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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语音造词法在新的时代背景和技术条件下出现了新的发展，即由于外来语的音译借用、方言土语词的移用或记音，网络语境的技术特点、交际原则，文学作品、广告作品对特定修辞效果的追求等影响，使汉字原有字形产生新义，包括音译、谐音、记音、合音等。
关键词 语音造词 网络语言 关联性
一、改革开放以来语音造词法的活跃
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词新语中，比较引人注意的是通过语音造词法产生的一批词语。语音造词法在汉语的历时发展中，总的成词规模并不大。近年来，语音造词在外来词的音译、方言词的记音中表现比较突出；随着广告业的兴盛，广告语中的谐音、双关现象也大量涌现；自互联网普及以来，语音造词层出不穷，在“斑竹(版主)、大虾(大侠)”等一批早期网络词语之后，又兴起了“稀饭(喜欢)、摔锅(帅哥)、筒子(同志)、盆友(朋友)、虾米(什么)”等一大批新颖度更高的词。
语音造词是当代汉语重要的造词手段，但对语音造词的专项研究是比较薄弱的，孙常叙、任学良、王洪君、陈宝勤、程湘清等讨论得比较深入。前贤所论语音造词，多指拟声造词、音变造词、假借造词、构造单纯双音词(双声、叠韵)等，一般都是对古代汉语的音义结合或分化理据的一种探讨。程湘清认为语音造词阶段是先秦双音词发展的三个阶段中的初期阶段，随着语法造词的成熟，语音造词方式逐渐衰微。任学良则把“合音式”和“音译式”也算为语音造词。
本文认为，由于外来语的音译借用、方言土语词的移用或记音等，由于网络语境的技术特点(拼音输入法容易产生同音别字)、交际原则(生动、快捷、形象、简洁等)，以及由于文学作品、广告作品对特殊的修辞效果(谐音、双关等)的追求等带来的汉字原有字形产生新义，都是语音造词。语音造词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出现了新的发展，包括由同音(同形、异形)、近音产生的音译、谐音、记音、合音等。
二、网络语言中语音造词的类型
语音造词在网络语言中表现得最为活跃。本文主要以通过语音手段创造的网络单音节新词为考察对象。网络语言中，语音造词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 “偶、驴、切”类谐音词、记音词
偶：“我”的谐音形式，是网络中一种典型的通过语音产生新词的方式。“偶”有轻松、俏皮的色彩。
驴：较早用在“旅游”的谐音“驴友”中，指户外旅游爱好者。“驴”就是“旅”的谐音。
切：表示轻蔑、不屑一顾的语气词，用在句首或句末。类似的还有“撒”，方言句尾语气词，大约是“吧”、“是吧”的意思，如“你最近心情不好撒”，也有写作“沙”、“洒”的，是一种方言的记音。
2 “猫、鸡、刀”类单音音译词，
这类词是单音音译词，是复音外来词的简缩，如“猫”是英语modem(调制解调器)的部分音译，“鸡”是计算机的谐音简缩，“刀”是dollar(美元)的谐音单音音译词。
3 “表、酱、酿”类合音词
“表”是“不要”的连读，“酱”是“这样”的连读，“酿”是“那样”的连读。“表”、“酱”是南方方言的谐音，“酿”是根据“酱紫”仿造出来的。这种合音造词也是新词产生的一种途径，不过数量比较少。
三、语音造词法的理据
语音造词手段在网络语言中表现突出，这同媒介的发展、交际工具的改变是分不开的，与语言符号的特点、交际的关联性原则的应用等也有很大关系。
1 网络语境的制约
