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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创意产业评价指数的应用，可以横向比较与纵深评估城市的文化产业建设状况，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提供一个客观考量的分析工具。本文从创意产业评价指数的视角来分析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在政策、资本、文化、环境、人才等要素配置方面存在的问题，由此进一步从战略定位、品牌设计、创意产业链、人才机制、文化中介、科技平台等方面探讨其可行性战略，以寻求一条适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业发展路径。
关 键 词：文化创意产业；评价指标；发展战略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13）04-0064-06
收稿日期：2012-11-05
作者简介：陈潇潇（1983—），女，广西南宁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行政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人力资源管理、城市管理；方世川（1982—），男，广西南宁人，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党的建设、和谐社会文化构建。
Florida（2002）从推动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出发，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划分为农业经济时代（A）、工业经济时代（M）、服务经济时代（S）和创意经济时代（C）。他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虽然服务经济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但创意经济增长速度之快，大有超越服务经济的趋势。产业融合和消费结构转型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为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使其一跃成为全球财富创造的新源泉。
在我国，随着《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的颁布，发展文化产业已经正式上升到国家战略性层面。[1]创意经济正逐步从传统行业中分离出来，日益演进为社会经济的主导型态。“十二五”规划提出了推进文化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2]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对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做出了全面研究部署。[3]文化创意产业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能，作为一种高附加值、高渗透性、强外部性以及低能耗性的新兴行业，它的兴起已成为发达国家的第四增长极，[4]成为促进经济增长、商业革新、科技进步、提高就业率及增强城市和国家竞争力的战略选择。
一、创意产业评价指数的理论阐述
创意产业源于英国的“国家文化品牌政策”。1998年，英国文化传媒与体育部（DCMS）发布的一份纲领性文件《Creative Industries Mapping Document》首次明确提出创意产业的概念：源于个人创造力与技能及才华、通过知识产权的生成和取用、具有创造财富并增加就业潜力的产业。[5]这一概念的核心内容是文化和创意，强调的是新兴文化理念与经济实践，该定义至后来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所沿用。享有“创意经济之父”美誉的英国学者约翰·霍金斯在《创意经济》一书中则将创意产业界定为“其产品都在知识产权法保护范围内的经济部门，本质是用创意资本投入把所有产业联系在一起。”[6]包括专利、版权、商标和设计四大类，他认为创意经济（CE）即等于创意产品价值（CP）与交易次数（T）的乘积，即CE=CP×T。
作为我国内地第一个文化创意产业分类标准，《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分类标准》（2008）将文化创意产业界定为：“以创作、创造、创新为根本手段，以文化内容和创意成果为核心价值，以知识产权实现或消费为交易特征，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体验的具有内在联系的行业集群。”[7]并把文化创意产业分为九大类，涵盖从上游到下游的产业链全过程，涵盖设计研究、生产制造及传播销售等各个环节的相关行业，其更多地强调文化产业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融合和渗透。
城市是人类文明结晶的载体，以知识产权和创意创造了财富与就业机会的新兴文化创意产业，带动了经济体从以服务业为主向专门的知识经济体系的飞跃。国内外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创意城市中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状况进行分析和研究，制定了相关评价指数（如下表）。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评价指数
■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文化创意产业评价指数起源于创意城市的竞争力评价。Landry的《创意城市》[8]一书是关于创意城市理论的权威著作之一。该书提出测量创意程度的活力和生命力在于七大关键要素，创意城市必须透过这些关键要素营造出创意生活圈，才能在都市空间中播种富有想象力的“创意”种子，让创意产业在适宜的环境中成长繁盛。
