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共同的利益。1954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赫鲁晓夫到中国庆祝新中国5周年华诞，并带来了寿辰大礼：把旅顺港和中长路还给中国，增加五十个援华项目，增加15亿贷款，再帮助中国修两条铁路。一条是走蒙古的，从呼和浩特到外蒙古，另一条是在新疆修一条铁路。后苏联答应在导弹核武器的研制方面帮助中国，并同意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样品，中苏两国因而在1957年10月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所以从54年国庆以后，苏联专家大规模来华，那些援建项目基本上都是55年到57年建成的，这一时期也是中苏关系最好时期。
　　朋友为了共同利益走到一起，也可为了各自利益分道扬镳。
　　一、苏共二十大的反响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接替国家领导人职务，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的处理决定和提出资本主义可以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中苏两党意见开始出现分歧。24日苏共二十大闭幕，当晚，赫鲁晓夫作了一个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进行全盘否定，这个秘密报告后被美国情报人员花300美元购得刊发在1956年6月4日《纽约时报》上，这个报告平地惊雷，在苏联国内外激起了巨大的波澜，引起了社会主义内部的混乱。而对斯大林的问题，中共有自己的主张，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认为赫鲁晓夫的做法有缺点，即批判斯大林这样的重要人物事先未同兄弟党商量，搞了突然袭击。对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过渡”理论，中共也不赞成，认为这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原则。这表明中苏之间产生了分歧，打破了过去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总是“完全一致”的局面。
　　二、波匈事件的意见分歧
　　此后不久，除上述两大分歧外，中苏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又有新发展。由于受苏共二十大的间接影响。1956年先后发生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处理波匈事件的做法也不甚满意，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因而批评苏共和苏联在处理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关系时有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等等。不过，相对而言，1957年以前，中苏在其他问题上的分歧都不及斯大林问题与和平过渡问题那么重要，那么引人注目。
　　三、关于经济“大跃进”
　　1956年，毛泽东正在思考是否可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苏共二十大后，中共两党开始出现分歧，毛泽东提出了“以苏为鉴”，并把经济建设与打仗进行比较，作出经济建设比打仗更容易的判断，于是一场明为赶英超美实则赶超苏联的经济大跃进运动便在毛泽东的推动下开始了。这次大跃进运动是以“全民炼钢”为主，直接提出了钢产量的目标：“到1962年，可以达到7500万吨——8000万吨。赶上英国不要5年，2年、3年就可以了。5年可以赶上苏联，7年最多10年就可以赶上美国。”对中国大跃进的具体做法和指标苏联表示怀疑，但总体上持肯定态度，并给予了实际的支持。这一案例表明中苏两兄弟不再像原来斯大林时期的忠肝义胆了。
　　四、关于人民公社
　　赶超苏联不只是一个钢产量，更主要是加快改变生产关系，提前过渡到共产主义。中国的人民公社是实现两个过渡的产物，即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将来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渡。人民公社是共产主义社会结构的最好的基本单位，毛泽东断定人民公社是走向共产主义的新途径，并且认为人民公社是中共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指出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希望得到各同盟国包括莫斯科的认可和支持，还指望中共不久的将来能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对人民公社的态度，苏联的表现就显得谨慎多了。最初，苏联对这一新事物感到新奇，希望增加对公社具体内容的了解。经过仔细研究，苏共中央认为，中共在人民公社问题上犯了急进盲动的错误，但鉴于当时中苏关系正处敏感时期，苏联没有公开发表不同意见。随着中国人民公社形势的发展，苏共感到不能继续沉默，赫鲁晓夫指出：“社会不能不经过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就从资本主义跳到共产主义”，“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会突然出现是不正确的”，“平均主义并不意味着向共产主义过渡，而是在破坏共产主义的声誉”。这明摆着是批评中国的人民公社，接着《真理报》发表了赫鲁晓夫对人民公社的看法，这就激怒了在庐山上的毛泽东。为了共同的利益和革命信念，中苏两党走到一起，结成兄弟并肩奋斗几十年。而今两兄弟都已成家，而且家底越来越强，分家难以避免，但是两兄弟谁都清楚分家必然削弱家庭实力，降低家庭地位，于是一山中的两只老虎磕磕碰碰愈演愈烈。
　　五、长波电台、联合潜艇舰队和台海局势的意见分歧