传播学奠基人麦克卢汉和伊尼斯以媒介的更替作为文明分期的标准，伊尼斯还断言：“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由此形成了他们的“媒介决定论”。媒介在产生新文明和新文化形态的同时，也形成了适应不同媒介环境的媒介语言。媒介语言既是人的交际语言的延伸，也对人的生活语言和交际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网络语言就是为满足网络这个特殊媒体的交际需要而产生的，它受到网络交际语境和网络技术条件的制约。网络语境有“跨时空、虚拟性、多媒体交叉、海量信息网、色彩丰富”等特点，它决定了网络交际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大程度地吸引眼球，这样就形成网络语言快捷化、个性化、趣味化、形象化等特点。
网络的拼音输入技术，使得大量同音词、近音词产生。网络语言中确有输入法造成的“白字”，但也有无心插柳的神来之笔。网络语言更有有心栽花的精妙创意，如“斑竹、大虾、美眉”等，表达了某种特殊的感情色彩，被广泛接受。张鲁昌从修辞学的角度，把这类造词称为“另类飞白”，认为它违反了含意理论的方式原则，产生了言外之意。
2 语言符号的特点
(1)语言符号的客观关联性
语言符号的形、音、义是一个大系统，符号的能指(词形或语音)和符号的所指(语义)之间具有关联性。由于语言的经济原则与临摹原则等，汉语的形、音、义之间也存在竞争和配合，汉语中同音词是经济原则压倒临摹原则，多义词是经济原则和距离原则取胜。汉语同音词和多义词占了相当的比例，是语音造词的客观基础。
本文论述的语音造词，正是基于这种符号的多向指认。在语音造词中至少存在：形1—形2，义1—义2，音1—音2，相似性最大的常常是音1与音2，有时形1与形2也相同。语音造词的机制就是：表层形1通过音1、音2的关联在一定交际语境和认知背景下激活深层形2，再进一步激活深层义2，同时，形1获得义2或义1+义2(+其他)的言外之意，最后再通过交际语境获得核查和确认，使某一个或多个义项成为最佳关联义。如人们在看到形1“麦高”时，要经过语音激活为形2“my god”，进一步通过英汉翻译知识获得汉语“我的天”的含义，再通过上下文语境得到核查，建立语义连贯性，获得积极认知效果。此处的语音中介为英语的音译。
……
形2’
形1—→音1—→音2—→形2—→义2←语境确认
↓
↓
义1
义2
音1与音2之间的认知基础是联想，二者之间存在语音上的相似，减少了联想的距离和难度，加快了语言处理的速度，再通过语境的核查与确认，最终在语境中建立起意义联系，获得预期的认知效果。
(2)语言符号的主观理据性
由于一个激活的语音表征对应着许多语义激活模式，因此大部分情况下，选择语音相关字不是任意的，而是有一定理据的。刘瑞明认为，汉语谐音造词是一种词源中断，是有意用现实语言中的词或语素来谐音。探明中断的理据，才能充分体现趣难词的欣赏价值。
这种理据性在网络语言中非常突出，如用“驴”谐称“旅游”的“旅”，“旅”的同音字、近音字有很多，之所以选择了“驴”，是因为长途旅游者背负沉重的行李，与驮重物的“驴”有一定的相似性，而且在中国文化中，驴具有倔强的性格和坚忍的精神。“驴”赋予旅游者一种形象化的谐趣、一种外化的品格象征，还隐含着一种自嘲和自重。选择的语音相关字反过来进一步赋予原同音字新的色彩和含义，语音和字形是相互(循环)激活词义，语音和字形都积极干预 词义的发展和分裂。
同样，在广告语言、文学作品语言中，语言使用者也往往追求趣味性、新颖性，语音造词也大量被应用，以求达到最佳的效果。
3 关联性交际策略的实施
语音造词也体现出一种交际的关联性。Sperber和Wilson(1995)提出了认知关联原则，或称“最佳关联假定”，即“人类认知倾向于追求积极认知效应的产生”。“交际关联原则”有两个含义：一是明示性刺激信号具有足够的关联性，值得受话者花精力加以处理；二是该明示性刺激信号是发话者能力和意愿所允许的关联性最大的信号。