多伦多大学Richard Florida教授提出了“创意资本理论”和“欧洲创意指数”。他提出以3Ts（人才、科技和包容度）[9]来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创意水平，并反映创意产业对社会、经济等各个方面的影响。他深信一个国家创意阶层的百分比越高，其社会经济及科技发展就越蓬勃。
Florida研究的开创性在于提出创意阶层的概念，这个观点深深影响了后来学者的研究。在总结Florida的3Ts理论的基础上，哈佛大学经济学家Glaeser认为，Florida提出的各项研究指数之间存在高相关性，但波西米亚指数在欧洲城市的实证研究并不显著，其实际上是传统的人力资本理论。Glaeser坚持真正有效的推动因素应为3S：技能、阳光和城市蔓延，[10]以此强调良好的创意环境对扩大创意人才规模，发展创意产业的重要促进作用。
加拿大莱桥大学管理学院著名的华人教授鲍勇剑通过对多个创新产业集中地区进行调查后总结出“创新风水”由四项指数决定，即天分指数（本地区18岁以上人口中大学毕业生的比例）、波波指数（艺术类职业雇佣人数在本地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多元指数（外来就业人口占就业人口数的比例）以及高科指数（高科技企业在地区产业中的数量和产值比例）。[11]（p203-205）鲍勇剑教授所总结的创新风水，实际上就是对创新产业地区分布的有力阐释。
由John Kreidler主持的硅谷文化启动项目旨在通过“创意社区指数”[12]来量度艺术与文化如何在硅谷进行运作，及对该地的商业与科技创新做出的贡献。创意社区指数框架由四部分组成：文化杠杆包括艺术教育、领导能力、政策与投资；文化资产包括创意部门、集会场地和公众设施以及市民文化价值理解；文化参与包括对艺术和文化活动的参与性；文化效果包括创造力、贡献及社会连通性。该研究结果旨在反映艺术与文化的聚集程度对提升人文社会生活及推动硅谷经济的重要性，不但能为该地区带来精彩的文化生活，更对科技与经济发展具有正面影响力。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位于泰国曼谷的地区总部，于2004年底研究发展了一套全新指标，用于量度亚太地区文化产业的推动力。该指标由一系列人力资本（包括整体教育水平、创意技能及专业教育与职业培训、创意人才等）、科技发展（包括创新能力、咨询基础的有用性等）、市场需求（包括人口的购买力、其他产业在生产过程中对创意产品及服务的使用、本地消费模式与出口）及行政机构（包括立法机关、制度及金融体系）相关联的诱因所组成。[13]
基于Florida的3Ts理念构造的评价体系是研究创新条件的经典方法，国内学者和机构大多以此研究成果为理论基础，结合不同地区的特色设计出城市创意产业的竞争力评价体系。这些指数对于掌握本地创意产业发展状况及进行横向比较评估提供了基本分析工具。
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于2004年委托香港大学文化政策研究中心，在参考国际通行的城市竞争力评价指数及欧洲创意指数的基础上，研究了香港文化创意产业的资源禀赋，拟定了香港创意指数架构即5Cs模型：创意成果、结构及制度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其四种资本拥有多种面向，互为支援，从而影响了创意所衍生的不同成果，用于评估并比较我国 香港地区与邻近地区及亚洲城市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创造活力。
2006年，上海创意产业中心公布上海城市创意指数（SHCI），[14]（p15-18）这是内地最早出现的创意产业发展状况评价体系，该指数的制定参考了欧洲和香港创意指数体系，同时又结合我国国情和上海的特点，其内容包括产业规模指数（权重30%）、科技研发指数（权重20%）、文化环境指数（权重20%）、人力资源指数（权重15%）和社会环境指数（权重15%）五个方面，共计33个分指标。
通过分析国内外研究成果，本文认为，有关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评价指数是多方面的，主要涉及政策、资本、文化、环境和人才这五大因素。政策决定了产业发展的战略目标和规划；资本与创意产业的发展息息相关，高效发达的金融市场有助于创意产业的快速发展；传统文化产业对于创意产业的发展作用具有不确定性，以创意产品中文化含量的不同而影响供需状况；环境有助于促成创意氛围，提高创意产业与经济增长的耦合效率，形成良性的协调共生关系；人才决定了创意产品之间的差异度，培育创意阶层成为增加创意产业优势的核心要素，这对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深层困境
从文化产业自身的特性来看，文化产业发展的五大要素仅靠市场机制配置是无法达到最优的，政府有效配置资源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保障。当前，我国文化创意产业仍属于新兴产业，在政策、资本、文化、环境、人才等要素合理配置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致使区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缺乏活力、可持续性差，严重阻碍了文化创意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⒈政策体系不完善。由于地域条件的限制及历史原因，文化开放观念未能跟上时代步伐，各地对于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视程度不够，缺乏系统、规范的战略发展规划。在政策制定方面，往往形成多头立法、多方共管的局面，而监管重复、监管交叉、监管缺失等问题也时有发生。政策缺乏宏观科学规划，彼此间功能嵌合的内在联系缺失，难以形成全面、系统的文化产业政策支撑体系。地方保护主义普遍存在，盗版现象无法抑制，设计行业纠纷不断，知识产权立法缺失。
⒉资金投入缺乏有效性。问题主要表现在：文化建设相对滞后，融资渠道不畅通，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单一投资机制和相应的商业化运作公司还不具备市场营运能力，资金使用的随意性，资金投入缺乏持续性，资金使用用途缺乏机制保障，对产业资金投放也没有形成有效的评估机制。一些文化创意产业项目在未展开全面市场调研的情况下就盲目开发，同质化竞争非常严重，如此随意性大、缺乏论证投入的重复建设，不仅无法达到发展地方经济的目的，而且更严重的是导致了各地优势资源的浪费。
