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绍君
　　1939年生，河北定州人。 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近现代美术研究室主任。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博士生导师。
　　
　　[南望北顾楼随笔]之二
　　
　　艺术是谋生的手段，因为艺术家也是人，需要生存和温饱，需要养家糊口、社会交往、进行艺术再生产。而且，经济上的独立也是艺术家人格、思想独立的物质前提。但艺术从来不只是谋生的手段，更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创造和文化担当。忘却或失去了后者，仅把艺术当成挣钱的手艺，便会堕落为目光短浅、没有独立精神和形式追求、没有社会责任感的市场“艺术家”。
　　当代中国正进入艺术市场的起飞期，市场艺术和市场艺术家的繁殖空前加快—美术院校膨胀，拍卖行激增，“考艺热”一浪高过一浪，为市场艺术做包装的画册、刊物、电视、报纸、网页、展览会铺天盖地，熟练作画、熟练市场操作的画家不可胜数⋯⋯但真的艺术家、有意义有创造的艺术作品却没有增加，甚至越来越少。
　　新时期之初，我们曾经企盼艺术市场的开放，这种企盼是对艺术自由和创作个体独立的渴望，是和否定“文革”文化专制主义、催生与市场经济相一致的文化建设同步的。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增长，意识形态对艺术创作的制约更趋薄弱，而与权力结合的媒体、市场和资本逐渐主导艺术的潮流，画家的创作有了更大的自由，收入也今非昔比，与此相应，他们的生活和艺术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首先是生活方式变了，物质追求取代了精神追求。房子、花园、汽车、古董陈设、宠物、娱乐活动等等，在生活中的位置越来越高，清贫时期曾经有过的那种志气、锐气越来越淡，艺术创作日益贴近市场需要，日益疏远现实人生。
　　其次是心性变了，多了算帐心思、机心与谋略，少了痴心与率性。一切都从利益出发，画是自己的，技术是自己的，学生是自己的，关系网络是自己的，因为这一切都与“利”字有关。“利害”关系渗透于“艺”，难免加砌门户之墙，强化圈子派别之争，而艺术所需要的质朴、真诚、热情、专注和想象力则每况愈下。
　　三是行为方式和心态变了。为了赢得市场，要追求高学历、高职称、高政治地位、高社会关系，要用功于包装和宣传，为此，就要用许多画外功，包括商场上、交际场上的种种功夫，诸如请客吃饭、送画送礼、吹拉捧抬等等。而一旦功成名就，又常常变得骄狂，把“大师”一类的宣传想象视为真实存在，变得只能听好话，不愿听不同意见，更听不得批评。
　　四是艺术理念也变了。不再把艺术创作视为追求意义、追求创造的精神活动，而是处处考虑市场的需求，为市场而求风格的稳定，甚至满足熟练制作和风格化的重复，思想和艺术都趋于保守、固执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进入市场未必不能创作优秀作品、不能成为真艺术家。古代不说，近现代的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张大千、徐悲鸿、林风眠等大画家，也都以卖画为谋生方式或谋生方式之一，但他们从不把艺术视为单纯的谋生手段，而都有更高的精神与艺术追求；他们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市场，但主要是让市场适应自己的艺术。齐白石一辈子卖画养家，他对市场与金钱的看重，是众所周知的。他的印章“故乡无此好天恩”，主要是说家乡没有北京这样好的卖画条件。但齐白石始终在谋生的同时坚持自己的艺术追求。他在《画黄白菊》中题道：“黄金从来有价，白玉自喜无暇。多谢秋风得力，一齐吹到吾家。”—金钱和白玉（人品、艺品）他都要，哪个也不放弃。然而我们知道，他始终像普通农民那样朴素节俭，拒绝都市享乐主义；也始终保持着对乡土生活和自然生命的挚爱与怀恋，并将这种感情充分表现在创作中，赋予作品以强烈的感染力。此外，他卖画一向通过荣宝斋等中介，讲信誉，不炒作，不求官僚扶植，不弄吓人的社会虚衔作招牌。齐白石的成功与杰出，正在这后一方面！
　　在科技日益发达、专业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现代社会，技术官僚和各种类型的商人迅速走向社会的中心，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日益边缘化，从“社会良心”的角色转变为某一类专家、学者和艺人。另一方面，由于注重精神价值的精英文化的失落，消费性的现代大众文化的勃兴，本就处于边缘地带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很容易沦落为权势可以支配、金钱可以卖得的技术性或娱乐性工具。在这种情势中，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更应该保持清醒的理性，对独立思想与人格，对真理、正义、健康人生和种种人类普遍价值的追求。
　　艺术不只是谋生的手段，请三思啊！
　　2007年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