拼音输入法的简单便利，以及提供同音字族联想库的现实性，使发话者的创造能力可以获得最快速的激发，趣味化意愿很容易获得满足。这使发话者乐于选择使用这种他们的能力和意愿所允许的关联性最大的明示性刺激信号——语音造词，利用语音中介带来的词形与语义之间的关联性，追求积极的交际效果。同时，受话者花费一定的精力，通过语境知识的整合，通过语言自动纠错的机制，往往可以获得积极的认知效果。比如用“败”来谐称“买”，因为买者常常既有一种高消费的“腐败”式的炫耀，又有一种花钱无度的“败家子”的自责，还暗合了英语buy(买)的发音。解读“败”，获得了比“买”更多的色彩和言外之意，达到了积极的认知效果。
四、网络语言中的语音造词法存在的问题
语音造词在当代造词法中的活跃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当人们付出了精力而关联性得不到实现时，认知效率就表现为零，联想、推理、整合等过程就被阻断。关联性差的表现主要有三种：主观性强、模糊性强、稳定性差。
主观性强：网络语言中一字多义、一义多形的情况比较多，比如“偶”有“额”、“饿”，“人”有“银”、“淫”等几种异形。在网络上，受个人语言特点的影响，有些网民往往从个人的主观喜好出发，缺乏对受话者的认知语境的合理预测，过于随意地使用语音造词，受话者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仍不解其义，无法实现预期的交际效果。
模糊性强：以语音为中介，常常会带来语义的不确定。周晓林等曾指出：“从语音激活难以得到确定的语义，因此通过语音中介得到语义是一条低效的通路。”模糊修辞有其省时高效性，也有其不定性、多义性，加上汉字同音字、多义字较多，常常使关联性得不到实现，或者虽然得到实现，但是认知效率相当低下。尤其是一些新造的多字母词，如LZ(楼主)、BS(鄙视)等，由于字母不代表固定的汉语语义，因此常常难以解读，关联性较差。
稳定性差：许多网络词具有临时性、偶发性，虽然我们认为临时造词和偶发造词也是新词，但是语言理解容易遇到问题，在词典的收词上也会出现争论。
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加上各种语体的区别，语音造词在网络语体之外很难广泛应用。因此，如何规范和引导这种造词方式，是学界应该关注的问题。
(责任编辑 刘 琳)
关键词 语音造词 网络语言 关联性
一、改革开放以来语音造词法的活跃
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词新语中，比较引人注意的是通过语音造词法产生的一批词语。语音造词法在汉语的历时发展中，总的成词规模并不大。近年来，语音造词在外来词的音译、方言词的记音中表现比较突出；随着广告业的兴盛，广告语中的谐音、双关现象也大量涌现；自互联网普及以来，语音造词层出不穷，在“斑竹(版主)、大虾(大侠)”等一批早期网络词语之后，又兴起了“稀饭(喜欢)、摔锅(帅哥)、筒子(同志)、盆友(朋友)、虾米(什么)”等一大批新颖度更高的词。
语音造词是当代汉语重要的造词手段，但对语音造词的专项研究是比较薄弱的，孙常叙、任学良、王洪君、陈宝勤、程湘清等讨论得比较深入。前贤所论语音造词，多指拟声造词、音变造词、假借造词、构造单纯双音词(双声、叠韵)等，一般都是对古代汉语的音义结合或分化理据的一种探讨。程湘清认为语音造词阶段是先秦双音词发展的三个阶段中的初期阶段，随着语法造词的成熟，语音造词方式逐渐衰微。任学良则把“合音式”和“音译式”也算为语音造词。
本文认为，由于外来语的音译借用、方言土语词的移用或记音等，由于网络语境的技术特点(拼音输入法容易产生同音别字)、交际原则(生动、快捷、形象、简洁等)，以及由于文学作品、广告作品对特殊的修辞效果(谐音、双关等)的追求等带来的汉字原有字形产生新义，都是语音造词。语音造词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出现了新的发展，包括由同音(同形、异形)、近音产生的音译、谐音、记音、合音等。
二、网络语言中语音造词的类型