⒊地域文化资源开发失当。文化资源是文化创意产业的内容基础，所有的文化创意活动都是依托各类文化资源进行再加工与再创造的。我国拥有众多民族文化优势资源，然而，在文化创意产业开发过程中，往往注重表面业绩，过于急躁，开发过度或开发不足的现象屡屡出现，对文化资源开发时机与范围缺乏足够的论证，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规律缺乏深刻的认识，不注重挖掘自身优势，未能形成独具地域特色的文化产品，甚至为抢占资源而“大打出手”，这不但不能放大文化资源禀赋的经济价值，反而容易使整个文化产业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⒋环境资源设施不健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不仅需要完善的公共服务、运输、通信等公共基础设施环境，更需要包括高品质的大学、研发设施、风险投资及知识产权保护等法律保障在内的创意基础设施环境，以形成吸引文化创意产业的条件。文化事业发展投资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发达城市，其余大部分地区的发展平台尚未建立或不健全，支撑产业快速发展的环境不够成熟，文化创意产品被模仿或盗用的情况相当严重，这都会极大地打击创意者进行技术创新和文化创意的积极性。
⒌专业人才匮乏。受传统教育体制和当前激烈竞争环境的影响，作为文化创意产业核心资源的创意阶层相对缺乏，已成为制约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瓶颈。发达国家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占劳动力人口总数的比例很高，如纽约是12%，伦敦是14%，东京则高达15%，而我国的创意产业从业人员比例不到1‰。不但普遍缺乏能将文化商业化并成功进行市场营销的经营管理人才，更缺乏具有高端创新意识及掌握先进技术的国际性专业人才，而能体现原创精神和地域民族特色的人才则更少。
三、培育和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策略
⒈确定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战略定位。文化产业的教育、审美、传播等功能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思想信念、道德情操、精神风尚等社会价值认同体系，发展以能耗少、科技含量高、生产工艺先进、产品附加值高为独特优势的文化创意经济是提高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举措。中国文化产业振兴计划刚刚起步，要打造后发优势，需重视从国家战略高度确立创意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发展的新动力，在财政投入、税务减免、进出口贸易和技术、市场、人才培育等方面制定相应的扶持政策及战略规划。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更好地为实现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目标服务。如建立产品开发投资联盟体系、组建政策性支援银行、加大税收优惠力度、创立产业发展基金等。 ⒉将民族特色融入文化品牌设计。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无数的史诗、神话、典籍以及民族、国家与社会文化的象征人物等，构成了多层面、多结构、多主题的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的文化资源，这正是激发创意者灵感的源泉。日本改编《三国志》、《西游记》，迪斯尼公司推出了《花木兰》，好莱坞梦工厂的动画精品《功夫熊猫》等，这些作品对中国文化元素的全新演绎征服了世界，也警醒了中国。我们缺少的不是文化资源，而是缺少将文化资源打造成文化资本的创造力，没有形成独具匠心的知名文化品牌以及推广全球的成功模式。因此，如何挖掘深厚的传统文化矿藏，增加世界性的元素，使“本土化”与“国际化”相互交融，创造出既富有浓郁中国特色、民族风格，又有鲜明时代特征、符合当代审美情趣的文化原创精品，在世界创意产业格局中打造更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文化品牌，弘扬“华夏风”对全人类的独特贡献，是历史对中国文化创意业界提出的重大课题。
⒊打造核心产品，构筑完善的创意产业链。以主导产业为核心，吸纳大量与产业联系紧密的产业群及相关服务机构在空间上集聚，扩大产业链规模，最大限度地提升综合经济效益，是作为亚洲文化创意产业最发达国家日本的重要发展经验。作为新兴的文化创意产业，其较强的产业融合性决定了其在发展过程中需要整合各种资源，集群化发展趋势非常明显。我国文化创意产业要逐步摆脱“原创品→消费者”、“厂商→购买少部分原创形象→消费者”的单项盈利模式，向“原创品→衍生产品制造商互动开发→衍生产品→消费者”的产业链模式转型，依托中心城市的地域文化特点及区位优势，以一个主导产业为核心，加快资本、产权、人才、信息、技术等文化生产要素市场建设，做到一城一品，实现一带一群，增强产业关联度，激发、释放创意产业的价值扩散效应。
⒋改进创意人才培养激励机制。我国需采取以下措施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一方面，健全创意教育培训体系。政府应委托院校及企业合作培养具有中国特色的高层次文化创意产业的设计、制作、管理和营销人才。同时，应及时展开海外人才推进计划，加强与美国、日本等国家的交流和合作，选派人员出国研修，增强专业实践性，缩短人才与市场接轨的适应周期。另一方面，建立完善文化创意产业领军人物及创意大师的发掘和引进机制；依托展会、竞赛和专门奖项等载体，鼓励人才脱颖而出；设立文化人才基金，为创意者提供创意项目实施平台，努力营造一个有利于文化创意产业人才成长并使其才能充分发挥的良好氛围。
