夜吟》：“卷发胡儿眼睛绿。”
可见，高鼻、深目、绿眼、卷发、多虬髯等是中亚胡人外貌的一般特征，考古出土的中亚诸国胡俑形象通常即是如此。
以胡人为表现题材的壁画在莫高窟中也相当丰富。如初唐220窟、盛唐103窟王子官属问疾图、中唐158窟帝王举哀图、中唐159窟吐蕃赞普问疾图等所绘西域诸国王子和其他官员，以及盛唐45窟胡商遇盗图中的胡商，均绘作深目高鼻、卷发虬髯的面貌，这为我们提供了中亚胡人第一手形象资料。
诚然，粟特人入华时间较久后，由于与汉族通婚等方面原因，其外貌特征亦可能逐渐“汉化”，但这显然需要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张(族鸟)《朝野佥载》卷五记：“广平宋察娶同郡游昌女。察先胡人也，归汉三世矣。忽生一儿，深目高鼻，疑非其嗣，将不举。须臾赤草马生一白驹，察悟曰：‘我家先有白马，种绝已二十五年，今又复生。吾曾祖貌胡，今此子复其先也。’遂养之。故曰‘白马活胡儿’，此其谓也。”这段史料充分说明胡人即使与汉族通婚数世后，其体貌特征仍会遗传给后代。宋察尽管已“汉化”三世，但其子仍有明显的胡人特征。
敦煌莫高窟第55、98、100、108、428、454等窟绘有曹议金及其家族一些成员的大幅供养像和题记。由此观之曹议金相貌为：脸圆面阔，额头平宽，浓眉大眼，鼻梁较平，颧骨较低，面部线条较平缓，丝毫没有胡人的形貌特征。不仅曹议金如此，其子元德、元深、元忠，其孙延恭、延禄等供养像亦无分毫胡人相貌特点。这应是曹议金确非粟特族属最为直观有力的证据。癸酉至己卯(973～979)曹赤胡等还便麻历》中“曹赤胡”，显然是根据其相貌特征取的名字，其须发呈红色。可见当时敦煌汉人与中亚粟特人在外貌上是迥然有别的，是很容易分辨的。冯文亦云：“归义军时粟特曹氏与汉族曹氏之间仍有界线，至少在时人眼中较易区分，只不过今天已难以分辨了。”若曹议金果为粟特后裔，即便其几代与汉人通婚，也不可能消除其粟特人的原有相貌特征，其“冒充谯郡郡望”根本不可能掩人耳目。
通过以上分析，显而易见归义军曹氏统治者确为汉族，很可能为曹通后裔，而非粟特族属；唐五代时期敦煌社会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也无论俗界还是僧界，汉族人口始终占有绝大多数，始终为敦煌地区的主体民族；曹氏归义军政权应是以汉族为主并联合包括粟特后裔在内的其他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敦煌文化的面貌亦是以汉文化为主体并广泛融有粟特文化在内的其他民族文化的多元文化。
(责任编辑 萧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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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敦煌；归义军；曹议金；粟特；商榷
中图分类号：K825．81；K8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06)06-0109-07