语音造词在网络语言中表现得最为活跃。本文主要以通过语音手段创造的网络单音节新词为考察对象。网络语言中，语音造词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 “偶、驴、切”类谐音词、记音词
偶：“我”的谐音形式，是网络中一种典型的通过语音产生新词的方式。“偶”有轻松、俏皮的色彩。
驴：较早用在“旅游”的谐音“驴友”中，指户外旅游爱好者。“驴”就是“旅”的谐音。
切：表示轻蔑、不屑一顾的语气词，用在句首或句末。类似的还有“撒”，方言句尾语气词，大约是“吧”、“是吧”的意思，如“你最近心情不好撒”，也有写作“沙”、“洒”的，是一种方言的记音。
2 “猫、鸡、刀”类单音音译词，
这类词是单音音译词，是复音外来词的简缩，如“猫”是英语modem(调制解调器)的部分音译，“鸡”是计算机的谐音简缩，“刀”是dollar(美元)的谐音单音音译词。
3 “表、酱、酿”类合音词
“表”是“不要”的连读，“酱”是“这样”的连读，“酿”是“那样”的连读。“表”、“酱”是南方方言的谐音，“酿”是根据“酱紫”仿造出来的。这种合音造词也是新词产生的一种途径，不过数量比较少。
三、语音造词法的理据
语音造词手段在网络语言中表现突出，这同媒介的发展、交际工具的改变是分不开的，与语言符号的特点、交际的关联性原则的应用等也有很大关系。
1 网络语境的制约
传播学奠基人麦克卢汉和伊尼斯以媒介的更替作为文明分期的标准，伊尼斯还断言：“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由此形成了他们的“媒介决定论”。媒介在产生新文明和新文化形态的同时，也形成了适应不同媒介环境的媒介语言。媒介语言既是人的交际语言的延伸，也对人的生活语言和交际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网络语言就是为满足网络这个特殊媒体的交际需要而产生的，它受到网络交际语境和网络技术条件的制约。网络语境有“跨时空、虚拟性、多媒体交叉、海量信息网、色彩丰富”等特点，它决定了网络交际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大程度地吸引眼球，这样就形成网络语言快捷化、个性化、趣味化、形象化等特点。
网络的拼音输入技术，使得大量同音词、近音词产生。网络语言中确有输入法造成的“白字”，但也有无心插柳的神来之笔。网络语言更有有心栽花的精妙创意，如“斑竹、大虾、美眉”等，表达了某种特殊的感情色彩，被广泛接受。张鲁昌从修辞学的角度，把这类造词称为“另类飞白”，认为它违反了含意理论的方式原则，产生了言外之意。
2 语言符号的特点
(1)语言符号的客观关联性
语言符号的形、音、义是一个大系统，符号的能指(词形或语音)和符号的所指(语义)之间具有关联性。由于语言的经济原则与临摹原则等，汉语的形、音、义之间也存在竞争和配合，汉语中同音词是经济原则压倒临摹原则，多义词是经济原则和距离原则取胜。汉语同音词和多义词占了相当的比例，是语音造词的客观基础。
本文论述的语音造词，正是基于这种符号的多向指认。在语音造词中至少存在：形1—形2，义1—义2，音1—音2，相似性最大的常常是音1与音2，有时形1与形2也相同。语音造词的机制就是：表层形1通过音1、音2的关联在一定交际语境和认知背景下激活深层形2，再进一步激活深层义2，同时，形1获得义2或义1+义2(+其他)的言外之意，最后再通过交际语境获得核查和确认，使某一个或多个义项成为最佳关联义。如人们在看到形1“麦高”时，要经过语音激活为形2“my god”，进一步通过英汉翻译知识获得汉语“我的天”的含义，再通过上下文语境得到核查，建立语义连贯性，获得积极认知效果。此处的语音中介为英语的音译。
……
形2’
形1—→音1—→音2—→形2—→义2←语境确认
↓
↓
义1
义2
音1与音2之间的认知基础是联想，二者之间存在语音上的相似，减少了联想的距离和难度，加快了语言处理的速度，再通过语境的核查与确认，最终在语境中建立起意义联系，获得预期的认知效果。