⒌在组织体系上坚持“官、产、学”一体化发展。在当今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改善文化产业跨界域全面整合资源面临着极好的机遇：一是要通过国家体制整合文化领域的各类资源，充分发挥政府政策指导、科研引领、组织协调的作用。二是各大学术研究机构和咨询机构要成立专门的文化产业研究部门，提供市场分析与前景预测等信息支持，为政府决策和企业发展战略提出建议；教育机构则要面向市场建立专业的高层次创意人才培养体系。三是文化企业要依托政府的政策支持及与学术机构之间的密切交流合作，吸收从学术机构转化而来的隐含经验类知识，实现创新价值。建立和完善“官、产、学”三位一体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合作机制，有利于促进以“政府支持、学术研发、企业发展、共同培养”为原则的科学组织平台建设，提高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挖掘可持续发展潜力。
⒍重视文化中介组织的发展作用。文化中介组织是文化产业市场运作的重要推动力，它包括行业协会、商会、基金会、促进会等社会团体和一些民办非企业单位及会计、律师事务所等机构。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由于缺乏完整的市场中介体系，社会运行效率并不高，常常造成创意产业链断裂或运行不畅的后果。因此，需要健全公正、公平、有效的中介组织和服务体系。企业的审核、认定、监督、指导、人才培训甚至行业统计都要交由中介组织负责，政府向其购买服务，并对其进行资格认证和监管。中介服务组织为创意者及企业主提供供求信息咨询服务，充分发挥技术顾问团的联动作用。通过专业运营商的运作，完善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知识产权等一系列生产要素市场体系，使创作、制造、宣称、销售等进行有机结合，提高产业创新成功率及成果转化率，构筑和谐统一的营销体系和市场网络。
⒎借助高新技术的飞速发展平台。蓬勃发展的文化创意产业，源于在先进科技的支持下，将独特的创意理念转化为新颖且具竞争力的文化创意产品。文化创意产品从提出、设计、生产到消费都离不开高新技术的综合应用。技术革新带来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趋势极大地推动了文化产品形态的演化和提升，主导着文化创意产业未来的发展趋势。比如：日本动漫文化创意产品充分融入科技元素，在其产品的创作上经历了手绘的图画摄制、计算机二维动画制作、计算机三维动画及网络技术应用三个阶段，开发出了一大批科技含量高、表现力强、文化内涵丰富的优秀文化产品。当今世界，数字文化创意经济的发展已成为文化发展战略的重点，将文化与高新技术条件的新组合纳入到产业生产过程当中，鼓励与IT产业深度融合、与文化创意产业链延伸，形成以高科技为载体、智力高度密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知识型高端文化创意产业，是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四、结论与启示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代表西方价值观的强势文化产品不断向我国渗透，中华民族文化产品的逐渐被边缘化，极大地危及了传统文化的传承。从目前来看，中国的整个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还处于萌芽阶段，社会还缺乏相应的创意氛围和文化创意经济理念，政府未能发挥资源配置的有效作用，缺乏相应的政策、资本、文化、环境和人才等配套资源，产业低效运转，无法形成集聚效应，这些都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转型及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步伐。政府作为发展的主导推动力，是创意阶层的崛起与创意园区兴起的“强心剂”。文化创意产业要想真正发展起来，就必须树立全方位的大文化发展战略观念，依托本民族的文化特色，以“原创性”为载体，定位于与文化相关的主导产业，并借助市场运作机制与外部环境机制，确立一条适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业发展路径，增强国际竞争力，使其尽快成为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核心力量。 总之，在知识经济时代，文化创意产业凭借其能源消耗少、科技含量高、生产工艺先进、产品附加值高等特点已快速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创意产业评价指数的应用为我国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提供了一个客观考量的分析工具，将现实数据与评价体系中的考查指标进行比对，可以横向比较与纵深评估城市的文化产业建设状况，并依此对文化产业战略与规划进行实时调整，规避风险，避免了资源浪费与重复建设，更有效地推进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有助于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与精神需求，有助于在世界的舞台上塑造和展示中国“和平崛起”的国家文化形象。
【参考文献】
[1]蔡武.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文化产业振兴规划》解读[N].人民日报，2009-09-30.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EB/OL].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3-16.
[3]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EB/OL].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10/25/c_122197737.htm，2011-10-25.
[4]厉无畏.创意产业导论[M].学林出版社，2006.
[5]Steven Jay Tepper.Creative Assets and the Changing Economy[J].The Journal of Arts Management，Law，and Society，2002（32）.