荣新江、冯培红二先生于《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同时刊出大作，分别题为《敦煌归义军曹氏统治者为粟特后裔说》、《敦煌曹氏族属与曹氏归义军政权》，二文(以下分别简称荣文、冯文)均认为归义军曹氏统治者出自粟特后裔。两篇大作视角新颖，立论独特，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看法，很快成为敦煌学界议论的一个热点，引起人们的广泛兴趣和关注，笔者亦从中受益颇多。然而仔细分析有关资料，我们认为荣、冯二位先生的观点仍有不少推测成份，难成定论。笔者不揣梼昧，翻检、征引若干新的史料，拟重新就这一问题予以探讨，并与荣、冯二先生作一商榷性的讨论，以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正确地认识和评估粟特势力及其文化在敦煌、河西的影响状况。
一 曹议金的来历之谜
敦煌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家族的郡望为谯郡，这在敦煌遗书和莫高窟题记中多有载录。冯文统计莫高窟第55、61、85、100、108、256、342、431、444、454窟和榆林窟第16、19、25、34、35等窟供养人题记，以及P．3660、P．3827、P．4514、P．4516、P．4638、S．0518、S．2687、S．4398等文书中均称曹议金家族出自毫州谯郡。
考之史籍，早在秦汉之际中原曹氏就已入居敦煌。《郃阳令曹全碑》载：
君讳全，字景完，敦煌效谷人也。其先盖周之胄，武王秉乾之机，剪伐殷商，既定尔勋，福禄攸同，封弟叔振铎于曹国，因氏焉。秦汉之际，曹参夹辅王室。世宗廓土斥境，子孙迁于雍州之郊，分止右扶风，或在安定，或处武都，或居陇西，或家敦煌。枝分叶布，所在为雄。君高祖父敏，举孝廉，武威长史、巴郡朐忍令、张掖居延都尉。曾祖父述，孝廉，谒者、金城长史、夏阳令、蜀郡西部都尉。祖父凤，孝廉，张掖属国都尉丞、右扶风隃麋侯相、金城西部都尉、北地太守。父琫，少贯名州郡，不幸早世，是以位不副德。……(曹全)历郡右职，上计掾史，仍辟凉州，常为治中、别驾。纪纲万里，朱紫不谬。出典诸郡，弹枉纠邪，贪暴洗心，同僚服德，远近惮威。建宁二年，举孝廉，除郎中，拜西域戊部司马。
曹全及其高祖父、曾祖父、祖父等均任高官，其子孙又在河西一带枝叶分布，“所在为雄”。可见敦煌曹全家族当时堪称一方望族。其祖父曹凤事迹又见于《后汉书·西羌传》、《水经注·河水注》等典籍，载曹凤上言和帝刘肇：“建复西海郡县，规固二榆，广设屯田，隔塞羌胡交关之路，遏绝狂狡窥欲之源。又殖谷富边，省委输之役，国家可以无西方之忧。”上从之，曹凤遂率部屯田湟水一带。《后汉书·西域传》还记载了安帝时敦煌太守曹宗拒北匈奴之事；同传又记灵帝建宁三年(170)凉州刺史孟佗遣从事任涉将敦煌兵五百人与戊己司马曹宽等讨疏勒事。有学者认为曹宽与曹全应为同一人。《后汉书·赵咨传》又记敦煌人曹暠(曾举孝廉)，官任荥阳令。迨及魏晋曹氏子孙仍可见于史籍。如前凉尚书侍郎、西平太守曹祛，武街护军曹权等。