　　在国际交往中，任何一个国家无疑都要从本国的国家利益出发，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中苏之间也不例外。由于双方基本上遵循了“平等互利”的原则，不做损害对方国家利益的事，故双方虽在一些小的问题上也有“磨擦”，但在大的方面没有什么争执。然而，从1958年夏天起，情况却发生了变化，中苏两国在涉及国家利益的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了冲突。最初的风波就是当年夏天连续发生的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事件。苏方出于自身的需要，利用中国希望在建造潜艇方面得到苏方帮助，提出双方共同合作在中国建设一座长波电台和建立一支联合潜艇舰队。但中国方面却认为，这是苏方以帮助中国为借口，实际上侵犯中国的主权，并有控制中国的企图。此事后来虽然不了了之，但从此双方种下恶感。接着，当年8月又发生台湾海峡问题的争执。中国为打击蒋介石集团和警告美国不要干涉中国内政，未与苏方磋商便发动了炮击金门、马祖之战，苏方虽在表面上表示支持中国，反对美国，但因担心炮击金、马会引起美国的武装干涉，将苏联拖进美苏大战之中，故实际上对中国不满，并且进而单方面撕毁1957年10月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收回了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的承诺。
　　六、中印边界的意见分歧
　　1959年中国为维护自己领土主权，反对印度在中印边界进行挑衅，采取自卫手段。但苏方认为中印边界的武装冲突对苏美缓和不利，破坏了赫鲁晓夫访美的和平气氛，因而不顾中国的一再反对，公开发表了一个袒护印度的声明。
　　七、中苏关系彻底破裂
　　苏联也对中国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不满，而中国则对赫鲁晓夫热衷同美国拉关系颇有微词，显然，上述争执都涉及彼此的国家利益。一般来说，在国际关系中，国家利益的冲突必然会影响到彼此关系的好坏，因而中苏关系发生逆转。1960年，苏联片面撤走在华的全部专家，撕毁了243个合同书，废除科技合作项目257个，给中国经济建设造成巨大损失。同年，苏联在新疆挑起边境冲突事件，中苏关系恶化。1969年，苏军挑起珍宝岛武装冲突。苏联在中国边境增兵百万，威胁中国的安全。中国开始把苏联称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并且把苏联视为头号敌人，与苏联霸权主义进行斗争，中苏关系走向彻底破裂。
　　对于中苏关系的破裂，历史参考书中往往归纳为：由于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导致中苏关系破裂。用现在的眼光观察，你不难发现，中苏关系破裂难道仅仅是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的结果吗？斯大林时期应该是苏联民族主义和大国作风最厉害的时期，为什么在斯大林时期中苏没有决裂，并推动中苏关系到赫鲁晓夫执政前期发展到顶峰，只讲苏联怎么样，苏联的大国主义固然对中国有伤害，但中国难道一点责任都没有吗？历史发展到现在，用大国沙文主义解释中苏间的决裂是不能让人信服的③!
　　史学家沈志华认为:“中苏关系最终破裂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范式和准则中的某种结构性失衡”。由此想到，中国人最讲究一套就是人情世故，中国当政者也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建国初期的镇反运动，包括现在的GDP产值，国民收入，计划生育等等，数字化成了下达指令、执行政策的特色。所以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的之一就是要摆脱人治和数字化的怪圈，以法制和制度执政，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强调民主执政，科学执政。
　　大跃进、人民公社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小插曲，人民公社是大跃进的产物，这场运动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就全国总体而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并没达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发动运动的初衷，而且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搞乱了生产关系，严重挫伤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了重大损失。这场运动的失误与世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处于摸索阶段分不开。尤其是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际国内环境极其复杂的大国里，怎样搞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没有现成的答案，苏联和其他国家的模式又不完全适合中国情况，我们自己也缺乏经验，因此，在实践探索中犯错误是不可避免。列宁指出：“在这样崭新、伟大而艰难的事业中，缺点、错误和失误是不可避免的”。
　　对于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错误，党很快觉察，并着手纠正。1960年党的八届九中全会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建设方针，对于纠正1958年以来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起了重要的作用。从而使国民经济重新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一个党是否具有生命力，不在于她不犯错误，而在于她对待错误的态度。列宁说过：“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就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郑重的党的标志”。我们党对于自己所犯的错误，从来就是实事求是地不掩盖、不回避，敢于公开揭露，勇于积极改正。对于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党的错误，邓小平说过：“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同志都有错误”。他还进一步深刻指出：“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更重要是一个制度问题”，权力过分集中是现行制度中的主要弊端，“如果不堅决改革现行制度的弊端，过去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有可能重新出现”。这是对党犯错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也是对历史经验的正确总结。这表明我们党通过错误和挫折的锻炼变得更加坚强、更加成熟，因而完全有能力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