[6]John Howkins.The Creative Economy：How People Make Money from Ideas[M].London：Allen Lane，2001.
[7]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关于印发《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分类标准》的通知[京统发（2006）154号][EB/OL].北京统计信息网，http：//www.bjstats.gov.cn，2008-03-27.
[8]Charles Landry.The Creative City：A Toolkit for Urban Innovations[M].London： Earthscan Publications，2000：105-131.
[9]Richard Florida.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M].New York：Basic Book，2002：93-95.
[10]Edward L.Glaeser.Review of Richard Florida’s 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J].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2005（35）.
[11]鲍勇剑.营造魅力企业[M].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12]Cultural Initiatives Silicon Valley.Creative Community Index：Measuring Progress toward a Vibrant Silicon Valley[R].2005.
[13]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民政事务局.香港文化创意指数研究：中期报告[R].2O05.19.
[14]上海创意产业中心.2006上海创意产业发展报告[M].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牟春野）
关 键 词：文化创意产业；评价指标；发展战略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13）04-0064-06
收稿日期：2012-11-05
作者简介：陈潇潇（1983—），女，广西南宁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行政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人力资源管理、城市管理；方世川（1982—），男，广西南宁人，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党的建设、和谐社会文化构建。
Florida（2002）从推动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出发，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划分为农业经济时代（A）、工业经济时代（M）、服务经济时代（S）和创意经济时代（C）。他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虽然服务经济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但创意经济增长速度之快，大有超越服务经济的趋势。产业融合和消费结构转型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为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使其一跃成为全球财富创造的新源泉。
在我国，随着《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的颁布，发展文化产业已经正式上升到国家战略性层面。[1]创意经济正逐步从传统行业中分离出来，日益演进为社会经济的主导型态。“十二五”规划提出了推进文化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2]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对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做出了全面研究部署。[3]文化创意产业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能，作为一种高附加值、高渗透性、强外部性以及低能耗性的新兴行业，它的兴起已成为发达国家的第四增长极，[4]成为促进经济增长、商业革新、科技进步、提高就业率及增强城市和国家竞争力的战略选择。
一、创意产业评价指数的理论阐述
创意产业源于英国的“国家文化品牌政策”。1998年，英国文化传媒与体育部（DCMS）发布的一份纲领性文件《Creative Industries Mapping Document》首次明确提出创意产业的概念：源于个人创造力与技能及才华、通过知识产权的生成和取用、具有创造财富并增加就业潜力的产业。[5]这一概念的核心内容是文化和创意，强调的是新兴文化理念与经济实践，该定义至后来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所沿用。享有“创意经济之父”美誉的英国学者约翰·霍金斯在《创意经济》一书中则将创意产业界定为“其产品都在知识产权法保护范围内的经济部门，本质是用创意资本投入把所有产业联系在一起。”[6]包括专利、版权、商标和设计四大类，他认为创意经济（CE）即等于创意产品价值（CP）与交易次数（T）的乘积，即CE=CP×T。
作为我国内地第一个文化创意产业分类标准，《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分类标准》（2008）将文化创意产业界定为：“以创作、创造、创新为根本手段，以文化内容和创意成果为核心价值，以知识产权实现或消费为交易特征，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体验的具有内在联系的行业集群。”[7]并把文化创意产业分为九大类，涵盖从上游到下游的产业链全过程，涵盖设计研究、生产制造及传播销售等各个环节的相关行业，其更多地强调文化产业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融合和渗透。