荣文曰：“敦煌的谯郡曹氏一族在归义军出现以前没有见到任何记载”。冯文亦云：“自曹魏迄宋，在传世史籍中找不到谯郡曹氏徙居敦煌的记载。”这些说法显然与史实不符。除上考秦汉之际迁入敦煌的曹全家族外，笔者翻检有关史籍，找到了唐初移居瓜州常乐县的另一位曹氏重要人物——曹通。其事迹载于《曹通神道碑》(碑文杨炯撰)，《文苑英华》卷910、《全唐文》卷194均有收录。碑文云：
君讳通字某，其先沛国谯人也。近代因官遂居于瓜州之常乐县，故今为县人焉。颛顼高阳之子孙，曹叔振铎之苗裔。山河白马，汉丞相开一代之基；谯郡黄龙，魏武帝定三分之业。承家恤胤，岳峙星罗，居雍州之西境，断匈奴之右臂。……祖某隐居不仕，父显荡寇将军。……皇运之初，……隗嚣尚屯于陇右，贺拔盛操符誓众，斩木称兵，以辫发左衽之余，负祷杌穷其之号，遂欲驱驰我塞北，扰乱我河西。天子不怿于庙堂，鼓其雷电；使者相望于道路，申其吊伐。武德元年乃招侍中杨仁恭出使，先之以德义，陈之以兵甲。……君深知逆顺，独断胸怀，去危即安。转祸为福。……敕授昭武校尉。鲜卑丑类，慕容残孽，迁于大棘之城，止于小兰之介。虽谓其群下，愿闻礼于上京，而拜于将军，遂夸大于诸国。贞观八年，诏特进，代国公李靖为行军大总管，登坛拜将，授钺行师。……君当仁不让，闻义则行，……诏除上骑都尉。车师旧国，俯枕前庭；戊己遗墟，斜连后壁。负天山而板荡，拥蒲海而虔刘。圣人之德，非欲穷兵黩武；王者之师，盖为夷凶靖乱。十四年，诏兵部尚书侯君集为行军大总管，……君缅怀高义，思报国恩。从来六郡之子，是为万人之敌。梯)中所及，披靡坚城；矛戟所临，野无横阵。一举而清海外，再战而涤河源。饮至策勋，抑惟恒授，诏除上柱国。君备尝艰阻，频有战功，天子闻之，累加征辟。慕田畴之节，羞卖卢龙之塞。……遂乃散发乡亭，拂衣丘壑。……家童有礼，皆使拜宾。门客多才，成能市义。南宫养老，坐闻鸠杖之荣；东岳游魂，俄见鹤书之召。以龙朔元年某月某日终于里第，呜呼哀哉。夫人某官之女也。……长子游击将军和政府右果毅都尉上柱国永雄。次子朝散郎行西州柳中县主簿上骑都尉知君。……长妇某氏即永雄之妻也，某官之女。……右翊尉卫宏轨……
“雍州西境”、“断匈奴之右臂”，其地望即指河西一带。由上可知曹通实与东汉曹全同属周武王之弟叔振铎(封于曹国)之苗裔、汉丞相曹参之后，同出于谯郡。荣新江以为曹全一族“显然与谯郡不是一支，以后这一支在敦煌的历史上也几近绝迹”，这一看法显然站不住脚。事实上谯郡曹氏家族不仅秦汉之际即已入迁敦煌、河西一带，曹魏时居于“雍州西境”，而且晚至距唐不远的“近代”亦有因官移居瓜沙者。至于曹通及其子孙，在唐高祖、太宗两朝以至后世，屡建战功，颇为显赫，成为名副其实的敦煌大族。
由碑文知，曹通一生主要干了三件大事：一是武德初期参与平定敦煌贺拔行威的叛乱，二是贞观八、九年间(634～635)从李靖军征讨吐谷浑；三 是贞观十四年(640)从侯君集军平高昌。在这三次战役中曹通均建有军功，分别被授予“昭武校尉”、“上骑都尉”、“上柱国”等职衔。
又据碑文，曹通其他家庭成员的任职情况大略如下：
祖父 曹某 隐居未仕
父 曹显 荡寇将军
长子 曹永雄 游击将军 和政府
右果毅都尉 上柱国
次子 曹知君 朝散郎 行西州柳
中县主簿 上骑都尉
长孙 曹宏轨 右翊尉卫
可见曹通家族因官居于瓜州后，其父辈即以军功发迹，其子孙亦有官位，还荫及后人。从婚姻状况看，曹通夫人、长媳又均为官宦之女。其家族在敦煌的声威和权势颇可炙手。