(2)语言符号的主观理据性
由于一个激活的语音表征对应着许多语义激活模式，因此大部分情况下，选择语音相关字不是任意的，而是有一定理据的。刘瑞明认为，汉语谐音造词是一种词源中断，是有意用现实语言中的词或语素来谐音。探明中断的理据，才能充分体现趣难词的欣赏价值。
这种理据性在网络语言中非常突出，如用“驴”谐称“旅游”的“旅”，“旅”的同音字、近音字有很多，之所以选择了“驴”，是因为长途旅游者背负沉重的行李，与驮重物的“驴”有一定的相似性，而且在中国文化中，驴具有倔强的性格和坚忍的精神。“驴”赋予旅游者一种形象化的谐趣、一种外化的品格象征，还隐含着一种自嘲和自重。选择的语音相关字反过来进一步赋予原同音字新的色彩和含义，语音和字形是相互(循环)激活词义，语音和字形都积极干预 词义的发展和分裂。
同样，在广告语言、文学作品语言中，语言使用者也往往追求趣味性、新颖性，语音造词也大量被应用，以求达到最佳的效果。
3 关联性交际策略的实施
语音造词也体现出一种交际的关联性。Sperber和Wilson(1995)提出了认知关联原则，或称“最佳关联假定”，即“人类认知倾向于追求积极认知效应的产生”。“交际关联原则”有两个含义：一是明示性刺激信号具有足够的关联性，值得受话者花精力加以处理；二是该明示性刺激信号是发话者能力和意愿所允许的关联性最大的信号。
拼音输入法的简单便利，以及提供同音字族联想库的现实性，使发话者的创造能力可以获得最快速的激发，趣味化意愿很容易获得满足。这使发话者乐于选择使用这种他们的能力和意愿所允许的关联性最大的明示性刺激信号——语音造词，利用语音中介带来的词形与语义之间的关联性，追求积极的交际效果。同时，受话者花费一定的精力，通过语境知识的整合，通过语言自动纠错的机制，往往可以获得积极的认知效果。比如用“败”来谐称“买”，因为买者常常既有一种高消费的“腐败”式的炫耀，又有一种花钱无度的“败家子”的自责，还暗合了英语buy(买)的发音。解读“败”，获得了比“买”更多的色彩和言外之意，达到了积极的认知效果。
四、网络语言中的语音造词法存在的问题
语音造词在当代造词法中的活跃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当人们付出了精力而关联性得不到实现时，认知效率就表现为零，联想、推理、整合等过程就被阻断。关联性差的表现主要有三种：主观性强、模糊性强、稳定性差。
主观性强：网络语言中一字多义、一义多形的情况比较多，比如“偶”有“额”、“饿”，“人”有“银”、“淫”等几种异形。在网络上，受个人语言特点的影响，有些网民往往从个人的主观喜好出发，缺乏对受话者的认知语境的合理预测，过于随意地使用语音造词，受话者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仍不解其义，无法实现预期的交际效果。
模糊性强：以语音为中介，常常会带来语义的不确定。周晓林等曾指出：“从语音激活难以得到确定的语义，因此通过语音中介得到语义是一条低效的通路。”模糊修辞有其省时高效性，也有其不定性、多义性，加上汉字同音字、多义字较多，常常使关联性得不到实现，或者虽然得到实现，但是认知效率相当低下。尤其是一些新造的多字母词，如LZ(楼主)、BS(鄙视)等，由于字母不代表固定的汉语语义，因此常常难以解读，关联性较差。
稳定性差：许多网络词具有临时性、偶发性，虽然我们认为临时造词和偶发造词也是新词，但是语言理解容易遇到问题，在词典的收词上也会出现争论。
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加上各种语体的区别，语音造词在网络语体之外很难广泛应用。因此，如何规范和引导这种造词方式，是学界应该关注的问题。
(责任编辑 刘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