城市是人类文明结晶的载体，以知识产权和创意创造了财富与就业机会的新兴文化创意产业，带动了经济体从以服务业为主向专门的知识经济体系的飞跃。国内外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创意城市中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状况进行分析和研究，制定了相关评价指数（如下表）。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评价指数
■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文化创意产业评价指数起源于创意城市的竞争力评价。Landry的《创意城市》[8]一书是关于创意城市理论的权威著作之一。该书提出测量创意程度的活力和生命力在于七大关键要素，创意城市必须透过这些关键要素营造出创意生活圈，才能在都市空间中播种富有想象力的“创意”种子，让创意产业在适宜的环境中成长繁盛。
多伦多大学Richard Florida教授提出了“创意资本理论”和“欧洲创意指数”。他提出以3Ts（人才、科技和包容度）[9]来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创意水平，并反映创意产业对社会、经济等各个方面的影响。他深信一个国家创意阶层的百分比越高，其社会经济及科技发展就越蓬勃。
Florida研究的开创性在于提出创意阶层的概念，这个观点深深影响了后来学者的研究。在总结Florida的3Ts理论的基础上，哈佛大学经济学家Glaeser认为，Florida提出的各项研究指数之间存在高相关性，但波西米亚指数在欧洲城市的实证研究并不显著，其实际上是传统的人力资本理论。Glaeser坚持真正有效的推动因素应为3S：技能、阳光和城市蔓延，[10]以此强调良好的创意环境对扩大创意人才规模，发展创意产业的重要促进作用。
加拿大莱桥大学管理学院著名的华人教授鲍勇剑通过对多个创新产业集中地区进行调查后总结出“创新风水”由四项指数决定，即天分指数（本地区18岁以上人口中大学毕业生的比例）、波波指数（艺术类职业雇佣人数在本地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多元指数（外来就业人口占就业人口数的比例）以及高科指数（高科技企业在地区产业中的数量和产值比例）。[11]（p203-205）鲍勇剑教授所总结的创新风水，实际上就是对创新产业地区分布的有力阐释。
由John Kreidler主持的硅谷文化启动项目旨在通过“创意社区指数”[12]来量度艺术与文化如何在硅谷进行运作，及对该地的商业与科技创新做出的贡献。创意社区指数框架由四部分组成：文化杠杆包括艺术教育、领导能力、政策与投资；文化资产包括创意部门、集会场地和公众设施以及市民文化价值理解；文化参与包括对艺术和文化活动的参与性；文化效果包括创造力、贡献及社会连通性。该研究结果旨在反映艺术与文化的聚集程度对提升人文社会生活及推动硅谷经济的重要性，不但能为该地区带来精彩的文化生活，更对科技与经济发展具有正面影响力。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位于泰国曼谷的地区总部，于2004年底研究发展了一套全新指标，用于量度亚太地区文化产业的推动力。该指标由一系列人力资本（包括整体教育水平、创意技能及专业教育与职业培训、创意人才等）、科技发展（包括创新能力、咨询基础的有用性等）、市场需求（包括人口的购买力、其他产业在生产过程中对创意产品及服务的使用、本地消费模式与出口）及行政机构（包括立法机关、制度及金融体系）相关联的诱因所组成。[13]
基于Florida的3Ts理念构造的评价体系是研究创新条件的经典方法，国内学者和机构大多以此研究成果为理论基础，结合不同地区的特色设计出城市创意产业的竞争力评价体系。这些指数对于掌握本地创意产业发展状况及进行横向比较评估提供了基本分析工具。
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于2004年委托香港大学文化政策研究中心，在参考国际通行的城市竞争力评价指数及欧洲创意指数的基础上，研究了香港文化创意产业的资源禀赋，拟定了香港创意指数架构即5Cs模型：创意成果、结构及制度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其四种资本拥有多种面向，互为支援，从而影响了创意所衍生的不同成果，用于评估并比较我国 香港地区与邻近地区及亚洲城市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创造活力。
2006年，上海创意产业中心公布上海城市创意指数（SHCI），[14]（p15-18）这是内地最早出现的创意产业发展状况评价体系，该指数的制定参考了欧洲和香港创意指数体系，同时又结合我国国情和上海的特点，其内容包括产业规模指数（权重30%）、科技研发指数（权重20%）、文化环境指数（权重20%）、人力资源指数（权重15%）和社会环境指数（权重15%）五个方面，共计33个分指标。
通过分析国内外研究成果，本文认为，有关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评价指数是多方面的，主要涉及政策、资本、文化、环境和人才这五大因素。政策决定了产业发展的战略目标和规划；资本与创意产业的发展息息相关，高效发达的金融市场有助于创意产业的快速发展；传统文化产业对于创意产业的发展作用具有不确定性，以创意产品中文化含量的不同而影响供需状况；环境有助于促成创意氛围，提高创意产业与经济增长的耦合效率，形成良性的协调共生关系；人才决定了创意产品之间的差异度，培育创意阶层成为增加创意产业优势的核心要素，这对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深层困境
从文化产业自身的特性来看，文化产业发展的五大要素仅靠市场机制配置是无法达到最优的，政府有效配置资源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保障。当前，我国文化创意产业仍属于新兴产业，在政策、资本、文化、环境、人才等要素合理配置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致使区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缺乏活力、可持续性差，严重阻碍了文化创意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⒈政策体系不完善。由于地域条件的限制及历史原因，文化开放观念未能跟上时代步伐，各地对于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视程度不够，缺乏系统、规范的战略发展规划。在政策制定方面，往往形成多头立法、多方共管的局面，而监管重复、监管交叉、监管缺失等问题也时有发生。政策缺乏宏观科学规划，彼此间功能嵌合的内在联系缺失，难以形成全面、系统的文化产业政策支撑体系。地方保护主义普遍存在，盗版现象无法抑制，设计行业纠纷不断，知识产权立法缺失。