又由碑文知，曹通功成名就后“慕田畴之节，羞卖卢龙之塞”，即解甲还乡，“遂乃散发乡亭，拂衣丘壑，……坐闻鸠杖之荣”。家中有奴童、门客，家资之殷厚自不待言。再加上其子孙均居官职，通婚对象也都为官宦之家，曹通家族无疑为瓜沙地区显赫的一支大族。因此有理由认为，同为谯郡郡望的曹议金有可能即是曹通家族的后代。
为了进一步究明问题，笔者还注意到曹氏族属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曹良才。此人又名曹仁裕，是曹议金的长兄。P．4638《曹良才邈真赞并序》：“公讳厶乙，字良才，即今河西一十一州节度使曹大王之长兄矣。公乃是毫州鼎族，因官停彻(辙)于龙沙，谯郡高原，任职已临于西府。祖宗受宠，昆季沾恩。官禄居宰辅之荣，品秩列三公之贵。门传阀阅，输匡佐之奇才；勋业相承，有出入之通变。”该文书述及其先祖的语句与《曹通神道碑》的有关内容颇为一致。
如“公乃是亳州鼎族，因官停彻(辙)于龙沙，谯郡高原，任职已临于西府”一句，就与《曹通神道碑》所记“其先沛国谯人也，近代因官遂居于瓜州之常乐县，故今为县人焉”一致。冯文认为：《曹良才邈真赞并序》“未叙谯郡曹氏先祖于何时到敦煌做官，语焉含糊，不足征信。另外敦煌名族志文书中并无曹氏族志这一点同样也说明了曹议金这一支曹氏的来历不明，其先人并无足以骄人的阀阅门资和为官业绩”。显然这种判断是不能成立的，是不能以此做为曹议金为粟特后裔的证据的。如果将曹议金一族看作曹通家族的后代，这些疑点自会冰释。曹通家族乃“近代因官遂居瓜州之常乐县”，曹通主要活动的时代在高祖、太宗两朝，其子孙后嗣的影响无疑又会延及唐代中后期以至更远，这距曹议金崛起的五代初期相当接近，且其家族兴旺，军功显赫，家族背景不可能不为州人所知，也不可能不在一段时间内存在影响。故而曹议金没有任何必要，也没有可能去伪造、篡改其家族郡望。又因为两件《敦煌名族志》文书皆首尾俱残，其中P．2625仅存张氏的最后一部分(约百余字)、阴氏和索氏的前一部分；P．4010残损更甚，仅余10行，仅记索靖事迹。因而敦煌名族志中没有曹氏名族的记载不足为怪，这应是文书本身残损之故。
由以上论证可见，曹议金家族恐怕很难和粟特裔民挂上钩，显然应为敦煌汉族豪门。
二 归义军曹氏之婚姻关系
荣文专列“曹氏的婚姻关系”一节，认为“曹氏与甘州回鹘汗族及于阗王族的联姻，很难仅仅用政治婚姻来解释，很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种族同为胡族，甚至同为伊朗人种，在胡族内部联姻制的影响下而结合。也就是说，从婚姻的角度也可以为归义军曹氏出自粟特后裔的说法提供一个可能性。”这种推测显得过于牵强。
曹议金娶甘州回鹘可汗之女为妻，又嫁女给甘州回鹘可汗和于阗王，同时他的三个儿子相继执政后仍奉甘州回鹘公主为“国母天公主”，这些作法完全是一个政权政治上的需要和外交手段，这也是由当时的社会背景所决定的。曹议金上台后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东面有甘州回鹘虎视耽耽，西北有西州回鹘雄居一方，西南则是强盛的于阗王国，同时周围还有吐谷浑、仲云、龙家、 末等民族、部族散布，真可谓“六蕃四面围”，孤悬西陲，境况险恶。曹议金则以其睿智和才能，汲取张承奉西汉金山国割据称霸、东征西讨、四面受敌最终导致败亡的深刻教训，改变外交策略，通过和亲联姻等办法，东面结好甘州回鹘，西面联络于阗王国，并与西州回鹘保持友好关系，从而为归义军政权营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毫无疑问曹氏与甘州、于阗的姻亲关系只能视为政治上的和亲手段。