⒉资金投入缺乏有效性。问题主要表现在：文化建设相对滞后，融资渠道不畅通，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单一投资机制和相应的商业化运作公司还不具备市场营运能力，资金使用的随意性，资金投入缺乏持续性，资金使用用途缺乏机制保障，对产业资金投放也没有形成有效的评估机制。一些文化创意产业项目在未展开全面市场调研的情况下就盲目开发，同质化竞争非常严重，如此随意性大、缺乏论证投入的重复建设，不仅无法达到发展地方经济的目的，而且更严重的是导致了各地优势资源的浪费。
⒊地域文化资源开发失当。文化资源是文化创意产业的内容基础，所有的文化创意活动都是依托各类文化资源进行再加工与再创造的。我国拥有众多民族文化优势资源，然而，在文化创意产业开发过程中，往往注重表面业绩，过于急躁，开发过度或开发不足的现象屡屡出现，对文化资源开发时机与范围缺乏足够的论证，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规律缺乏深刻的认识，不注重挖掘自身优势，未能形成独具地域特色的文化产品，甚至为抢占资源而“大打出手”，这不但不能放大文化资源禀赋的经济价值，反而容易使整个文化产业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⒋环境资源设施不健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不仅需要完善的公共服务、运输、通信等公共基础设施环境，更需要包括高品质的大学、研发设施、风险投资及知识产权保护等法律保障在内的创意基础设施环境，以形成吸引文化创意产业的条件。文化事业发展投资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发达城市，其余大部分地区的发展平台尚未建立或不健全，支撑产业快速发展的环境不够成熟，文化创意产品被模仿或盗用的情况相当严重，这都会极大地打击创意者进行技术创新和文化创意的积极性。
⒌专业人才匮乏。受传统教育体制和当前激烈竞争环境的影响，作为文化创意产业核心资源的创意阶层相对缺乏，已成为制约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瓶颈。发达国家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占劳动力人口总数的比例很高，如纽约是12%，伦敦是14%，东京则高达15%，而我国的创意产业从业人员比例不到1‰。不但普遍缺乏能将文化商业化并成功进行市场营销的经营管理人才，更缺乏具有高端创新意识及掌握先进技术的国际性专业人才，而能体现原创精神和地域民族特色的人才则更少。
三、培育和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策略
⒈确定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战略定位。文化产业的教育、审美、传播等功能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思想信念、道德情操、精神风尚等社会价值认同体系，发展以能耗少、科技含量高、生产工艺先进、产品附加值高为独特优势的文化创意经济是提高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举措。中国文化产业振兴计划刚刚起步，要打造后发优势，需重视从国家战略高度确立创意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发展的新动力，在财政投入、税务减免、进出口贸易和技术、市场、人才培育等方面制定相应的扶持政策及战略规划。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更好地为实现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目标服务。如建立产品开发投资联盟体系、组建政策性支援银行、加大税收优惠力度、创立产业发展基金等。 ⒉将民族特色融入文化品牌设计。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无数的史诗、神话、典籍以及民族、国家与社会文化的象征人物等，构成了多层面、多结构、多主题的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的文化资源，这正是激发创意者灵感的源泉。日本改编《三国志》、《西游记》，迪斯尼公司推出了《花木兰》，好莱坞梦工厂的动画精品《功夫熊猫》等，这些作品对中国文化元素的全新演绎征服了世界，也警醒了中国。我们缺少的不是文化资源，而是缺少将文化资源打造成文化资本的创造力，没有形成独具匠心的知名文化品牌以及推广全球的成功模式。因此，如何挖掘深厚的传统文化矿藏，增加世界性的元素，使“本土化”与“国际化”相互交融，创造出既富有浓郁中国特色、民族风格，又有鲜明时代特征、符合当代审美情趣的文化原创精品，在世界创意产业格局中打造更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文化品牌，弘扬“华夏风”对全人类的独特贡献，是历史对中国文化创意业界提出的重大课题。
⒊打造核心产品，构筑完善的创意产业链。以主导产业为核心，吸纳大量与产业联系紧密的产业群及相关服务机构在空间上集聚，扩大产业链规模，最大限度地提升综合经济效益，是作为亚洲文化创意产业最发达国家日本的重要发展经验。作为新兴的文化创意产业，其较强的产业融合性决定了其在发展过程中需要整合各种资源，集群化发展趋势非常明显。我国文化创意产业要逐步摆脱“原创品→消费者”、“厂商→购买少部分原创形象→消费者”的单项盈利模式，向“原创品→衍生产品制造商互动开发→衍生产品→消费者”的产业链模式转型，依托中心城市的地域文化特点及区位优势，以一个主导产业为核心，加快资本、产权、人才、信息、技术等文化生产要素市场建设，做到一城一品，实现一带一群，增强产业关联度，激发、释放创意产业的价值扩散效应。