莫高窟第98窟为曹议金的功德窟，由其供养人题记等史料看，曹议金虽与甘州、于阗联姻，但就其整个家族联姻对象来看仍以汉族占绝大多数。曹议金有三位夫人，分别是甘州回鹘天公主、钜鹿索氏、广平宋氏。其姊妹出适氾、张、罗、阎诸氏；其女分别出适阴、翟、邓、陈、慕容诸氏；其子分别娶索、张、阎、李、翟诸氏；其侄女又出适李、氾诸氏。这里需特别指出的是与曹氏通婚的罗氏、翟氏均为汉族，非胡人后裔。P．2482《罗盈达墓志铭并序》：“府君讳盈达，字胜迁。神资(姿)异貌，岳立英雄，久传通辩之雄才，夙蕴天聪之异众。其先著姓，本自颛顼末胤，受封于房州罗国，故号罗氏。后一子任职敦煌，子孙因官，遂为此郡人也。……夫人曹氏即前河西节度使曹大王之贵妹也。……女小娘子出适曹氏。”至于敦煌翟氏的郡望有两种记载，即蔡州汝南之上蔡和江州浔阳郡。P．4640《翟家碑》称：“河右振其嘉声，上蔡闻其雅誉”，该氏当源出蔡州汝南郡，这是归义军初期的记载。迨归义军后期则又有浔阳翟氏。如莫高窟第220窟甬道北壁留有五代翟奉达发愿题文：“清仕信弟子节度押衙守随军口(参)谋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使中丞上柱国浔阳翟奉达……”由此可以排除与曹氏通婚的罗氏、翟氏属中亚吐火罗国后裔和高车国后裔的可能性。
可见，除吐谷浑慕容氏族系外，在瓜沙当地同曹氏联姻的几乎均为敦煌汉族著姓。通过婚姻所张开的这张大网，使曹氏统治者与这些世家大族建立了既紧密又复杂的人际关系，结成一个盘根错节的关系网，这是曹氏政权维护其统治的重要社会基础。曹氏之所以能够顺利取代张氏并稳定和发展其统治，其婚姻关系是一支重要力量。事实上早在曹议金上台之前，作为敦煌大族的曹氏就已与张氏统治者联姻，如曹盈达就是归义军张氏家族的女婿。P．3718《曹盈达写真赞并序》：“公讳盈达，字盈达，则故敦煌郡首张公第十六之子婿矣。”虽然目前还尚不能证明曹盈达与曹议金家族有无宗亲关系，但从其写真赞所云“门承贵族，阀阅晖联；名高玉塞，礼乐双全”可以判断，其应属汉族曹氏无疑，或亦为曹通族属。或许曹氏家族正是通过这种姻亲关系，才使其势力迅速上升，最终取代张氏而掌持归义军政权。
荣文云：“粟特人入华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习惯于内部联姻。……即使在中原内地，粟特后裔的内部联姻仍然顽强地保持着。”荣先生还以晚唐魏博节度使何进滔、后晋皇帝石敬塘等粟特后裔的内部联姻举例论说。既然如此，而我们却在敦煌文献中找不到曹氏与粟特诸姓联姻的资料，在敦煌颇有实力的粟特康氏、安氏等并未成 为曹氏家族通婚的对象。就此我们不能不提出疑问，若曹议金果为粟特后裔，为何不见曹氏家族与粟特诸姓联姻?依荣先生的观点推理，这只能说明曹议金根本就不是粟特后裔，同时也说明康氏、安氏等粟特诸姓虽有一定实力，但远不及汉族著姓实力强大，而曹氏家族自视为中原豪族尚不屑与粟特后裔联姻。
从以上情况来看，归义军曹氏家族的婚姻关系处处都体现着汉族大姓的婚姻观念，而非荣文所说：“曹氏的婚姻关系很难用汉族大姓的婚姻观念来看待。”
三 曹氏统治时期粟特后裔的地位和影响
近年来关于敦煌粟特人的情况，不少学者做过专门研究，并有学者认为敦煌粟特人的势力相当大。诚然，入居敦煌的粟特人确有不少，并在8世纪中叶还一度形成了粟特人聚居的从化乡，该乡约300户、1400多人口中粟特人占了大部分。然而就整个敦煌社会来看，粟特人势力究竟有多大?其影响究竟达到何种程度?是否如冯文所断言的“曹氏归义军政权的性质应为以粟特族人为主并联合部分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如荣文所认为的“在曹氏归义军的官府中粟特后裔占有很大比重”?这又是需要我们以史实为依据予以客观分析的。
我们不妨先来分析一下张氏归义军时的情况。当时粟特人的势力和影响可以从P．4640《唐己未至辛酉年(899～901)归义军衙内布纸破用历》中略窥一二。该文书共有284行，登录了张氏归义军衙内外官吏需用布纸的支出情况。时归义军瓜沙二州境内设有六个军镇，从此卷知担任六镇镇使的分别是紫亭镇使高神政、邕归镇使杨神海、悬泉镇使曹子盈、新城镇使张从武、寿昌镇使研罗悉兵(己未年)、寿昌镇使张议城(庚申年)、玉门镇使索通达、玉门镇副使张进达。悬泉镇使曹子盈暂无法确定其族属，从其名来看可能为汉族。己未年担任寿昌镇使的研罗悉兵显非汉人，但一年后(庚申年)已换为汉人张议城了。可见把持六镇的殆乎全是汉人。此外该卷中出现的大小官吏有142人，有可能为粟特姓者所占比重不足10％。
张氏归义军时期虽有粟特后裔康通信、康使君等担任重要官职，但与汉人相比其势力毕竟有限，似不宜将个别或少数粟特人在归义军中的任职或任要职即看作是粟特后裔势力占有优势的依据。P．3720、S．56306张淮深造窟功德碑》记：“河西异族狡杂，羌、龙、(口昷)末、退浑数十万众，驰诚奉质……”此处“河西异族”中并未言及粟特，说明其人数与达“数十万众”的整个河西少数民族相比，粟特人势力并不算太强。
我们再来看曹氏归义军时的情况，即以莫高窟第98窟曹议金功德窟供养人题记为例做一分析。该窟共保留供养人题记169条，除去内宅眷属、释门僧人以及于阗国主等外，其中可以辨认姓名的曹氏归义军各类官员共计75人，又其中可以确定为汉族官员者61人，可能是粟特官员者仅11人，其他民族官员3人。在可能是粟特官员中米姓1人、安姓4人、罗姓2人、史姓1人、曹姓仅3人(不包括曹盈达，因由其写真赞可确知其为汉人)。罗姓2人为罗守忠与罗安信，曹姓3人为曹安宁、曹通玄和曹国昌。从这5人的名字来看均可能是汉族，还未必一定是粟特人。即使将曹、罗二氏均算作粟特人，窟中粟特官员也仅占官员总数的14．67％，事实上有可能粟特官员仅占官员总数的8％；而汉族官员则至少占到官员总数的81．3％，若将曹、罗二氏亦算入汉族官员的话，其比例即占到官员总数的88％。可见曹议金的各类官员中汉族占了绝大多数，曹氏归义军的统治基础无疑仍以汉族为主，粟特人的势力并不很强，如何谈得上“曹氏归义军政权的性质应为以粟特族人为主”?至于该窟题记中的僧官大德(共35人)因均未标明其俗姓，尚无法判断其族属，但依理亦应是汉人占绝对优势。
况且归义军时期粟特安姓和康姓势力相对于米、史、曹、石等粟特其他姓要大得多，这就很难理解果若粟特后裔执掌归义军政权的话，为什么不是康氏或安氏，而是曹氏?