⒋改进创意人才培养激励机制。我国需采取以下措施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一方面，健全创意教育培训体系。政府应委托院校及企业合作培养具有中国特色的高层次文化创意产业的设计、制作、管理和营销人才。同时，应及时展开海外人才推进计划，加强与美国、日本等国家的交流和合作，选派人员出国研修，增强专业实践性，缩短人才与市场接轨的适应周期。另一方面，建立完善文化创意产业领军人物及创意大师的发掘和引进机制；依托展会、竞赛和专门奖项等载体，鼓励人才脱颖而出；设立文化人才基金，为创意者提供创意项目实施平台，努力营造一个有利于文化创意产业人才成长并使其才能充分发挥的良好氛围。
⒌在组织体系上坚持“官、产、学”一体化发展。在当今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改善文化产业跨界域全面整合资源面临着极好的机遇：一是要通过国家体制整合文化领域的各类资源，充分发挥政府政策指导、科研引领、组织协调的作用。二是各大学术研究机构和咨询机构要成立专门的文化产业研究部门，提供市场分析与前景预测等信息支持，为政府决策和企业发展战略提出建议；教育机构则要面向市场建立专业的高层次创意人才培养体系。三是文化企业要依托政府的政策支持及与学术机构之间的密切交流合作，吸收从学术机构转化而来的隐含经验类知识，实现创新价值。建立和完善“官、产、学”三位一体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合作机制，有利于促进以“政府支持、学术研发、企业发展、共同培养”为原则的科学组织平台建设，提高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挖掘可持续发展潜力。
⒍重视文化中介组织的发展作用。文化中介组织是文化产业市场运作的重要推动力，它包括行业协会、商会、基金会、促进会等社会团体和一些民办非企业单位及会计、律师事务所等机构。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由于缺乏完整的市场中介体系，社会运行效率并不高，常常造成创意产业链断裂或运行不畅的后果。因此，需要健全公正、公平、有效的中介组织和服务体系。企业的审核、认定、监督、指导、人才培训甚至行业统计都要交由中介组织负责，政府向其购买服务，并对其进行资格认证和监管。中介服务组织为创意者及企业主提供供求信息咨询服务，充分发挥技术顾问团的联动作用。通过专业运营商的运作，完善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知识产权等一系列生产要素市场体系，使创作、制造、宣称、销售等进行有机结合，提高产业创新成功率及成果转化率，构筑和谐统一的营销体系和市场网络。
⒎借助高新技术的飞速发展平台。蓬勃发展的文化创意产业，源于在先进科技的支持下，将独特的创意理念转化为新颖且具竞争力的文化创意产品。文化创意产品从提出、设计、生产到消费都离不开高新技术的综合应用。技术革新带来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趋势极大地推动了文化产品形态的演化和提升，主导着文化创意产业未来的发展趋势。比如：日本动漫文化创意产品充分融入科技元素，在其产品的创作上经历了手绘的图画摄制、计算机二维动画制作、计算机三维动画及网络技术应用三个阶段，开发出了一大批科技含量高、表现力强、文化内涵丰富的优秀文化产品。当今世界，数字文化创意经济的发展已成为文化发展战略的重点，将文化与高新技术条件的新组合纳入到产业生产过程当中，鼓励与IT产业深度融合、与文化创意产业链延伸，形成以高科技为载体、智力高度密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知识型高端文化创意产业，是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四、结论与启示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代表西方价值观的强势文化产品不断向我国渗透，中华民族文化产品的逐渐被边缘化，极大地危及了传统文化的传承。从目前来看，中国的整个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还处于萌芽阶段，社会还缺乏相应的创意氛围和文化创意经济理念，政府未能发挥资源配置的有效作用，缺乏相应的政策、资本、文化、环境和人才等配套资源，产业低效运转，无法形成集聚效应，这些都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转型及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步伐。政府作为发展的主导推动力，是创意阶层的崛起与创意园区兴起的“强心剂”。文化创意产业要想真正发展起来，就必须树立全方位的大文化发展战略观念，依托本民族的文化特色，以“原创性”为载体，定位于与文化相关的主导产业，并借助市场运作机制与外部环境机制，确立一条适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业发展路径，增强国际竞争力，使其尽快成为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核心力量。 总之，在知识经济时代，文化创意产业凭借其能源消耗少、科技含量高、生产工艺先进、产品附加值高等特点已快速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创意产业评价指数的应用为我国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提供了一个客观考量的分析工具，将现实数据与评价体系中的考查指标进行比对，可以横向比较与纵深评估城市的文化产业建设状况，并依此对文化产业战略与规划进行实时调整，规避风险，避免了资源浪费与重复建设，更有效地推进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有助于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与精神需求，有助于在世界的舞台上塑造和展示中国“和平崛起”的国家文化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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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牟春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