荣文还写道，粟特后裔在归义军外交上起着重要作用，由于粟特人在语言上的天分，充当了不同国家和民族间的使者和翻译，代表归义军曹氏出使东西各国的使者有不少是粟特后裔。这一看法笔者基本赞同。但遗憾的是荣氏并没有指出粟特后裔在归义军外交使团中究竟占有多大比重，其重要到何等程度。检梳敦煌文书可知，尽管粟特后裔在外交上的作用不容忽视，然而曹氏归义军外交通使人员中仍多为汉族。曹氏归义军与西州回鹘、甘州回鹘、于阗王国等常常互通使节。即依荣氏大著《归义军史研究》第11章第4节检索出的曹氏归义军出使人员来看，其出使西州者有令狐愿德(P．2737)、张修造(北图殷字41)、康员进(P．3501V)、吴保住(P．3579)、贾彦昌(P．3453)、索僧正(S．5937)、住儿(P．3156)、徐留通(P．3472)、僧法宝(P．3051V)、宋虫口(P．2652)、武达儿弟(P．4638)、僧善友(S．4504V)、龙弘子(S．4504V)等；出使伊州使者有王悉多敦(北图殷字41)、康幸全(P．2504V)、康员奴(P．3501V)、马报达(北图新1013)等；出使甘州使者有梁保德(S．4884)、贾荣实(P．2992V)、曹延定(P．2155V)、索仁安(S．0389)、口住(P．3156)、程住儿(S．1403)、阎物成(P．3272)等；出使于阗使者有润宁(P．4638)、富住(P．3416)等[9][P364]。上述26人中，从其姓名观之，可能为粟特人或其后裔者至多4人(康员进、康幸全、康员奴、曹延定)，另有其他民族者2人(王悉多敦、龙弘子)，而汉族人员应在14人以上，远多于粟特人。
由上可见，尽管出使西州、伊州、于阗等地粟特人具有民族上、语言上等方面的独特优势，然而活跃在这一带的归义军使者大多仍为汉人，仅少数为粟特后裔和其他民族人员。
我们再来看敦煌下层社会的情况。池田温先生认为粟特人聚落从化乡在吐蕃占领敦煌后就基本消失了，一部分居民离散，残存下来的一部分居民则依附于汉人的寺院下生存。笔者认为，从化乡消失后原来的聚落形式已不复存在，即使粟特人仍部分地聚集在一起，也只可能限于少数，不会再有如从化乡那样千人的聚落，这可从敦煌文书中得到反映。兹举一例：约撰于晚唐的《沙州诸寺尼籍》(S．2669)登录了来自敦煌11个乡的尼名籍，共计268人，其中可能为粟特姓者仅16人，仅占总人数的5．97％。就这16人来看其中有些人还未必就一定是粟特后裔，如慈惠乡的曹宠真、莫高乡的曹意气等。这些粟特居民分布在9个乡中，莫高乡最多，有5人，效谷、赤心二乡仅各1人，洪润乡和玉关乡没有。可见归义军时期粟特居民数量既少，而且分布相当分散。
事实上是，归义军时期粟特居民多分散在汉族居民聚落内，与汉族居民交错而居，互为邻里。 如S．3827《天复九年(909)安力子卖地契)记，粟特后裔安力子田地四至分别与汉族唐荣德、氾温子等毗邻。又如S．3835《宋太平兴国九年(984)马保定卖宅舍契》记，汉族居民马保定宅舍四周分别与粟特后裔安信住、安针子和汉族杨定住、王保富为邻。
故而，无论从曹氏归义军政权的社会上层还是下层来看，占绝大多数的为汉族居民，而非粟特人，因而很难据之得出曹氏统治者为粟特后裔，甚或曹氏归义军政权以粟特族人为主的结论。
冯文还认为，曹氏归义军时期“莫高窟藏经洞所体现的敦煌文化正是粟特族为主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这一看法亦失之偏颇。由上而知粟特族既非敦煌地区的主体民族，则敦煌文化的创造者也不可能以粟特族为主。诚然，敦煌作为丝绸路上的重要交通枢纽和国际性都会，敦煌文化中确实融入不少中亚粟特以及其他民族的文化成分和营养，呈现出一种开放性、多元性、包容性的斑斓色彩。然而就敦煌文化的主体来看，包括敦煌艺术和藏经洞出土文书文物所体现的敦煌文化，诚如颜廷亮先生所论，它则是一种在中原传统文化主导下的多元开放文化，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敦煌地区各个民族的全体居民所创造的，是古代世界文化格局中汉文化圈的西陲硕果。
四 曹议金相貌特征显系汉人
来自中亚地区的胡人，其族属为伊兰或东伊兰人，他们具有印欧人种的特征。《册府元龟》卷961《外臣部·土风三》记载昭武诸国“人皆深目高鼻，多须髯”。唐代大量粟特人东迁，在从索格底亚那(Sogdiana)到中国的这条粟特人走过的丝绸之路上，可以找到许多粟特人遗迹或聚落遗址，于是粟特胡人往往成为这一时期诗人吟颂的对象。李白《上云乐》描绘康国人外貌：“碧玉炅炅双目瞳，黄金拳拳两鬓红。华盖垂下睫，嵩岳临上唇。”长期来往于西域的边塞诗人岑参的《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吟道：“君不闻胡笳声最悲，紫髯绿眼胡人吹。”李端《胡腾儿》：“胡腾身是凉州儿，肌肤如玉鼻如锥。”张说《苏摩遮》：“摩遮本出海西胡，琉璃宝服紫髯胡。”李贺《龙夜吟》：“卷发胡儿眼睛绿。”
可见，高鼻、深目、绿眼、卷发、多虬髯等是中亚胡人外貌的一般特征，考古出土的中亚诸国胡俑形象通常即是如此。
以胡人为表现题材的壁画在莫高窟中也相当丰富。如初唐220窟、盛唐103窟王子官属问疾图、中唐158窟帝王举哀图、中唐159窟吐蕃赞普问疾图等所绘西域诸国王子和其他官员，以及盛唐45窟胡商遇盗图中的胡商，均绘作深目高鼻、卷发虬髯的面貌，这为我们提供了中亚胡人第一手形象资料。
诚然，粟特人入华时间较久后，由于与汉族通婚等方面原因，其外貌特征亦可能逐渐“汉化”，但这显然需要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张(族鸟)《朝野佥载》卷五记：“广平宋察娶同郡游昌女。察先胡人也，归汉三世矣。忽生一儿，深目高鼻，疑非其嗣，将不举。须臾赤草马生一白驹，察悟曰：‘我家先有白马，种绝已二十五年，今又复生。吾曾祖貌胡，今此子复其先也。’遂养之。故曰‘白马活胡儿’，此其谓也。”这段史料充分说明胡人即使与汉族通婚数世后，其体貌特征仍会遗传给后代。宋察尽管已“汉化”三世，但其子仍有明显的胡人特征。
敦煌莫高窟第55、98、100、108、428、454等窟绘有曹议金及其家族一些成员的大幅供养像和题记。由此观之曹议金相貌为：脸圆面阔，额头平宽，浓眉大眼，鼻梁较平，颧骨较低，面部线条较平缓，丝毫没有胡人的形貌特征。不仅曹议金如此，其子元德、元深、元忠，其孙延恭、延禄等供养像亦无分毫胡人相貌特点。这应是曹议金确非粟特族属最为直观有力的证据。癸酉至己卯(973～979)曹赤胡等还便麻历》中“曹赤胡”，显然是根据其相貌特征取的名字，其须发呈红色。可见当时敦煌汉人与中亚粟特人在外貌上是迥然有别的，是很容易分辨的。冯文亦云：“归义军时粟特曹氏与汉族曹氏之间仍有界线，至少在时人眼中较易区分，只不过今天已难以分辨了。”若曹议金果为粟特后裔，即便其几代与汉人通婚，也不可能消除其粟特人的原有相貌特征，其“冒充谯郡郡望”根本不可能掩人耳目。
通过以上分析，显而易见归义军曹氏统治者确为汉族，很可能为曹通后裔，而非粟特族属；唐五代时期敦煌社会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也无论俗界还是僧界，汉族人口始终占有绝大多数，始终为敦煌地区的主体民族；曹氏归义军政权应是以汉族为主并联合包括粟特后裔在内的其他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敦煌文化的面貌亦是以汉文化为主体并广泛融有粟特文化在内的其他民族文化的多元文化。
(责任编辑 萧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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